為我們的時代，尋找新的政治想像與實踐可能

本書旨在闡述一種以構建公平社會為最高目標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又稱右翼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首重經濟自由，左翼自由主義所在意的是：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與追求，而又有足夠的意願與善意參與社會合作時，國家應該基於怎麼樣的原則、建立什麼樣的制度，給予每個人公平而合適的對待，讓人們可以得到符合內心所欲的真實自由？

上述說法聽來大概不陌生。其實，自羅爾斯的《正義論》於一九七一年出版以來，左翼自由主義論述早已成為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也是絕大多數民主國家討論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時的基礎共識。不過，考量華人的政治現實與歷史語境：香港曾被認為是最能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內部卻有嚴重的分配不均，這幾年來各項自由更明顯限縮；中國在一黨專政下形成的「威權資本主義」，對人民在政治權利與經濟上造成雙重剝奪。作者認為，試圖整合自由與平等的左翼自由主義正是對上述境況的回應，需要透過更完整的說理，讓相關概念深植社會，進而去啟發、推動任何可能的改革。

以這樣的關懷為出發，作者在書中討論了政治為什麼必須要講道德，統治的正當性從何而來，以及從不同角度論證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並詳盡回應了右翼自由主義等代表思想家的觀點，直指其對公平性的犧牲與可能弊害，進一步去彰顯，為什麼左翼自由主義會是更好的選擇，讓每個人更有機會活出完整而有尊嚴的人生。

除了思想脈絡，本書的最後部分也收錄了作者多年來的公共實踐和哲學反思。透過這些過往的行動、記憶、對話甚至反抗，映射出哲學思考其實離不開個人的生活經歷，政治哲學也絕非書齋中的清談，而是能在公共生活為自己和他人帶來美好的一門技藝，它對這個世界是有所要求的。而這樣的哲學實踐，正是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以生命做出的示範：公共哲學不是離經叛道，而是回到哲學的源頭。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也曾客座國立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畢業，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哲學博士。著作包括《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小王子的領悟》、《我們的黃金時代》、《在乎》、《走進生命的學問》、《相遇》及《政治哲學對話錄》等，並曾三度獲頒「香港書獎」。

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是：每個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確保平等公民享有充分的基本自由、公平的機會，以及足夠的社會和經濟資源，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活出自己認可的人生。個人權利、憲政民主、共享發展、社會福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制度安排，都可以從這個理念推導出來。這裡的「左翼」，是自由主義的左翼，而不是反自由主義的左翼，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的公平社會」。

這樣一套理論，既反對威權主義和一黨專政，也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左派通常指前者，右派則指後者，而我所倡議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既反對前者，又反對後者，並嘗試整合自由和平等，作為公平社會合作的基礎。我有這樣的理論關懷，因為政治威權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的最大挑戰。這兩種主義既有複雜的理論建構，也有龐大的政治力量背書，在中國形成所謂「威權資本主義」，為活在制度下的個體帶來雙重壓迫：他們既在政治上失去基本權利，也在經濟上承受各種不義。如何在理論上回應這些挑戰，是本書的主要工作。

本書因此有兩條討論主線。第一條是論證自由民主的可貴，以及批評極權專制的可惡；第二條是分析右翼自由主義（也稱為「自由放任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不足，指出它為何無法回應「公平社會」的訴求，以及左翼自由主義為何更為可取。這部分尤其重要，因為過去數十年華語思想界的自由主義論述，幾乎全由右翼主導，直接影響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想像和評價。

讀者或會好奇，既然左翼和右翼都主張自由和反對專制，那麼兩者最大的理論分歧在哪裡？我長期在香港生活，而香港獲公認為最能貫徹自由放任主義理念的經濟體系。我以下將以香港的發展經驗為例，對此稍作說明。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政治訴求，是「保自由、爭民主」。這意味著，自由是我們已經有的，而民主是我們想要的。自由和民主，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而香港社運的理論資源，確實由自由主義傳統提供。可是，這個傳統對香港影響最大的，不是政治自由主義，而是經濟自由主義，特別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海耶克（F.A.Hayek）和傅利曼（MiltonFriedman）。從上世紀八〇年代開始，香港的政界、學界、商界，以及有代表性的媒體，都奉自由市場為圭臬，視之為「一國兩制」中必須保持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制度。

正因此故，在香港談自由，首要的就是經濟自由，例如財產自由、價格自由、投資自由、商品出入口自由，以及創業和就業自由等。也就是說，政府必須將監管減到最少，同時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的經濟政策，貫徹「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理念。而為了令市場經濟能夠順利運作，也需要其他制度配合，例如完善的司法制度、新聞和出版自由，以及資訊和遷徙自由等。這樣一套以經濟自由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自由制度，在香港得到廣泛支持，也獲得國際肯定，例如香港便曾連續二十五年獲評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第一。

「市場至上」和「積極不干預」的強勢，並非沒有代價。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長期存在大量貧窮人口和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均，情況更持續惡化。以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政府只須實行溫和的財富再分配，例如略為提高公司利得稅和個人薪俸稅，又或徵收銷售稅和資產增值稅等，窮人處境已可大大改善。經濟自由主義菁英卻說萬萬不可，因為任何財富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傷害，而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論述使得分配正義的討論在香港幾無容身之地，甚至連民主派政黨多年來也不敢對這個市場範式（marketparadigm）提出根本質疑。我們因此見不到，或不願意見到，香港繁榮背後極端的社會不公平，以及無數底層人民處於寸步難行的不自由狀態。我們甚至沒有機會好好辯論過，所謂「保自由」，保的是什麼自由，誰的自由，以及須為這些自由付出多大代價。

其次，這些經濟自由主義菁英也不斷勸導香港人，自由是一回事，民主是另一回事，千萬不要混淆兩者。既然香港已經有引以為傲的經濟自由，民主發展便可以循序漸進慢慢來，畢竟自由比民主重要。更甚者，如果我們為了爭取民主而不得不損害自由，就更應該三思而後行。最流行的說辭是：民主骨子裡是民粹主義，香港一旦有了民主，民主派為了討好基層選民，就會向政府施壓，要求大幅增加社會福利，而這樣做的後果，是嚴重限制經濟自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香港根本就不應該追求民主。一旦接受這種將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對立起來的論調，那麼經濟自由主義者不熱衷於爭取民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許多人以為，自由主義一定是自由和民主堅定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香港的經驗卻告訴我們，經濟自由主義者既不一定為所有人爭自由，也不一定重視我們認為至為重要的政治自由，更不一定真心支持民主改革，至於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更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這樣的自由主義，成為市場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和辯護士，結果是後者導致的問題，被人們認定全數來自自由主義本身。自由主義於是被視為既有體制的共謀，失去批判性和進步性。我們因此也能明白，這種支配香港的意識形態，很難為民主運動提供太多有用的道德資源。我們的困境，不僅來自中共打壓，也來自我們自身。（未完）

 前言

導論：思想的力量

第一部分 政治與道德

1 政治道德之必要

2 較真的政治

3 反思性認可與國家正當性

4 要求正義的權利

5 公共哲學的理念

第二部分 自由與民主

6 自由的理念

7 消極自由的基礎

8 自由與容忍──回應胡適先生

9 論思想自由

10 為民主辯護

11 個人自主與自由的優先性

第三部分 市場與正義

12 金錢、產權與自由

13 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對海耶克理論的一個反駁

14 機會平等的理念

15 自由主義的平等觀

16 一種正義社會的想像

17 左翼自由主義的正義提綱

第四部分 文化與身分

18 宗教自由的基礎

19 文化認同與承認的政治

20 自由主義與群體權利

21 自由愛國主義

22 公共生活的意義

第五部分 左翼與右翼

23 還有理由做個自由主義者嗎？──左翼與右翼之間

24 馬克思與羅爾斯

25 左翼自由主義的理念

26 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

第六部分 往事與時代

27 我們都配得上自由──微博上的自由課

28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

29 當第一枚催淚彈擲下來

30 抗命者言──雨傘運動被捕記

31 守護記憶，就是守護我們自己

32 自由誠可貴──我的微博炸號紀事

33 逆流而行

後記

注釋

參考書目

5公共哲學的理念

在前面四章，我已論證政治道德為什麼必要以及如何可能，也指出公民作為政治社群的道德主體，有通過反思性認可來要求得到公正對待的權利。由此可見，這是一種政治哲學式的思考，關注的是權力的正當和制度的正義等規範性問題。這裡引申出兩個更為基本的問題：什麼是政治哲學的目標和關懷？什麼是政治哲學人的責任和期許？

我認為，政治哲學的根本關懷，是思考人類應該如何合理地活在一起。我在本章將指出，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政治哲學至少有三項任務：理解政治規範、實踐公共證成，以及尋求另類的政治想像。這是三種性質不同卻彼此相關的知性探索，目的在於更好地瞭解我們的政治世界，證成更公正的社會秩序，以及尋找集體生活的另類可能性。

本文頭三節，我將嘗試論證這樣一種對政治哲學的理解。然後在餘下三節，我會進一步主張，這三種探索可以具有一種「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的特質：作為哲學工作者，我們可以在公共領域，以公民身分，就重要公共議題，運用清楚明晰的語言，作出理解、證成和想像，並積極以不同方式介入公共討論，與其他公民一起建設有道德底蘊的公共文化，從而為政治轉型和社會進步提供有用的道德資源。

本文無意提供一個關於「何謂政治哲學」的普遍性定義。事實上，對於政治哲學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不同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這很正常，我們不必在此問題上要求共識。我對公共哲學的理解，深受我多年來公共參與的經驗影響，本文可說是我對這些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公共哲學的理念，目前或許得不到哲學界足夠的認可和重視；公共哲學的實踐，現在更須面對各種艱難的現實考驗。可是正因如此，我特別希望更多人見到它的意義和價值。

一

我們先來談「理解政治規範」。我們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這個世界以規則為基礎，形成各種制度，並以強制性的方式要求我們服從。定義這些規則的，是一套規範性語言；其中骨幹，往往是政治社群共享的觀念和價值。舉例來說，主權在民和個人權利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這些價值體現於制度，沉澱成文化，模塑我們的政治道德觀，從而指引我們的思考和行動。一個真正穩定的政治社會，必然也是一個道德社群，其共享的價值不僅為人們的行動提供規範，更為強制性權力的行使提供正當性。若要評價政治秩序的得失好壞，我們便須先理解這個充滿規範性和強制性的世界。

「理解」作為人的一種知性活動，必然預設「我」作為理解的主體。理解的過程，是指「我」作為主體對政治社群的觀念、價值、歷史、文化和制度展開廣義的反思性探究。這種探究有助我們認識觀念的定義與意義，價值的起源與演變，傳統的活力與限制，以至整個社會制度對人的影響和支配等。更進一步說，反思性也意味著「我」可以運用各種思想資源，對探究對象作出批判性的詮釋和評價，而不是先驗地受到意識形態和習俗成見的規限。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徹底擺脫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約束，成為完全自主的（fully autonomous）主體。由於人總是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限制遂無可避免。儘管如此，在合理的社會條件下，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成為有效的反思性主體，使批判和超越成為可能。與此同時，理解的過程，也非完全主觀和任意，而是有其客觀性，其背後的判斷標準，往往由知識社群通過持續的反思性探究形成的價值共識來提供。

因此，我們須留意，作為主體的「我」，總是活在世界之中而非世界之外，而政治秩序中的觀念和制度，也必然會以不同方式影響「自我」的構成。既然如此，自我的內涵必然也是規範性的，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人的身分。例如在民主社會，我們理解自身為「平等的自由人」，就顯然和我們生活的政治秩序分不開。在此意義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同時是對自我的理解；同樣地，我們對自我的探索，也是對世界的探索。理解的過程，無可避免地將「我」和世界聯結起來：它既是主體尋求對外在世界的客觀認識，也是一種內在的自我認識，幫助我們更好地看到政治的規範性如何從根本處影響自我的構成。

一旦意識到「我在政治世界之中」以及「我可以系統地反思這個帶強制性的規範世界」，我們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就會彰顯，政治秩序就不再是不可改變和無法質疑的既定事實，而是我們可以作出道德評價並提出正當性訴求的對象，包括要求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這種意識的覺醒，是政治哲學思考的起點：個體在內在和外在的各種限制中，努力嘗試建構一個政治道德的觀點，藉此理解和要求世界。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我們活在制度之中，同時每天在運用不同觀念，要理解它們還不容易？實情恐非如此，而這至少有三個原因。其一，我們正在運用各種觀念，並不等於我們便能夠確切知道這些觀念的意義，更不要說清楚背後的證成理由。例如我們天天在談論自由，可是對於如何定義「自由」，哲學史上卻有數之不盡的爭論。其二，我們不是活在「真空狀態」，而是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因此，我們接受的觀念和制度都有一個傳統。要瞭解當下，我們往往必須認識過去；而要認識過去，就必須對我們的傳統有深入瞭解，包括觀念史和精神史。其三，要認識當下和瞭解過去，我們須先具備問題意識和建構出合適的理論框架，再通過細緻的分析整合，才有可能形成有意義的詮釋和論述。

以上三者，均是極大的知性挑戰，需要知識人的共同努力。以源起於十六世紀歐洲的「現代性」文明為例，它的觀念和制度為世界帶來根本改變，包括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政教分離、資本主義的興起、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的出現等等。理解和反思現代性及其後果，是過去數百年西方思想家的共同關注。而到了今天，現代性席捲全球，對前現代的傳統文化和宗教構成巨大挑戰，同樣也是當下中國面對的大問題。

讀者或會質疑，理解政治世界為什麼那麼重要？畢竟對制度和文化的反思性探究，不僅需要大量的知識勞動，也可能令我們付上不菲代價，例如不為當權者所喜（因為揭穿了社會某些虛假景象），又或承受一種「世界解魅」的失落（因為原來的意義世界不復存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對制度和傳統的足夠理解，一旦社會出現巨大變動和嚴峻挑戰，我們將難以知曉問題的根源，更不知該以什麼方式去應對這些挑戰。

讓我舉例說明。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李鴻章曾上書皇帝，感嘆他們的時代「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和那個時代的士大夫意識到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危機，可是卻不知道如何應對，因為傳統文化的知識資源不足以幫助他們去理解那樣的大變動。中國現代化之所以舉步維艱，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對自身傳統和西方欠缺深入理解，所以往往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以至新文化運動，可視之為中國知識階層一波接著一波的自救運動。他們一方面努力尋找中國積弱的病因，另一方面積極仿效西方以求出路，所以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君主立憲」、「全盤西化」等主張。

中國近代知識人為了現代化而這樣上下求索，雖然挫折重重，直到今天仍是前路未明，卻是集體自救和社會變革必須要走的路。石元康先生便認為，自我瞭解是自我超越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必須要先瞭解到自己所處的環境究竟是怎樣的，以及自身主觀所擁有的世界觀，價值觀究竟是怎樣的之後，才有可能擺脫它們對我們的羈絆。」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反思性的自我瞭解，包括與不同傳統和制度的比較，是一個社會面對困境，不斷集體學習以求出路的過程。

回到個人層面來說，自我理解對於追求幸福同樣重要。作為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活好自己的人生。可是怎樣才叫「活得好」（living well）？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活得好」這一概念本身有所把握，否則我們根本無從判斷怎樣的生活才值得過；其次，我們須對自身有所瞭解，否則我們不知道如何在眾多可能性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命模式」﹙mode of life﹚； 最後，我們須對實現幸福人生的社會條件有所認識，例如要知道怎樣的制度安排，才能確保每個人有基本的自由和必要的物質條件，去實現自己的人生計畫。由此可見，人的幸福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個人欲望的最大滿足，而須對「自我」和「社會」有深刻瞭解。

誠然，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也會促進人對世界的理解，而政治哲學的獨特之處，是以人類社會的「規範性」（normativity）為主要探究對象。規範性關心的是應然問題，包括行為對錯、權力有無正當性、法律是否正義、政策好壞，以至制度能否給予個體公平對待等。規範性貫穿我們生活的每個領域，構成集體生活和個人行為的基礎。在此意義上，政治哲學的反思性探究絕非可有可無，而是我們致力尋求公正社會秩序、活出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