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非洲的八堂課：法蘭西公學院課程講稿（簡體書）

本書由著名作家阿蘭·馬邦庫在法蘭西公學院的講稿整理而成，涉及非洲的文學寫作、文化甚至政治視野等多個方面。“黑人性”並不僅僅是黑人之間的事，更是一種重新思考黑人人文主義精神的方式。從黑暗走向光明，非洲經歷了漫長的斗爭，這八堂課表達了作者對非洲文化與全球文化和平相處的強烈渴望。本書也是一份綜合性指南，讓我們擺脫那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其他誤解，擺脫西方殖民話語轉述，重新認識真正的非洲。

阿蘭·馬邦庫（Alain Mabanckou）
法語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現居美國洛杉磯，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於2021年榮獲英國皇家文學學會國際作家終身榮譽獎；被譽為“非洲的塞繆爾•貝克特”。其作品以獨特的敘事風格和對非洲文化的深入探討而著稱，兩度入圍布克國際獎，並贏得黑非洲文學大獎、勒諾多文學獎等多項殊榮。代表作有《打碎的玻璃杯》（2005）、《豪豬回憶錄》（2006）、自傳體小說《明天，我二十歲》（2010）等。

勒諾多獎得主、布克文學獎評委，被譽為“非洲的塞繆爾·貝克特”的阿蘭·馬邦庫全新力作。
在多個藝術領域自由穿梭，在多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語境中認識一個“流動的非洲”。
一部勾連個人記憶與集體歷史的後殖民主體的“真誠史”，揭示法語作品不止法國一個中心。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劉成富教授導讀推薦。

一切都始於2015年安托萬·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的一封來信。孔帕尼翁是法蘭西公學院法國文學和現代文學教席教授。他告訴我公學院希望邀請我主持藝術創作年度教席，他還在信中強調，這是公學院第一次請作家擔任該教席的主講人。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背水一戰的，是與黑非洲文學史相關的若干因素。當年我還是一名在巴黎求學的青年學人，每當路過法蘭西公學院時，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1956年黑人作家和藝術家大會，舉辦地就在公學院旁邊的索邦大學。我眼中的巴黎第五區到處都是阿裡翁·迪奧普（Alioune Diop）的身影。他不僅是大會的組織者，還是《非洲存在》雜志（Présence Africaine, 1947）及同名出版社（1949）的創辦人。時至今日，非洲存在出版社仍在其原址——學校路27號，與法蘭西公學院不過數百米的距離。拉丁區當時是巴黎名副其實的“非洲知識分子”聚集地，也是孕育“黑人思想”（la pensée noire）的真正搖籃。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貝爾納·達迪耶（Bernard Dadié）、謝赫·安達·迪奧普（Cheikh Anta Diop）、阿馬杜·昂帕泰·巴（Amadou Hampaté Ba）、萊昂-貢特朗·達馬斯（Léon-Gontran Damas）、雅克·拉伯邁南賈拉（Jacques Rabemananjara）及其他黑人性思潮的先驅們頻繁光顧非洲存在出版社同名書店，諸如西奧多·莫諾（Théodore Monod）、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喬治·巴蘭迪耶（Georges Balandier）、米歇爾·萊裡斯（Michel Leiris）等法國知識分子也是常客，大家共同推動著這場黑非洲的文化勃興。此外，還有來自不同語言環境的知名人物的助力，如巴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理乍得·賴特（Richard Wright）、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約瑟芬·貝克（Joséphine Baker）等。
盡管非洲在巴黎中心掀起了一股文化熱潮，但在法蘭西公學院卻備受冷遇。非洲真的無人問津嗎？某種程度上也並非如此，其實，早在法蘭西殖民帝國時期，公學院就曾開設多個“南方國家”（pays du Sud）教席—實指世界各地的法國殖民地，偏重北非、北非史及穆斯林社會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資金並非來自法國，而是來自殖民機構！
非洲社會比較研究教席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由人種學家和人類學家弗朗索瓦茲·埃裡蒂埃（Fran.oise Héritier）主持，它在埃裡蒂埃教授的學術聲譽和威望下實現了一次真正的進步。可惜這門內容豐富、氣氛熱烈的課程沒有在法國教育系統內部創造我們原本期待的突破之勢，即在顛覆思想的同時，加速推進“非洲研究”（études africaines）在這座知識殿堂的生根發芽。眼下，在我授課的美國，非洲或非洲裔的大學研究員、作家或藝術家常常被委以教職，並被納入法語系師資隊伍，這一傳統由來已久，目前包括任教於路易斯安那大學及紐約城市大學的馬提尼克人愛德華·格裡桑，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分校的瓜德羅普人瑪麗斯·孔戴，紐約大學的阿爾及利亞人阿西婭·杰巴爾（Assia Djebar），西北大學芝加哥分校、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喀麥隆人阿基爾·姆邦貝（Achille Mbembe），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分校的塞內加爾人蘇萊曼·巴希爾·迪亞涅（Souleymane Bachir Diagne），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及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分校的吉布提人阿卜杜拉曼·瓦貝裡（Abdourahman Waberi）等。
我從未將“無人問津的非洲”看作法國大學界策劃的一場集體陰謀的佐證，事實上，它常常被當成替罪羊。做事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要灰心喪氣，讓我們逐漸打破隔閡，增進彼此的了解，被排斥在文明大合唱外的聲音將奏響明天的世界。這些被錯誤描述為“遙遠異邦”的聲音其實是缺失的碎片，讓我們能夠以最多樣化的方式界定我們的人文精神。
因此，我不會推斷出非洲缺席於法國教育體系的結論。當涉及整合殖民史的相關問題時，還是存在一種畏手畏腳的心態，非洲研究在法國仍被視作可疑的、反動的、具有煽動性的，因出言駁斥法蘭西民族的“美好與黃金”時代而聲名狼藉，法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向“白人的眼淚”低頭。
如此一來，以不同的方式談論非洲就會被視作一項對前殖民強國的指控。關於和黑非洲的相遇，它已寫就自己的版本，並使其在教學中得以普及，因此，法國不希望看到幾個“瘋子”對這部精彩的史詩指手畫腳。這些抵抗者讓一些人心懷恐懼，以至於認為非洲研究與後殖民研究是危險且有害的，只會不停地把歐洲送上被告席。這一想法的荒謬之處在於，非洲研究與後殖民研究傳達的是他者的呼吸，是對單一、僵化且武斷的歷史觀的拒斥，是直面征服、衝突、矛盾、分歧、偽善、忘義、斗爭等問題的必要實踐。
我們知道，法蘭西公學院誕生於1530年並延續至今，而在它創立的年代，非洲既不是一塊失落之地，也並非一片無序之地，盡管有人總想借此為殖民遠征隊及所謂的文明使命辯解！不，經西方世界粗略勾畫的非洲是一個被幻想出來的非洲，一個對矛盾話語抱有敵視態度的非洲。要確信這一點，只需要重讀探險家奧爾弗·達佩爾（Olfert Dapper, 1639—1689）的作品即可，它們出版於公學院成立的一個世紀後。這名“未知地帶”的荷蘭專家對地處中非的剛果王國做過細致描寫，比如王國的政治等級劃分及其享有的崇高知識威望。外交家兼探險家哈桑·瓦贊（Hassan al-Wazzan，別名“非洲人萊昂”）及其他確鑿記事則記錄著西非廷巴克圖（Tombouctou）的知識資本。
16世紀也充斥著種種把我們非洲人排除在外的片面之詞。對西方世界而言，我們天生就不是思考的料，這種偏見將在我之後的課程中反復提及，直到殖民文學時期，我們在歐洲人的筆下仍然沒有話語權，歐洲在以我們的名義替我們說話，把我們貶損至一種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無智狀態。這些成見只有等到真正的非洲文學出現才會受到質疑。真正的非洲文學與歐洲人書寫的有關非洲的文學勢如水火，而後者竟然也被稱為非洲文學！
當我考慮接受法蘭西公學院的邀請時，這些想法在我的腦海裡盤旋。我不希望這份榮譽的獲得是因為我的膚色，這只會讓我感到冒犯而非喜悅，否則我將毫不遺憾地拒絕公學院的邀請。我傾向於認為，公學院希望邀請一名作家—安托萬·孔帕尼翁在推選辭中也對此做出充分說明。此外，我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不是與研究夏爾·波德萊爾、維克多·雨果、馬塞爾·普魯斯特等法國文學的經典作家的專家們同堂競技。公學院沒有命令或建議我做任何事情，它甚至對我打算著手的研究領域毫不知情，也許公學院期待我對寫作“手藝”（métier）展開長篇大論，開展某種高水平的“寫作工坊”，畢竟公學院是鑒於我的作家身份才將藝術創作教席委托於我的。但為何我要跳過我的“出身”而直接開講寫作“技巧”呢？我的“出身”扎根於非洲文學，它誕生於對歐洲文學經典的反叛，非洲人在歐洲文學裡僅僅是一個被貶損的啞角，他身著奇裝異服充當歐洲人的護衛，嘴裡只會發出一些咕咕囔囔的聲音。我為此向公學院提議開設一門導論課，介紹黑非洲的法語寫作。在今人的眼中，非洲是上演部落戰爭、獨裁統治、香蕉共和國等大戲的舞臺，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獨立的太陽”曾敲響新興國家解放的鐘聲。這些新興國家的國境線是前歐洲殖民列強在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召開的著名的柏林會議上劃定的。
我獨立制定了課程目標，它們反映著我內心長久的企盼，在大寫的藝術給予我的自由中，我將填補復數文學背景下的一處空白，使大作家的名字不斷回響，他們早已享譽海外，卻在法國寂寂無名，盡管他們和法國作家一樣，都使用相同的語言寫作，在相同的出版社發表作品。我希望能夠揭示，法語作品不止法國一個中心，它們如觸手般超越了歐洲大陸狹隘的地域界限，將廣闊空間囊括其中，它們不斷探索想象的可能性，在五大洲傳遞用法語構築的想象奇觀。
我在接受任命後開始著手下一步的行動：寫作就職演講稿。它是一張行進圖，幸運的話，它可能成為我們遺忘所有後的唯一留存！我希望這場就職演講可以反映我的個性（第一人稱代詞“我”是有必要的），因為我把個性看作我個人身份的延續。這場就職演講當然將立足文學史。基於此，我將回顧某些種族意識形態，西方在探險和殖民遠征時期對非洲的印象，從最陳舊的觀念出發的非洲法語文學是如何孵化並催生出一份對過去，尤其是現在的我們而言不可讓渡的遺產的，那就是我們非洲人自己對我們世界的構想。
我不停地提醒自己，當心成為一名陷入某種抱團的非洲主義的作家—攜帶一件殺傷性武器到法蘭西公學院控訴西方對非洲犯下的累累暴行！相反，我會懷著感激之心看待幫助我向世界敞開自我的，來自他者之地的想象。世界在我看來就像一門語言，與此同時，我不會放棄對客觀批評的追求……
第一課是整個課程最為重要的部分，準備工作一點兒也不輕鬆，不安與緊張讓我在開講前的幾個夜晚難以入眠，“被咬破的網眼”滋生著持續的焦慮，我為可能的“功虧一簣”憂心忡忡。我像一個準備大型口試的大學生，身邊到處都是書，所有墻上都貼滿了筆記！
就職演講的傳統形態通常涉及主題介紹，也會對此後一整年的教學活動及所探討的問題做出說明。公學院與大學的課程設計有所不同，它取消了評分制度，以課程和研討會的形式向公眾開放教學。本著這一精神，我在幾個月裡閱讀了多份就職演講，對神學、自然人類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教授主講的課程內容做了大致了解—《歷史的用處》（Ce que peut l’histoire）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主講人帕特裡克·布歇倫（Patrick Boucheron）的就職演講十分精彩。
我必須寫作我自己的就職演講，必須在公眾面前發表我自己的就職演講。然而，在寫作的當口，直到我進入瑪格麗特·德·納瓦爾（Marguerite de Navarre）階梯教室以前，我對參與課堂的公眾構成還一無所知。我萬萬沒有想到，2016年3月17日會有1300余人擠在教室門口，法國及國際媒體的到場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甚至罕見地對就職演講進行實時直播——讓非洲大陸的非洲人也能全程參與。
在場的非洲人與非洲人後裔中，有許多人是第一次來到法蘭西公學院，在瑪格麗特·德·納瓦爾階梯教室前（我的課程與研討會的舉辦地）經歷漫長等待，我大為感動。他們的到場不僅僅是為了表達看到自家“兄弟”的自豪，同樣也是為了向走進這座輝煌殿堂的黑非洲文學致以敬意。對他們而言，是非洲從大門走進了法蘭西公學院……
法蘭西公學院的非洲存在值得鼓勵，鑒於我的課程曾受到公眾與法國媒體的熱烈歡迎，這讓我對教員開放性及法國公眾與媒體的接受度感到樂觀。在這裡，我滿懷喜悅地向大家推介我的八堂課，借此我們可以平和有禮地重讀我們共同的過去，如同接受一次對話的邀請。唯有如此，我們的存在再不會受偏見束縛，我們的未來再不會受奇談怪論污辱。文末一並附上兩篇文稿：一篇是以“法語世界”為主題的致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另一篇是應法國國家元首邀請，在蘭斯發表的紀念為法國戰鬥的非洲步兵團的演講稿。它們或遠或近地構成了我的法蘭西公學院之行的一種延續。

阿蘭·馬邦庫
於洛杉磯
2019年5月30日

前言
第一課 黑人文學：從至暗到光明
第二課 什麼是黑人性？
第三課 非洲文學探討的若干主題
第四課 非洲文學作品在法國的出版情況
第五課 民族文學與政治煽動
第六課 非洲與“黑色法蘭西”：與歷史面對面
第七課 黑非洲的內戰與兒童兵
第八課 寫在盧旺達大屠殺後
致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
為黑人英雄紀念碑致辭
注釋
譯後記

中文版導讀
非洲法語文學的新視域

1921年，法國人將龔古爾文學獎頒發給加勒比地區的黑人作家勒內·馬朗（René Maran, 1887—1960）的小說《霸都亞納：真正的黑人小說》（Batouala: Véritable Roman Nègre, 1921），從此非洲法語文學正式進入了西方讀者的視野。馬朗生於巴西北部的法屬圭亞那，並不算土生土長的非洲人。年少時，馬朗在法國西南部的城市波爾多接受法國教育，寒暑假常常去其父親工作的非洲旅行。長大後，他在法屬赤道非洲謀得了一個殖民地行政長官的職位。他以自己在非洲的經歷寫成的代表作《霸都亞納》獲獎後，在法國文壇引起了不小的波瀾。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擁有神奇力量、情感經歷豐富、戰功顯赫、狩獵能力出色的族長霸都亞納。在對人物的生活、命運和生存環境的敘述中，作者展現了法國殖民統治下黑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法國殖民者在這片土地上的種種罪行，尤其是西方文明對黑人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這是一部“寫真主義”小說，非洲黑人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富有情感的、感性的而非理性思考的生命。由於在講述非洲族長霸都亞納的故事中，作者批判了法國殖民者在非洲的暴行，字裡行間流露出了具有獨立意識的非洲精神，這部小說很快遭到了法國當局的封殺。
不難看出，在反殖民主義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民族覺醒意識是非洲法語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在塞內加爾國父、詩人列奧波德·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 1906—2001）的眼裡，馬朗是“黑人性”（Négritude）運動的先驅，他的文學創作引發了人們對非洲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認識。也許，正是因為馬朗介於法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雙重身份，法國才將龔古爾獎頒給了他。這既能顯示法蘭西帝國的包容，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撫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緒。存在主義作家薩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殖民統治者看來，這類具有抗爭性的文學創作不過是殖民教化過程中一些無足輕重的牢騷而已，盡可讓他們大喊大叫直至聲嘶力竭，這樣也許會使他們感到好受一點。再說，偶爾頒一次獎並不會動搖法蘭西帝國在非洲的地位。
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早先曾寫過一部有關非洲風情的小說，但是，真正把黑人作為小說主要人物來塑造的並不是他，馬朗才是當之無愧的鼻祖。在《霸都亞納》這部小說中，所有人物都是黑人，而且非洲元素十分濃郁。作者不僅採用了一種並不屬於本民族的語言，而且嘗試了他以前並不擅長的小說創作。在創作的過程中，馬朗並沒有放棄非洲的文化傳統，仍然保留了其民族特有的表達形式。為了忠於非洲的語言，他希望寫出一個具有“非洲範式”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表現出黑人性的審美元素。但是，僅僅有審美元素還不夠，創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就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非洲小說。確實，非洲小說的原創性要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來加以研究，尤其是其中口頭文學的屬性。
過去，在許多西方作家的筆下，有關非洲題材的作品側重描繪的是秀麗的風光、野蠻無知的土著以及神秘且愚昧的社會習俗，文字裡暗含的是歐洲文化以及白人種族的優越感。白人將自卑情結悄無聲息地注入了黑人的靈魂深處。當然，這種刻板印象並不是造成非洲“失真”的唯一因素。20世紀30—40年代，桑戈爾、塞澤爾（Aimé Césaire, 1913—2008）、達馬斯（Léon Damas, 1912—1978）、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等一批年輕學者勇敢地站了出來，通過文學創作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黑人凝聚在一起。在他們的筆下，非洲不再是眼前現實的非洲，而更像一個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他們堅定地扛起反殖民主義大旗，發出了那個時代反殖民主義的最強音。一直處於失語狀態的弱勢群體和弱勢種族的文學創作開始走出國門，逐漸成了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代表性的作家有塞澤爾、桑戈爾、達馬斯、法農、格裡桑（Edouard Glissant, 1928—2011）、萊伊（Camara Laye, 1928—1980）、孔戴（Maryse Condé, 1937—）、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 1953—）、瑪利亞瑪·芭（Mariama Ba, 1929—1981）等。
就文化身份而言，黑人性是一個頗具爭議且無法繞開的重要話題，但是，這一概念帶有濃厚的本質主義思想。在《黑人性：非洲文學的倫理》一文中，聶珍釗教授曾經指出，黑人性是非洲詩人從事詩歌創作倫理價值的內核。桑戈爾將黑人的情緒與希臘人的理性進行對比，在竭力頌揚非洲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同時，深入闡釋了對“黑人性”內涵的理解和認識。在《論塞澤爾的詩歌創作》一文中，李建英教授指出：“在非洲達姆鼓的節奏下，記憶再現，直抒胸臆，內心暗示，詭秘意象，似乎一切都緣於生命的原始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桑戈爾出版了詩歌選集《黑人和馬達加斯加法語新詩選》。這部作品堪稱黑人性運動的宣言書。在序言中，薩特形象地將黑人詩人比喻成“黑人俄耳甫斯”，這篇序言可以看成是薩特對殖民種族主義情景中黑人性的最本質的回答。有了這篇序言，黑人性的定義（主要在詩歌中）經過不斷界定，獲得了廣大讀者的高度認可。非洲法語文學成了一種類別特殊、特色鮮明的文學。原始宗教、神話故事、巫術和祭典禮儀常常把讀者帶進一個神秘而奇幻的世界。在第一代黑人小說家的筆下，格言、歌曲、詩句，甚至在接受者與講述者之間口口相傳的箴言比比皆是，不勝枚舉。非洲法語文學具有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鼓聲和歌舞聲常常為我們營造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為非洲法語文學平添一種活力四射的動態形象。
幾內亞作家卡馬拉·萊伊就是非洲法語文壇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代表作《黑孩子》的故事發生於1933年至1948年間，那個時候幾內亞還沒有獨立。小說的開頭描繪了主人公巴巴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父親神奇的金銀加工技藝和母親神秘的通靈術。萊伊是個講故事的能手。在他的筆下，法國人開辦的學校、當地人提高膽量的習俗“宮登·迪亞拉”以及黑人的割禮場面無不生動有趣。小說的最後，作者追憶了巴巴考進科納克裡技工學校後在叔父家度過的短暫而美好的時光，以及被保送到法國阿爾讓特汽車中心後的校園生活。從庫魯薩到科納克裡，從科納克裡到法國，巴巴逐漸走向了成熟。他對城市的生活時而感到興奮，時而感到彷徨。但是，巴巴最終還是毅然決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村莊。在懵懵懂懂的孩子眼中，沒有什麼工作比金銀加工更加高尚了，唯有打金人的作品才真正配得上“藝術”二字。但是，巴巴又無法將自己視為家族事業的接班人，他本能地感受到內心深處有著更為遠大的志向。這種身份上的困惑同樣表現在他在丹迪港附近割小麥時的沉思之中：“我不在這兒生活……也不在父親的作坊生活，可我在哪兒生活呢？”田野裡團結協作、互幫互助的場面深深打動了他，讓他體會到大都市裡少有的幸福和溫暖。但是，他仍然無法擺脫與出生地格格不入的疏離感。盡管巴巴並不認為自己的身份特殊，但他似乎在紛亂的身份迷宮裡找到了一個出口：也許自己更喜歡在學校裡學習。
值得一提的是，就法語文學而言，加勒比地區的法語文學同樣舉足輕重，因為那裡的絕大部分居民都是非洲人的後裔。艾梅·塞澤爾就是其中之一。塞澤爾於1913年生於加勒比地區的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青少年時期，他懷著遠大的理想前往法國巴黎留學。20世紀30年代，他在巴黎與志同道合的同學和朋友一道發起了“黑人性”運動，從此走上文學之路。他用充滿非洲意象的法語，表達了強烈的叛逆精神。塞澤爾一生創作頗豐，他的所有創作似乎都立足於他的民族情懷以及“黑人性”思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黑人之美、黑色之美都成了謳歌的物件。他的詩歌代表作是長篇散文詩《返鄉筆記》。從20世紀50年代起，塞澤爾開始創作戲劇。通過改寫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並顛覆劇作中心人物的主仆關係，塞澤爾以大眾化的戲劇藝術形式生動地表達了後殖民主義思想。這樣的表達在法語文本裡產生了動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塞澤爾並不是哲學家，但是，他巧妙地將辯證法融入主人普洛斯帕羅與
奴仆卡利班的關係之中。他以現實主義文風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高舉“黑人尋根”，“自尊、自愛、自強”的旗幟，反對種族歧視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權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未簡單模仿莎劇的故事情節。塞澤爾想告訴觀眾的是，在普洛斯帕羅和他的女兒米蘭達到來之前，荒島上的原住民卡利班和艾利爾才是島嶼的真正主人，他們在普洛斯帕羅來了之後才成了失去自由的奴仆。
作為塞澤爾思想的繼承人，格裡桑善於把“文化身份”的思考融入小說中。在第一部小說《裂縫河》中，通過講述一群馬提尼克年輕人的抗爭經歷，格裡桑把神秘的熱帶小鎮朗布裡阿納（Lambrianne）帶進了文學王國。在他的筆下，從裂縫河到甘蔗種植園，從山地到海洋，所有的一切無不帶有濃郁的安的列斯元素。獨特的詩意表達引起了文學評論界的高度關注，這種敘事技巧預示著在不久的將來，格裡桑將成為加勒比地區的風云人物。盡管當時的人們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在評價《裂縫河》時，免不了給它貼上“介入文學”“反殖民主義”“去殖民化”的標籤，但是，主流評論仍然看好其獨特的構思和新穎的風格。20世紀50年代，格裡桑投身革命洪流，為我們展現了馬提尼克如火如荼的革命場景。但是，他沒有讓自己的文學創作完全屈從於時局。在《裂縫河》中，他超越了傳統的殖民主義批判。表面上，他描繪的是馬提尼克人的革命斗爭，但字裡行間流露的則是作者對世界性和文化身份的獨特思考。
格裡桑不但是個偉大的小說家，而且是個舉世矚目的思想家。從加勒比社會現實出發，格裡桑提出了一種基於語言和文化的世界觀，其核心是“群島思想”“克裡奧爾化”“多元世界”等一些全新的概念。在格裡桑的眼裡，文化與語言之間永恒的、相互滲透的運動推動著文化的全球化進程。這種全球化能將遙遠的、異質的文化聯繫在一起，能產生超乎人們想象的效果。格裡桑的哲學思想是塞澤爾“黑人性”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他以更為開放的心態審視了不同文化的雜糅性及其本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群島思想”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一種具象表達。在這種表達中，他首先關注的是安的列斯黑人的苦難命運，用“旋風”“洋流”“漩渦”等意象來形容安的列斯文化形成的過程及方式，用“安的列斯人特性”給當地的有色人種送上了一劑自我醒悟的良方，打消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尋根夢想。在格裡桑的心目中，“克裡奧爾化”並不是加勒比海特有的語言和文化現象，而是整個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文化交流、文明互鑒使得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份都具有了世界性。但是，格裡桑的“多元世界”強調的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是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的文化差異和互相包容，尤其是當今邊緣文化的前途和命運。他先後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術語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它們相輔相成，以各自的思想火花共同照亮了我們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
必須承認，盡管黑人的文化傳統及其內在的精神屬於基本的客觀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其特點和表征是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被加工和提煉出來的。為了消除偏見以及提振信心，非洲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文學的形式把“傳統的非洲”描繪成“現代歐洲”的對立面。在他們的心目中，如果說歐洲人是“理性的”，那麼非洲人便是“感性的”；如果說歐洲是一個充滿剝削和壓迫的工業社會，那麼非洲就是一個充滿和諧幸福、天人合一的人間天堂。他們認為只有這樣，黑人同胞才能在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不同於白人的價值理念中找到自信和尊嚴。
控訴殖民歷史，直面社會現實是當今非洲法語文學的特點之一。通常，文學虛構總是與歷史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歷史的重構能夠喚醒人們的記憶，愛與恨的漩渦能讓記憶更加刻骨銘心。非洲法語文學以虛構的方式重建歷史，同時對後殖民時代的社會不公進行無情的揭露，這就是非洲法語文學特有的認知能力。塞內加爾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 1990—）指出：“文學無法改變世界，但文學可以挑戰真實，將真實化為美。”毛裡求斯的達維娜·伊托（Davina Ittoo, 1983—）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她的小說《苦難》（Misère, 2020）生動描繪了獨立後仍處於殖民陰影下的毛裡求斯的鄉村生活。《苦難》的主人公是個棄兒，整天沉默寡言，他唯一能說的詞語就是“苦難”。後來，有個名叫阿爾瓊的小伙子心生悲憫收留了他。他們相依為命，音樂成了他倆之間奇特的交流方式。那裡的人們深受傳統習俗與現代狂熱的困擾。小說作者伊托曾在法國生活十多年，回到毛裡求斯後開始文學創作。故事的發生地就是他的故鄉，但是，這部小說所表達的思想遠遠超出那個小城，飽含著對祖國毛裡求斯的全部的愛。
2003年，法圖·迪奧梅（Fatou Diome, 1968—）憑借第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大西洋的肚子》進入了讀者的視野。這部小說後來被譯成英語、德語、西班牙語。2006年至2019年間，她又陸續出版了《凱塔拉》《我們未完成的生活》等作品。相較於斬獲各類國際大獎的非洲作家，迪奧梅這一名字在我國則相對陌生。但是，作為新銳作家，迪奧梅是我們了解非洲文學的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存在。1968年，迪奧梅出生於塞內加爾的尼奧焦爾，由祖母撫養長大。求學期間，她接受法語教育並對法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完成了大學學業。1990年，迪奧梅嫁給了法國人並移居法國，1994年前往法國東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大學繼續深造。2021年，她出版了長篇小說《桑戈馬爾守夜者》。這部小說在繼承非洲文學傳統的同時，重點凸顯了非洲女性的生存命運。作者以2002年“喬拉號”沉船事故為故事背景，講述了主人公庫姆巴在喪夫之後，通過寫作來重建個人生活的經歷。
“暴風雨摧毀了她的一切，而她把暴風雨關進了日記本裡。”這是《桑戈馬爾守夜者》中一句令人記憶深刻的話，也是這部小說的靈魂。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塞內加爾的尼奧焦爾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謝列爾人信奉的是伊斯蘭教，主人公庫姆巴也是其中之一。庫姆巴深愛自己的丈夫布巴，但布巴以及他的好朋友都在“喬拉號”沉船事故中喪生。按照當地的習俗，丈夫死後，妻子必須完成四個月零十天的守喪期。在這期間，妻子應穿著厚厚的長袍，舉行禮儀繁雜的悼念活動。除了面對丈夫已逝的事實外，庫姆巴每天還要接待前來吊唁的客人。她被殘酷的現實壓得喘不過氣來，晚上，她就躲進自己的房間寫作，記錄她在守喪期間的身心體驗。寫作讓她從身心倍感壓抑的生活中獲得了短暫的慰藉。日記本成了她的避難所，而且讓她獲得了與世俗的封建禮教對抗的勇氣。庫姆巴把她的日記本看作海灘上的貝殼。她像個孩子一樣，把自己的不幸都說給它聽，想通過訴說來擺脫這些苦難。她用書寫的方式將一切想法都記錄在紙上，在這些文字中，有她對亡夫的思念，也有對人生和命運的思考。從這一點來看，迪奧梅的文學創作既體現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創作技巧，又繼承了非洲口語文學傳統。她的語言富有詩意，又不流於感傷。非洲移民的身份認同以及對殖民歷史的反思一直都是迪奧梅創作的主題。不過，相較於男性作家，她的故事大多從女性角度出發，為我們了解非洲女性幽微隱蔽的生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相對說來，我國讀者對非洲法語文學較為陌生。一方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沒有文字記載的傳統，早期的文學主要是口口相傳的英雄史詩。例如，古馬裡史詩《松迪亞塔》、索寧凱族史詩《蓋西姆瑞的琴詩》以及剛果伊昂加族史詩《姆溫都史詩》。直至20世紀中後期，這些作品才被整理出來正式出版，並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地傳播。作為民族文化的符號，這些作品終於讓人們領略到非洲法語區各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世界文學史的話語權一直被西方人操控，似乎非洲人在文學創作上有先天的缺陷，根本不能與西方作家平起平坐、相提並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阻隔在歐洲大陸與非洲大陸之間的不僅僅是地中海，歐洲文明與非洲文明之間還橫亙著一道肉眼看不見的、無法逾越的思想鴻溝。在這道鴻溝中，殖民主義猶如一個可怕的幽靈，給非洲人民造成了嚴重的創傷，至今仍無法愈合。
非洲作家早就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他們試圖終結在文學創作上的附庸地位，而且堅信將來有一天最終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希望通過擺脫對法語的依賴，把本民族的歷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但是，這種文學是無法擺脫法語而獨立存在的。在非洲法語文學中，“黑人性”文化運動是一個怎麼也繞不開的焦點話題。身為黑人在黑人知識分子看來並不是什麼恥辱，而理應是一種發自肺腑的驕傲和自豪。桑戈爾、塞澤爾、達馬斯、法農等人的偉大，不僅在於他們完美地詮釋了“黑人性”這一概念，而且還在於他們將這一理念大張旗鼓地付諸社會實踐。非洲法語文學引發了有關“去殖民”“文化身份”“文化多元”“後殖民主義”等諸多話題的討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非洲法語文學熱潮的興起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在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中，黑人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的話語權，用“黑人特質”“安的列斯人特質”“克裡奧爾人特質”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消解了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荒謬論調，為紛繁複雜的後殖民時代提供了一盞又一盞明燈，為文化的多樣性和世界的多元化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白人中心主義”“法國中心主義”遭遇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盡管作家們的創作傾向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奮斗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法國文藝理論家德勒茲所說的“少數文學”不再是“邊緣文學”。這種文學擺脫了過去無人問津的窘境，正在大踏步地朝著世界文學的方向邁進。
也許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法蘭西公學院邀請了本書的作者、法國作家阿蘭 · 馬邦庫（Alain Mabanckou）擔任講席教授。1966年，馬邦庫生於剛果（布）的黑角市，擁有法國和剛果（布）雙重國籍，現定居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其代表作有《打碎的杯子》《豪豬回憶錄》《明天，我二十歲》《黑角之光》等。馬邦庫22歲時曾在法國求學，1998年發表小說處女作《藍—白—紅》，並一舉獲得當年的“黑非洲文學大獎”。他的作品多次榮獲法語文學界的重要獎項，並被譯為英、西、葡、意、韓等多國文字。2012年，他的作品被授予法蘭西學院亨利·加爾文學獎，也曾入圍2015年布克國際獎終選名單。2021年11月，他榮獲英國皇家文學學會國際作家終身榮譽獎，2022年擔任布克獎的評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馬邦庫是法語世界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國最負盛名的非裔作家之一。
確實，馬邦庫是個講故事的能手。在其代表作《豪豬回憶錄》中，敘事者是一只非洲豪豬，但這不是一只平平無奇的野獸！白天它在叢林裡和同伴們撒歡，晚上暴露出另一個身份：黑人小男孩奇邦迪的附體。表面上看，這是一只豪豬的故事，但讀者很快就會發現，馬邦庫實際想要表現的是非洲。在這個故事裡，馬邦庫讓動物成了敘事的主體，並且讓它們具有人一樣的性格特徵。動物附體的故事設定源於非洲民間傳說，“講故事”的形式也來自非洲口頭文學的傳統。因此，這部具有泛靈論氣息的小說充滿了濃郁的非洲本土文學色彩。在這個人與動物共存的世界裡，動物成了體察世界的主體，而愚蠢自大的人類則成了動物調侃的物件。
成為附體之後，那只勇敢、快活的豪豬離開了自己的伙伴，盡管有時候它並非心甘情願，但是它不得不聽從主人的吩咐，用身上的刺去殺害他人。隨著殺戮帶來的快感，主人奇邦迪越來越喪心病狂，可憐的豪豬不禁為主人的安危而擔憂，同時也為自己的命運感到不安，因為按照法則，如果主人遭遇不測，附體也得同時死亡。奇怪的是，當奇邦迪咎由自取，被一對雙胞胎殺害時，豪豬卻僥幸活了下來。整部小說都是豪豬以獨白的口吻向猴麵包樹傾訴心聲，講述自己的命運是如何與一個人類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又是怎麼執行各種“吃人”任務的。由於成了“邪惡附體”，豪豬不僅能聽懂人話，而且有了人一樣的閱讀能力，因此它在講述自己經歷的同時，也抒發了一連串對人類及其文明的長篇大論，為整部小說增添了一種黑色幽默的荒誕喜劇效果。在非洲的生態系統日益遭遇人類荼毒的今天，將人與動物作如此倒置，無疑具有一種警世的味道。正如豪豬所說：“人類並不是唯一能思考的動物。”在這部小說中，馬邦庫借助傳統的非洲民間傳說並進行戲仿，讓讀者領略了獨特的諷刺藝術和文學想象。
讀馬邦庫的《關於非洲的八堂課》，可以讓我們對非洲、非洲文化、非洲歷史和非洲人的認識又深刻許多。在本書中，作者大的文化訴求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對非洲也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確實，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達·伽馬繞過好望角以來，相較於其他大陸，非洲遭遇的一系列苦難超越了人們的想象。在長達300年的時間裡，有2億黑奴被當成牲口一樣販賣到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非洲淪為了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如今，西方對非殖民戰爭的硝煙早已煙消云散，但是，這段慘痛的歷史不能忘，因為遺忘就等同於犯罪。西方殖民強盜曾經打著“人權”“自由貿易”“重生”“開化”等各種自欺欺人的借口，在堅船利炮的護衛下，把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非洲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這種不對稱的殖民戰爭給非洲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災難，西方殖民強盜在非洲所犯的滔天罪行，可謂罄竹難書。西方列強對非殖民戰爭留給人們的教訓是慘痛的。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和非洲國家的獨立，西方稱霸世界、瓜分非洲的美夢最終化成了泡影。靠幾艘軍艦和幾門大炮就能占領一個國家的時代結束了。但是，在倡導“文化多樣性”“世界多極化”的今天，從不同的層面通過非洲法語文學來認識和了解非洲，尤其是非洲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訴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一言以蔽之，銘記殖民歷史，任重而道遠。
21世紀以來，非洲法語文學的出版、翻譯與傳播一路高歌猛進。非洲文學也在世界文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一特殊的文學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相關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數量也在直在線升。在我國，“法國前殖民地法語文學研究”“非洲法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等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正在把對這一領域的思考和研究引向深處。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及加勒比海法語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2023年11月，在“文明互鑒與非洲法語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正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徐真華教授所說：“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龐大的命題，非洲文學研究也是切入點之一。語言是人類文明的鑰匙，我們用語言講故事、寫歷史，人類文明才能走到今天。人類文明的創造，包括文學小說的創作，它的核心存在於語言的密碼中，即人類的意識、人類的精神。作為語言學、文學研究者，我們要始終靠人類的智能、意識和精神，把非洲文學研究做好，為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貢獻我們的力量。”

劉成富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非洲大湖區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2024年2月24日於南大和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