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米蘭．昆德拉 逝世一周年紀念】
台灣唯一未出版作品 首度隆重上市
文學界、藝術界、學術界、社運界、政治界振臂疾呼推薦

｜關鍵導讀｜
作家_沈榮欽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_吳叡人
作家／波蘭文學翻譯／台灣—波蘭關係研究者_林蔚昀
專欄作家_周奕成
作家／講者／製作人_焦元溥
作家_盧郁佳
藝評家／策展人_謝佩霓
詩人／導演_鴻鴻

｜重磅推薦｜
作家_朱宥勳
《幸福的鬼島》作者_林宜敬
臺北市議員_苗博雅
鏡文學總經理／總編輯_董成瑜
行政院副院長_鄭麗君
（按姓氏筆畫排序）

收錄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大會演說〈文學與小國〉。
與一九八三年發表的評論〈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這是米蘭．昆德拉寫給「國族」的情書，也是米蘭．昆德拉焦慮的渴望。
這個焦慮來自大國肆虐，
小國文化被迫交出主導權，
小國把自己的位置讓出來，
小國文化不再是實現最高價值的領域，小國正在緩緩死去……

無論演說和評論，在時代的風浪上，彷如響雷。
精悍的思想凝鍊，正作為此時此刻台灣的我們一道反思的曙光。
若每一次的抵抗都在捍衛自我的身分認同，那麼我們聲嘶力竭的辯證為何物？

作者簡介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一九二九年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
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國。
作品有長篇小說：《玩笑》《身分》《笑忘書》《生活在他方》（榮獲法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的「麥迪西大獎」）、《賦別曲》（榮獲義大利最佳外國文學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朽》《緩慢》《無知》《無謂的盛宴》。
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
評論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簾幕》《相遇》。
此外還有一部舞台劇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靈感來自狄德羅小說《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二○二三年七月辭世，享年九十四歲。

譯者簡介

尉遲秀
一九六八年生於台北。
曾任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文學線主編、輔大翻譯學研究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二○一三年參與創立台灣法語譯者協會。
現專事翻譯，兼任輔大法文系助理教授。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渴望之書》《戀酒事典》《馬塞林為什麼會臉紅？》《茉莉人生》《傅柯》等各類書籍百餘冊。

關鍵導讀

加拿大管理大師Henry Mintzberg曾經強調因為他靠近美國卻又不在美國之中，在融合美國思想之餘，又能夠反省與美國思想的緊張關係。
米蘭．昆德拉在本書的任務要比Mintzberg更為宏偉也更加困難：他談論的不僅是捷克乃至中歐的位置，還包括它的歷史、文學、語言、政治與國族認同。
捷克如何在俄羅斯與德國之間建立自我？既不會過於偏狹，又能夠融入歐洲文明還不喪失獨特性？身處東方與西方之間缺乏影響力的小國，要如何在位置、歷史與文明之間，找尋貢獻於世界文明之意義？
從這個角度而言， 昆德拉說的不僅是捷克，也是台灣。
——作家_沈榮欽

近兩百年來形成民族國家體系在很多方面，有如史家霍布斯邦所說，「只有大國才有存活機會」，小國或者被兼併消失，或者被劫持為附庸，但這是客觀規律，不是主觀願望，小國存在依然是一個事實，儘管難以自主，儘管被剝奪認同，卻依然渴望自主，堅持認同，並為此掙扎拼鬥，以各種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想望的存在姿態，於是誕生了文化，誕生了帝國夾縫中小國特有的，但是體現了普遍精神的文化。
小國出身的昆德拉終生以文學跨界，試圖證明小國存在，小國尚未滅亡，小國中孕生著世界精神。台灣人是讀得懂的。
——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_吳叡人

這本書我是懷著激動的心情，一口氣讀完的。讀得很快，大概四十分鐘⋯⋯不只是因為這本書輕薄短小且精煉，也是因為書中講述的事讓我很有感。雖然昆德拉在講捷克和其他中歐國家的命運，但我總會不由自主投射到台灣。冷戰期間，捷克和其他中歐國家位於冷戰的前線，活在蘇聯的陰影之下，嚮往西方的自由民主，但又不被西歐所理解甚至在乎⋯⋯在這樣的處境下，當時的捷克文化人想要保衛自己文化，讓其存續，讓它被世界看見， 以文化作為捷克進入世界的鑰匙，其實讓人很能理解，而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這種心情也不陌生（我們台灣也是處於冷戰前線，被退出聯合國後，則處於世界邊緣，但又同時舉足輕重） 。冷戰結束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十分荒謬地，整個世界又進入了冷戰2.0的處境⋯⋯《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雖然讀起來有絕望的氛圍（畢竟書寫於冷戰時期，〈文學與小國〉寫於一九六七，〈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寫於一九八三），但還是指出了許多重要的方向， 甚至有些文字和想法可以作為當下的行動指南。 昆德拉在〈文學與小國〉中提到：「也正是透過文學翻譯，捷克人以捷克語創造了他們的歐洲文學，而文學又培養了閱讀捷克語的歐洲讀者。」今天我們看到，文學不只培養了捷克語的歐洲讀者，也培養了亞洲讀者，以及全世界的讀者。捷克的經驗，也能提供我們台灣借鏡。我們也可以透過文學翻譯、文化輸出、商業和各種連結走向世界。 或是，我們不是要走向世界，而是要意識到，我們就在世界裡。
——作家／波蘭文學翻譯／台灣—波蘭關係研究者_林蔚昀

《小國之人，偉大文學》
捷克與台灣由於人權與民主理念，成為互相關心理解與支持的國家，是近年的事。 而米蘭昆德拉在五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學與小國》這篇演講詞，卻可以持續成為台灣知識分子的箴言。
台灣，在歷史上，如同米蘭昆德拉所指的捷克，亦是『非理所當然的存在』。
台灣人也需思考『存在或不存在以及為什麼』的問題。
追求獨立國家的台灣人民，同樣『必須在未來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台灣也是『如果我們不將國族精神提升到比鄰國更偉大、崇高的活動中，那麼，我們連自己的存在都將無法保證。』
台灣（文學及其他）的價值，必須『依據對全人類的功用來衡量這些價值，而不是僅僅依據對國族的功用。』
我自己在十多年前開始建構台灣的『獨特國家』及『再現代化』論述。當時我沒有機會讀到米蘭昆德拉這篇《文學與小國》。
非常感謝翻譯家尉遲秀及大田出版社。現在我讀到了。覺得心靈被過去的思想家印證。 我將再讀《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這本書一百次。
——專欄作家_周奕成

「讓我們祈禱擁有藝術承傳的國家永不滅亡，不論她的國土是多麼小。原諒我必須這麼說，我只是想告訴你一個藝術家也有故鄉，而且他必須對她有信心，永遠熱愛她。」
《新世界》交響曲的創造者、鼎鼎大名的作曲家德沃札克，曾如此和友人表達對捷克的熱愛。地理與人口上雖是小國，歷史上更備受欺凌，這塊土地卻始終能以文化和藝術撼動世界。 何謂｢小國」？透過昆德拉的視角，我們能獲得更深入也更豐富的思索。既是珍貴的啟發，也是最好的鼓舞。
——作家／講者／製作人_焦元溥

震撼的既視感。 臺灣以「華人世界」定位，爭取「大中華圈」平台紅利，不知昆德拉早就警告，俄羅斯虛構出「斯拉夫世界」涵蓋中歐時，已為侵略鋪路。神聖羅馬帝國佔領波希米亞王國的兩百年，也給捷克提供了日耳曼版本的惠台政策、台生優待、高薪教授缺、抖音、唐獎。今日烏戰正熾下，本書對臺灣文化作出國防戰略視野的挑戰。西藏即使淪亡，仍因藏傳佛教在西方興盛而獲廣泛支持；那麼中國收買臺灣明星、網紅攻擊臺灣的戰爭中， 我們如何以文化守護臺灣？
——作家_盧郁佳

如果視米蘭．昆德拉為世人喜愛的一部部小說，掩抑在綺思異想之下，其實是流亡域外的異鄉人，以外語書寫的一則則隱喻連篇的政治寓言。那麼《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則是他雙腳踩在原鄉的宿命泥淖當中，以母語慷慨陳詞，直言無隱的醒世諍言。
儘管發表距今已接近一甲子，證諸小國寡民的處境，卻依然鞭辟入裡，擲地有聲。 由於發自肺腑直面現實，情理兼備發人深省，當時震聾發聵，儘管逝者已矣，如今讀來，讀來依然令人心緒激盪澎湃。
——藝評家／策展人_謝佩霓

昆德拉半世紀前的提醒和鼓舞，恰好在今日這個最正確的時機來到台灣。 當認同遭受致命威脅時，文化生命就會激化，擺脫依附心態，成為充滿生命力的價值──這正是我們當下的處境與使命。這本小書讓我們保持清醒與自信。政治上的壓迫和災難，卻可以是文化自立的契機。
同時，昆德拉不只是一個小國文化的捍衛者，更指出自由與自我提升才是一個文化偉大的原因，畢竟「沒有一個進步的新時代是由其自身的局限來定義的。」
——詩人／導演_鴻鴻

【引文】
雅克．魯普尼克（Jacques Rupnik）__007
〈文學與小國〉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大會演說__018
【引文】
皮耶．諾哈（Pierre Nora）__045
〈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__ 050

〈文學與小國〉
La littérature et les petites nations

引文
有些作家大會比黨的大會更重要，或者至少更令人難忘。在共產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黨的大會一場接一場，如出一轍，了無新意，而作家大會可能是無從預測的，有時還深刻預示著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變化。
也有些大會的演講標誌著一個時代，於今重讀，依舊迴盪著獨特的回聲。我們會想到一九六七年五月索忍尼辛（Soljenitsyne）在莫斯科譴責審查制度的這場演說，它激發了紀伊．琵雅（Guy Béart）創作出一首美麗的歌曲：「詩人說了實話，他必須被處決……」一個月後，在布拉格，米蘭．昆德拉的演說揭開了作家大會的序幕，這場會議上的演說卻鮮為人知。
當時的米蘭．昆德拉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他發表的劇作《鑰匙的主人們》（一九六二年）、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年），特別是一九六七年的小說《玩笑》（在作家大會召開之際出版），讓他聲名大噪。《玩笑》呈現了一個時代，並且宣告它的終結，對捷克讀者而言（但也不僅限於捷克讀者），這部小說始終與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連結在一起。在文化創作大躍起的浪頭上，當時在電影學院（FAMU）教書的昆德拉成了一個耀眼的人物。這個大躍起的趨勢在文學（赫拉巴爾〔Hrabal〕、史克沃萊茨基〔Škvorecký〕、瓦楚里克〔Vaculík〕……）、戲劇（哈維爾〔Havel〕、托波爾〔Topol〕），還有電影的新浪潮（福曼〔Forman〕、帕瑟〔Passer〕、曼佐〔Menzel〕、涅梅茨〔Němec〕、希蒂洛娃〔Chytilová〕……）等各方面，都展現出卓越的原創性和多樣性。昆德拉認為六○年代是捷克文化的「黃金時代」—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捷克文化逐漸擺脫政治權力的意識形態束縛，同時也不受市場的束縛。從這角度來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不該僅僅被簡化為政治面向，唯有將其視為整整十年文化躍進所達致的結果才得以理解。在這十年期間，《文學報》（Literární noviny）的發行量達到二十五萬份，全數可於一日售罄；整整十年，文化的解放加速了政治結構的瓦解。
當權者意識到這樣的危險，試圖重掌局勢。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作家大會於是成了作家和當權者相互角力的舞台。這場演出肇始於一九六三年利布利采（Liblice）的作家大會，主題是法蘭茲．卡夫卡，那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一場象徵性的葬禮。大會從《審判》開始，探討這位以德文寫作的布拉格猶太作家的作品。在這些捷克讀者看來，卡夫卡的小說在出版四十年後，展現出另一種寫實主義，這對城堡的占有者—黨和國家的領袖安東寧．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來說，是會讓他感到不安的。
一九六七年的這場作家大會有幾個高潮。首先是作家帕維爾‧柯胡特（Pavel Kohout）的演說。他先是批評蘇聯集團在「六日戰爭」的反以色列政策，然後宣讀索忍尼辛致蘇聯作家協會的著名信件。黨中央正統意識形態的守衛者伊日．亨德里赫（Jiří Hendrych）忍無可忍，直接離席。他經過昆德拉、普羅哈茨卡（Procházka）和盧斯蒂格（Lustig）所在的講台後方時，對這幾位講者喊出令人難忘的一句話：「你們已經完全失敗，徹底失敗了！」第二天，輪到瓦楚里克發難了，這位《文學報》的編輯和小說《斧頭》的作者被亨德里赫的話語激怒，他無視當時大家推想當局可以接受的所有界限，不拐彎抹角，直指問題核心，他說：權力被「一小撮想要決定一切的人」沒收了。他抨擊審查制度，甚至抨擊《憲法》。至此，決裂已成定局。
當然，政治史會記住作家們與當權者的公開衝突；作家們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暫時挫敗，然後在一九六八年的春天獲勝（也是暫時的）。思想史更會記住米蘭．昆德拉的開幕演說。他和他的同行們一樣，也抨擊了審查制度，不同的是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創作自由的主題。昆德拉採用歷史視角來探討捷克國族的命運—在「白山戰役」（一六二○年）後，捷克的菁英遭到屠殺，還經歷了兩個世紀的日耳曼化，所以捷克國族的存在「並非理所當然」—然後再回到十九世紀末的作家休伯特．戈登紹爾（Hubert Gordon Schauer）的挑釁提問：付出這麼多努力，就為了讓捷克人重拾一種承載某種高等文化的語言，這樣真的值得嗎？如果融入當時更發達、更有影響力的德國文化會不會更好？昆德拉在近一世紀後慷慨陳辭，再次提問，並且提出他的回答：要證明這件事是對的，唯有透過對歐洲文化與價值做出原創性的貢獻；換句話說，就是透過特殊來實現普遍。六○年代捷克文化的活力似乎證明了這種抱負或賭注是對的。然而，國族存在所仰賴的這場文化大躍起，其條件正是自由。為了文化自主與思想自由所做的辯護，變成是在挑戰那些意識形態審查者（昆德拉稱他們為「文物破壞者」〔vandales〕）。讓文化脫離權力的箝制，當然會有某種政治面向。
不過，昆德拉在一九六七年所提出的問題，也在當代出現了令人驚訝的回聲，因為他預見了另一個面向：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廣泛開展的歐洲一體化的前景」中，小國的命運。
「一體化的進程可能會吞噬所有小國，而這些小國僅有的防禦是它們的文化活力、品格和它們獨一無二、無從模仿的貢獻。」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要遏制「來自這種一體化進程的非暴力壓力」，可能會比過去抵抗日耳曼化還要困難許多。
所以，關於捷克文化地位特殊性的提問，在昆德拉對中歐小國命運的思考中找到了延續，並且在某些方面預示了這些小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歐洲所面臨的困境。這也是昆德拉在一九六七年作家大會的演說和一九八三年發表在《辯論》（Le Débat）雜誌的〈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之間的關聯。

雅克．魯普尼克（Jacques Rupn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