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異鄉人：城市．現代小說．五四世代

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雙城記——序郝譽翔《城市異鄉人》
陳芳明

重新回望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隨著運動而陸續浮出歷史地表的作家，距離今天已經整整一百餘年。這樣的歷史縱深，確實需要一定的洞見，而且也需要在眾多史料中慢慢爬梳。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但那段時期誕生的新文學作家，至今還是不斷受到議論與檢討。當年被稱為「文學革命」的世代，許多知識分子大多都從偏僻的鄉村慢慢跋涉到人文薈萃的城市。尤其北京與上海，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嚮往的兩個城市，畢竟城市是文化資源最為豐富的地方。經過五四運動之後，有太多傳統書生也開始要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中國現代城市的崛起，其實是經過西方勢力的侵略，而終於引進許多全新的價值判斷，包括時間觀念、衛生觀念、交通秩序與知識傳播。這種伴隨西方列強的侵略，也為中國讀書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古老的北京城或租借地的上海，再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傳統的世界。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西方文化開始源源傳入中國，北京與上海在西風的吹襲下，逐漸變成新興知識分子的嚮往目標。
現代文化的風潮開始襲擊中國古老的城市北京，許多新興的知識份子也開始追求西方傳來的學問，其中最重要的轉接站便是日本。在整個東亞國家裡，日本決心打破幕府文化，開始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終於造就了明治時期的維新運動。在中國新興的知識份子，希望能夠脫離傳統文化的藩籬，藉由庚子賠款的資助，大量東渡日本去學習最新的知識。典型的代表便是魯迅，而他後來認識了瞿秋白則是留學俄國。郝譽翔在她的第二章，便是探討魯迅與瞿秋白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書中討論魯迅與瞿秋白之間的互動尤為精彩，這兩位扮演啟蒙角色的文人，都同樣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漸漸脫離古典書籍的耽溺而逐漸朝向西方知識的追求。魯迅在一九一八年加入《新青年》的編輯，瞿秋白則與許地山創辦了《新社會》。兩份雜誌都用了「新」的命名，似乎已預告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即將到來。所謂「新」，指的是新時代的到來，其實就是指西方文化的衝擊，藉由船堅炮利的武器終於打破了鎖國許久的中國。無論是佔領區或租借地，都可以看到與中國傳統生活習慣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例如：衛生觀念、時間觀念、交通觀念，都與古老的中國社會有很大的區隔。
留學日本的魯迅與留學俄國的瞿秋白，他們的思想取向截然不同，但同樣都是朝向追求現代性持續前進。一九○四到一九○五年發生的日俄戰爭，是一場海戰與陸戰的混合決戰。這場戰爭，最重要的意義是，長期受到西方侵略的亞洲國家，終於也有一場阻止西方帝國主義予取予求的頹勢。這不僅代表東方的崛起，更代表日本的崛起，這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會出現留俄派與留日派的區隔。對這群有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來說，也許仍然還在閱讀傳統的典籍，但他們的心靈狀態已經徹底改變。他們不再沉溺於古書的句讀，反而期待透過自己的留學經驗，在傳統文化裡注入新的思考、新的價值。
經歷過西方侵略的中國，似乎不會只是依賴國內百姓的覺醒。在歷史轉折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知識分子把日本、俄國與西方國家的知識陸續介紹進來。思想的轉變也許過於抽象，但是經過五四運動以及後來不斷崛起的學生運動，正好可以說明永遠不變的中國也終於改變了。郁達夫曾經以「零餘者」自況，彷彿在暗示他們無法對中國社會有任何作用，但是郝譽翔則以「城市漫遊者」給予概括，無論他們是不是「多餘的人」，或者是「浪人」，都無法掩蓋他們帶回來的知識的多重效用，畢竟他們所接觸的知識與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再也不可能等同起來。散居在北京的郁達夫與瞿秋白，並不可能察覺他們自己的生命充滿了積極作用，他們所夾帶進來的思考方式與價值觀念，顯然與古老中國劃清了界線。
一場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其實已經在城市的某個地方埋下了改變的欲望。他們縱然都居住在同鄉所設立的「會館」，許多思想革命的種子都在這些空間暗中醞釀著。在討論郁達夫時，特別點出他在北京受到五四思潮的衝擊。一九二○年代左右，北京文化開始出現重大的改變，曾經是貴族遊憩的園林，最後都變成市民的公園。這是一場相當驚人的變化，一方面暗示過去貴族的生活空間終於慢慢被打破，一方面則彰顯伴隨著新文化的到來，新興知識分子開始扮演改造思想的擘造者。
相對於郁達夫的「零餘者」，瞿秋白則自稱「多餘的人」。他們在城市的漫遊從未引起當權者的注意，正式在這樣的空間，他們的思考與想像也逐漸散發出知識的影響力。作者以細讀的方式，終於在毫不相關的知識分子之間拉出一條相關的線索。郝譽翔討論了文學革命之後的中國作家，包括魯迅、瞿秋白、郁達夫、沈從文、葉聖陶、蔣光慈。對於舊社會而言，他們是多餘的人；對於新文化的誕生，他們則是思想啟蒙者。無論他們在留學期間的浪遊，或者是回國後在城市裡的漫遊，都正好點出他們夾帶而來的文學思想與創作技巧，已經埋藏了蓄積已久的革命力量。這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學術著作，如果沒有經過細讀與研究，就無法彰顯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改造力量。
這部論文集中在北京與上海兩個城市，但是牽涉的內容並不止於書中討論的作家，而是更進一步建構中國新文學運動創作者的思想與風格，這部著作應該為後解嚴時代帶來全新的思考與視野。新文學運動之所以稱之為運動，乃在於有一股新的思考、新的價值、新的書寫夾帶其中。郝譽翔在這部書裡，所耗費的功夫、所耗費的心力，將受到國內研究者的重視與尊敬。隨著這部書的完成，顯然也傳達了一個信息，縱然許多中國新文學作家已經受到眾多學者的爬梳與討論，但是經過細讀與再閱讀，終於還是可以找到許多縫隙而另闢蹊徑。

導論（節錄）

北京：光耀天子的巴別塔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不僅代表一個古老帝國的結束，政權的轉移，也是北京這座數百年來以專制君主為核心所架構而成的帝都邁向現代化的開始。
北京自從元代建城以來就成為帝國的象徵，它的空間乃是經過精心設計規劃的結果，以紫禁城作為中軸線朝左右兩邊展開，而清代以後又以正陽門作為界限，將城市的上、下區分成為「內城」和「外城」：「內城」是滿人王公貴族的居所，而「外城」則是漢人平民聚居之地，以實際的城牆將滿族／漢族，以及貴族／平民的世界區隔開來，如此一來，城市的空間則無異是種族以及權力位階的象徵。
一九○○年，以《冰島漁夫》聞名全球的的小說家皮埃爾．綠蒂（Pierre Loti, 1850-1923），以法國海軍上校身分參與八國聯軍艦隊而來到北京，因此寫了《在北京最後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一書。綠蒂在書中把北京城比喻為一座「巴別塔」，「規則得像一個幾何圖形，似乎修來只是為了妥藏並光耀四百萬靈魂的主人：天子」，認為如此嚴謹的空間布局，在西方世界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然而八國聯軍的法俄軍隊射出第一炮，擊向北京的東便門，炸毀箭樓的那一刻開始，這座城市的完美幾何空間就注定要在二十世紀走向了崩塌。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國瓦解，滿人貴族隨之流落入民間，而內城和外城的區隔也因此被打破，從此以後，城牆就再也抵擋不住戰爭以及革命的洪流，開始被有計畫地拆除，或是無意地摧毀。原本北京皇城是一個方正的格局，築有高大的紅牆黃瓦的城牆，城牆之內屬於禁區，一般老百姓不得入內，而僅在四邊打開天安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等幾座對外的城門，但如此封閉的城市設計，到了二十世紀便成了交通嚴重的阻礙。於是民國初年對於北京城的改造，多集中在打開它原先封閉的格局上，故在一九一二年左長安和右長安門城牆拆去，從此打通一條長安大街；一九一四年正陽門拆除；一九一五年德勝、安定、東直和朝陽門拆除；一九一七張勳復辟稱帝的美夢粉碎，更加速了城牆改造的進度。東皇城根向南一段拆於一九二四年，向北一段拆於一九二六年，直到一九二七年，北面皇城以及宣武朝陽城樓拆除之後，北京城牆已經所存無幾，從此也不再有所謂「內城」和「外城」的階級區別。
頗堪玩味的是，上述城牆的改造其實並非一樁有計劃的行動，而是與中國當時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相互對應，軍閥以及百姓偷挖城牆去販賣的情事，時有所聞，這也使得皇城的瓦解以及城市空間的釋放，並非出之於政府有意識的制訂政策，而更像是一齣荒腔走板的失控大戲。但不管它的過程究竟是如何，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多年之間，可以說是北京城市空間流動與變遷最為劇烈的一段時期，也是中國從君主集權的專制帝國，邁入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大轉折關鍵。
在這段時期之中，延續千年的帝制瓦解，但新的國家秩序卻尚未重建，而位居城市中心並且同時象徵權力中心的紫禁城，內部也一直是處於懸虛不穩的狀態，故城市空間界線的泯滅瓦解的速度，恐怕要遠遠大過於建設。正如同學者史明正所指出的：近代北京城市的變遷，從城牆的瓦解，貫穿南北中軸線的象徵意義被削弱，皇家園林紛紛對公眾開放，昔日高大森嚴的城牆城門，如今也被環城路和地鐵所環繞，而前者象徵的是帝都威嚴，後者則是意味著現代大都市的流動性，凡此種種變化，皆一再表明了西方啟蒙主義對於人的重視，以及現代性對於這座城市的滲透。
五四世代（一八九五—一九○五）
就在二十世紀初此一遽變的時刻，一批誕生於新世紀也是新時代的中國知識青年們，正要浮出檯面，而恰與這座處於崩毀之中的北京城市相逢。他們已經與十九世紀末上一個世代的中國文人不同，不再被科舉制度所收編禁錮，而是受到西方思潮與現代大學的洗禮，以全新而開放的面貌出現在中國的舞台上。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知識青年抒情言志的載體，已不再是傳統的八股時文，或是受限於格律押韻的古典詩詞，而是自從清末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的「新小說」之後，從過去的「小道之言」如今卻躋身文類之首的現代小說。
對於二十世紀的新青年而言，文學也不只是抒情傳統的產物，而更是結合了心靈乃至於對社會國家求新求變的渴望，因此從五四白話文的「文學革命」到五卅之後的「革命文學」，文學已超越了個人的審美活動，而在不知不覺中被賦予了「社會革命」的豐富潛能。
如此一來，現代城市、現代國家、現代知識分子、現代小說乃至於社會革命，遂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成為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緊密對應的元素，而以北京這一座城市作為搖籃，生根發芽，並且從而構設新中國未來的藍圖。發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之間，以北京大學作為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與愛國運動，便是現代「城市」、「國家」、「知識分子」、「文學」到「革命」之間相互結合的最佳例證。
故以下本書試圖回到民國之初尤其是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年之間的北京城，透過世代的角度，論述一批誕生在世紀之交的五四青年，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間之中穿梭、生活以及漫遊。我也將試圖分析這座城市如何啟蒙五四青年的知性與感性，滋長他們對於個人乃至國族想像的種種可能，並且繼之將此種想像付諸於文學的創作。其實個人與國族之間的對應關係，自從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及譚嗣同等人在探究「己」與「群」的概念時，便已經是念茲在茲。然而從晚清文人戊戌變法，到五四世代新文化運動，雖然同樣都發生在北京城內，乍看之下城市本身的變化並不大，但究其實，其空間的象徵意義卻已經是判然有別。
故本書也將著眼在世代的更迭和變異之上，而不沿用傳統文學史的書寫模式，援引各式各樣的主義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等；或是文學流派如文學研究會、創作社和新月派等等；或是文學論戰，如「革命文學」、「第三種人」和「國防文學」等名詞的釋義辨析，或許，暫時將這些看似繁複又矛盾的思潮和論爭擱置在一旁，而改從世代的面貌和心靈去著手，將更能夠貼近五四文學從二○到三○年代的發展，及其精神面貌曲折延續的內在歷程。
誠如余英時所指出的，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也非啟蒙革命，因為「它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矛盾的年代，而定義上矛盾是多重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 ，也是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我自己從不曾視它為一種宛如歷史鐵則所統御，導致某一預定目的，單一且又連貫的運動。」故五四的矛盾、混亂，乃至包容了各種思潮的歧義、多元與開放，不也正是恰恰好吻合它所發生的場域：一座城牆在不斷拆除之中，因此空間流動不羈，以致各方人馬與階級勢力紛紛湧入的現代北京城？
本書也將借用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觀點，將中國這批二十世紀初的新興世代定義為「五四世代」，他們包括了「老師一代」：指出生於一八八○到一八九五年間者，如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等等；以及「學生一代」：指出生於一八九五到一九○五年間者，如郁達夫、蔣光慈、沈從文和丁玲等，而許紀霖則更進一步將此「學生一代」定義為所謂的「後五四世代」，也就在成長過程之中受到五四思潮所啟發影響的一代青年。
史華慈也認為所謂的「五四世代」必定有一共通之處，以至於可以和早先的一代晚清文人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或譚嗣同等區隔開來。然而這兩個世代之間的差異之間究竟為何？此一課題攸關中國二十世紀的現代性，答案或許不少，但本書特別要從城市的角度切入探究。因為若是粗略回顧五四文人的成長背景，便會發現他們大抵上多是出生在中國南方，也大多在青年時代就離鄉背井，遠赴迢迢的北京，並多在北京這座城市之中接受啟蒙，從而展開了個人的文學生涯。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
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雙城記──序郝譽翔《城市異鄉人》／陳芳明
導論　城市異鄉人：城市．現代小說．五四世代

上編　北京
第一章　從會館到公寓
一、北京宣南會館區
二、北大沙灘公寓
三、二十世紀的北京城市漫遊者
第二章　五四世代，黑暗之心
一、S會館：魯迅與瞿秋白
二、「新」的想像：《新青年》與《新社會》
三、「無」：無父、無家、無鄉、無國
四、鄉歸何處？
第三章　北京公寓的「零餘者」
一、「零餘者」／「多餘的人」／「浪人」
二、公寓：北京城市的文化空間
三、從「零餘者」、「城市漫遊者」到「革命家」
第四章　文化帝國的最後光輝：論沈從文的北京書寫
一、沒有北京，何來湘西？
二、野性與魔性
三、流氓話語
四、重回會館

下編　上海
第五章　雙城漫遊：郁達夫小說中的東京與上海
一、現代城市的「零餘者」
二、東京：城市「懷鄉病」
三、上海：不均的異質空間
第六章　上海的異質空間：二○年代的左翼小說
一、滬西歹土：大學、工廠和棚戶
二、城市邊陲的「少年漂泊者」
三、閘北：城市碎裂的巨翼
四、城市漫遊者／革命家
第七章　從《倪煥之》看「上海工人三月暴動」
一、一九二七年．上海：從「大革命」到「工人暴動」
二、上海大學：從教室走向社會
三、商務印書館及其周遭文化圈
第八章　現代小說的返「鄉」之路：從上海再出發
一、重回上海
二、少年漂泊者：青春、猝死和愛欲
三、疾病：從「個人」、「庸眾」到「集體」
四、返「鄉」：從都市邊緣再出發
附錄
跨界的行者：蔣光慈與馬爾羅（Andre Malraux）
一、歐洲與中國的相互對鏡
二、漂泊者／冒險家
三、短褲黨／征服者
瞿秋白與革命文學
一、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二、瞿秋白
三、蔣光慈和茅盾
四、太陽社：革命文學論戰
五、重回文學：左聯「成熟期」
東城／西城故事：白先勇《臺北人》的城市空間與族群記憶
一、由時間走入空間
二、東城眷村：私領域與公領域的疊合交融
三、流動的國界：在西門町看見巴黎／上海
後記

第一章 從會館到公寓

一、北京宣南會館區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魯迅搭船抵達天津，再轉搭火車於七點抵達北京，而這一天對他來說必然是重要的，因為現存的《魯迅日記》恰恰就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記載，但他在日記中卻是這樣寫的：「途中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似乎對於眼前這一座歷史悠久的偉大皇城，只有說不出的冷漠與淡然。
事實上一九一二年魯迅所行走的一條進京的道路和生活空間，與晚清的文人如康有為或梁啟超等並沒有太大不同，魯迅所任職的教育部就是原來滿清的學部，位在宣武門內的教育部街，而魯迅所落腳的住處紹興會館，在日記中他仍是沿用舊名「山邑會館」，而在《吶喊》序言中他則把它稱之為是「S會館」，則是位在宣武門外的南半截胡同。這一帶號稱是北京城南的會館區，除了紹興會館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大大小小會館，多是從明朝時就陸續興起，乃是以同鄉作為單位，專門提供給全國各地世子進京趕考時居住的所在。又因為舉辦鄉試的考場貢院就位在東單牌樓的貢院東西街，所以基於地理上的方便，絕大多數的會館就集中在前門、崇文門以及宣武門以南，一直發展到清末儼然已經成了北京城市中的人文薈萃之地，文化商業活動發達，也因此誕生了知名的古董文物集散中心：琉璃廠。從《魯迅日記》看來，他入京之後幾乎每天都會到琉璃廠尋訪各種古籍的珍本，可以說是他在北京最常造訪的所在。
因此若以城市空間的角度而言，北京城乃是一個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完美設計，以紫禁城作為核心，而四周環繞著一圈正方的城牆，以區隔出皇宮貴族專屬的內城，以及平民百姓居住的外城。至於各個鄉邑如大大小小的蜂巢般集結在城南，也宛如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如此一來，城中央的內城所象徵的乃是「國」之威權，至於城南的會館區則象徵的是「家鄉／故鄉」，而「國」與「家／鄉」就在這座北京城中巧妙的連結在一起，如此的設計可以說是完全迥異於歐洲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城市格局，也暗示中國鄉土宗親的紐帶之強大。
知名的法國小說家綠蒂，在一九○○年時以法國海軍的身分加入八國聯軍之役遠征到北京之時，也為這座城市空間的獨特設計讚歎不已，認為在西方的城市建築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見，更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渲染儀仗的華美，烘托帝王駕臨的威儀」的中心思想。於是在承平時期，朝廷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召喚全國的知識菁英從各自的家鄉出發，萬川歸海似的匯聚到北京城南會館區，必須遵循嚴謹的考試程序逐步往上攀爬，最終才有可能進入到內城的權力核心。而如此一條晉仕的途徑，也彷彿是將「家」與「國」以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成功結合在一起。然而若是不幸遭逢到亂世，此一結合鬆動脫落，那麼會館區便會搖身一變而為凝聚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其中蘊藏豐富的革命潛力。
一八九五年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可以說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時恰逢三年一次的會試，會館區因此擠滿了進京趕考的文人，包括來自廣東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內。當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的消息傳來，當時仍是一介書生的康有為立刻聯合梁啟超上書，並在會館區獲得了數千名的舉人響應簽署，一行人浩浩蕩蕩步行到都察院上呈光緒皇帝。從康有為《 我史》的記載，仍可窺見當年「公車上書」的盛況：
（世子們）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
據說康有為後來透過太監得知自己已經名列進士，才退出了行動，而使得這場「公車上書」到最後不了了之，但卻業已拉開了中國群眾運動的序幕，也是維新派人士躍上政治舞台的開始，也因此才有了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的變法維新。只可惜戊戌變法短短維持了百日，就在慈禧的震怒之下宣告破局。清廷的步軍統領崇禮率緹騎包圍南海會館，一時間「車騎塞米市胡同口，觀者如山」，而「戊戌六君子」的康廣仁和譚嗣同等人也都在會館之中遭到逮捕，最後未經審訊，就被押往菜市口去問斬處死。
因此當一九一二年魯迅入京後，每天早晨他從位在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出發，前往教育部去點個卯時，走在這一條路上，他勢必會先經過北半截胡同，也勢必知道那兒就是譚嗣同居住過的瀏陽會館，而他再往前走不到一百公尺就會來到了米市胡同，那兒便是康有為居住過的南海會館，一八九五年中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也是現代政黨的雛形「強學會」，就是在那兒成立。如果再往右穿過了兩條胡同，魯迅就會來到了粉房琉璃街，那兒是梁啟超住過的新會會館，也是傳說之中他第一次把居室命名為「飲冰室」的所在。昔日變法維新的青年，如今安在哉？當魯迅漫步穿梭在會館區的這些胡同中時，心中豈能不有所感？
其實從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公車上書」到一九一二年魯迅入京，其間相隔也才不過十七年而已，乍看之下，北京的巷道和格局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但事實上卻不然。自從滿清垮台民國成立之後，北京的城牆就陸續遭到拆除，而這也使得昔日區分內城／外城、貴／賤、滿／漢的界線也因此隨之打破，而科舉制度廢除，乃至於軍閥割據，國家主權四分五裂，更是在社會的底層引發了一連串的階級流動，再再使得一九一二年的北京城市的空間象徵意義已和清末截然不同。
換言之，魯迅可以說是親眼目睹北京城市從晚清過渡到現代民國的見證者之一，而他也在作品中呈現出敏銳的空間感受，尤其是他所居住的紹興會館，在他的筆下更成了一個朝代更迭、新舊交替之下，一個知識分子夾縫處境及幽暗心靈的隱喻。在科舉廢除繼之皇城崩解後，會館更彷彿是陷落在「國」與「鄉」的夾縫之中，是進退不得的黑暗地帶。
也因此魯迅雖然在北京寫下了他畢生的代表作《吶喊》和《徬徨》，但這兩本小說集中卻鮮少看見北京的風景，魯迅反而是不斷要以文字去重返他的故鄉：紹興（魯鎮），以之召喚殘留在記憶中的故鄉風景。魯迅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便已清楚指出，五四新文學的作者大多是離開家鄉而居住在北京，但他們卻偏偏不寫北京而回頭書寫故鄉，所以他特別提出「僑寓文學」一詞來為之定義，以為「僑寓」的「鄉愁」正是啟動書寫的重要關鍵，因為這些「僑寓」北京的作家早就「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只好依靠「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而那就形同是一座早已「不存在的花園」，魯迅特地將之名為：「父親的花園」，以此來作為這些異鄉遊子的安慰。
〈示眾〉乃是魯迅極少數以北京為背景的作品之一，全篇敘事的視角在街頭黑壓壓的群眾上不斷輪轉，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失焦碎片，頗能代表出他置身在混亂失序的北京城，心中油然而生的破碎與疏離之感。即使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就改搬到西城的八道灣胡同，但他卻似乎始終沒有脫離禁錮在會館之中，與世隔絕的虛無感，尤其在寫於一九二五年的〈傷逝〉中最為明顯，魯迅在這篇小說中依舊以會館作為開場，通過「遺忘」、「寂靜」和「空虛」等字眼，構設出一個封閉又靜默的所在，而小說的男主角涓生在經歷一場失敗的戀愛和出走之後，「新生」的夢想破滅，最後也只能「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又以退回到會館作為結尾。
〈傷逝〉這篇小說的許多細節都寫得曖昧模糊，譬如涓生為什麼不能公開和子君的戀情？又為什麼非得把子君趕走不可？又為什麼結尾說「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這些令人費解之處，或許說明了魯迅自己在創作的當下，是否也同樣遇到了許多無法自明的困境？一九二五年也正是他和許廣平的師生戀情正要開展之際，而早有妻室的他，究竟要如何抵抗外界的流言蜚語？如果這段戀情公諸於世，那他是否也會聲譽毀損失去教職？那個他又應該要如何才能繼續維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