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識略：全球史中的海洋史（簡體書）

本書分“中國與東南亞”“印度洋與太平洋”“全球史與海洋史”三部分，是關於世界範圍內各種“聯繫”的歷史，既包括東南亞與中國、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塊縱橫經緯的交互內容，也涉及在海洋史、中外關係史、全球史框架下發見的時間、空間和人事，立足南洋觀察，思考兩洋體系。全書審視了環南海研究的理論和材料、早期西荷東亞擴張的競爭與衝突、中國與東南亞互動、印度洋史書寫模式、以印度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東亞海上貿易世界、太平洋時代概念、太平洋世界移民、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分野、區域劃分、學科設置、研究導向、觀念變遷等諸多問題，以海洋史的議題貫穿始終，間或浮現全球史的視角和關懷，“立足東南亞，兼及印太，放眼全球”，與走向世界的時代同行。

陳博翼，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副主任，兼任《海洋史研究》副主編、《海交史研究》《縱橫》（Crossroads）書評編輯等。研究興趣和專長為東南亞史、海洋與邊疆史、中外關係史、社會經濟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重大項目子課題3項，在國內外核心刊物發表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2種、編校9種，代表作有《限隔山海：16－17世紀南海東北隅海陸秩序》《防海之道：明代南直隸海防研究》、Beyond the Land andSea: Diasporic South Fujianese in H?i An,Batavia, and Manila, 1550-1850。

一部以海洋史為議題、具有全球史視角和關懷的實力之作；一本由中國歷史學家書寫、關於我們周邊海洋與人的歷史

自20世紀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問世後，南海——“亞洲的地中海”——研究可供拓展的各種方向便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話題。很大程度上，環南海的研究在國際學界系由東南亞史和海洋史研究牽引，在華文世界則主要由華人華僑史和臺灣史所引導，這在根本上決定了關注主題的側重和歷史解釋方向的差異。雖然近代東南亞海上貿易一直是研究的熱點，但時至今日，對環南海區域史和整體史的解釋框架仍很難令人滿意。這一方面跟語言和材料的限制有關，另一方面也跟思路過於單一有關。最近吉浦羅（吉普魯）所著《亞洲的地中海：13—21世紀中國、日本、東南亞商埠與貿易圈》以磅礴的氣勢為該區前近代海上貿易和組織的研究注入了清新的空氣。借此機會不妨“回首來時路”，重新思考和討論一下以海洋為中心、各港市為外圍聯結點的區域史演化。

一　東南亞與中國
003 “亞洲的地中海”：前近代華人東南亞貿易組織研究評述
051 稀見環南海文獻再發現：回顧、批評與前瞻
086 Aytiur（Aytim）地名釋證：附論早期海澄與菲律賓貿易
122 從月港到安海：泛海寇秩序與西荷衝突背景下的港口轉移
178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海寇（1621—1662）（翻譯）
217 清代海疆執法與東南亞互動——從覺羅滿保的密折說起
二　印度洋與太平洋
229 縱橫：如何理解印度洋史
253 菲利浦·布亞及其印度洋世界體系研究述略
269 金抵納與洋錢
272 “東 ”考——4世紀前的東亞海域世界
300 13—17世紀東亞海上貿易世界（翻譯）
332 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時代（合譯）
374 現代太平洋世界的移民和文化關係研究導論
三　全球史與海洋史
391 在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中外關係史教學與科研的一點思考
402 普魯士與耶穌會傳教士中外交通史事探幽二則
418 評《海景：海洋史、海岸文化與跨洋交流》
429 哥倫比亞大學“路與帶：中國、內亞與東南亞的網絡”工作坊綜述
441 廈門大學“海洋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448 附錄 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法律制度書目舉隅
456 後記

有關月港的興衰，學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已有一些討論。然而，已有的討論不僅對“寇”的背景和具體時空的人群活動欠缺分析，而且對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亞洲競爭引發的港口嬗遞也未予討論。所謂“寇”的背景，即16世紀到17世紀中國社會發生的深刻變革所塑造的社會基層背景在濱海社會的反映。在此期間，王朝在社會控制和賦稅汲取上結構性的轉換過程在東南沿海表現得尤為明顯，東海沿海地區形成了大量流動性人群活躍的常態。這些人群的活動，結合西歐勢力對亞洲的進一步滲透和介入，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態勢，也為問題分析提供了更多的參照材料，使具體時空之內事件的許多細節及顯示事件過程與演化的機制得以展現。
海澄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從龍溪縣及漳浦縣部分轄地析出立縣，並隨後在“準販東、西二洋”的開禁中占得先機，因其所轄港口形狀而被稱為月港，聞名於世。月港在西班牙人確立馬尼拉為其東方貿易中心後，由於與馬尼拉的商貿往來而迅速興起，並成為“大帆船貿易”的一個環節。
大體而言，以往關於月港興衰的討論多側重原因的探討，疏漏不妥之處值得細辨：第一，政策層面問題的辯駁頗為乏力，以最為突出的海禁與開禁討論來看，誠然月港因開禁而興，不過卻非因海禁而衰，它的衰落有一個過程，並且明末的海禁也從未真正有效實行過。第二是明政府後期征重稅的解釋也很難成立—安海與月港情況接近，如果月港沉淪於重稅，安海何以17世紀三四十年代仍舊興盛？第三，戰亂破壞與遷界，甚或廈門港的興起更是無稽之談，因為這些都發生在17世紀上半葉月港明顯衰落之後。第四，有一些討論將月港興起歸於明代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朝貢體制的衰落—這是普遍性問題，不獨月港所有，且亦無力解釋該期其他港口的興起，歷史性和邏輯性均不成立。第五，一種比較有影響力的意見是地理因素分析，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講其興起的原因則言其區位優勢突出、地理位置優越，講其衰落則強調九龍江攜帶過多泥沙致使內港出現淤積，而無視淤積也有一個過程（從最初的石碼往東移到月港已表明，淤積雖然存在，港口也可以因勢位移），況且其他港口亦非完全不受淤積困擾，更重要的是，淤積很多時候是港口衰落的結果而非原因，地理性和技術性問題在此處無法作為直接原因。第六是西方殖民者破壞說—這也是普遍現象，無法解釋何以在沿海眾多被襲擊的港口中，獨獨月港衰落，而周邊的港口，例如安海，就沒有同期衰落，也無法論證是否存在殖民者多次襲擊月港並對其造成毀滅性打擊的事實。就現有材料看，荷蘭人的若干次襲擊並不是最致命的，在海上邀擊前往馬尼拉的帆船及對菲律賓的長期封鎖也不是釜底抽薪的有效辦法。荷蘭人與鄭芝龍最後達成某種妥協，保證了作為鄭氏武裝大本營的安海的地位。鄭氏選擇了安海作為基地，也一手安排了他壟斷下的中國對荷間接貿易形式，船只在安海與臺灣之間航行成為一種新常態。 最後一種說法是寇亂說，主要著眼於倭寇、海寇一類的騷擾和破壞。不過，再次回到安海的例子，如同西人破壞說一樣不攻自破—安海也曾經多次被攻擊，但並不妨礙其興盛。從某種程度上講，寇亂說提供了一種向縱深程度思考的可能，但若將其簡單與月港衰落畫等號，除了與西方殖民者破壞說一樣無法解釋外，更會衍生出這些賊寇實質為何的問題。考慮整個寇亂的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該區域內不同勢力形成的過程、產生的結果及其後的運作：鄭芝龍最後選擇安海，因為這是他的老巢（也與舊有中心港共享漳州灣—這是非常典型的海域分群模式）；荷蘭人致力於切斷中國同馬尼拉的聯繫，月港首當其衝—然而，受制於東南沿海和南海東北部海域泛寇盜的背景和區域秩序中西班牙勢力存在的現實，其最後亦只能被迫同意由鄭氏一手操控的間接貿易—限定性地組織中國大陸船只前往臺灣開展對荷貿易。由是之故，船只匯集在安海和廈門等地。這就是制度操作和社會秩序之間複雜的互動，以往中西交通或中外關係史研究相對忽視中國社會內部的變革和區域秩序的存在，因此也較少看到這種互動產生的機制。
綜觀上列諸多局限，可以發現，政策（海禁、稅收、遷界），地理，外部破壞（戰亂、西方殖民者、寇盜），甚至是文化層面的解釋都無法有效解釋與月港各方面都極相似的安海的案例，也很難把握到歷史複雜的層次和面向、人物及關係的互動、社會的結構與變遷。任何歷史研究，如果僅僅停留在對原因的總結和探討上，都很容易出現以上問題，因為原因總會不勝枚舉。回到歷史場景，就是要通過對機制的研究和把握，進一步看到一個結構和過程。簡言之，既有研究要麼是在中西交通史的框架下描述葡、西、荷人到達東亞對中國的影響；要麼是從傳統中國史角度討論月港的貿易及其興衰，而僅僅將西人東來作為大背景勾勒，既未能從西歐外來殖民勢力角逐競爭內在邏輯的角度理解貿易成立的基礎，也未能充分注意到在泛寇盜背景下制度運作與人群活動對港口轉移的決定性作用。本文將從西人亞洲競爭這種相對中華帝國而言外緣的角度和王朝內部社會變革引發的泛寇盜背景這種內緣角度來揭示港口轉移的核心問題。從月港到安海，就可在區域史中看到這種結構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