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簡體書）

本書是一本關於社會變遷的理論著作，主張用基於歷史的大比較來理解大規模結構和過程。本書指出，19世紀遺留下來的八項誤導性假設束縛了20世紀的社會科學理論，作者逐一批駁了這些假設，進而轉向這些假設的替代性解釋，嘗試為具體的、歷史性的比較方法尋找更合適的案例。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將社會科學比較方法分為四種類型，並結合各個類型中的代表性研究，鞭辟入裡地剖析了四種比較方法的優劣得失，指明了對於社會大結構和大過程的研究的方向。

查爾斯·蒂利(1929—2008) 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被譽為“21世紀社會學之父”。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約瑟夫·伯滕威澤社會科學教授，曾在特拉華大學、哈佛大學、多倫多大學、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等校兼任教職；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美國哲學學會、美國藝術與科學促進會會員。
張熹珂，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法學（政治學）博士。現為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

對於社會的整體研究被哪些始於19世紀的舊觀念所束縛？
為什麼大比較是最適合研究大結構和大過程的方法？
萊因哈特•本迪克斯、西達•斯考切波、巴林頓•摩爾和斯坦•羅坎的研究各有什麼優劣？
查爾斯•蒂利在本書中高瞻遠矚，綜合比較社會科學經典研究成果的分析路徑、因果論證和深遠影響，清晰地指明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社會結構和過程。盡管本書主題龐大、內容深邃，蒂利卻始終保持了簡潔直接的邏輯和幽默風趣的語言，犀利而精準的點評盡顯其大師風彩。

為什麼其他學者的著作如同溫順的木偶，而我的書卻總是像不聽話的匹諾曹？我的書有自己的特點和想法，並且拒絕被糾正。這本書就是如此。當我坐下來動筆的時候，我設想這本書應該始終保持溫和理性、勤奮嚴謹與平衡的風格：秉持不偏不倚、公平持正的態度，考察各種對社會結構和過程進行大比較的方法。可不知怎的，它變成了一個“小霸王”，帶著自信、好斗的神氣，昂首闊步地走來走去。然而，隱藏在這種虛張聲勢背後的，其實是一個懶惰、優柔寡斷和畏首畏尾的，腿部有殘疾的弱者。本書經常在不指名道姓的情況下提出指責，從而避免進行相應的論戰（人們本以為本書會熱衷於這種論爭），而且也沒有具體說明這些所謂的錯誤發生於何時、何地或是如何發生。唉，簡直是沒救了！
然而，盡管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小壞蛋”。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邀請我寫一篇關於“社會科學中的比較和跨學科研究”的論文，這給我提供了一個契機來反思我們通常用於分析大型社會過程並推測其起源的各種方案的優缺點。這部分任務對我來說是較為熟悉的，我已經花了多年時間來研究諸如無產階級化、城市化和國家建構等大型社會過程。
然而，考慮到對大過程的最新研究進展，我覺得我還應該討論人們分析超大型社會結構（如國家體系）並在它們之間進行比較的方法。對我而言，這部分內容離開了我自己熟悉的領域：盡管我有時會對大結構和大比較進行思考與推測，並認真閱讀其他學者關於這一主題的著作，但我自己從未沿著這些思路進行過嚴肅的實證研究。當我圍繞自己的目的進行大比較時，它們幾乎總是屬於本書所謂的“個體化”比較，即試圖通過與另一個文獻中翔實、論證充分的案例進行對比，來闡明手頭這個案例的特徵。例如，我很熟悉法國的國家建構（statemaking）和集體行動，這常常幫助我思考英國的國家建構和集體行動之間的聯繫，反之亦然；但我從未對這兩個國家進行過持續的比較，以確定在國家建構、集體行動或兩者之間的聯繫等方面的變化規律。因此，當我在討論大過程的時候，我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而在討論大結構和大比較時，我只是對該領域很感興趣的“門外漢”。
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喜歡挑戰新的領域。零散的想法和不滿已經在我腦海中輾轉積聚了很久，當我動筆的時候，這些想法很快就匯聚起來，文思噴涌、運筆如飛，其中一些內容看起來還是很有趣的，也有保留的價值。然而以這種方式完成的著作，在學術史回顧的翔實性、文獻綜述的系統性、文本闡釋與批評的嚴謹性方面均有相當程度的不足。它更接近於法國人所說的“立場”（prise de position）：對某種有待論證和探討的觀點的陳述。針對這些問題，我查閱了大量的參考文獻，希望這些文獻能夠彌補本書的缺陷和不足之處。雖然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全新創作的，但本書第四章關於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討論，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借鑒自我的《舊的新社會史和新的舊社會史》[The Old New Social History and the New Old Social History，Review 7（1984）：363—406]。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鼎力相助。羅德•阿亞（Rod Aya）、羅伯特•科爾（Robert Cole）、弗雷德裡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羅納德•吉利斯（Ronald Gillis）、雷蒙德•格魯（Raymond Grew）、邁克爾•埃什特（Michael Hechter）、林恩•亨特（Lynn Hunt）、艾拉•卡茲納爾遜（Ira Katznelson）、威廉•羅伊（William Roy）、詹姆斯•魯爾（James Rule）、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阿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馬丁•金•威特（Martin King Whyte）和邁爾•扎爾德（Mayer Zald）等師友在閱讀初稿之後迅速給予反饋，並對初稿提出了大量經過深思熟慮的批評意見。他們說服我刪除了一些存在缺陷的觀點，幫助我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論點，並為書中某些不太合理的表述提供了更多的文獻資料。丹尼爾•奇洛特（Daniel Chirot）、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和斯考切波（再一次）對我的第二稿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也給了我很多鼓勵。他們的建議促使我再次對書稿進行了重大修改。
我的良師諍友們褒獎了我嚴肅認真的態度，但他們也毫不留情面地緊盯著本書的錯誤和缺陷。然而遺憾的是，他們的批評意見表明，我在短期內所做的任何修改都無法說服他們中的任何人（更不用說所有人了）相信本書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這不怪他們，都是因為調皮的匹諾曹。
查爾斯•蒂利
1984年9月於安阿伯（Ann Arbor）

前言
第一章 理論準備
第二章 四項誤導性假設
第三章 四項誤導性更強的假設
第四章 比較
第五章 個體化比較
第六章 普遍化比較
第七章 求異性比較
第八章 涵括式比較
第九章 結論
參考文獻
譯後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