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紜萬端：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簡體書）

本書為著名近代史學者沈松僑力作。胡適倡導文學改良，章士釗代表“五四的另一面”，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精英們有著怎樣的復調構想？從“中國的一日”到“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生活敘事透露出大眾怎樣的國家認同？在一個盤踞土匪、列強、豪紳、軍閥的宛西世界裡，為了“活著”，各色生民又展開了哪些博弈與突圍？本書從多學科視角解讀近代中國的風雨如晦，細看巨變之下的思想爭鋒、區域社會與身份認同。

沈松僑，漢族，1950年生於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歷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現已退休。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思想史及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河南省)，曾出版專書《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及論文十余篇。

☆3大主題，走進近代中國微場域，直指3000年未有之變局的種種異象
本書考察近代中國三大領域：思想與人物、政治與經濟、國族與國民，從諸多細節入手，涉及胡適、章士釗等知識分子的上下求索，土匪、列強、豪紳、軍閥諸多勢力盤踞的宛西“亂”世界，乃至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在近代引發的新討論……小切口，紛紜萬端，但樣樣不簡單。

☆著名史家沈松僑先生研究成果之大成，史料豐盈，史觀新穎
作者透過“滿鐵”檔案、時人調查、近代報章、私家日記等多樣史料，提供了豐富的數據支持和實證論據；此外，作者熟諳中西史學理論、社會學理論和政治學理論，諸如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安東尼•史密斯、費希特、列奧•施特勞斯等躍然紙上，使其論證問題超越近代中國本身，而帶有相當的普遍性。

☆為什麼是宛西？從經濟史的視角，細看一個被眾多學者忽略的區域
作者在全書第二部分細致考察了河南（尤其是宛西）的“全生態”，煙草與棉花、精英與民眾、中央與地方，在這個布滿土匪、列強、豪紳、軍閥的空間內，各色生民為生存而相互博弈，構成一個微觀的近代世界。

代序 召喚沉默的亡者：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族歷史？
1929年5月，知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編著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因為否認三皇五帝的存在，遭到國民政府下令查禁。當時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認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因此，三皇五帝的歷史真實性，只能局限於學者的討論，卻萬萬不能在教科書中明白點破，“否則動搖了民族的自信力，必於國家不利”。顧頡剛則在答辯書中一再強調，“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應當建立於理性上”，三皇五帝既然無法通過史學知識標準的檢驗，“萬無維持其偶像之理”。如果真要團結中華民族，中國歷史經歷過無數次磨難，“這磨難中的犧牲人物正可喚起全民眾的愛國精神”。
回顧這一段歷史軼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戴季陶與顧頡剛表面上針鋒相對，勢同水火，實際上，兩人卻有著一項共同肯認的基本前提：歷史學與歷史教育應該為國族利益服務；歷史學者應該是“國族”這個被想象出來的共同體的忠誠信徒與護衛。
其實，早在20世紀初期，中國現代歷史學甫行誕生之際，這項知識門類就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糾結纏繞，結下了不解之緣。1902年，梁啟超在其掀起近代中國史學革命的名篇《新史學》一文中，便這樣地大聲疾呼：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
正如梁啟超所期望的，近代中國的歷史學，始終在國族主義的宰制之下；歷史教育，也一直被視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環節。也正因如此，各類政治勢力莫不爭相致力於歷史記憶與歷史詮釋的攘奪與壟斷，以之為打造特定國族認同的手段。在一片擾攘與喧囂聲中，史學研究與歷史教育更不免染上高度政治化的色彩，自覺或不自覺地化作為特定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服務的工具。歷史學者縱或有過微弱的吶喊與反思，歷史學，作為一個獨立自主、自具尊嚴的“客觀”知識門類，長久以來，依然是象牙塔內少數學者的“高貴夢想”。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苛責近代中國的歷史知識工作者，歷史學與國族主義的共生關係，毋寧是一個普遍性的現象。姑不論舉世各國歷史教育與國族計劃（nationalist project）千絲萬縷、難分難解的緊密聯繫，19世紀，當歷史從傳統的業余嗜好正式轉化為一門擁有特定研究物件、操作程序與規訓系統的專業學科時，無論是在老牌的國族國家如英、法等國，抑或在新興的國族國家如德、意等國，歷史學者對於“過去”的建構與再現，大抵也都難以擺脫國族陰影的籠罩。鼓吹檔案研究、強調歷史知識客觀性，從而被中國新史學中堅之“史料學派”奉為圭臬的德國史學大家蘭克本人便曾擔任普魯士王國的官方史家；對他及其後輩而言，書寫歷史乃是為國家服務，而為國家服務，便是為上帝服務。國族國家，作為上帝的觀念（ideas of God），乃是只能順從與膜拜而不容置疑的神聖存在。同樣地，在幾個偉大的名字，如麥考萊（T.B.Macaulay）、基佐（F.Guizot）、克羅齊（B.Croce）、邁內克（F. Meinecke）諸人的筆下，歷史不多不少，便是國族主體，源起自邈遠的過去，在線性進步的歷史時間中，實現其偉大使命的特定過程。經由這樣一套國族主義化的歷史敘事策略，原本只是菲利普•科裡根（Philip Corrigan）與德裡克•塞耶（Derek Sayer）所謂的“文化效應”（cultural effect），只是由包含歷史書寫在內的各類論述所建構出之人為產物的國族，卻被物化為神聖而永恒的歷史主體。歷史只能是國族的歷史，而史學自然也被提升為孕育、捍衛“國族精神”的堡壘。歷史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回顧這一段歷史學的歷史時，把史學家與國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比作罌粟種植者與海洛因吸食者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是戲言。
不過，事實與價值之間並無必然的承續關係，歷史學與國族主義在歷史中偶然締結的深厚淵源，並不足以在知識上與道德上為國族歷史提供堅實的正當性基礎。霍布斯鮑姆同時也指出，伴隨國族，俱生共榮的“歷史”，絕非汲汲維護知識尊嚴與倫理規範的專業史家所應提供的歷史。勒南（Ernest Renan）在其著名演說《何謂國族？》中，固然高度強調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也敏銳地觀察到：遺忘歷史，乃至扭曲歷史，才是國族創立的真正樞紐。國族歷史，其實只能是一套“神話歷史”（myth-history）。
然而，這種借由特定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安娜•瑪麗亞•阿隆索語）所建構出來的神話歷史，卻極其有效地形塑了一套強大的“真理治權”（regime of truth），將“國族”縫合成為一個至高無上、同質的、本真的（authentic）、永恒的自然事物，從而要求其成員無私無我地犧牲奉獻。性別、階級、族群與種族等多樣的身份與差異，只能馴從於國族認同的宰制；個人與弱勢群體的存在與記憶，也只能在國族不斷自我再現的炫目光芒中，被抹除，被湮滅，從集體的“過去”中滌蕩凈盡。殖民時期的印度，為著維護國族的純凈本質，喪夫的寡婦被迫投身柴堆，縱火自焚。爭取獨立的國族主義運動期間，無以數計的印度農民，在甘地的號召下，義無反顧地投身建國大業，卻在獨立建國之後，被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書寫的國族歷史拋棄於印度的國族國家之外。在中國，20世紀初期以黃帝祖源神話為核心的國族主義運動，驅使章太炎立意重新編寫一部上起軒轅，下迄洪、楊，由漢族“明王聖帝”一脈相承的中國歷史，從而將鮮卑、女真、蒙古與滿族等少數族群，從國族的歷史記憶中排除出去。1949年後的臺灣地區，國民黨政權重新打造國族認同的文化實踐，也使得一整個世代的本地知識分子淪為失語與失憶的邊緣群體。……翻檢這些難以直面的斑駁史頁，我們在國族歷史這座輝煌璀璨的大理石教堂之下所看到的，或許乃是一道幽暗的深淵，裡面埋葬著無數沉默的死者。國族歷史或許正如喬伊斯所言，是我們最為深沉的夢魘。那麼，作為歷史知識的工作者，我們在形塑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意識時，是不是應該像安托瓦內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對大英帝國歷史所做的反思，不停地追問：“誰需要國族？”“誰需要國族的歷史？”是不是應該像印度的賤民研究小組那樣，割斷我們與國族的共謀紐帶，轉而面對這群沉默的死者，讓久遭遺忘的賤民，終能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鼓吹的，把歷史從國族的宰制下拯救出來？
對於這些問題，我個人沒有能力提出任何明確的答復。環顧當今的政治現實與知識狀況，告別國族、告別國族化的歷史書寫，或許還是難以企及的夢想。杜贊奇的努力，只能在主導性的歷史（History）之外，拯救出若干旁生歧出的歷史（bifurcated histories）。伯頓在其由後殖民論述出發，試圖解構不列顛國族歷史敘事的過程中，終不免警覺到，會把國族“從後門帶回來”。
雖然，就像顧頡剛那樣，我們或許還是可以從事一些局部的、最低限度的嘗試，在國族所宰制的歷史之外，嘗試書寫和建構“建立於理性上”的另類國族歷史。
首先，我們今天當然已經無法再像19世紀的史學家，對歷史的客觀真實性抱持著無比樂觀的信念。但是，對於基本歷史事實的尊重，依然不失為史學專業維系其自主與尊嚴的最終基石。1930年代，蘭克史學所遺留的資產——史學客觀性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便為法、德、意三國的學院史家，提供了免於全面屈從法西斯政權國族歷史霸權敘事的解毒劑。我們不必再執著於史學知識的本體性意義與客觀價值，但是在歷史知識生產的場域中，史學工作者或許如林•亨特（Lynn Hunt）等人所言，還是應該自覺地秉持著一套策略性的“實踐的實在論”（practical realism），還是應該遵循尊重史實、考辨史料、審慎詮釋等史學操作的清規戒律。唯有在這樣的共通前提下，不同的歷史詮釋之間，在對彼此差異性的肯認與尊重的基礎上所展開的多元對話，才有正面、積極的意義，也才不致淪為敵對的整體性國族歷史論述之間互不兼容、你死我活的惡性斗爭。
其次，猶如戴季陶與顧頡剛的論爭所顯示的，國族並不是一個本質性的實體，而毋寧是一個各種想象與論述彼此對抗、爭逐與協商的場域。戴季陶所想象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植基於祖源關係的血緣群體；顧頡剛所建構的國族，卻是一個由歷史紐帶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同樣地，我們當然不是沒有重新想象一個更開放、更具包容性之國族共同體的空間。我們當代的國族歷史，當然也可能是更為多元、更為寬容的敘事模式的產物。回到本文經常引據的德國經驗，1986年至1987年間，在聯邦德國新保守主義者試圖將納粹歷史“正常化”所引發的“史學家論爭”（historian’s debate）中，哈貝馬斯砥柱中流，極力持守的憲法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立場，便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足資持守的典範。而1996 年美國歷史學者丹尼爾•喬納•戈德哈根（Daniel Jonan Goldhagen） 撰著的《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一書所造成的歷史事件，更是值得我們再三玩味。這本“污蔑德意志民族”的著作在統一後的德國史學界引發軒然大波時，德國社會大眾所選擇的立場，卻是不受國族主義右派的蠱惑，寧可正視自身過去的罪惡與創傷，與異國學者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對抗本國保守主義史學界的攻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透過對過去的再書寫，有意識地拋棄長久以來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不神聖聯盟，致力於抵拒任何本質化、排拒性的國族認同， 從而為這個社會培育出一種更為誠實、更合乎公義、更能包容“他者”的歷史意識，或許不失為一種可能？
歷史學者基於專業的習性，大抵對非歷史的、普遍性的抽象價值與理想，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liberal ironist）。根據理乍得•羅蒂（Richard Rorty）的解釋，“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總是認真而嚴肅地面對自己最核心信念與欲望的偶然性，他們秉持歷史主義與唯名論的信仰，並不相信那些信念與欲望的背後存在著任何超越時間與偶然性的基礎。不過，在“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所僅有的無堅實基礎的信念中，卻包含著一項卑微的願望，亦即世間的苦難會減少，人對人的侮辱會停止。這或許是歷史學者在他的斗室中書寫過去時，所能自我期許的最低目標罷。

代 序
召喚沉默的亡者：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族歷史？

上篇　思想與人物

一代宗師的塑造
——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

五四時期章士釗的保守思想

中篇　政治與經濟

從自治到保甲
——近代河南地方基層政治的演變（1908—1935）

地方精英與國家權力
——民國時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

經濟作物與近代河南農村經濟
——以棉花與煙草為中心（1906—1937）

下篇　國族與國民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

國權與民權
——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

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
——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象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