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扶手的思考：理解集1953-1975（簡體書）

不論是論文、訪談、信件，還是講座、演講、發言，抑或是紀念海德格爾或奧登的文章，這些橫跨20余年的文字，呈現出漢娜·阿倫特有血有肉的生動形象，她時而憤怒，時而平靜，時而滿懷深情。
阿倫特說，她不想讓思想僵化，所以拒絕創建體系，她不想讓社會僵化，所以鼓勵讀者思考。能思的個人、擺脫了物質生活條件束縛的個人，為某個共同關心的問題聚集在一起，成立某個基層的委員會，在這之上是更高的地區委員會，最後是政府或國家委員會……阿倫特坦承這種委員會是理想化的，現實中並沒有對應物，但這不妨礙她在對古希臘城邦的探討中，在對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思想的研討中，在對美國政治的批判中，在對艾希曼審判的冷靜反思中，探討她的理念，區分她的概念，闡述她的想法。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猶太哲學家，生於德國漢諾威。曾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獲博士學位。1941 年移民美國，1951年獲美國國籍。自1954年始，阿倫特先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布魯克林學院開辦講座。自1963 年起，她先後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阿倫特憑借《人的境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過去和未來之間》等著作，成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導言

杰羅姆·科恩

如果說美利堅合眾國的衰落從1961年在豬灣(the Bay of Pigs)入侵古巴的失敗算起，那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五十多年了。在此之前的一個多世紀，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就已經對他所謂的“高貴實驗”(noble experiment)絕望，當時主要是因為在奴隸制問題上公眾意見形同水火。

如今，所有黨派的政治家、所有政治派別的專家，為了各自的權力，都一致譴責公眾意見的冷漠。但對於人民而言，沉迷於民意調查而不顧其結果如何荒唐，除了意味著沉溺於公眾意見，還能是什麼呢？對於熟悉漢娜·阿倫特思考方式的人而言，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她認為民意調查就像毫無意義的捐款呼吁一樣，所意味的要麼是失敗，要麼是被騙了。1963年在芝加哥與一群學生的談話中，阿倫特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迫下定決心，然後與他人交換意見。你們要記住”，她說，“建國之父們對公眾意見極不信任，因為它有違公共精神。沒有公共精神的地方，就會有公眾意見取而代之”。在阿倫特看來，這是一個“曲解”，對於所有共和國而言都是一種危險，特別是那些自認為是民主國家的共和國。因為(援引麥迪遜的《聯邦黨人文集》第50頁)“當人們在各種截然不同的問題上冷靜、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理性時，他們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同意見……當他們為一種共同激情所支配時，他們的意見，若可以這麼叫的話，也會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阿倫特聽了建國之父們的話，這些話緩和了他們行動中的偶然因素。偶然性是自由行動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條件)，也是職業政治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多重解釋的必要條件。因此，阿倫特指出沒有言說的行動是徒勞的。

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個“一人黨”，盡管這不是在《孤獨者宣言》(The Loner’s Manifesto)的意義上說的，他把孤獨者，無論是政治上的孤獨者還是別的孤獨者，轉變成了一個群體身份！在1789年3月從巴黎寫給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的一封信中，杰斐遜寫道：“我不是一個聯邦黨人，因為在我能夠獨立思考的地方，我從未讓自己的整個意見體系服從於任何黨派的信條，無論這個黨派的人們擁有何種宗教、哲學、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內容。這樣一種沉溺是一個自由的道德能動者的最後墮落。如果我不能去天堂，而只能參與一個政黨，那我就根本不會去那裡。因此，我要向你抗議，我不是聯邦黨人。但我離反聯邦黨人更遠。”

如果美利堅合眾國失敗了，誰來承擔責任？這個問題可以從經濟上解釋，或——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心理學上解釋，在阿倫特看來，這只會帶來社會性的回答，而不會有政治性的答案。要在政治上給出響應，就需要有一個觀察者，他與男男女女那個確定又含混的社交圈保持一定距離。政治性的響應所針對的是一個稍有不同，但更為準確的問題：合眾國的公民是如何耗盡共和國的權力的？阿倫特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也即1975年，發表的那個公開演講，就是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美利堅合眾國二百周年，其中就包含了她在今天可能會說些什麼的線索。在那裡她強調了“這個國家的權力受侵蝕，以及自信心的最低點，當對一個最弱小的、最無助的國家的勝利就能讓這個國家的居民歡呼雀躍，而僅僅在數十年前，它確實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 (指的是二戰中盟軍勝利後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的美利堅合眾國)。緊接著，她(1975年)提到了50年代“由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引發的小型危機”，它預示了“一支可靠忠誠的公務員隊伍的敗壞……這可能是漫長的羅斯福政府最重要的成就”。從那時起，“事件如同災難一樣此起彼伏”，用常被引用的話來說，“就像歷史的尼亞加拉瀑布一樣傾瀉而下，其橫掃一切的力量讓每一個人，無論是力圖加以反思的旁觀者，還是試著讓它慢下來的行動者，都同樣地麻木不仁、癱在原地”。在阿倫特發表這一演講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能經常聽到這個國家被譽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或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嗎？其正當性甚至還比不上1975年。更令人困惑的是，今天這種炫耀自夸伴隨著政治上空洞的經濟警告，即美國必須通過某種方式恢復往日的“富足”和“偉大”。

不管怎樣，阿倫特政治思想和言說的基礎、滋養它的土壤，都異常肥沃。在今天，她幾乎一定想要去處理的事情，涉及的是美國政府最高行政部門——當然不只是行政部分——看似頑固的政治謊言。就像把我們的時代描述為“後真相”時代這種自相矛盾的不當用語所暗示的那樣，盡管這種謊言不會危及真相，但會抽掉我們相信政治事務本身的實在性的能力。如果實在感的喪失也會導致了政治權力的喪失，那麼公民如何運用自由來產生權力就是更關鍵的問題。正如在本文集中強有力地表明的那樣，在阿倫特看來這就是“變得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是政治革命的目的或終極目的的原因所在。當然，這一切都不能否認自我驅動的金融失衡、致命的種族不平等，以及其他形式的殘酷、官僚腐敗和社會不公正，以越來越明顯的方式剝奪我們的自由。這些都是一種不斷逼近的社會總體論(totalism)的信號，比如，一個官僚體制的共和國或多或少都會完全壓制政治自由。這種總體論無需達到或導致被阿倫特理解為20世紀總體主義(totalitarianism)本質的那種恐怖，但我認為，它的信號正是她提醒我們要謹防的“我們時代以本真的形式呈現出來的真正困境”的東西。

什麼是政治自由？獨自在投票亭進行無記名投票是自由嗎？教書、寫作或閱讀是自由嗎？在阿倫特看來，最簡潔的答案顯然如下，即行動和言說——有別於純粹閑談的言說——能力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因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行動和言說在何處以及如何一起產生權力的？不同於軍事力量——包括持續至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式的大型軍隊和新型武器——，阿倫特所謂的政治權力，至少在消極的意義上並不產生於相互談論著自己、家庭和職業生涯的男男女女。關涉權力的乃是公民的談論，他們公開雄辯地論爭，以說服其他公民接受自己的意見。那是服從的對立面。公民們用詞語描述那些按定義不屬於他們自己的事件：沒有人說“我的事件”，因為事件是客觀的，它面對著許多人，其結果影響到許多不同的人。一個事件中所包含的權力就是公民的潛能，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能力讓事件多多少少變得可處理。這種可駕馭性的條件就是政治平民(commonalty)，人類不平等的印記或模子由此就被抹掉。政治平民是公共空間即阿倫特所謂的“自由島嶼”的現實化。這樣一個島嶼極為罕見，因為這個世界的絕大部分歷史被比作是一個充滿不信任、不法行為和罪惡的海洋。

本文集收錄了阿倫特寫給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s)的信，其中有大量她所謂的共同的政治關切的例子。對一些讀者而言，這或許就意味著一個共同世界的可能性。這個世界會如何發展，最適合它的是什麼樣的政府，是力圖理解這樣一個世界所提出的基本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共同世界的實現，阿倫特從不樂觀，而且她也幾乎不討論此前在世界上幾乎從未出現，而後也只是短暫出現的政府形式。此外，有一次，當被問及政府委員會制度的前景時，她回答道：“即便有，也是前途渺茫。然而，或許還是有的——在下一次革命之後。”

她的治理委員會制度概念沒有得到詳細說明，因為它們是無法預先得到充分把握的新開端。盡管如此，她的構想極為廣闊。阿倫特認為總體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形式”，一種總體摧毀的政體，它沒有積極的對立面，比如君主制是暴政的對立面，貴族制是寡頭的對立面，民主制是暴民政治的對立面。這些對立面自古代以來從未有過實質性的改變，直到阿倫特把委員會制度增列為總體主義乃至於所有形式的總體論(totalism)的積極對立面。她對這種治理制度的最廣泛論述體現在她論匈牙利革命的文章中，這裡是它的第一次全文發表。在基層(這也是權力的基礎)，委員會由這樣一些男男女女構成，他們有共同關心的問題，比如工資公平和充足住房、中小學教育、個人安全和公共安全。然後，這些地方基層的委員會選舉出更高、較小的地區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將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措施。處於金字塔塔尖的政府委員會或指導委員會，也是由下面選舉出來的，將在其管轄範圍內指導和組織共同利益集團。

在這裡，或許值得一提的是，阿倫特極力反對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觀念，認為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暴政。在政府委員會制度中，移動、思考和行動的自由可見於每個層面，但只有在基層履行其對上級的義務和承諾時，權力才會得到實現。委員會政府會產生一個共同世界，那裡真正充滿了位於世界上多樣的男男女女們之間的利益(inter esse)，它在把行動和言說的個體聯繫在一起的同時，又在他們之間為每一個人保留了充分的空間，以使他們從各自獨一無二的觀點出發向他人表達自己。這種之間(in between)的空間只存在於委員會制度以及多數類似的治理制度之中。還可以補充說，在委員會制度中，公民不僅被當作觀念市場的平等者，而且也是消費用品市場上的平等者。政治平等的感性意識不僅通過法律禁止不平等，而且自下而上地確保其不會出現。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治理的委員會制度壓倒了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

這部文集的題目，即《無扶手的思考》，是阿倫特——在“漢娜·阿倫特論漢娜·阿倫特”中——對自己思考經驗的描述：一種除自己之外無需任何他人同意的從世界退隱的活動。易言之，當在思考的對話中退隱時，主體一分為二，阿倫特稱之為“一中之二”(two inone)。在她看來，經驗這種“一中之二”就是思考，如同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康德以及她提及的其他人所認為的那樣。就像在黑格爾那裡一樣，思考活動使得阿倫特與世界之所是和解。然而，希特勒的總體主義政權史無前例的殘暴和破壞性，前所未有地剝奪了阿倫特從世界退隱、獨自思考所依賴的一切宗教、道德和歷史傳統。正是在反思中，她遭遇到了自己時代最沉重的負擔。

目錄

導言 / 1

致謝 / 1

發表情況 / 1

卡爾·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 / 1

偉大的傳統 / 35

20世紀的權威 / 57

致羅伯特·M.哈欽斯 / 76

匈牙利革命與總體主義的帝國主義 / 87

總體主義 / 129

文化與政治 / 132

對傳統倫理學的挑戰：響應波蘭尼 / 155

對1960年全國代表大會的反思：肯尼迪vs.尼克松 / 162

行動與“追求幸福” / 171

自由與政治：一個講座 / 188

冷戰與西方 / 211

民族國家與民主 / 220

肯尼迪及其後 / 226

娜塔麗·薩洛特 / 229

“如同對著一堵磚墻說話”

——與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對話 / 238

勞動，製作，行動 / 254

政治與犯罪：一次書信往來 / 270

關於格倫·格雷《戰士》一書的導言 / 277

論人的境況 / 283

現代社會的危機特徵 / 289

革命與自由：一個講座 / 293

美國本質上是一個暴力的社會嗎？ / 313

《群魔》 / 318

“變得自由的自由”：革命的條件和意義 / 325

想象力 / 340

他就是德懷特 / 347

愛默生梭羅獎章獲獎感言 / 354

阿基米德點 / 357

海德格爾八十歲了 / 368

關於馬丁·海德格爾 / 380

戰爭罪和美國的良心 / 382

致《紐約書評》編輯的信 / 383

當代社會的價值觀 / 387

漢娜·阿倫特論漢娜·阿倫特 / 392

評論 / 420

在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指導委員會上的演講 / 428

公共權利與私人利益

——對查爾斯·弗蘭克爾的響應 / 432

羅杰·埃雷拉采訪 / 438

關於心靈生活的初步評論 / 453

過渡 / 456

緬懷於1973年9月28日晚去世的威斯坦·H.奧登 / 463

譯後記 / 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