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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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洛馬斯科筆下的俄羅斯是主流媒體中幾乎不會看到的「另一些」俄羅斯：少年罪犯、外僑勞工、性工作者、在正教中尋求庇護的老人……作為藝術家和行動主義者，她以生動而緊迫的現場速寫，以及同樣精彩的文字，記錄下了所謂「普丁穩定」時代普通人慘淡的日常生活，以及被社會不公正和不平等激怒的群眾走上街頭的場景。這些可貴的「圖畫報導」卻在俄羅斯緊縮的輿論環境下被列為政治禁忌。

作者簡介
維多利亞・洛馬斯科，1978年出生於俄羅斯謝爾普霍夫。
她是一名平面藝術家，曾就「圖畫報導」這種工作方式舉辦講座和發表文章。
她是2010年康丁斯基獎提名作品《被禁止的藝術》一書的共同作者，並共同策劃了兩檔大型藝術展覽：「女性主義鉛筆」和「畫法庭」，其作品在俄羅斯和國外多次展出。她現居德國。

譯者簡介
糜緒洋，自由撰稿人、譯者，譯有《生命是賭注：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與愛情》、《明亮，明亮的日子：塔可夫斯基劇本集》等。

◎本書收錄了我在2008—2016年期間創作的圖畫報導。那幾年間，我前往俄羅斯的城市和鄉村，與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交談。這些創作按年代順序排列——政治局勢和俄羅斯社會生活在不斷變化，我選擇的主題、主人公和工作方法也隨之改變。本書分為兩個部分：「不可見的人」和「被激怒的人」。

「不可見的人」講述了少年教養所學員、鄉村學校師生、外僑勞工、在正教中尋求庇護的老人、性工作者和俄羅斯外省單身女性的生活。在所謂的「普丁穩定」時代，媒體對此類題材漠不關心。對我而言，「不可見的人」並非某些特殊的邊緣人物；在俄羅斯，多數居民都是不可見的人：社會群體彼此孤立，無法獲得上升管道、進入公共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系列可以無限制地擴充。不過，2012年俄羅斯發生了大規模抗議，出現了新的主人公。公民參與在當代俄羅斯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現象，於是我立即開始描繪人們如何試圖從國家手中奪回自己的聲音與權利。

「被激怒的人」中收錄的報導包括：2012年莫斯科反對派大規模集會以及隨後對抗議者的審判；LGBT社群如何努力讓自己被看見，儘管當局通過了恐同法律；還有2015—2016年全國性的以及地方基層各類「壓力團體」發起的公民抗議運動。本書反映了俄羅斯社會近年來的轉變：無孔不入的審查；管控生活各個方面的各種新法律；俄羅斯正教會與國家機器的徹底合流（試比較〈為了抗議總體規劃而祈禱〉中的邊緣人群和最後一篇報導〈長途貨運司機、泥炭公園和橡樹公園〉裡正教運動「四十教區」那些自信滿滿的成員）。另一方面，不滿和憤怒也在不斷增長，並且波及了從前忠於當局或不關心政治的各個社會階層。

「圖畫報導」可能會讓西方讀者覺得是一種奇怪或混合的體裁。他們很可能會從歐美紀實漫畫傳統的視角來理解我的報導。然而，這些作品創作於不同環境之下，回應的是不同的藝術傳統。蘇聯解體後，國家不再向藝術家訂製描繪社會題材的現實主義風格作品。取代美術家協會的是同樣僵化的當代藝術機構，推崇西方觀念藝術，鄙視一切類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具象作品，尤其是寫生。著名俄羅斯藝評人葉卡捷琳娜・焦戈季在2007年寫道：「如果今天一位藝術家想製造出點真正足以讓他被拒絕參展的風波來，那麼他無疑應該畫一幅寫實油畫。或者用鉛筆在紙上畫一個人像。」

在一所較傳統的大學獲得藝術學士學位後，我進入一所時髦的藝術學校學習，我的第一件圖像報導作品就被斷然拒絕。我被告知，21世紀沒人會畫寫生。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在事件現場把作品畫完，從而能傳遞事件的節奏和能量。

我不臨摹照片和影片，這是我的原則，我也很少創作多格漫畫，因為分隔布局與現場報導的即時感格格不入。由於在同時代人中找不到參照，我轉而研究19和20世紀的實踐，例如俄羅斯士兵、集中營囚犯和納粹圍困列寧格勒經歷者的畫冊。它們不僅是藝術品，也是重要的文物。這樣的緊急工作往往是在此類殘酷環境下僅有的報導，這些畫冊也是唯一的視覺證據。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應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我所要做的，首先是突破自我，更直接地把握、反映身邊的現實。

這種對寫生的追求也是我抗議俄羅斯藝術界自我封閉，以及藝術家在社會層面上完全疏離觀者（反之亦然）的一種方式。我希望了解我生活在其中的國家和時代，創作任何教育水平的觀眾都能理解的作品，並維繫與蘇聯藝術成就的關聯。我發現，我所報導的不同社會群體的成員對自己國家其他社會階層的生活狀況也知之甚少。我也意識到，為了展現俄羅斯社會的真實面貌，我必須成為一名獨立研究者、記者和行動主義者。在新聞和人權運動的十字路口創作——我把這當作自己的創作方法。

幾年過去，我的方法也發生了變化。2008年，我僅有的願望是不要被困在畫廊那毫無生氣的白盒子裡，克服對接觸「普通」人的恐懼。起初，我回到了在公共空間寫生的做法，但在畫中加入了我的描繪對象的對白——我偷聽、偷瞄他們。後來，我鼓起勇氣加入他們的對話並提出問題。再後來，我開始學著像新聞記者一樣接觸我的採訪對象，前往各地去研究那些令我著迷的話題。與此同時，文字在我的報導中的角色也日益重要，起初只是簡短的評論，後來變成了完整的陳述。

我希望我八年來的圖畫報導能讓觀者／讀者認識到俄羅斯社會發生的種種變化。我將其視為社會政治大背景下展開的「普通」人的小故事。

◎
引言
不可見的人
黑色肖像
為了抗議總體規劃而祈禱
女性篇
少年教養所的繪畫課
鄉村學校
莫斯科便利商店的奴工
下諾夫哥羅德的「小姐」們

被激怒的人
抵抗編年
Pussy Riot
2013～2014 年的政治作秀審判
「肩並肩」:同性戀與恐同分子
公民聯盟 2015～2016:長途貨運司機、
泥炭公園和橡樹公園

在分裂的世界中尋找「 再政治 」的途徑
出版後記

◎黑色肖像

每幅肖像都繪於一次偶遇後。偶遇的對象都是莫名想對我講述自己生活的陌生人。這種情境無法強求，所以這八張肖像畫是在三年時間裡完成的。例如，那位退休講師在莫斯科郊外的通勤火車上突然坐到我眼前，那個有紋身的年輕人是在醫院的院子裡走向我，還有石匠謝爾蓋在一場正教抗議遊行中找上了我(大家還會在〈為了抗議總體規劃而祈禱〉系列中看到他)。

這些人的處境給我留下了沉重的印象，因此我決定在黑色背景中繪製肖像。〈黑色肖像〉中人物的觀點和情緒在我們的社會中相當典型。由石匠謝爾蓋和政治學教師維克托的肖像組成的雙聯畫尤具代表性，展現了我們國家最常見的兩種政治情緒：貧困、缺乏教育的社會階層反對「西方」，而所謂「知識階層」則鄙視「老百姓」。

我們在走廊上候診，
等待著眼科醫生。
一位畫家坐在一旁，
為我畫了一幅畫像。
我拿起肖像，
端詳一番，
我覺得自己已經改變，
我內心自以為還年輕，
但畫上的人讓我吃驚。

「剛打來一通電話，『最後一個老頭死了』，我們的村子再也沒有了。」
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打油詩人」，15 分鐘後他會得知自己妻子的一隻眼睛失明了。



◎女性篇

〈女性篇〉中的所有人物都來自寫生，她們的話則都是逐字記錄。不過，我試圖在這一系列中，從純粹的報導轉向象徵——將各種具體的情境概括成能夠傳達我的感受和體驗的圖像。這些畫不僅是具體人物的肖像，也代表了各種人物原型：衰朽者與孤獨者、酗酒者與狂歡者、剽悍的蘇聯大媽⋯⋯每一幅畫都為俄羅斯外省女性生活這一整體圖景增添了自己的色調(悲傷、反諷、憤恨)。

我出生在莫斯科郊外的謝爾普霍夫城。身邊的婦女和女孩都在談男人：熟悉的和陌生的，前任、現任和未來的。那時我們都相信，愛會改變我們單調的生活進程。

我還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我作為藝術家的天職。只有我那自學成才的藝術家父親贊成我去莫斯科學習，並贊成後來從事藝術創作的計畫。一些女性友人的母親試圖讓她們的女兒少和我接觸，認為這種妄想會傳染，會妨礙她們找夫婿。她們是對的——我至今仍然單身，沒有孩子。

我在莫斯科生活了十多年。一來到外省，我就能認出那熟悉的畫面和談話。即使是離婚的朋友也會同情我「悽苦的命運」。我成了一名藝術家，但並不覺得自己是贏家。在我們國家，無論是我的還是她們的人生策略都在漸漸走向失敗。我看著〈女性篇〉中的每位主角，並在她們每個人身上都發現了自己的影子。



◎莫斯科便利商店的奴工

2012年 10月 30 日，一群民間社運人士在莫斯科解救了一家便利商店裡的 12 名奴工，店主是哈薩克人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及其丈夫薩肯・木孜德巴耶夫。幾乎所有獲釋者都是來自哈薩克奇姆肯特的女性，而伊斯坦別科娃本人也來自該市。伊斯坦別科娃在不同時期邀請她們到自己的店裡工作，然後奪走她們的護照，強迫她們每天免費工作 20 小時。她們的食物只有爛菜湯，常遭毆打和強姦。一些獲釋者近期才進入這家店，另一些則已被奴役了六到十年。

她們當中有很多人在被囚禁期間生下了孩子。伊斯坦別科娃會找機會擺脫這些孩子，把他們送回哈薩克，並宣稱他們已經死亡，另一些孩子則從很小就開始為她的家族充當勞力。

其中一名奴工扎日娜的母親塔吉納爾・阿希羅娃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解救自己的女兒。她們是哈薩克公民，但哈薩克警方拒絕立案。在莫斯科，戈利亞諾沃警局的警員也無視塔吉納爾的訴求。據這些過去的奴工說，警察知道店裡發生的事情，定期來找伊斯坦別科娃索賄。奴工若是逃跑，警員會親自將她們送還給主人。意識到無法通過法律手段解救女兒後，塔吉納爾求助於「另一個選擇」運動的社運人士。藉由大量人員「突襲」商店，他們成功解救了奴工。

除了占蘇魯，她的兩個姐妹也在做奴役別人的勾當。她們每個人都有好幾家商店，奴隸制在其中已施行了約 25 年。占蘇魯的姐姐碩勒潘在 2002 年被判虐待罪。然而，弗拉迪米爾・普丁總統以「人道」為由赦免了她。

2012 年 11 月，伊斯坦別科娃和木孜德巴耶夫先是以非法剝奪自由罪遭刑事立案，後又以「非法且無依據」為由結案。2013 年初，這對夫妻重新開起便利商店，目前正在招募員工。

我一直對現代奴隸制這個主題很感興趣。在網路上看到一篇關於解放奴工的報導後，我致電給「公民協助委員會」，希望在奴役者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和她丈夫薩肯・木孜德巴耶夫的審判中擔任畫師。委員會職員阿納斯塔西婭・傑尼索娃通知我最新消息：受害的女性們剛才本應在變容村的偵緝科和她們的前主人當面對質，但為了不讓這一幕發生，上級試圖為她們捏造一個行政違法名目——在俄羅斯境內未登記住處非法居留，以便將她們緊急驅逐回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其中一名懷孕五個月的女孩差點流產。在律師和社運人士的努力下，受害者被成功帶離偵緝科並送往醫院。

聽到這件事後，我去了醫院，在那裡我遇見了萊拉和莫塔拜爾。

相識

萊拉，26 歲，其中有十年時間在奴役中度過，來自烏茲別克。

這些女孩由一名志工看護。這些前奴工從醫院被帶去公民協助委員會。室外的風大到甚至穿透了我的皮大衣，而懷孕的萊拉卻只穿著單薄的鞋子和風衣，連手套和帽子都沒有，在結冰的地上踉蹌而行。她緊緊抓著我，以免摔倒，也能多少暖和一下。飢腸轆轆的姑娘們在麥德龍裡吃了速食。

她們依偎在一起，並立刻睡著了。

巴克婭

巴克婭今年 34 歲，但看上去有 40 歲。她度過了十年奴隸生涯，頭和腰每天都被毒打，門牙全都被打掉，手指和耳朵也被打斷。

巴克婭的兒子包爾占今年五歲，但看上去只有兩歲。孩子走路不穩，胸廓變形。在獲釋前，包爾占從未去過室外。醫生認為孩子被放在一個盆子裡，並在暖氣片上綁一整天。包爾占說很多話，但沒人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語言，也許他發明了自己的語言。他的母親每六個月見兒子一次，每次半小時。在囚禁期間，巴克婭又生下一個女兒，現在這個女孩本該七歲了。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說女孩死了。但巴克婭覺得女兒還活著，她被賣到了哈薩克。

巴克婭說，便利店裡至少裝了 30 個監視器；奴工不得走出監控範圍。她們被禁止彼此交談。每天的工作從早上六點開始，一直持續到凌晨四點。

她們經常被打到失去知覺，有時甚至在失去知覺後還繼續被打。女主人常說：「不見血我不會停」。一個奴工女孩被活活打死。毆打奴工時，主人的四個兒子也常在場。這些十幾歲的孩子親自動手毆打他們的「財產」，父母也鼓勵他們這樣做。主人強迫奴工互相告發。巴克婭說，她拒絕「告密」，在挨打時她會沉默並試圖反抗。店裡還有一項制度：奴工若想將就著生存下去，就必須為自己的親戚「牽線」，讓她們也來當奴工。巴克婭沒有邀請任何人來「工作賺大錢」。

有一次巴克婭設法逃了出來：她先是在公寓的入口處睡了三天，然後跑到院子裡，在那裡撞見了便利商店的一位老顧客。巴克婭向她講了自己的故事，並乞求幫助。顧客帶巴克婭回自己家裡，讓她等著。過了一陣子，她和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一起回來了。占蘇魯賭咒發誓說，巴克婭的奴役勞動將會得到報酬，甚至會「買一輛車給她」。我不知道巴克婭是不是相信了，但她想起了自己還有一個人質兒子，於是便回到了店裡。可想而知，她在店裡因為逃跑而挨了一頓毒打，然後又一切如常了。

負責此案的社運人士發現，伊斯坦別科娃姐妹的社會地位相當高，在政府和警界也有建立關係。巴克婭來自一個住在烏茲別克的哈薩克裔貧困多子女家庭。幾年前，一名從伊斯坦別科娃那裡逃跑的女奴聯繫了巴克婭的母親吐瑪爾，告知她女兒淪為奴隸。母親去報警，但警方拒絕調查。當時她連去莫斯科的機票錢都籌不到。

萊拉一家

這是巴赫提，萊拉的兒子，在奴役中出生。他名字的意思是「幸福」。他今年六歲。

伊斯坦別科娃把和巴赫提一樣在奴役中出生的姐妹送去哈薩克，過了一段時間，她告訴萊拉，小女孩死了——「她被牛角頂死了」。巴赫提被留在便利商店裡生活。他彷彿成了和他同齡的店主兒子的解悶玩具。當巴赫提不用娛樂主人兒子時，他就得工作：搬運食品並裝箱，還要為女主人按摩。如果男孩有什麼沒做好，占蘇魯 •伊斯坦別科娃或她的助手別喀就會抓他的頭去撞鐵製保險櫃或牆壁。男孩的頭被主人打得傷痕累累。巴赫提每天都能見到萊拉，但他被禁止與母親交流。

奴工獲釋後，主人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把巴赫提和其他奴工的孩子一起綁走，但因為害怕媒體，就把他們扔在了火車站。現在，巴赫提整天都想看動畫片。萊拉說，孩子開始笑了，有時還會調皮。

2011 年，萊拉有了丈夫賽依勒汗。他從哈薩克過來打工，為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的親戚工作，並偶然認識了萊拉。伊斯坦別科娃發現賽依勒汗非常喜歡萊拉，便提議讓他在便利商店當司機，並與萊拉和其他奴工一起住在地下室。賽依勒汗同意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其他工人不同，他領工資，也不會挨打，因為作為司機，他可以逃跑。

現在萊拉懷孕七個月了。超音波檢查顯示，儘管萊拉不斷被毆打，但胎兒並無大礙。萊拉認為，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的計畫是讓她和丈夫在便利商店一直做到老(或做到死)，而他們的孩子將自動成為她的奴隸。萊拉沒想過要逃跑，因為她擔心兒子巴赫提，不想拋棄他。

萊拉說，占蘇魯・伊斯坦別科娃來自一個貧困家庭。其他獲釋女性說，她的犯罪生涯從她在哈薩克經營妓院開始。只有她丈夫的遠房親戚，被伊斯坦別科娃奴役了 17 年的薩勒塔納提知道占蘇魯過去的全部經歷。就在「戈利亞諾沃奴隸」被解救前不久，薩勒塔納提拋下了自己在奴役中生下來的兩個孩子阿米拉和艾色勒，逃了出去。獲釋女性說，她答應要救出其他人，會和她們取得聯繫。

但這件事並沒有發生。這些前奴工推測，薩勒塔納提已經被抓住並被殺害了，因為她是個過於危險的證人。此外，她在店裡也沒什麼用。萊拉和賽依勒汗這麼描述她的狀況：頭髮掉光了，腿因為一直挨打而發紫（「我們一開始以為她穿著紫色連褲襪」），腿上有許多包，血經常從裡面噴湧而出。

薩勒塔納提的女兒艾色勒沒有接受過教育。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要服侍伊斯坦別科娃的母親，也就是說，她是第二代奴隸，已經無法想像什麼是自由和沒有奴隸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