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王珊，《三聯生活週刊》主筆，2015年開始做調查記者。
名人/編輯推薦
在吳謝宇案的所有報道中，本書無疑是最全面、系統和深入的。從吳謝宇案本身來看，這篇報道深度揭示了吳謝宇所處原生家庭的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作者不滿足于僅通過案發時謝天琴、吳謝宇的核心家庭的結構和情感狀況來呈現吳謝宇所處的社會情境，而是引入家譜視角，追溯吳謝宇的祖父輩甚至更前一輩的家庭構成，清晰地呈現了吳家和謝家更為悠長的家族史。從這個角度看，《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恰恰在兩位記者高度細緻和特殊的描述背後，有意無意地觸碰到了當代中國人在家庭生活中遭遇的普遍困境。
——肖瑛（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16年案發，世人震驚，吳謝宇案引發了最廣泛的疑問。2023年5月二審判決，一個多月後，我們刊發長報道。這是我們的記者歷時七年持續採訪、尋找答案的結果。對我們這本雜誌，對非虛構寫作，我相信，這篇作品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標杆。
——李鴻穀（三聯生活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三聯生活週刊》主編）
序
寫在前面的話
逃亡與真實生活
2015年夏天，21歲的吳謝宇開始了逃亡生涯。到2019年4月被公安機關抓獲，他逃亡了將近四年。
說起這四年的經歷，吳謝宇把它描述得像參加了一場漫長的夏令營：“我第一次自己考慮去哪裡，學會比較路線和路費。我第一次自己挑衣服、套被套、洗衣服、搞衛生。我第一次自己租房子，學會和房東談價格。我第一次自己做飯，學會怎麼買菜、切肉、炒雞蛋、洗碗。”
在做出殺害母親的殘忍行為之後，他從2015年7月到12月，找親戚和爸爸的朋友們，一共騙取了144萬元，說他要去美國做交換生，帶著媽媽一起到美國生活。但事實上，他和性工作者劉夢在上海同居，其間還花錢找過其他性工作者。他在上海花費了58萬元買彩票，又在福州花了3萬元買彩票。2016年3月1日，吳謝宇賬戶裡只剩下910.44元，144萬元被他揮霍一空。從2016年2月與劉夢分手後，他一路逃亡到了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廣西、廣東、湖南等地，後來在重慶生活時間比較長，一直到2019年4月在重慶被捕。
吳謝宇想體驗的是他之前沒有體驗過的生活。在被捕後的自述材料裡，吳謝宇說他“每天都活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小小世界裡：爸爸媽媽為我提供了一個安全、溫暖的家，我窩在裡面，不願也不敢走出來”，而“逃亡中我無法再自我封閉，只能投身真實生活”。
在這種“真實生活”裡，似乎性交易、揮霍金錢與學會洗碗、炒雞蛋是同一等級的事情。吳謝宇描述自己21歲之前的生活：“對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從一個年級到一個更高的年級，從一個學校到一個更高的學校，從一本課本到下一本課本，從一場考試到下一場考試。”當他覺得自己失去束縛後，真實的生活與他之前通過小說、影視作品所想像的很不一樣。在2021年4月寫給會議庭的自述裡，吳謝宇說，“我過去所以為的‘這個世界’，其實只不過是課本裡、小說裡、影視裡對這個世界的描繪。說直白點，我以為我看過‘這個世界’，其實我只不過看過了‘世界地圖’，看過了其他人走過看過這世界後寫的‘遊記’而已”。
他說他終於“真正去經歷爸爸媽媽曾經經歷過的所有喜怒哀樂”，哪怕逃亡生活只是真實生活中的滄海一粟，那也已經“無窮盡的豐富、無窮盡的複雜、無窮盡的未知、無窮盡的精彩”。他甚至天真地說，他感受到“心中頭一遭，有了熱情、生機與活力……原來生活這麼有趣、這麼有意思”。但伴隨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可怕、更深刻的痛苦，他想：“要是我能讓我媽媽也一起，感受到我心中這全新的一切，該多好啊！”
如果他需要的只是離開父母的生活，實際上從15歲在福州一中住宿開始，吳謝宇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特別是18歲考上北大，大學離家鄉幾千公里。如果是一個健康的18歲青年，這正是打開自己、融入同齡人的大好時光，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輕人聚到一起，互相碰撞。一個人很多時候正是通過與他人碰撞後回彈的力，進而發現“我何以為我”。但吳謝宇的眼裡看不到“人”，只要大家做同一份卷子，學同一套教材，同學就是競爭者，而不是情感上的滋養者。
從吳謝宇在看守所寫的大量自述材料來看，他的分裂顯而易見：在掌握知識、考高分方面，雖然學得很苦，但是他能讓自己像一台精準的機器一樣，獲得好的產出；可是在情感、價值觀、辨識能力方面，他處在一種令人吃驚的蒙昧狀態，比如相信“書上寫的、電視上播的，就是真的，就是對的，否則怎麼會讓它們出現在我的面前呢”。他還列出自己從小到大的好成績、競賽名次、“省三好學生”的榮譽，向合議庭證明自己有“贖罪的能力”。他表現出的高智商和低情商，給一審律師馮穎也留下深刻印象。
為什麼要殺害媽媽呢？如果他渴望的只是有女朋友，只是自己做飯、洗衣服、套被套的生活，他完全不用做出如此極端的行為。吳謝宇自己很難解釋清楚，他對這件事情的解釋分為不同的階段。從2019年被捕到2021年8月一審被判死刑後，他都極力維護媽媽，說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很辛苦，很完美。他在2021年10月寫給舅舅的信裡說：“我對媽媽，是愛，不是恨或世人可能會猜測的其他任何負面情感。我太愛太愛我媽媽了，可，我從小就不知道怎麼在現實生活中去好好愛一個人。”一審律師曾建議他做精神鑒定，吳謝宇拒絕了。從辯護的角度來說，訴說媽媽謝天琴的問題對他是有利的，但他也堅決拒絕，“我媽媽是決不能被怪罪的，一丁點都絕不行的！”
在對媽媽這種絕對服從的愛裡面，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極端的愛就像一把利劍，稍微偏轉一點，就是巨大的恨。
一直到2023年5月19日二審開庭，吳謝宇提到“我母親性格確實不太好”，這是他極為罕見地表達不認同媽媽。在此之前，他在看守所寫了一百多頁的自述材料，反復回想自己的人生，對媽媽都是極盡讚美和認同。
封閉的三口之家
1994年出生的吳謝宇，被父母寄予了對經濟高速發展下出生的一代人的期望。媽媽謝天琴和爸爸吳志堅都是1967年出生的人，20世紀80年代考上大學，開始了一路向上的人生。他們的童年各自有著深刻的不幸，在福州組建家庭，有了孩子，他們希望孩子不要再重蹈他們的人生覆轍，只用一心一意念好書。讀書改變命運，這是他們人生獲得重大轉變的現實，也是他們對孩子的最大信念。
敏感而聰明的吳謝宇，在踏出最後那一步之前，看起來都在本能地滿足著父母殷切的期望。用他的話說，他很快摸清了自己的生存法則：只要考第一，就萬事大吉了。父母都是莆田仙遊人，在家說方言，他聽不懂。他想學，但父母說，大人的事孩子別管，還是學好普通話。
吳謝宇不用做學習之外的任何事情，也幾乎沒有同齡人朋友。大姑小姨的孩子是他每次回老家時的玩伴，但這些孩子成績不好，吳謝宇和他們後來明顯疏遠了。住謝家樓上、與謝天琴親近的馬老師提到，謝天琴不讓小宇和他們一起玩。吳謝宇在2021年10月給大姑的信裡也提到，小時候他還追著表哥到處跑，後來即使回老家，也是關起門來讀書，與他們完全不談心。
謝天琴是個無微不至的媽媽，她對外人冷淡，但是對丈夫、孩子的情感濃度特別高。馬老師對謝天琴的評價是，莆田女人非常傳統，必須聽老公、聽兒子的。雖然謝天琴在工作之初表達過想長期單身的願望，但與吳志堅相愛後，她覺得自己在情感上的價值是做一個傳統的賢妻良母。
由於出生在“右派”家庭，父親又因為批鬥而戳瞎眼睛，謝天琴內心非常沒有安全感。在和吳志堅感情生活的早期，她會因為出差的吳志堅電話不夠多、寫信不勤奮而數次表示傷心、活不下去。“志堅，你好殘忍，說好來電話的，我等了一天都不來，要將淚水為你流乾，現在我心中悲痛異常，思來想去，你的變化為何如此巨大……上帝，我該何去何從，現在一下子又墜入萬丈深淵了。”
謝天琴急切地盼望著新生命，“我非常迫切地想給你一個禮物——孩子”。吳謝宇帶著期盼來到人世，他不用忍受父母小時候的物質匱乏，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也沒有多少人際交往，父母為他排除了學習之外的一切“干擾”。
從小到大的第一名，給了吳謝宇極大的自信，他成為所有人眼中“別人家的孩子”。吳謝宇非常享受這種待遇，他說自己就好似“舞臺上的主角、小說裡的主人公”，即使偶爾違反紀律，老師們對他也是疼愛有加，所以他一直把自己區別於“普通人”。在他被捕後的自述裡，他說他認為校規校紀只是約束“普通學生”的，而法律是“學校外邊的事情，自己不用考慮”。他覺得自己學習上這麼有天賦，看問題比別人深，所以總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根本問題、本質問題”。
他幾乎不跟任何人交流內心想法，即使對爸爸媽媽。在被逮捕後的自述書和寫給親友的信件中，他把他親手殺害的媽媽謝天琴描述成一個具備一切女性美德的人：每天起早貪黑，既要照顧爸爸這只“大病貓”，也要為從小體弱的他這只“小病貓”操心，媽媽會因為照顧他們“餓得前胸貼後背”，把自己弄得很累，“她總是把自己壓到最低、放到最後，全是為了別人”。
而謝天琴同時是固執的，她在寫給吳志堅的信裡，表達了她的矛盾之處。一方面她覺得自己需要依靠，希望被人安排、聽人指揮；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即使一些事情她問過吳志堅的意見，最後也都是按自己的想法來。
吳志堅的公司離家遠，他早出晚歸，喜歡和朋友相處，還要為在農村的一大家子操心。對於謝天琴表達的高強度情感需求，他選擇了回避。兒子的出生，更給了吳志堅情感上的回避機會。兒子成了謝天琴最大的寄託。這看上去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國式家庭：媽媽賢惠而深情，無微不至，但也忍不住常常抱怨；爸爸顯得溫和而退讓，卻始終在回避衝突，回避真正參與家庭生活。孩子與媽媽，媽媽與孩子，越綁越緊。吳謝宇說自己從小就極為在意別人的看法，總是覺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別人盯著。
吳謝宇特別強調，他從小就非常黏媽媽，他把自己從小到大活著的唯一價值描述成——讓媽媽開心、讓媽媽為自己驕傲。
謝天琴童年不幸，她靠高考、結婚、生子，一步步走向看上去幸福的人生。但是丈夫吳志堅的肝病越來越重，丈夫43歲早逝後，謝天琴內心深處認為自己命不好的隱痛再次被狠狠刺激。
丈夫死後的一兩年裡，她非常頻繁地給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的吳志堅寫信：“（我）是失敗的，抓不住愛情，眼睜睜地看著你離開，無能為力。做人，我也是失敗的，知音何在？朋友在哪？可憐的幾個電話都是有關工作的，四十好幾的人了，仍是中級職稱，無法見人。”“志堅，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醫生，但我知道這些病症的成因在於你的離去。沒有你的支持，我真的無法正常做事。”
吳謝宇這時16歲，看到了媽媽的痛苦。他說，那時候他覺得他和媽媽的位置該換過來了，由他來照顧媽媽。但實際上，生活中的事情仍然是事無巨細地由媽媽操心，他在回憶性的自述裡說，他每次出門都跟在媽媽身後，去銀行、超市、公園，都是被媽媽領著。即使讀高中了，還是很依賴媽媽，“很怕一個人出門”。
我們採訪的吳謝宇的高中同學、大學同學、鄰居、大姑、表哥、父母的朋友等，對他基本都是誇讚。只有少數同齡人覺得他特別自律，多數人認為他似乎是一個沒有情感的機器人。不過，在自傲的同時，吳謝宇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是沒有主見的，他總是在觀察別人，快速琢磨怎樣獲得他人認可。他缺乏真正的辨識力，哪怕是考試第一，他也沒有安全感。因為他覺得別人如果願意像他那樣苦學，是很容易趕上他的。
他從來不認為需要真的與同學交往，只要大家做同一套考題，他眼裡看到的就是競爭不過他的“普通人”，他不需要去關注這些人。實際上，除了一家三口的小世界之外，吳謝宇確實從小就沒有與人真實深入地交往過。
在2021年4月寫給合議庭的自述材料裡，吳謝宇說他意識到了，“自己過去的思想觀念是多麼的扭曲、顛倒和錯誤”。他提到自己內心極度的自以為是，見到小姨、舅舅這些親人，從來沒有想過問問他們過得怎樣。從小到大，他也遇到過向他傾吐心聲的朋友，但他從不開放內心，也沒有問過他們准備考什麼樣的大學，希望去哪個城市。他表面對人禮貌，但在內心深處，他覺得只要有“第一名”的身份保駕護航，自己就根本不需要知道別人是怎麼想的。
吳謝宇其實很早就感受到自己“只是一台會考試的機器”。當以一台機器要求自己的時候，他發現情感是多餘的、讓人心煩意亂的，所以他要求自己動用意志力來強壓。但他一直沉浸於小說和影視作品中，這些為他提供了一個情感的虛幻世界，裡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親情友情愛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在虛幻的世界裡，他不用真的付出什麼。
2015年開始的逃亡之旅，讓吳謝宇突然發現，他之前對這世界的真實感知少得可憐。他知道自己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弑母，所以他努力忘記自己是誰、幹了什麼。而他後來經歷的真實世界讓他發現，從小被安排好的生活使他的情感被抽離，也剝奪了他為生活而大笑、哀歎、痛苦的機會。
大學生活與巨大的崩塌
在北大經歷的大學三年生活，到底發生了什麼？在外人看來他走向了高峰，但他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崩潰呢？吳謝宇提到大學，最深的感受就是“再也考不了第一了”。在北大經濟學系34個人當中，即使他的成績是第二名，也讓他覺得世界坍塌了。他認為，考不了第一，他對於媽媽就沒有價值，媽媽不再以他為驕傲，他的生命也就沒有意義了。他在自述材料中說，有一天晚上他在高樓上徘徊，想跳樓，但一看快十點了，這是他每天約好和媽媽打電話的時間，他就趕緊下樓了，去做這件最重要的事情。
大學時期本來是一個人走向更大的舞臺、與全國各地優秀的年輕人發生各種碰撞的歲月，而像吳謝宇這樣看上去學習能力非常強的人，卻走不出家庭的世界。大學是進入社會的預演，吳謝宇在北大碰到各個維度優秀的同齡人，他感受到很深的挫敗感。考不了第一，只是最外顯的一個方面而已。大學早已不是20世紀80年代謝天琴經歷的大學了，謝天琴的老師說，那時候“大家的家庭條件都差不多”，學生們樸素而自信，家長們也很滿意。但經濟高速發展幾十年之後，同一所大學的學生，帶著的家庭視野和資源已經天差地別。命運在這時的體現，可能正是一個人在新環境裡不斷調試自我的能力。
當考分不再是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當誰都不是所有人羡慕的對象，一個人必須直面自己的內在價值。而吳謝宇的自我並未建立。這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成年人，可是他習慣了躲在媽媽身後，任何事情都由媽媽操心，他知道自己膽小懦弱、躲避責任，但是他並不願意真的改變自己。他後來在寫給大姑的道歉信裡，承認自己害怕畢業，害怕走向社會。
當他在高中是學霸的時候，他表現出對同學的熱情，大家都接受。可大學裡他不再是中心，他從沒學會怎麼與人交心，他那種非常表面化的熱情，同學顯得很不在乎。他想融入，卻不得其法。我們採訪了吳謝宇的同學、師兄師姐，在他們看來，在北大這樣一個豐富的小社會裡，學生們可以分為“社團咖”“學生會咖”“戀愛咖”等，各有各的圈子，也各有各的取捨。大家都在努力適應新環境，有快有慢。但吳謝宇這樣只看重分數的學生，很難獲得大家內心的認同。吳謝宇後來在信裡說，他曾想開口求助，卻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開口。他過去都是站在高處，以勝利者的姿態俯瞰同齡人。
只有媽媽最在乎他，媽媽最重要。當一個人遭遇外部世界的打擊，很容易想到的情感資源還是自己的父母。但吳謝宇眼中的媽媽似乎總在哀歎她不想活，說自己熬著只是在等吳謝宇讀完書。
在丈夫去世後，謝天琴抱怨他們住的一樓的房子不好，蟑螂多，抽油煙機也不好用。她討厭住在二樓的退休領導，覺得自家被欺負了。她期望吳謝宇通過高考遠走高飛，離開這套房子，“離開這個鬼地方”，要“光宗耀祖”。吳志堅在世的時候，他在公司附近的馬尾買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謝天琴準備把它裝修後出租，補貼家用。但謝天琴又忍不住對兒子哀歎，房子給別人住過之後，就不是自己的了。她有潔癖，不太接受房子給外人住。
這些被吳謝宇看在眼裡。他在後來的自述材料裡寫道，他很久之後才意識到，媽媽那時經濟上的壓力。但媽媽真的像他認為的那樣，不想活了嗎？在給合議庭的自述材料裡，他說仔細回想後記起一些細節，說明媽媽也是熱愛生活的，比如媽媽逛超市喜歡買零食吃，就在他殺害媽媽的前半年，他還看到媽媽從超市買回染髮膏給她自己染髮。
事實上，在經歷喪夫之痛幾年之後，謝天琴正從哀傷中走出來。她甚至參加了學校物理組的郊遊，有老師看到她驚呼“謝老師來了啊”。她帶過的最後一屆學生王欽甯告訴我們，雖然謝天琴所在的“鐵二中”是一所排名靠後的學校，但謝天琴是他唯一感謝的老師，因為她像一個重點中學的老師一樣，不放棄任何一名學生。他曾在傍晚時分看到謝老師在宿舍樓下隨便走走，偶爾低頭看著土裡的花花草草，“她一個人有些孤獨，但我感覺她也在享受這種生活”。
總是與媽媽的情感緊緊捆綁的吳謝宇，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真實感受是什麼，該怎麼在真實生活裡愛一個人。當他在大學遇到挫折，發現自己原定的出國留學路在經濟上和心力上的負擔都超出預期時，他內心崩潰了。他說媽媽“沒有親情、愛情和友情”，實際上也在說自己。他說自己“無比強烈地渴望著去愛與被愛”。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書信日記裡的謝天琴。
他過去以第一名的姿態，極度相信自己的判斷。對於要殺媽媽這件事情，他竟然也堅信自己的判斷，用一大堆大學裡學到的經濟學推導方式和“理性人假設”等各種概念，為自己找一種合理性。
那時候，他內心即將釋放的極度的惡，已經嚴重偏離正常人性，是沒有察覺，還是有所察覺但被他自己用概念掩蓋了起來？我們不得而知。
吳謝宇弑母案一審開庭後，他在2021年4月給合議庭寫的材料裡說——當時想的是，愛一個人要為她做別人做不到的。他覺得如果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看重道德、法律、良知、前程，那說明自己對媽媽的愛不夠。他要像影視作品裡那樣，他幻想著“一次性、一步到位、一勞永逸、畢其功於一役地為愛的人做一件最大、最重要、最具‘決定性’的事情，就是對她最深的愛、為她負最大的責任”。哪怕用極端的方式，吳謝宇也要將自己區別於普通人。
他說，過去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學校，在哪裡都有媽媽帶著，他什麼都不用想，跟在媽媽後邊就好。而這次，他要做那個帶領者，他要帶媽媽“回家”。在他的各種自我辯解中，究竟什麼更接近真實，外人很難知曉。但在這樁人倫慘案的背後，人性深淵中那將人吞噬的惡，打倒了一切。媽媽的愛，既讓他感動、認同、服從，又讓他感到禁錮。他但凡能看到媽媽的局限，能夠理解自己和媽媽的不同，就不會如此失去人性地對待媽媽。
在各種自述材料和書信裡，吳謝宇表達自己情感的語句又長又繞，初讀之下讓人覺得他的情感很虛假。但是在瞭解他的整體經歷和各種矛盾之處後，我們發現，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處。他一直不知道怎麼真實地表達自己，他極度渴望溫暖，但是又以自我為中心。當他只活在自己的想法裡時，他連剝奪媽媽生命的事也做得出來。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這幾個與案件有關的不同時間節點，我們的記者都進行了採訪和報道。它既是一起讓人震驚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樁讓人痛惜的家庭悲劇。它濃縮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典型家庭特徵，讓人看到了家庭背負著的負擔和局限，以及過去幾十年裡社會超速發展給人帶來的不安。
正如吳志堅的朋友張力文向我們感慨的，在法律的判決之外，我們的社會又該怎麼理解這起悲劇呢？
吳家和謝家早年為吃飽飯而掙扎，然後是20世紀60年代末出生的吳志堅和謝天琴吃苦考上大學，有了城市戶口，找了公家單位，緊接著結婚生子、分到福利房、買了車。這是一個個從農村出來的家庭在城市裡立住腳的經歷，也是一個個中國家庭既重大也平凡的願望。張力文問我們：“中國人不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強嗎？吳謝宇考上了那麼好的大學，走到了我們不曾到達的遠方。到底是哪裡出錯了？”
記者手記 我們都不是社會的“陌生人”
吳琪
一
在採訪中被人拒絕，對於做社會新聞的記者來說，真是家常便飯。我們總是抱著“必須要採訪到”的決心，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推開一扇扇陌生人的門。一個極端的、違背人倫的慘案背後，親人朋友的情緒非常複雜。回避，是多數人的一種本能。
2023年2月2日，春節假期過完不久，我直接找到了張力文在福州的辦公室。我的同事王珊在頭一年的夏天採訪過張力文，他積極配合了採訪，還帶著王珊一起回了趟吳謝宇父母的老家——福建仙遊。王珊的採訪非常深入，我是在後來和她一起工作的過程中才發現並驚詫於她那一趟得到了多少“材料”。2022年夏天的那次採訪，使我們對吳謝宇的三口之家，吳謝宇的大姑、舅舅、小姨等人多了不少瞭解，但這些信息是零散破碎的，要把它們組合到一起，形成對這個家庭的深入認知，年輕的王珊還不太容易做到。
如果不能從全域做判斷，局部信息就不能得到合適的安放，我們對這個慘案牽涉到的各個人的講述，很容易發生偏離，所以當時推出這個案件的報道還為時過早。
吳謝宇弑母案2016年2月暴露出來，全社會震驚。他身上“北大高才生”的標簽，使這件事情的反差比以前的弑母案件的衝擊力更大。這也是我開始採訪後接觸到的吳謝宇父母輩朋友們的疑問——為什麼？他不是一直很優秀嗎？他不是以全福州市第二名的中考成績考上了當地最好的高中嗎？他不是在高考前就被北大“搶”到手了嗎？在當下的社會語境裡，還有比這些更能證明一個年輕人優秀的證據嗎？
一個看似突發的極端案件裡，母親和兒子成了劇烈衝突的兩方。人們自然而然的疑問是：這到底是媽媽的問題還是兒子的問題？事情為什麼到了這一步？如果按照簡單歸因的思路，記者的採訪很容易局限于“在媽媽和兒子之間找問題”的想法裡，到底是這個媽媽讓兒子無法忍受，還是兒子的人格出了極大偏差？
但是，有經驗的調查記者會對這樣的思路非常警惕，我們能猜測到的原因，都可能是這個真實事件的一部分，但不要僅僅因為這些浮在面上的原因，遮蔽了底下的多重“地層”。真實的生活中，多個元素在同時躍動，有的按照必然性在它的慣性軌道上奔馳，有的並沒有明確的方向，還有一些純粹是外來的一瞬間的偶然力量，但有可能改變一件事情的面貌。所以，在試圖看到“多因致果”的過程中，記者的思路要保持相當的開放性。
採訪方法也很重要。從採訪能獲得的材料來看，關於吳謝宇一家三口的相處情況，只有他們自己的文字材料：吳謝宇在看守所的自述材料、謝天琴的日記和吳志堅給妻子的幾封信。
吳謝宇作為這個小家庭當時唯一在世的人，不被允許接受採訪。我們如何能更全面地獲取材料，需要我們頭腦中有一張立體的採訪圖表。吳謝宇的大姑、表哥以及張力文是在吳家住宿過的人，對關起門來的吳家生活有切身體會。馬老師在和謝天琴的多年交往中，對她的心理活動有較多瞭解。吳謝宇的一審、二審律師與他有多次面對面的交談。這些都是我們使自己的採訪更加多元、全面的來源。
2023年2月2日那個下午，我之所以直接“闖”到張力文的辦公室，是怕他對我避而不見。從2016年案件暴露到現在，張力文本來是最願意跟媒體打交道的人，但真的接近他，我們才意識到他內心的糾結非常深。在2022年夏天王珊採訪的時候，張力文就對我們的報道寄託了很大的期望。他作為吳謝宇爸爸吳志堅的多年好友，有著基於一種傳統觀念的樸素願望，覺得應該做點什麼，“總不能讓這個家庭，一個人都留不下吧”。但是為一個殺了母親的人辯護，他也知道于情於法都不容，更何況互聯網上的輿論也是一把看不見的利刃。
這樣複雜的情緒也影響著他對媒體的態度。當有媒體找到他，張力文心裡不免升起期望，覺得吳家的這樁慘案可能以更多的維度呈現在大家面前。不過他同時也知道，他對吳家人有著深深的情感，大眾未必會有，更多人或許只期待一個法律上大快人心的判決。王珊在採訪他的時候，也感受到了他的期望，但我們作為媒體人，還是會讓他意識到，我們的報道不是試圖去影響司法判決，我們也沒有辦法簡單地讓某一方的採訪者滿意。我們要做的，是在努力接近真相的過程中，看到一個包含法律但同時還包含社會維度的更大圖景。雖然互聯網的輿論，在今天也已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審判力量，但作為嚴肅的公共媒體，我們不為任何“審判”推波助瀾。
張力文不是不理解公共媒體的立場，只是每一次記者的到來，使他的希望又不可避免地被牽引起來。與案件相關的每一個變化，都使他覺得自己像提線木偶一樣，情緒被一種不可預知的力量操控了。
我到了他的辦公室一個多小時後，他從外邊趕了回來，顯然有點不高興。但是按照福建人的基本禮儀，他還是攤開茶具，泡上了茶，然後給我剝桌上的一個橘子。剝了一半，他猶豫了，“你不嫌髒吧，有些人有潔癖，不吃別人剝開的橘子，比如謝天琴”。於是我們的話題，自然地轉向了謝天琴。
作為記者，採訪對象給我吃的喝的，我肯定都接受。對方也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觀察”記者，感受你是不是一個有“人之常情”的人。對他來說，我突兀地闖進他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能夠共情於他的人，還只是帶著濃重的主觀色彩，讓他說出點什麼戲劇性的材料，然後誇張地去放大的人呢？他也需要在與我的接觸中，對我進行某種判斷。
《三聯生活週刊》記者的採訪傳統比較樸素，只需要呈現出自己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本色，自然而然地開始聊天。在內核裡，記者平時接受的訓練要把自己作為超脫於某一事件的“陌生人”，不受限於當事人的局部視角，但這完全不等於在情感上超脫於我們正在採訪的事件。相反地，情感上我們必須投入進去，與任何一個普通人一樣，聽採訪對象講述的時候，有驚詫、有歎氣，當他們難過地閉上眼，我們也經常是紅了眼圈。所有讓我們感慨的地方，也是可以自然而然提出問題的時刻，交談就會順暢地進行下去。
張力文在2022年與王珊的相處過程中，除了講述他與吳謝宇一家三口的交往，也講了他自己的很多故事。他從一個窮山溝怎麼到鎮子裡去上中學，他去昆明上大學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火車票，他在融入城市生活中內心的種種自卑……對於年輕記者來說，這些都是很難融進案件報道的“無用材料”。但是對我來說，這是觸動我的一種“旁逸斜出”，它不在預計之中，卻讓我看到了這個案件紮根的土壤，一種寬廣得多的報道視野。
張力文是吳志堅和謝天琴的同齡人，他們互相陪伴著，從鄉村（鎮）進入福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成為家族裡在福州的“第一代移民”，從頭建立全新的生活。他們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篤信“知識改變命運”。過去三四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太多人感受到了現代化帶來的眩暈，前人的生活經驗變得不再管用，這一代人只能靠著自己摸石頭過河，他們也不可避免。福建人重土重鄉，城市規則與傳統社會的衝擊和對撞，他們也感受到了。既要經營自己的小家庭，又要滿足傳統社會對一個人在家族作用中的定位。從張力文看似龐雜的自我講述裡，我看到了非常熟悉的中國整整一代人的人生歷程。
在案件從2016年公安偵查到2021年法院一審判決的過程中，公安民警跟張力文打過幾次交道，因為他是吳謝宇被控告詐騙的受害人。但是對張力文來說，司法意義上與案件的關聯，並不能解答他的困惑，也不能安撫他起伏的情感。他問我：法律是可以給一個判決，但法律不能解答的部分更多。有誰關心這個曾經鮮活的家庭？有誰在乎相關人的情感？有誰試圖去理解事情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我在想，或者這就是記者和媒體的空間，或者說是我們存在的一種價值。如果做社會調查的記者看不到極端事件背後的價值，看不到悲劇帶來的警醒，我們就很難在一次次被人拒絕之後，又試著再一次敲開他們的門。
二
悲劇發生之後，其他人的生活還得繼續。當我走進事發地所在的福州教育學院第二附屬中學家屬樓時，這種感覺尤為強烈。“鐵二中”離福州火車站不到兩公里，附近這一片的樓房可以從視覺上做簡單區分：氣派的石材外立面的新商品房，進出小區有高大的鐵門把守，保安穿著立領長制服；比較之下，顯得灰暗低矮的水泥外立面的是老公房，沒有電梯，老房子基本是鐵路系統的單位和家屬樓。
吳謝宇一家三口一直住在謝天琴單位分的房子裡，謝天琴所在的“鐵二中”屬�當初因配套鐵路系統而建立的學校。雖然這所學校後來脫離了鐵路系統，但是人們習慣叫它“鐵二中”，從地理位置來說，它也處於被迅速現代化的城市給邊緣化的區域。慘案已經過去七八年了，吳謝宇家在一樓，陽臺一直被幾塊扯起來的布遮得很嚴實，布面因為日曬雨淋早已看不出顏色。他家對面那戶看來已經很久沒人住了，或許是樓上掉下來的一件連衣裙，掛在陽臺的防盜窗上，一直迎風飄揚。樓裡居住的謝天琴的同事們，多數已經是退休狀態。到了飯點，飯菜的香味從一扇扇門窗飄出來。謝天琴是這撥同事裡年齡小的，當初這些老師們一起從南平調到福州，“鐵二中”特意給他們加蓋了家屬樓。2023年，謝天琴如果活著，也到退休的年齡了。
學校分給謝天琴的房子，其實只建了二十多年，但城市發展得太快了，它已經顯得破敗。2000年一家三口搬進去的時候，吳謝宇6歲，他的爸爸媽媽先後離開南平調到福州，這時候一家人不僅團聚，還在福州有了自己的房子。整個小家庭有一種蒸蒸日上的氣象。在這個70平方米的空間裡，吳謝宇度過了6歲到15歲的重要時光。在關起門來的三口之家的空間裡，他們的真實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一開始，我們得到的關於三口之家關係的文字材料，是吳謝宇自己的講述。2021年夏天一審被判死刑之後，他有了強烈的和外部交流的動機，他給舅舅、小姨、大姑、張力文等七八個人寫信。舅舅、小姨作為謝天琴的弟弟妹妹，是受害人親屬，吳謝宇給他們寫信希望獲得諒解，這是在法律上對他有利的事情。他給大姑寫信，也是希望大姑能夠幫他求情，獲得媽媽那邊親人的諒解。他給張力文等爸爸的幾位朋友寫信，是感謝他們被他騙了錢之後，能夠迅速諒解他。
可以說，吳謝宇寫這些信有著非常明確的動機。在此之前的2021年春天，他也寫了100多頁的材料提交給法院的合議庭，希望法官能夠瞭解他的過去，能夠傾聽他在反省的過程中怎麼一步步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能給他一次贖罪的機會。這些大段大段的文字，情感上非常黏稠，卻極少有事實的講述，似乎這一家人就沒有鮮活的生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從幾萬字材料裡辨析出來，他的成長經歷到底遇到了什麼事情，非常困難。材料裡更多的是“我多麼多麼愛媽媽啊”“我的媽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媽媽”這種濃度很高卻非常抽象的表達。他跟一審律師說他最懷念的就是爸爸去世之前一家三口的日子。我們追問律師，那具體是什麼樣的日子呢，他有沒有描述是什麼場景，一家人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中？律師想想說，吳謝宇描述的是他在做作業，媽媽在廚房做飯，爸爸在看電視。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一個缺乏交流的場景，家裡三個人各做各的事情，相安無事而已。但為什麼這個場景對吳謝宇來說，都已經是一個極為滿意的、只能懷念的狀態？平時一家人有說有笑的場景發生過嗎？
關於吳謝宇和爸爸媽媽的相處，我們也通過採訪獲得了其他人的口述材料。比如住在吳家樓上的馬老師，與謝天琴相處了二十多年，像個姐姐一樣為她的家務事出謀劃策。吳謝宇也是馬老師看著長大的。從吳志堅的朋友來說，離這個家庭最近的就是張力文。我們對兩人都有多次的採訪，每當我們獲得新的信息，覺得與他們提供的信息衝突或是能夠補充，往往會再次跟他們交流。這樣我們能夠更加確認他們表述的準確性，也能勾連起他們之前忘記講述的記憶。
馬老師看到的是謝天琴的難，她為母為妻的不容易。謝天琴在工作上也不認輸，雖然“鐵二中”是一所不太好的高中，但是謝天琴盡職盡責。馬老師這些年裡與謝天琴的弟弟妹妹也有往來，尤其與謝天琴的妹妹親近，所以關於謝天琴在仙遊老家的經歷，她也有一定瞭解。在弑母案發生之前，她看到的是吳謝宇的聽話、優秀，母子關係好。謝天琴提到兒子總是說“隨他”，並不是一個嚴厲的媽媽。
張力文帶著王珊採訪了吳謝宇的大姑，大姑講述了吳家在農村的貧窮和疾病，命運怎麼一次次因為家裡男性的喪失而把她們推向進一步的窘迫。壓在吳謝宇爸爸肩上的重擔，連跟他十分熟識的張力文都很吃驚：吳志堅為人處世非常和善，讓人很放鬆，也從不小氣。可是誰能想到，他在農村的大家庭所有的“窟窿”都需要他來不斷填塞。這是他一輩子都不能真正完成的人生“功課”。
大姑對謝天琴的心態有些矛盾，一方面謝天琴在她看來很不好相處，她受了一些氣，也很心疼弟弟在肝癌晚期的境遇；另一方面謝天琴在金錢方面並不小氣，吳志堅給吳家的補貼她至少沒有公開阻攔，大姑又覺得這個弟媳是合格的。在這個小家面前，大姑所代表的吳家的農村大家庭幾乎幫不上忙。吳志堅臨終前的一個多月，她們作為親人給予了溫暖的照護，這是她們唯一能做的。吳謝宇上大學以及後來出事，都遠遠超過了農村這一家子人的經驗範圍。大姑除了掉眼淚和難過，做不了別的。
從馬老師、張力文和大姑的表述來看，謝天琴在行為上是一個內斂克制的人，道德要求高，不願意求助於人。但是她的潔癖非常嚴重，嚴重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她和多數人保持著距離，沒有往來。跟她接觸的這幾個人，是把潔癖僅僅看作她的一個特點，能夠包容她的人。吳志堅在大家看來開朗平和，若不是肝癌使他英年早逝，他平穩的人生還能一路向上。
除了謝天琴顯得突出的潔癖，這聽起來多像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啊。吳謝宇在他寫的各種材料裡，也從來沒有提到父母對他的不好，他只是特別渴望獲得爸爸媽媽的認可，尤其是媽媽對他的認同。
這也是我們更深入瞭解這個家庭後的感慨，如果不是最後那場慘案，這個家庭顯得多麼平凡而有代表性。中國有多少在城市裡新建立的小家庭，爸爸以工作為主，媽媽的情感和精力主要奉獻給了家裡；他們不讓孩子做家務，不讓他操心家裡的任何事，就是為了讓孩子一心一意學習。這在很多人看來，有什麼不對嗎？但是，謝天琴對孩子的極力“保護”，也是在截斷他的人際交往和情感世界；她在日記裡表達出來的對吳志堅的情感，非常黏稠。吳志堅有了兒子之後，其實也在躲避家庭生活，這讓孩子和媽媽越綁越緊。
但張力文、馬老師和大姑的講述也使我意識到，謝天琴的角色不僅僅是媽媽，吳志堅也不只是一個父親，他們同時是他們自己。他們作為獨立的個體，有他們的成長軌跡和時代痕跡，有他們的個性、期盼、欲望與命運。所以，我們試圖瞭解的不僅僅是這一家三口在隱私空間裡的生活，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三個人各自的來處，家族、時代在他們身上疊加的影響。
這個事情的景深，使我從一起極端的命案看到了背後更具普遍性的基底。我們不只是在寫一樁奇觀式的案件，我們不只是在遠處毫不共情地觀望“他們”。我們看著看著，在其中發現了“我們”。
當我穿梭於“鐵二中”略顯破敗的家屬樓，看著它附近新建的高樓大廈，也會想，不知道謝天琴會不會羡慕高樓裡的生活？她高度自尊，很少表達出對物質的欲望，但是隨著吳志堅的疾病加重，她對自己是苦命象徵的形象認定，被進一步加強。在吳志堅2010年去世之後的一兩年裡，謝天琴仍舊給他寫信，這些信也可以被當成日記，是謝天琴唯一能夠自由吐露心聲的地方。她埋怨自己在吳志堅的最後階段還在要求他像正常人一樣，對他不夠體貼。她也明確提到，吳志堅臨終前想把大家庭託付給她，她沒有辦法全部承擔。她抱怨自己住的房子老了，各種使用不便利，使她心煩意亂。因為有著“孤兒寡母”的身份，謝天琴覺得所有人都在欺負她。
或者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女性對自身處境的一種訴說和發洩。她仍在現實世界裡履行著照顧孩子的職責，只是她沒有辦法以一種平靜的心態接受命運對她的不公。作為經歷過一些世事的中年人，我不是不能理解謝天琴，但是在以她為世界的孩子眼裡，卻是“媽媽不想活了”。
吳謝宇對自己動機的描述，可信嗎？他對媽媽心態的推測，是真實的嗎？他在絕大多數自述材料裡說自己弑母的邏輯是：媽媽不想活了，他希望幫助媽媽解脫。當我和王珊開始看他的自述材料時，對他的講述很反感。因為這裡邊最突出的一個邏輯是：我媽媽活得多麼辛苦、多麼不快樂，她想死，我幫了她；可是一旦回到他的處境，那就是他非常想活，希望世人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為什麼媽媽的生命就可以被殘忍剝奪，而到了他自己這裡，生命就這麼可貴呢？
我把這個疑問拋給了吳謝宇的一審律師，她說她也感受到了吳謝宇的分裂。本來按照最有利於他脫罪的說法，就是講述媽媽的不好。因為媽媽不好，使他產生了極端暴力行為，但吳謝宇完全不允許任何人說媽媽不好。可等到一審真被判了死刑，死亡迫近了，他真實地感到害怕了，他也不再說“趕緊判我死刑”這樣的話，他確定，自己想活。似乎只有死亡指向自己，他一直躲在“愛媽媽”這個心理狀態背後的自我，才能真的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主張，並把它說出來。他如果能更早地意識到愛包裹的恨意，意識到自己的懦弱和傲慢，是不是就不用實施如此極端的行為了呢？
當我們一遍又一遍細讀吳謝宇的自述材料，似乎能慢慢知曉他的邏輯。這種知曉完全不等於認同，而是能逐步適應他想問題的方式。在一切以他為中心的小家庭裡，吳謝宇習慣了從自我出發，即使在父母輩的大家庭裡，他也一直因為成績好被所有人稱讚。在2021年4月交給合議庭的材料裡，他說意識到自己之前的自私，從來不需要考慮別人，也從來不會對同齡人敞開心扉，因為他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名，不需要從任何人那裡汲取能量。
可是他的價值只建立在“絕對的第一名”上面，而不是任何其他意義上的優秀，分數之外沒有熱愛、激情、奉獻、責任，分數之外什麼都沒有。 當他沒有辦法再通過第一名建立價值，如果不毀掉過去的“殼”，他將“溺水而亡”。一個健康的正常人可能通過痛苦反思，通過向他人求助來渡過難關，而他一直扮演著不麻煩任何人而獨自出彩的人生角色。他心中的惡，把一切導向了極端的殘忍。
吳謝宇的大量自述、信件和謝天琴的日記和信件，構成了我們理解他們內心世界的一個窗口。謝天琴的私密日記，完全不為日後被人觀看而記錄。吳謝宇的自述則有著強烈的活命訴求。所以，作為記者，我們並不是簡單地全盤相信吳謝宇的自我表達而採信他的材料，而是在事實比對、情感梳理的過程中，儘量去還原他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與吳謝宇相處過的中學和大學同學、鄰居、大姑、表哥、前姨父、父母的朋友們，也都是我們的採訪對象。文字材料和採訪所得的材料，到底能怎麼形成一個相對客觀的呈現，是我們最為在乎的。有人看到他聽話、陽光的一面，有人看到他作為孩子非常非常在乎媽媽的那一面，有人看到他活得很機械的一面……正是這些“多面”，讓我們意識到，一個真實的人和他所處的環境，永遠不是單一的、靜態的。
三
在採訪過程中，有兩位心理學家也為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個家庭，提供了幫助。
一位是曾提出高校學子“空心病”的徐凱文老師。當我們把採訪所得向他講述時，他提醒我們注意，吳謝宇外公在“反右”時戳瞎眼睛的事是這個家族的重大創傷，這個創傷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謝天琴的性格和命運。在這次交談中，我和王珊才意識到，我們在謝天琴仙遊老家的採訪有一個疏漏。我們採訪的謝家老鄰居，要麼是“文革”後期才嫁到那兒，要麼“文革”期間還是幼童，她們並不瞭解吳謝宇的外公在“文革”期間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狀態，只是覺得這個老頭很有尊嚴、很有文化。徐老師也問我們，那個年代，一對盲人夫婦到底是怎麼把孩子喂飽帶大的呢？謝天琴在童年到底吃過什麼樣的苦呢？
另一位專家是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林老師聽我講了一整個下午，她提出幾個需要關注的點。一個也是吳謝宇外公的悲慘經歷，謝天琴在小時候到底目睹過什麼？為什麼她後來一直對外界有很強的防備心？林老師問，謝天琴的父親經歷了這麼可怕的事情，在外人面前還都留下了正面形象，那他內心脆弱痛苦的一面體現到了哪裡呢？他在家中的形象也與他在外邊的形象一樣嗎？他是不是實際上戴著“面具”在生活呢？
林老師也讓我關注，為什麼謝天琴遇到家務事總是找馬老師商量。這本來應該是女兒找媽媽商量的事情。是不是在她的成長過程中，身邊就沒有女性榜樣可以讓她學習和模仿？林紅老師問，謝天琴的潔癖是一直都很嚴重嗎，還是隨著婚姻生活推進她的潔癖在加重？“如果她不用潔癖來給自己的小家庭劃定一個空間，是不是就和吳家的農村大家庭永遠沒有界限了？她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在為自己抗爭呢？”還有爸爸吳志堅，他總是早出晚歸，真的只是因為單位離家遠嗎？他是不是在有意無意躲避小家庭的生活呢？
家族命運和性格一點點在不同代際的人身上傳承，是林老師使我看到了更大的圖景。王珊採訪了謝天琴讀大學時的老師、同學，她當老師時的兩屆學生，也使得我們對她的理解也更立體。
徐凱文、林紅兩位老師提出的疑問成為我們後來推進採訪時尋找材料的一些方向。記者需要嚴格地通過材料來形成判斷，當材料不足以支撐時，我們即使模模糊糊感覺到了一些可能性，也不會當作確認的事實來表述，而是進一步去尋找材料。
對於吳謝宇的自我表述，兩位專家倒沒有覺得他刻意作假來欺騙世人，他很可能欺騙了自己，活在一個極度重視分數而忽視人之常情的扭曲世界觀裡。他就像一個被抽離了情感的機器。在慘案發生之前，大家只看到他表面的光鮮，但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標準，到底是不是考分，是不是只有考分？用考分支撐起來的風光，在更自由開闊的世界裡不堪一擊。這難道不是整個社會都需要反思的嗎？
“可是一個人如果有能力，是可以超越小家庭對他的影響的啊。”跟我說這話的是廈門大學的鄭振滿教授。我查到人類學家鄭振滿的老家也在福建仙遊，他又是對福建的鄉土社會研究很深的專家。我通過採訪鄭老師瞭解了仙遊這個地方的家族傳統、人情網絡對一個人的規範是什麼樣的。在這種規範之下，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吳志堅在大家庭中的責任，他作為“新鄉賢”的榮耀和不得已，我們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謝天琴三姐弟不愛與周圍人來往的性格，在當地的評價體系裡顯得多麼特立獨行。而謝天琴養育的下一代，有能力超越家族命運嗎？吳謝宇15歲考到福州一中住宿，18歲考到北京，這是一個青年逐步獨立、呈現出自身人格特質的關鍵時期。本來，一個正常的青年應該迅速受到新環境的影響，和身邊同齡人打成一片，在種種融合和碰撞中，成為自己。但是吳謝宇選擇了封閉自己，第一名讓他在心理上迥異於眾人，卻也為他走向極端埋下伏筆。
在做這個稿子的過程中，我還請教了另外一名福建莆田籍社會學家——中山大學的吳重慶教授。吳老師講述了他所瞭解的反右、“文革”年代，以及莆田農村民眾對回家的知識分子的態度，他也很關注出生在城市裡的年輕人的處境，年輕人的社會交往如果不打開，就封閉在只能面對爸爸媽媽的小家庭裡，他們也很可能完全失去老家的親屬關係。所以，他呼籲他的學生們重回老家，重新發現老家的意義，重新看待“窮親戚”的價值，人與人之間需要重建聯結。
如果吳謝宇真正向他在老家的表哥表弟敞開心扉，如果他和舅舅之間能夠談談“男人間的問題”，是不是一個人就不會那麼極端了呢？
四
回溯《三聯生活週刊》報道吳謝宇案的過程，我們的關注跨越了好幾年。
2016年案件暴露出來不久，記者陳曉就希望通過採訪吳謝宇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來切入這個事件。她當時的採訪不太順利，吳謝宇的同學那時正處在大四，畢業前夕的年輕人馬上要各奔前程。在這個過程中，陳曉也感受到了“90後”精英們彼此的疏離。她後來採訪到吳謝宇同一屆的一位男生，他跟吳謝宇打交道並不多，但是他對北大有著自己獨特的“社會觀察”。這也為我們瞭解這個小社會打開了視野。記者楊璐在為“小鎮做題家”封面做採訪時，無意中採訪了吳謝宇的一位同學。這位同學詳細講述了吳謝宇這樣即使是城市裡長大，但由於思路都局限在做題的人，到了大學後如何失落，如何發現自己是“小鎮做題家”的。
當王珊2022年再度聯繫吳謝宇的同學時，他們大學畢業已經六年了，成了各個行業裡的精英。或許是生活打磨了他們，或許是當年他們心理上沒有做好準備去面對身邊人的這樣一個慘案，幾年之後，他們反而願意去直視這件事情。王珊採訪到了吳謝宇大學同寢室的同學和他的一位師兄，兩人都毫無保留地講述了他們和吳謝宇相處的細節，他們的認知、疑惑和感觸。
記者王海燕曾在吳謝宇2019年被追捕歸案之後，對吳謝宇的親戚、同學、朋友、吳謝宇在重慶逃亡時的同行人等做了深入採訪。以上同事們的種種努力，使得我在2023年年初進入這個案件採訪時，已經有了一些認知基礎。後來，我和王珊獲得的關於案件的大量豐富的司法材料，也為我們的報道提供了嚴謹的事實。
謝天琴在仙遊的老家，位於格局比較傳統的街坊四鄰當中。與主幹道垂直的若干個街巷，曲曲彎彎，一眼看不到頭，鄰居們掛出來的衣服，晾曬的瓜果，開敞的大門，使得這裡煙火氣十足。謝天琴一輩子在逃避的，就是這種氣息。她是在抵抗環境中成長的，她內心的艱難和壓抑，可想而知。吳謝宇本來作為90年代出生的人，並不用天生背負外公的苦難和奶奶的窮困，但是家族命運的傳遞，以我們看不見的方式，影響著我們。而他作為一個有主動性的個體，沒有選擇往善的方面改變些什麼，而是用最極端的惡來剝奪媽媽的性命，毀滅命運。每每想起仙游那些傳統的街巷、樸實的人家，我都忍不住非常感慨。
在我寫這篇長文的過程中，主編李鴻谷也給了非常重要的意見和提醒。他作為一名老記者，深知要公正合理地敘述一樁人倫慘案，並不容易。他提醒我不要試圖去找到一個答案，可能並不存在我們想像中的“答案”，它並不是一個放在長凳上的物品，等著我們去拿。逼近真相的過程，本身或許就是最真實的但並不明瞭的“答案”。他讓我不要太過試圖解釋一個人內心的惡從何而來，這是多少哲學家、文學家也解釋不清楚的命題。他說，每一代人面對命運都有他們承受和抵抗的方式，看到這些、呈現這些，是我們的責任。我寫好前五章的時候，把稿子傳給他看了，他說“你這是一個人拉著一列火車跑，這樣的敘述很樸實，但是會很累”。我又攢了一些力氣，給自己做心理建設，才拉著這列火車繼續跑了下來。
五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們對謝天琴家人的採訪始終沒有成功。我和王珊通過馬老師做了溝通，獲悉了謝天琴弟弟妹妹對一些事情的態度，但他們堅持不與記者見面。我和王珊在謝家仙遊老巷子裡多方打聽，遊走了很久，終於找到了吳謝宇的前姨父劉裕宗。他是謝天琴從小一起長大的鄰居，成年後與謝天琴妹妹結婚，他和老岳父（謝天琴父親）的感情也很深。我們採訪時，他已經和謝家斷了往來，但他在情感的起伏猶豫中，仍然兩次接受我們的長談。雖然面對面時他給我們留下了聯繫方式，但是我們都知道，離開他家的這扇門，他不會願意再重新談起這些傷心事。我們回北京後曾就一些新獲取的信息去找他求證，他果然不再回應。但是我們仍然感謝所有的採訪對象，他們揭開這些傷口，才有可能讓更多人看到悲劇的警示性意義。
劉裕宗的講述與其他人的訪談互為印證，為我們理解謝家多了一些視角。但這仍然是我們在寫作時的遺憾，如果有離謝家更近的採訪對象，也許我們可以提供更為全面的報道。
吳謝宇在大三下學期曾搬離宿舍，謊稱與來北京工作的爸爸一起居住。關於這段他離開學校混跡於北京的日子，我們沒有找到任何採訪對象。另外，關於吳謝宇逃亡中的生活，雖然王海燕採訪到他在重慶夜店一起工作過的人，但是我們獲取的材料還不夠豐富。
新聞報道永遠受時間的約束，我們永遠在缺憾中抱著一堆採訪得來的殘片，努力拼出生活原本的形狀。寫作過程中，我多次沉浸在這個慘案的材料中，不由自主地掉眼淚。但是，記者要做的是凝視黑暗，而不被黑暗帶走。
我們記錄的不是一樁僅供獵奇的慘案，我們多多少少從中看到了身邊人的影子，看到了時代的痕跡，看到了我們培養孩子的急切，看到了在經濟高速發展中被遺落的情感缺憾。
一開始，我們以為在觀看“他們”，然而沒想到，湊近了看到的卻是“我們”。沒有人是這個社會的“陌生人”。
記者手記 活成孤島的“我們”
王珊
2022年夏天，我開始進入吳謝宇弑母案這個選題。那是我第一次去福州，正逢那幾天下大雨，涼意習習，一點都不像南方酷暑中的夏天。雨沖刷著道路，人行道上活動的地磚一踩濺起一朵朵水花，我看著濺起的水花，努力在心裡給自己營造出一些輕快的感覺。
沉重的情緒被我緊緊按在了心底，努力不讓它起波瀾。沉重主要是對採訪能否順利進行的擔憂。吳謝宇弑母案發生在2015年，2016年他開始逃亡，2019年被捕，2021年一審被判處死刑。可以說，在每個節點上，都有記者前往事發地進行報道。吳謝宇的家人、同學，父母的朋友、同事，已經被找了一輪又一輪。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樣一個極端慘烈的結局。但一直到2021年吳謝宇一審被判處死刑，外界對這個案件的瞭解依然很少。
那我去又能夠觸碰到多少呢？不知道。來之前，我把所有可能的採訪對象都列了出來，挨個兒找了一遍，只有一個人沒有堅決拒絕我，他是吳謝宇父親的好朋友張力文。我打著傘奔向的目的地就是他定的地方。那是一個只有一層的小茶館，雨點密集打著屋頂，旁邊還有喝茶聊天的人，聲音很大，我們兩個小心翼翼，像是完成一次秘密任務的接頭。在提到吳謝宇、謝天琴的名字的時候，我們的聲音都不由自主地放低。我擔心自己任何一句話都會讓對方覺得冒犯，然後突然就終止了我們的談話。
後來，我才知道對方對這次見面也是極為猶豫的。見面之前，張力文在單位的樓下轉了好幾圈，猶豫著要不要過來，促使他下定決心的是他內心難以解答的疑問。在吳謝宇案案發之後，他一直在回想與這個家庭交往的點滴，重新審視這個普通的家庭。他與吳謝宇的父親吳志堅在1991年就認識了，對方比他早畢業一年，是他到工作單位認識的第一個莆田老鄉。吳志堅帶他認識新的朋友，幫他安排宿舍；他見證了吳志堅與謝天琴談戀愛、結婚生子，從南平到福州定居。
他自認為自己絕對瞭解這個家庭。在他的心裡，只有十年前吳志堅去世這件事讓這個家庭蒙上了一層悲傷的色彩。其他的無論從哪裡打量，這都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男主人善於交際，女主人是莆田女人傳統少言的形象，兩個人都在體制內，養育了一個聰明懂事、不用父母費心、學習成績又好的孩子，讓外界羡慕。如果一定要說這個家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那就是女主人有些潔癖，比如說吃飯時米粒掉到地上一定要撿起來，家裡的凳子給哪個人坐要固定。但他覺得這些都是個人習慣而已。
所有的細節都不能夠解決他內心的疑問，更不足以解釋吳謝宇弑母的行為。在福州的最初幾天裡，我們兩人的交談與其說是記者與採訪對象的交流，不如說是兩個同樣充滿困惑的人在努力地拼湊信息試圖解答一個疑惑。採訪顯得異常破碎，好像一張裂開的拼圖掉在地上，又摔成更多的碎片。如果把一次稿件的操作看成一輛駛向終點的列車，每一輛列車從開始到終點的距離有長有短，但這一次，總覺得有些看不到盡頭的樣子。
在後續的採訪裡，我從福州到了吳謝宇父母的老家仙遊，這裡距離福州150公里，沒有通高鐵，開車需要兩個小時。在2008年買車前，吳志堅一家總是在春節時與張力文一起回家，然後再結伴回來。2022年7月的一天，我跟著張力文的車從福州出發，從車窗往外看，路邊的景色迅速地從平原變換成一個個綠色的山頭。張力文說他以前在仙遊度尾鎮讀書，他家在深山裡，從家到學校要翻過四五座大山，走一個下午才能到。他說吳志堅他們都是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一代人。在車上聽著他講過去的經歷，下車的那一刻，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他們年輕的過去。
只不過仙遊已經不是他講述中貧苦的樣子。眼前的仙遊縣城跟任何一個普通的小縣城都沒什麼差別，有許多五六層的建築，也有二十多層的高樓。如果一定要講印象最深的地方，是那條將縣城劃為南北兩塊的河流——木蘭溪。河面大概有七八米寬，夏季是漲水的季節，水面開闊，河水上方是吹不散的水汽，加上兩岸年代久遠的大樹，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秀氣。我住的酒店正對著水面，記得當時我還拍了一張照片，頗有江南水鄉的感覺。但2023年春節之後，我跟吳琪老師再一起過去時，很驚詫於河水的變化，水已經枯竭，河床裸露，給人一種生機耗盡的感覺。
這跟吳謝宇的父親吳志堅整個家族給我的感覺類似。吳志堅13歲就失去了父親，為了拉扯孩子，母親改嫁，之後又生了一個妹妹。全家人集中資源將家裡唯一的男孩供出農村。這之後，他開始反哺這個家庭，回饋母親以及為他付出的姐姐。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因精神問題長期住在精神病院的妹妹以及智力有些障礙的小妹妹，都需要他的支撐。吳志堅在1999年給小妹妹招了上門女婿，一家人大部分的支出都是他支付的。整個大家庭的相處顯得溫暖密切，但又有回避不了的重負。吳志堅在中學時代發現患有肝炎，後來發展成肝硬化，之後又發展成肝癌，與他肩上承擔的責任和擔子可能不無關係。
張力文說自己是在吳志堅去世以後到他老家參加葬禮，才知道他家竟然那麼窮——房子還是七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中間是天井，四角有四間房，地面上連水泥都沒有。“我們這裡人只要賺了錢一定會在老家蓋房子。”張力文說，這在村子裡是一種臉面的象徵，“吳志堅好像從來沒有提過家裡有什麼難處，也沒找人幫過忙。”相較于吳志堅總是“樂觀”的一面，謝天琴表現得有些不近人情，她不愛與外界聯繫。張力文能理解兩個人對外界表現出來的要強與抗拒，他說那是一種自卑與自傲相結合的擰巴，是他們這一批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農村走出的青年所共有的特點。
從這個時候我開始在想，現代社會裡一個看起來普普通通的家庭，熟悉這個家庭的人似乎覺得自己瞭解和熟悉它運作的機理，但這個家庭內部的複雜程度已經跟人們過去的認知經驗很不一樣。就像吳志堅和張力文，他們生活在鄉村社會的秩序裡，生活的圈子是一個由責任、親情、習俗、人情共同編織的緊密的關係網，處在關係網中的人對彼此很熟悉。但經過了幾十年高速發展後，鄉村變為城市，有的鄉村就算沒有變為城市，但在生活方式上也如城市一樣將家裡的大門緊閉，很少與鄰居交流。大家庭衍生的新家庭不再是過去那樣簡單地開枝散葉，而是被動或者主動地完成了與過去生活的剝離，變得更加封閉和原子化。
這從吳謝宇跟同學的交往中就能看出來。在和吳謝宇的室友交流時，他提到寢室裡四個人從來沒有一起外出聚過餐，在一起也從來不聊家裡的事情，彼此不知道父母的職業，他們也不知道吳謝宇的父親早在高中時就去世了，所以對他大三搬出寢室租房子時提到的理由“父親來北京出差”一點也沒有產生懷疑。現在回頭看，吳謝宇在大三下學期弑母前的一些狀況，比如開始逃課，總是去食堂的他開始頻繁點外賣，還最早在寢室里拉了床簾，都是有些異常的。但在大家各自為前途奔波的忙碌中，他們很難有更多的精力去關注這些事情。
這與他的父輩吳志堅和張力文所經歷的大學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對張力文等人而言，大學室友一定是他們同學裡最熟悉的，大家一起上課、吃飯、買東西、參加活動，知道彼此的來處和工作後的動向。來自全國各地的他們在學校裡相識，形成密切關聯的網絡，一直到他們進入社會、結婚生子……
我很感謝吳謝宇的室友和同學在事情發生六年後能夠接受採訪，能夠面對提問給出他們真誠的回答，傾盡回憶講述他們對吳謝宇的瞭解。這也是為了解決他們內心的疑問，身邊一個看起來那麼熟悉的人，為何竟做出如此極端的事情？這個問題換一個問法即是，我們對身邊的人能有多少瞭解？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們試圖從各個層面去探尋吳謝宇弑母從因到果的過程，雖然困難，但所獲得的材料也在我們的分析理解中，慢慢地萌發出事實的枝蔓，並形成邏輯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吳謝宇的家庭呈現出極端的一面，但這種極端也與社會發展有同頻的一步。慘劇讓我們警醒的東西很多，比如父母應當如何處理跟子女的關係、距離，如何對待子女的教育，一個年輕人應當以什麼樣的心態來應對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大學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教育功能。
採訪了很多苦難的人和事後，我有時會產生一種宿命感，覺得苦難有時會集聚在一起，就像吳謝宇的前女友，一開始我們想像她是一個會察言觀色、能遊刃有餘於人情世故的女子。找到她後，卻發現她是一個苦命的女孩子，在農村的家裡不受重視，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吳謝宇的出現對於她甚至像生命至暗時刻的一道光，學歷不高的她有一瞬間覺得他能將她從泥潭拉出，可是希望很快破滅了。而她的人生因為吳謝宇曾經的出現，又蒙上了一層新的陰影。這幾年，她小心翼翼地守著關於吳謝宇的秘密，生怕哪一天被人戳破，膽戰心驚，活成了一座孤島。她在講述時哭得稀裡嘩啦，對她而言，接受採訪是她多年來唯一的傾訴途徑。
人生雖苦，需要自我救贖。
目次
目錄
寫在前面的話
第一章 媽媽的消失
第二章 兩個家族
第三章 疾病和封閉
第四章 父親去世與成為“宇神”
第五章 初到北大
第六章 大學的小社會
第七章 踩空
第八章 弑母
第九章 秘密
第十章 後來
記者手記
我們都不是社會的“陌生人” / 吳琪
活成孤島的“我們” / 王珊
附錄
時間線
困在二手時間裡的“宇神” / 劉雲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吳謝宇案與當代中國家庭的糾結 / 肖瑛（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關係中，理解時代與人性 / 李鴻穀（三聯生活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三聯生活週刊》主編）
書摘/試閱
弑母
（節選自本書第八章“弑母”，注釋從略）
這是他二十一年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反擊，他用盡力氣，卻把罪惡的力量擊向了最愛他而他也離不開的媽媽。隨著媽媽被殘忍地擊倒，她所代表的期望、出路、責任與限制，在這一刻，全部消失。
2015年7月10日
2015年7月10日，下午5點多，謝天琴參加完學校的閉學式及教職工大會，回到家。雖然她家在一樓，但因為整棟建築都抬高了半層，所以她需要上十幾級的臺階才到家門口。終於放暑假了，按照謝天琴的打算，妹妹這些娘家親人會帶著她給吳謝宇買的那雙45碼喬丹鞋，到福州來看望他們。吳謝宇要去美國的事情，她跟阿花、馬老師也提過，說可能需要湊些錢，她的弟弟和吳志堅的朋友們也會幫忙的。幾天前，謝天琴還向阿花提到，她家在馬尾區的房子可能會賣，供吳謝宇出國。孩子發展到了要展翅高飛的階段，當母親的，平靜中有著喜悅。
謝天琴打開門，進了家，彎著腰換拖鞋。她不可能會預料到，身高超過一米八的兒子在她身後舉起啞鈴杠，猛地砸向了她的後腦和頭面部。
吳謝宇的生日是10月7日，他說選擇7月10日，正好是這個日期倒過來。為了克服自己的恐懼心理，他看恐怖影片和書籍，將電影的片段進行剪輯，循環播放，讓自己確信弑母是為了母親好，是對母親的愛，是唯一的出路。
吳謝宇提前幾天把準備殺害媽媽的工具，藏到了樓下半層的柴火間。7月10日這天他把工具拿到房子裡，等著媽媽回來時，他還在幻想著“千鈞一髮之際，爸爸突然顯靈阻止了這一切，拯救了我和媽媽”。當謝天琴回家的腳步聲在臺階上響起時，吳謝宇內心湧起的是：“我已經沒有力氣阻止我自己了。現在，真的來不及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別無選擇了，我無路可退了，我只能做這件事了，我只能帶媽媽一起走了。”
因為害怕看到媽媽的眼睛和臉部，吳謝宇用黃色膠帶捆綁謝天琴的頭面部，拿鍋蓋蓋住謝天琴的臉部。按照他的說法，媽媽沒有愛情、親情與友情，活得很痛苦，他幫助媽媽離開人世，然後他也要追隨而去，讓一家三口在另一個世界見面。可是對於殺害媽媽的殘忍和罪惡，他避而不提。
這個21歲的年輕人真的想死嗎？自2015年春節形成殺害媽媽的想法後，3月起，吳謝宇就開始策劃這件事。在他的概念中，殺害母親就像是推理完成一個數學模型，每一步該怎麼準備、安排、實施，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據他後來的回憶，他想過放棄自己的生命，2015年3月，他與一位同學一起乘動車返回北京時，他在天津站突然下車，到車站旁漢庭酒店開房入住，想在酒店裡自殺。但真的面對自殺這件事情時，他又退縮了。
2015年3月開始的策劃和安排更多是心理上的準備，他為自己弑母的衝動找各種說法。吳謝宇最喜歡的電影是《盜夢空間》，認為《盜夢空間》給了他提示。電影中，梅爾說“我和丈夫仍處於夢境中，只有死，才能回到我們真正的家，回到我們真正的孩子身邊”，她勸丈夫一起走，丈夫不聽，最後她通過設計騙局讓丈夫陪她臥軌自殺，二人通過自殺回到了現實世界。梅爾解釋其動機：“因為我愛你啊！親愛的，你已經瘋了，你身在虛假夢境而不自知了！我一定要帶你回家，我實在是太愛你了。”
他還沉浸於《嫌疑人X的獻身》的故事，“原來一個人竟能愛人到如此地步”。他認為，即便法律不允許，自己也願意為了母親付出，實現一家人團聚，承受滔天罪孽、萬世駡名。看到一個自閉症孩子的母親殺子後自殺的新聞，吳謝宇覺得這是在為他指明出路。那個母親在遺書中寫道：“每一個自閉症孩子的母親，最大的心願就是只比自己的孩子在這個世界上多活一天。”
因為新的境遇，自身沒有構建起來的自我被嚴重衝擊，但是吳謝宇沒有辦法面對自己，轉而把問題轉移到媽媽身上，讓自己相信：媽媽活著非常痛苦，她想死，“我來幫助她”，“帶媽媽一起離開，回到那個世界爸爸的身邊”。但是，他沒有想過：在父親去世前，這個家庭就真的是他心理上的完美避風港嗎？
當對人生發展感到困惑時，一個人回頭尋找的情感資源，還是他的爸爸媽媽。但是吳謝宇沒有從善的方面去理解爸爸媽媽，反而對弑母這樣違背基本人倫的想法，沒有了正常人的是非觀。在幾個月的準備期內，他但凡能夠跟其他人透露一點他的瘋狂想法，或者是他的痛苦，事情是不是就能往完全不一樣的方向發展呢？
清理現場
當吳謝宇暴力地砸倒媽媽之後，他才發現，死亡不是一瞬間，而是個痛苦的過程。謝天琴是被鈍器多次擊打頭面部而致死。吳謝宇試圖割下媽媽的頭顱，他說這些想法來自宗教、古代神話和儀式，還有恐怖電影的劇情。“我相信人的意識可能真的在腦袋裡面，只要感情深厚，就可以將靈魂帶出來。所以我想要自殺的時候帶著我媽的靈魂跟我一起去死。”謝天琴頸部有兩處大創口，四五釐米深，是她死亡後在固定姿態下被銳器多次切割頸部所致。吳謝宇試著切割頸部，發現難度很大，跟他想像的不一樣，放棄了。
對於自己的罪惡，吳謝宇總有一套解釋。他隨後打掃了現場，說因為“爸爸很愛乾淨，不能玷污家裡”。弑母的當晚，吳謝宇住進了離家兩三公里的黃金大酒店，並購買了性服務。接下來從7月10日到7月31日，吳謝宇白天清理作案現場，晚上住在黃金大酒店。他購買了大量性工具，又網購了活性炭、牆紙、塑料膜、消毒水、毛巾等。他把清理現場解釋為自己有強迫症，一定要保持家裡乾淨，所以反復清洗地板、沙發。他說也不願意母親的屍體腐爛，被蟲子污染。7月20日前後，吳謝宇連續三天收取寄到他家附近奶茶店的包裹，收貨人仍然是他用的假名“王偉義”，每個包裹超過5公斤。他將媽媽的屍體包裹了75層，將衣物、被褥、塑料膜等物品蓋在謝天琴的屍體上，並在覆蓋的物品之間放入活性炭。他說幻想奇跡出現，就像《功夫》電影中的周星馳被打傷後全身纏滿繃帶，後來奇跡出現，重新復活。
8月1日，吳謝宇離開福州，去了上海。他帶走了一家三口人的身份證、房產證、日記、存摺、銀行卡。吳謝宇利用謝天琴日記裡邊的字跡，用剪刀粘貼的方式拼湊了一封辭職信，並在網上聯繫了一個專門模仿筆跡的人，偽造了辭職信。吳謝宇用媽媽的口吻給校長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要辭職。學校主任多次打謝天琴的電話，沒有人接。一直到9月左右，學校主任通過QQ以文字形式聯繫了“謝天琴”，告訴她需要辦理辭職的手續。“謝天琴”後來郵寄了辭職申請，還給了學校一個所謂上海親戚的地址。
騙錢
2015年7月18日，張力文在外地出差時接到的那個電話，是吳謝宇後來一系列騙錢行動的開始。
本來吳謝宇先找了一個曾經在他爸爸手下工作過的叔叔借錢，被對方拒絕了。7月18日他才找張力文借錢，提出40萬元，張力文根據自己當時的經濟狀態答應借一部分。事後回想起來，在長達兩小時的通話中，吳謝宇並沒有顯示出任何慌張。張力文問到他去美國之後的具體打算，吳謝宇都回答得有條不紊。他哪裡能想像得到，這是吳謝宇在殺害媽媽之後的狀態。
吳謝宇殺害謝天琴之後看了她的日記，得知大姑阿花找媽媽借了7萬元。7月下旬他跟大姑聯繫，提出借7萬元，在他看來這是要回媽媽的錢。大姑第二天就轉給了他。因為爸爸的死轉而嫉恨親戚朋友，這是吳謝宇說他在弑母前的心態，他把原本可以依靠、求助的父母親的親友網絡，變成了他騙錢的網絡。他後來回憶說：“我們家走到今天這家破人亡的地步，他們（親友）也有責任！”“我要報復他們。”
吳謝宇面臨的現實情況是，媽媽的存款少得可憐。從一審法庭對吳謝宇詐騙過程中所列帳目來看，謝天琴的存款很可能不超過1萬元。而媽媽不在了，束縛沒有了，他頭腦裡的各種禁忌也一起消失了。吳謝宇想要體會自由，但對於從未有過自主權的他來說，一旦沒了束縛，自由就被簡單理解為濫用性和金錢。
吳謝宇找張力文借錢，催了好幾次，張力文稍微有些猶豫。一直到8月初的一天，張力文送女兒到一個培訓班學習，自己在樓下等著。吳謝宇的信息發過來了，又說到借錢的事。張力文還是有點謹慎，吳謝宇少有地不耐煩了：“叔叔你到底借不借？不借拉倒！”
這麼一激將，張力文不好意思了，馬上從股票賬戶套現10萬元，打給了吳謝宇。當天晚上，幾個好友見面，張力文說起吳謝宇借錢的事，還給大家看了吳謝宇發過來的信息。三個好朋友說，吳家不容易，是要幫，但不能讓你一人承擔。於是一人出了6萬元，一人3萬元，一人1萬元，又湊了10萬元。張力文把這筆錢打給了吳謝宇，也發信息向他說了這是哪幾位叔叔給的錢。吳謝宇分別發短信感謝了這幾位叔叔。
這個時候的吳謝宇已經在上海迅速認識了性工作者劉夢。他自稱“王偉義”，和劉夢迅速確立了男女朋友關係。張力文和其他幾個叔叔借的20萬元到手後，8月17日，吳謝宇租下了徐匯區斜土路的一處房子，開始了與劉夢的同居生活。日常開銷都由他來出，吳謝宇過一段時間就給劉夢1萬元，說是生活費用。有一次劉夢提到老家的房子還欠著別人錢，吳謝宇一次給了她9萬元。據劉夢講述，同居期間吳謝宇幾乎不出門，也很少和別人聯繫。吳謝宇跟她說，他媽媽在生他的時候難產死了，所以他從小就沒有媽媽。
這是吳謝宇第一次有了父母之外的親密關係。與性工作者談戀愛，本身就是他難以確立正常親密關係的結果，“因為還沒有體驗過愛情，我想在自殺前跟女生談一場戀愛，但因為時間有限，想到通過嫖娼感受到性的快感”。他渴望有人關心自己，在2021年8月的一審現場，當被問及這段交往，吳謝宇說他和劉夢的關係是“我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僕人、機器人。你想做什麼事你告訴我，幫你去做，我不會勸，我不會逼你，更不會強迫你”。這就是他對親密關係的理解。
這段日子吳謝宇給自己洗腦，想像著自己和媽媽真的生活在美國，他在波士頓上學，媽媽在一所華人學校教書，“用盡力氣，想像著我和媽媽在美國生活著的每一個細節，我和媽媽在哪裡、吃什麼、在做什麼、上什麼課、心情如何”。而在美國讀書的生活，按照他過去的生活軌跡，是他的能力完全做得到的。
他讀著媽媽的日記，看到媽媽對爸爸寫道，兒子很爭氣，考上了北大。“阿堅，你要保佑我和小宇。”吳謝宇似乎意識到，媽媽好像沒有想死的願望。媽媽對他考上北大表示了滿意，這點恐怕是他既安慰又驚恐的。他後來在道歉信裡對小姨說，高中以後他感覺媽媽不跟他提要求了，還讓他多休息，身體很重要，他認為媽媽放棄了他這個當兒子的。在弑母后看到的日記裡，吳謝宇發現，原來媽媽對他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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