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之母與風險之錨（簡體書）

1.該書提出了財政與金融關係的新邏輯，具有現實意義，財政與金融的關係是業界長期關注的話題。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部門，央行和財政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整個國民經濟，全體人民的錢袋子。兩部委還是還是要互相配合才能夠互相協調，共同發揮政策導向的最大效用。2.本書站位較高，立意深遠，跳出部門視角和學科界限，從理論、政策、實踐三個部分探討財政與貨幣的關係，具有理論創新性和政策操作性意義。3.經濟學家聯袂推薦：余永定、李揚、王東京、高培勇、吳曉求。財政與金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大支柱，承擔著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觀調控三大職能，二者協同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事關社會公平、人民福祉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保障。近年來全球和我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經濟金融化，商品在金融化、社會財富在金融化、定價機制在金融化、經濟關係也在金融化，金融與實體經濟正不斷融合。在經濟金融化背景下，經濟與金融的關係不斷變化，財政與金融的關係亟需再認識。鑒於此，本書基於理論與實踐，以公共風險的新範式和新認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展開探討財政與金融的關係：財政/貨幣、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財政/央行。這三個層面是宏觀經濟治理中的基本問題，對這三個層面關係的理解和認識，決定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效能。作者指出，風險視角是理解當前財政與金融關係的關鍵鑰匙,必須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來觀察財政金融的關係，從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來衡量財政、金融的協同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運用兩大宏觀政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經濟金融化浪潮中，財政與金融的關係正經歷深刻變革。本書以公共風險新範式為指引，深入剖析財政與貨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與央行之間的複雜關係，為宏觀經濟治理提供全新視角。無論是政策制定者、經濟學者還是關注經濟發展的讀者，本書都將助你洞察經濟治理的未來方向，掌握財政金融協同的關鍵密碼。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前院長、黨委書記。第十三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博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
國家監察委員會特約監察員，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馬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首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共浙江省委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中國區域經濟五十人論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曾多次受邀參加中央領導同志主持的包括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座談會、研討會和專題學習會等。

1.兼具理論創新和政策操作性，對金融學科發展和宏觀政策架構重塑具有重要作用。該書立足中國實踐、富有全球視野，是推動現代金融理論發展、服務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部力作。
2.該書為統籌安全與發展、破解經濟金融化時代治理難題提供中國方案。該書兼具理論高度與實踐深度，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構建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的重要理論支撐。

緒論
第 一 篇 財政與貨幣的關係
第 一 章 貨幣、國家信用與徵稅權 / 003
第 二 章 財政收支與基礎貨幣、貨幣流通 / 021
第 三 章 赤字、債務與鑄幣稅 / 037
第 四 章 利率與財政的可持續性 / 057
第 五 章 財政與人民幣國際化 / 071

第 二 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
第 六 章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關係變遷 / 085
第 七 章 貨幣政策獨立性與財政政策 / 109
第 八 章 結構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 129
第 九 章 金融救援中的財政貨幣政策 / 157
第 十 章 普惠金融發展中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 179

第 三 篇 財政與央行的關係
第十一章 財政與央行的職能和機構關係 / 199
第十二章 央行的利潤來源和上繳財政情況 / 223
第十三章 主要國家外匯儲備管理中財政與央行的關係 / 231
第十四章 央行的資產與央行持有國債情況 / 241
第十五章 金融監管中財政與央行的關係 / 253
第十六章 財政部門與央行的政策協同機制 / 267
第十七章 主要國家國庫管理制度與比較 / 285

緒論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金融的重要性在現代經濟中顯著提升。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經濟金融化，商品在金融化，社會財富在金融化，定價機制在金融化，經濟關係也在金融化，金融與實體經濟正不斷融合，經濟虛擬化程度不斷提高。經濟金融化將經濟各部門資產負債表關聯在一起，形成了複雜的隱性“風險鏈”，一旦觸發，風險就會外溢，快速系統化、宏觀化和公共化，形成公共風險。在此背景下，財政與金融的關係不斷變化，其底層邏輯也變了，用傳統理論已經難以闡釋新的現象（劉尚希，2024），亟須重新認識財政與金融的關係。
本書嘗試以公共風險的新範式和新認知，探討財政與貨幣的關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以及財政與中央銀行的關係。這個認知框架的“新”體現在：以公共風險最小化為目標超越以宏觀均衡為目標，以虛擬理性超越實體理性，以行為分工超越界域劃分，以貨幣狀態論超越貨幣數量論，以財政貨幣“量子觀”超越財政貨幣“非黑即白”的兩分法思維，以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超越財政貨幣政策二元協調論，穩估值優先於穩幣值，等等。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從理論層面探討財政與貨幣的關係，從政策理論與實踐層面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基於國際實踐和國際比較來闡釋財政與央行的關係。這三個層面是宏觀經濟治理中的基本問題，對這三個層面關係的理解和認識，決定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效能。
一、財政與貨幣的關係：財政是現代信用貨幣的母體
從理論上探討財政與金融的關係，要從研究財政與貨幣的關係開始，貨幣是財政金融中最基本的問題。
（一）國家主權信用是國家主權貨幣的基礎
從本源出發探討財政與貨幣的關係，需要從外到內，從表像到基礎，層層遞進地深入分析。縱觀經濟學思想史和金融學家對貨幣起源的研究，貨幣的本質是信用，這種看法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在金屬貨幣的時代，金銀等商品自身的稀缺性和內在價值創造了貨幣自身的信用。在信用貨幣時代，國家信用是貨幣流通的基礎。而財政的徵稅權支撐著國家信用。徵稅權的可實施性代表著民眾對國家公共權力的認可和對施政者的支持，是社會共同契約達成的標誌。馬克思曾說：“賦稅是國家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在經濟貨幣化的過程中，只有可以用來繳稅的貨幣才具有信用，整個社會才會接受它。順著這個邏輯鏈條推理，徵稅權衍生了國家信用，國家信用又衍生了主權信用貨幣。因此，可以說，財政是現代信用貨幣的母體。
（二）財政收支過程即貨幣流通過程
財政收支本身就是貨幣流通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影響和調節貨幣流量。財政收支活動和銀行信貸活動具有不同的經濟性質，但從貨幣流通層面來觀察，卻發現它們是相互貫通的，呈現一體化特徵。財政收支直接嵌入基礎貨幣投放和回收過程：一方面，稅收收入、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財政資金進入國庫，相當於等量基礎貨幣從經濟中收回；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國庫現金管理等財政資金從國庫撥付，相當於等量基礎貨幣投向經濟。保持經濟中的流動性合理充裕，不僅僅是貨幣當局的任務，更需要財政收支活動來協同支撐。財政收入對經濟中的流動性具有緊縮效應，而財政支出對經濟中的流動性具有擴張效應，其淨效應取決於是財政盈餘還是財政赤字。若出現財政盈餘，則是淨緊縮效應；若出現財政赤字，則是淨擴張效應。當然，從時間維度來看，若財政盈餘擴大，則是緊縮效應的增強；若財政赤字縮小，則是擴張效應的減弱，也可視為時間維度上的收縮。
當經濟運行出現“流動性陷阱”時，減稅增支，實行赤字政策，能把經濟從陷阱中拉出來。財政收支具有調節貨幣流通的功能，使貨幣由中性轉變為非中性，這是財政政策得以存在的金融基礎。單一貨幣規則理論一度流行，是以財政收支平衡為條件的，且假設經濟中的貨幣收支循環與財政無關。其實質是小政府、小財政觀念下的自由市場邏輯，且假設不存在公共風險。公共風險、經濟金融危機不僅產生了政府財政救援的需求，也持續擴大了財政規模。財政規模占經濟規模的比例越大，財政收支對貨幣流通的影響越大，貨幣的非中性化也越強。不過這種影響和變化常常被忽略，誤認為貨幣流通僅僅由貨幣當局所決定，並在貨幣的中性與非中性上爭論不休。這種誤導與貨幣主義的流行是分不開的。
（三）財政赤字、債務的常態化，是財政金融屬性外在化的表現
目前人們對財政赤字、債務的認識尚未跟上政策實踐的發展。回溯中國赤字政策實踐的歷史演變，20世紀80年代前後從追求預算的年度平衡到預算的跨年度平衡；20世紀90年代初期歐盟發佈《歐洲聯盟條約》（又稱《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赤字、債務常態化，只不過是設定了天花板，基本上放棄了收支平衡的財政規則。從經濟金融化和財富虛擬化的趨勢來看，不顧現實變化再回到財政收支平衡的狀態幾乎難以想像。近年來熱議的現代貨幣理論（MMT）提出了更大膽的觀點：以通貨膨脹、就業為底線來設定財政赤字的天花板。該理論徹底拋棄了財政自身平衡的必要性，國債在其利率為零時相當於貨幣，無須歸還，也不構成財政負擔和國民負擔，相反，還能給國民提供金融資產。這時，貨幣轉化為“國民資本”，不只是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按照這個邏輯，經濟運行中的貨幣是由貨幣當局來提供，還是由財政當局來提供，似乎不再是什麼問題，其條件是利率的高低，只剩下付息成本的約束。赤字、債務的常態化，以及規模的不斷擴大，反映出通過財政方式來投放貨幣的需求越來越大。從表面上看，赤字、債務是政府財政的需求導致的，而從深層次看，是經濟社會的需求導致的，這種需求源自宏觀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公共風險改變了貨幣狀態（不同主體持有的貨幣的非同質性），也需要財政來強化貨幣的非中性，通過財政赤字、債務來投放貨幣也就順理成章了。
其實，從貨幣供求關係來看，政府財政赤字、債務的常態化也反映出貨幣不再是由貨幣當局可以隨意控制的外生變量，而是經濟社會的內在需求導致的內生變量。即使貨幣當局可以控制貨幣的供給，也無法控制流通中的貨幣狀態。貨幣狀態可以改變貨幣供求關係，例如，從貨幣數量論來看，貨幣供大於求，似乎是流動性過剩，而從貨幣狀態來看，卻是相反的，貨幣供小於求，實際是流動性不足。現實中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貨幣存量（如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很快；另一方面卻是流動性緊張，物價下行。從貨幣數量論來看這是矛盾的，於是乎經常被人問“貨幣到哪裡去了”，從而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答案，反而令人迷惑不解。而從貨幣狀態[ 貨幣狀態可借用物體的三種存在狀態來說明。任何物體在一定溫度和壓力下可以有三種形態：氣態、液態和固態，貨幣的常態就像水，一定條件下則會轉向氣態，或固態，從而在貨幣存量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出現流動性過剩或者不足。作為價值尺度，貨幣是同質性的，但對於不同的貨幣持有主體來說，則是非同質性的，這是導致貨幣“相變”的根源。貨幣狀態的變化與公共風險直接相關。]來看卻是可以解釋的。可見，傳統的貨幣數量論遮蓋了貨幣狀態的變化，從而偏離了現實。貨幣狀態一旦發生改變，央行的貨幣供給就會失靈，需要財政來供給貨幣。在公共風險水平上升、大眾預期轉弱的條件下，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就會大幅度下降，甚至失效。這就需要財政一方面供給貨幣，另一方面控制公共風險，為貨幣政策創造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