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精)

浙江溫州人，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委理事。著作有：《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矢道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周易帛書注譯》、《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主編）、《退溪著節要》（主編）、《道》（主編）等。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若跨出廬山再觀山，也許會看得清晰一些。戴震對當時理學的審視，就有這麼一點「跨出」的精神，因而能看得更透澈一點。

 

從歷史上看，大凡真正掌握了時代精神的學者，往往不被當時人所認識和理解，特別不被掌握了權力的統治者所理解。戴震滿腹經綸，或考據、或義理、或天文、或地理、或算術、或思想，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大家，尚且如此窮困潦例，清淡渡日；即使是被戴震所批判的程頤、朱熹等，雖在戴震時被定為官方哲學，然其本人在世時，又何嘗被理解？孔文仲奏稱：程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忘分，遍揭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致巿并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范致虛又奏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事下河南亦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如果程頤被作為「元祐奸黨」中一員的話，那麼，朱熹則被作為「偽學逆黨籍」中的重要思想領袖。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沈繼祖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跡，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污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朱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朱熹以絕偽學」。這些政治批判的帽子，足以嚇死人的。迫使朱熹的門徒「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巿肄，以自別其非黨」。歷來是把學術思想當作政治來批判的，而統治者對於學術思想的害怕程度，也可想而知。就是朱熹死後的葬禮，統治者也很害怕借機「鬧事」，而不放心。因此右正言施康年上言：「『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無非是限制朱熹的學生、友好在送葬時談論「時人短長」和「時政得失」而已。倘若「時人」無短，「時政」無失，又怕什麼「妄談」和「繆議」？假如有短、有失，又何謂「妄談」和「繆議」？

 

曾幾何時，被作為「邪說詖行」、「偽學逆黨」、「詆誣聖德」、「惑亂眾聽」的異端邪說；「汙下憸巧」、「欺君罔世」、「圖為不軌」、「幾至大亂」的大逆污行。隨著滄桑的逝去，翻身一變，而成為「聖賢之蘊」、「愛君憂國」、「官方哲學」、「統治思想」。元代，程、朱道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非程朱之學，不試於有司」。「設科取士，非朱子之說者不用」。到了明代，科舉考試「一宗朱子之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戴銑說：「文公朱熹注釋群經及《語》、《孟》、《學》、《庸》子史等書，而後孔子之道說明，而晦者復大昭於世。孔子大聖，朱子大賢，道德事功，不甚相遠」。汪仲魯說：「祖述憲章，啟迪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程、朱道學既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便影饗士子們的讀書導向。從鄉學到太學，從私塾到書院，「咸尊以為師者，唯朱文公」。即使明中葉王學興起，清代乾嘉漢學盛行，亦未使朱學的正宗地位發生絲毫動搖。以致「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凡有與程、朱之學相異者，便成為異端邪說。戴震因為批判程、朱，無疑成為「亙古未有之異端邪說」，「大為學衡人心之害」。程、朱之學從「異端邪說」──「官方哲學」的變遷，一旦被欽定為官方哲學，「億萬世一定之規」，其他思想又成為「異端邪說」。孔子說：「如變化之道者，其如神之所為乎」。認識這個變化的道理，對於提高人類理論思維水平是有裨益的。

 

戴震的哲學批判是一種尋根究底的思考，他對於對象性理論的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考察，體現了哲學思考所具有的自由精神。因此，戴震對程、朱所建構的形上學本體論──理哲學，陸、王所建構的形上學本體論──心哲學的考察，就是這樣一種考察。戴震雖在形式上繼承了張載到王廷相、王夫之的氣學，但他認為張氏與二王的基本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是承襲程、朱、陸、王的，作為理學三派之一的氣學派（或稱客觀理派），也是在追求世界萬物終極本原或終極根據中，建構他們的形而上學本體論哲學的。王廷相、王夫之只不過是把被程朱、陸王顛倒了的理─氣和心─物關係，重新顛倒過來，使理在氣先，理生氣的頭足倒置，修正為「理為氣之理」，「理寓氣中」。這種正過來的工作，當然，具有非常重要意義，但並沒突破理學的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

 

戴震認為，宋明理學三派的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基本上是沿著周敦頤的《太極圖》及《太極圖說》而展開和演化的。因此，戴震的哲學批判必須改變由《太極圖》開啟的宋明理學的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這就是他所宣布的「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的義蘊所在。這個打破的重要貢獻所在，就是否定宋明理學的形上學的本體論哲學。戴震對於世界的盤詰，萬物根據的思考，不是傾心於對於事物原因或萬物本原的求索，孜孜於哲學邏輯結構最高範疇的尋求，以及熱衷於建構形上學本體論哲學，而是把事物原因、萬物本原、哲學邏輯結構的最高範疇，看作是一個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過程，戴震把這個過程稱為「道」，因為「道」就是「行」的意思。既然是「行」，那就是無終了或終極，永遠是一個進行的過程。

 

戴震對於宋明理學程朱派形上學本體論──理哲學的批判，以及對於理的理論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考察，便動搖了理學家「以理殺人」的基礎。「理」之所以能殺人？就是因為「理」是天地、萬物的根據和社會倫理道德的最高原則、準則。在理學家看來，這個「理」是通過格世界萬物之理，即「格物窮理」或「即物窮理」而得到的。格物是一事一事的格，一物一物的格，有一件不格，就缺了一物的道理；一書不讀，就缺了一書的道理。這樣而窮得的「理」，無疑是客觀真理，它既是自然的客觀真理，又是社會的客觀真理。因而是不能違戾、背離的，否則就是對客觀真理褻瀆和叛逆。客觀真理是唯一的，它排斥多元論；真理不能與相反的觀點同時並存。這就是說真理與謬誤是對立的，客觀真理不是謬誤，謬誤不是客觀真理。即是謬誤，當然需要克去。所以，存理去謬就是順理成章的。這裏所說的謬誤，在理學家或當時統治者看來，就是與程、朱道學相背離的異端邪說，也就是與「天理」相對立的「人欲」，按理學家的名言，就是「存天理，滅人欲」，或存真理，去謬誤。這樣，「理」就具有唯一性、絕對性和獨斷性。代表客觀真理的「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掉、消滅與客觀真理相違逆的一切東西，於是理也就可以殺人了 ！

 

本書通過戴震生平、思想、邏輯結構、批判精神，來探討清中期的文化思想動態，以及與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近代新學的關係，以明戴震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根據筆者探討，戴震已建構了有別於宋明理學的新理論，故稱之為「戴學」。

 

借本書之機，特向幫助遏筆者寫作本書的友好，謹致謝忱。

 

張立文

於一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