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精)

台灣省台中縣人，臺灣大學哲學系專任教授，擔任印度哲學史、禪宗、天台宗、三論宗哲學等課程。著有《吉藏》、《佛教思想新論》、《當代佛教思想展望》、《佛教思想發展史論》、《龍樹與中觀哲學》等書。

中國禪宗第六代祖師惠能，是一位影響既深且遠的高僧。他的影響力，並不侷限於佛教的內部；而是遍及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文化等各層面。由於種種因素，唐朝以後的佛教，限定在禪宗和淨土二宗，其他各宗率皆衰落。其中，淨土流行於庶民階級，而禪宗卻廣受知識分子的喜愛。知識分子的熱烈參與，使得禪宗散發出光輝燦爛的色彩；禪詩、禪畫，乃至禪師與禪師、禪師與文人雅士之間的機鋒對談，豐富了唐朝的思想界和文化界。

 

宋以後，隨著新儒家哲學的興起，以禪、淨二宗所代表的佛教，相對地沒落了許多；但是禪宗卻以另外的一種面目，呈現在世人的面前。這一面目即是民間宗教。宋、明以來的民間宗教，幾乎沒有例外地，都以六祖惠能做為他們的「祖師」。羅教或稱無為教，乃明朝所創立的民間宗教，被視為和其後大部分民間宗教，具有親密之血源關係。其創教者羅清（或羅倫，約1443～1527年），著有《苦功悟道》、《嘆世無為》、《破邪顯證》（上、下卷）、《正信除疑》，以及《不動太山》等「五部六冊」之「寶卷」；而其註釋者──松庵道人源靜，不但自稱是禪宗臨濟宗的弟子，而且還在註釋當中，大量採用禪宗的字彙和「公案」。（參見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上冊，頁39-59。）另外，澤田瑞穗，《寶卷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昭和50年，頁315-316，不但明言羅教具有禪宗的思想淵源，甚至還把《苦功悟道》寶卷中，有關羅清的自傳，拿來和《六祖壇經》中惠能的生平相比對，結果發現二者具有極為相似之處。澤田下結論說：羅清有意「暗示」自己和惠能的親密關係。至於本世紀初，在中國華北地區盛行一時，並且傳入臺灣而流傳廣泛的一貫道，則更加明顯，在該教的「道統」當中，從盤古到孟子共十四代，皆中國古聖先賢。孟子之後，心法失傳，儒脈泯滅，「道統」改由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接替。因此，《壇經》所列舉的「西天二十八代祖」（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全都上榜。到了西天第二十八代祖菩提達摩時，「老水還潮」，又由中國人所接替；他們即是禪宗的第二代祖師慧可乃至六祖惠能。（參見李世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臺北：古亭書屋，1975，頁51-53。）由此可見惠能之後的禪宗，在民間宗教中的地位。

 

至於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在「武林」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則是家曉戶喻的事了。有些傳聞儘管和史實不合，但在民間卻寧可信其真。「武林」中盛傳，少林武術的開山祖師，是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的達摩祖師。達摩祖師曾以一株蘆葦草強渡揚子江的高強「武功」，也隨著禪宗的盛行而廣泛流傳於鄉野之間。這些不能不說是惠能後之禪宗的影響。

 

也許是因為惠能具有深遠而又廣泛的影響所致，有關惠能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本書撰寫期間所面臨的取捨問題，也一再感到困擾。在中國，胡適的〈壇經考〉和《神會語錄》，以及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是本書的重要參考資料。1989年春，高雄佛光山舉行了國際禪學會議，其後所出版的論文集，也讓我受益良多。而在日本，玲木大拙、宇井伯壽、柳田聖山、關口真大等人的巨著，都對惠能的生平、思想，有著詳細的研究，以致在禪學界具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關口真大，一再強調《金剛經解義》一書的重要性；該書傳說是惠能所著，而實際上可能是一部偽書。關口並呼籲惠能的研究者，能夠注意該書和惠能之間的關係。然而，由於語言的隔閡，這些前輩們的觀點，並沒有成為本書討論的重點；這是筆者深感慚愧和歉疚的地方！

 

近來，從藍吉富兄那裡，知道中國大陸新近在敦煌石窟，掘出了新的《壇經》卷子，並命名為「敦（煌）博（物館館藏）本《壇經》」。由於中國當局把該卷子視為秘笈，仍在秘密校刊、研究之中，因此，筆者也無緣一睹該卷子的真實面目。所幸，據傳該卷子和本書所採用的「敦煌本《壇經》」，在內容上並沒有太多的出入。

 

業師傅偉勳教授，在其〈壇經慧能頓悟禪教深層義蘊試探〉一文當中，曾經說到：惠能禪法的研究，應該照顧到「五個辯證層次」；它們是：（1)「實謂」層次；（2)「意謂」層次；（3)「蘊謂」層次；（4)「當謂」層次；（5)「必謂」層次。（參見業師傅教授，《從創造旳論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頁212-213。）其中，實謂層次主要是歷史的研究，包括原典的校刊、考證、惠能其人其事的研究等等；這些大都已由前述日本學者所完成，也是本書最弱的部分。而當謂層次，乃是對於惠能所當說而未說（當謂）者，代為說出來。必謂層次，則是對於惠能之思想的再詮釋和再創逄。做為一本介紹性的書籍來說，這二者也是本書所欠缺的部分。本書稍稍合乎業師要求的，只有意謂和蘊謂兩個層次；亦即惠能思想的哲學意含（意謂），以及後代禪者和他之間的關係（蘊謂）之研究。它們都集中在第四和第五章，特別是第四章第二節對於「自性」一詞的探討。也許這是因為筆者不是一個從事文獻學或歷史研究的人，而是身在哲學系執教，比較習慣於哲理思考的緣故吧？

 

楊惠南

1993年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