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平)

河南汝州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著有《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等，已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當我們有了想做一件事情的願望時，適逢機會降臨了，那將會是愉快的。不過，機會有這樣一種特性，即不易得到，卻容易失去。所以，一旦有了機會，接待它旳最好辦法也許就是古人所說的「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吧！

 

說來也巧，我之有機會系統研究嚴復，兩次都是在海外萌生出來的。1987年初，我赴日本進行為期一年多的留學研究。在那裏，我著手考慮博士論文的選題。起初，我把題目設計為「中日近代思想比較研究」。但是，這樣大的題目怎麼下手呢？經過仔細推敲，我發現這種題目實在是大而無當，根本不逍合我。於是，我把問題縮小到中日啟蒙思想上，並希望選擇兩位在中日近代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具體比較研究一下。通過與日本近代人物的接觸，我選中了福澤諭吉。在中國近代人物中，嚴復首先進入到我的視野中。我覺得把他們放在一起相提並論比較合適，從他倆入手，以小見大，不失為一法。徵得尊師張岱年先生的同意，我把論文題目確定為「中日啟蒙思想比校──嚴復與福澤諭吉」。論文是回國後，在1989年完成並通過答辯的。後來以《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之名出版了，我也自認為我是專門研究過嚴復的人。雖然題材是對兩個人的比較，但所採取旳方法是，先分論後合說，因此，在我的意識中，我覺得是對這兩位在中日近代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都有認真的考察，可以說合則一體，分則兩立，無論是研究嚴復，還是探討福澤諭吉，此書尚有一點參考的價值。但是，我必須承認，對這兩位人物的考察郯有些單薄，尤其是像嚴復這樣複雜的人物。這種不滿足感，促使我希望有機會能寫一本專論嚴復的書。

 

1995年11月，應臺灣民族文化基金會的邀請，我赴臺作一個月的訪問研究。在那裏，我有幸親炙韋政通先生。韋先生在海內外學界頗負盛名，其學令人敬仰。此前，先生其文其著我曾拜讀過，也與先生通過書信。惜一直沒有機會同先生晤面，聆聽其教誨。在臺灣是一個好機會。事先與先生約好，在一個下午，我與一位朋友，一起前往臺北巿內湖韋先生的住所，訪問先生。先生熱情接待，然不事寒喧；表情略帶嚴肅，但即之也溫。先生對拙著《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頗致鼓勵，我引以為珍。先生以新著《思想的探險》見贈（自述其學思歷程的書），並引出了話題。先生娓娓講了其學思和心路之歷程。一顆「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著心靈，一股樂之不疲的奮鬥精神，一種普世關懷的使命感，聽之使我深受感化。對先生來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除了為學，還要成就一個人格。而這兩者的完成，都離不開健康的身體，所以也應注意健身。不知不覺之中，已到了吃晚飯的時間。先生在離住所不遠的一家飯店招待我們。晚飯後，與先生一起在附近散步。這一帶風景怡人。背後山丘屹立，前面碧湖伴繞。湖光山色，清風拂面，置身其中，逍遙之情，油然而生。環湖有一石子小道，樹木草坪相襯，晚間顯得格外幽靜。先生也以身居其地為喜。在孔子的意識中，「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但對先生而言，則是智仁兼為，山水俱樂。漫步斯道，細語陣陣，仿佛世外。湖邊小閣座落，閣下設有石凳石桌。我們與先生坐下，繼續談論。話間，我問及先生與傅偉勳先生一起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之進展和嚴復是誰承擔的。先生言，嚴復好像還沒有人寫。說到這裏，我說，如果沒人寫，我希望承擔。後經先生查對，確實尚沒人承擔。先生出以信任，就把《嚴復》的寫作任務，交給了我。這樣，我就意外地得到了一個重溫嚴復的難得機會。從臺灣回大陸後，我開始了《嚴復》一書的寫作準備。不管如何，由於有先前（包括後又陸續發表的幾篇論文）的基礎，研究工作進展得比校快。我給韋先生去信，說明了寫作安排。韋先生在回信中強調，嚴復跨越兩種文化，又生存於中國巨變之時代，很不好寫，希望我下功夫，在嚴復研究上立一新里程碑。從複雜性上說，嚴復的確不容易寫，但要在嚴復研究上有所突破，則尤為不易。因為儘管本土上的嚴復研究，仍顯得薄弱，但太平洋對岸有美國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他是國際上享有聲名的嚴復研究的重鎮；近鄰有日本旳緒形康，他以《翻譯文化論》之名而完成的博士論文，探賾索引，具體而微，別立嚴復研究一新局面。要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前進一步，非短期可為功。但我仍以韋先生的期待，高自要求，不敢懈怠。經過半年左右的密集工作，我寫出了《嚴復》—書旳書槁。如果問此書在嚴復研究上有什麼新貢獻，那肯定是談不上旳。但我能引以自慰旳是，它比起《嚴復與福澤諭吉》中的「嚴復」來應該有所進步，在某些問題上深化了，內容充實了，敘述方式也作了一點改進。如果說這仍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那麼究竟如何，就要由大家來評判了。

 

王中江

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