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平)

湖南石門人，一九六三年生。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北京行政學院中國文化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哲學與文化，尤以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哲學為重點。已出版多部中外哲學專著，及專論張東蓀思想之著作，主編（合作）《中國儒學文化大觀》。

我之研究東蓀先生，始於一九九一年。這一年的五月，我僥倖打敗七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至湯一介師門下攻讀中國哲學博士學位。原擬以「西方哲學在中國」為博士論文選題，並擬定了幾個較小的題目，如「新實在論在中國」、「唯意志論在中國」、「邏輯經驗論在中國」等。填好「開題報告」後，寄給當時正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學講學的湯師，湯師表示同意。後為「綜合考試」事，再向湯師請教論文選題，湯師覺得與其做一個大而泛的題目，不如寫一個人更好些，更為精細，並提議寫「張東蓀」。我當時對東蓀先生，並沒有太多的瞭解，只是聽師友、學長們說，這個人「並不怎樣」。所以對於以「張東蓀」作博士論文選題，我當時稍微有些顧慮。首先的一點，是這個人夠不夠格成為一篇博士論文的題目；其次考慮的一點是，在當時原著資料不齊全，研究資料幾乎一片空白的情況下，我是否有能耐在兩年時間裏寫出這篇博士論文，順利畢業？湯師的堅持，打消了我的顧慮，我開始認真準備以審定通過論文選題為主要目的的「綜合考試」。先擬題為「張東蓀思想研究」，覺太大；再擬題為「張東蓀哲學思想研究」， 亦覺寬泛；最後與湯師商定，就以「張東蓀知識論研究」為題，通過與金岳霖先生知識論的比較，裁定東蓀先生知識論的性質與地位。當時並不知道東蓀先生知識論是否自成一體，經過比較研究後才發現，原來它不僅自成一體，而且還走了一個與金氏知識論完全不同的路向，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知識論。這一發現，使我歡欣鼓舞，以為自己是發現了一塊「新大陸」，三年的寒窗苦讀，沒有白費。一九九四年六月，這篇題為〈張東蓀知識論研究〉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並受到好評。自此，我進入專研東蓀先生生平與思想的階段（很少用功於其他論題），轉眼已過去三年多。

 

一九九五年四月，我的〈新理學：張東蓀對馮友蘭的超越〉一文在陳明先生主編的《原道》第二輯（團結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月）上發表，這篇約一萬七千言的論文，是專門分析張、馮二氏對「理」的不同解釋及其得失的。這是海內外專門討論東蓀先生「理學」思想的第一篇論文。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紀念金岳霖誕辰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密雲舉行。我在會上提交並宣讀了題為〈張東蓀與金岳霖：兩條不同的知識論路向〉的論文，以期引起與會者對東蓀先生的重視。會後《哲學研究》雜誌以「一九九五年增刊」的形式，出版了這次會議的論文結集，題為「紀念金岳霖百年誕辰專輯」。我的原意是想把提交的那篇論文登出來，並幾次去電話懇請，但最後竟沒能登出。我想原因可能是由於這篇文章，在一片「唯一」、「最高」聲中，顯得對金氏略微有些不恭。後來一想人家是「金岳霖專輯」，當然該以讚揚為主，剔出「不恭」的文章，合情合理，也就作罷了。

 

一九九五年十月，本人所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一書，作為湯師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論著輯要叢書」（屬「中國文化書院文庫」）之一種，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這部文集，雖已近三十六萬言，但並未匯齊東蓀先生之所有重要觀點，所以學者不能僅以此為依據，評定東蓀先生的思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原已刊出的〈新理學：張東蓀對馮友蘭的超越〉一文，壓縮大半後，在《廣東社會科學》一九九五年第六期重新刊出，旋即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一九九六年第三期轉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的由博士論文增修而成的《張東蓀知識論研究》一書，作為「國學精粹叢書」之第三十七種，由臺灣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和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聯合出版，這是海內外第一本專研東蓀先生哲學的論著，填補了近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空白。一九九六年二月，我的〈論張東蓀與馮友蘭對理學的不同解釋〉一文，在《學術界》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刊出，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作了索引；同月，我的〈張東蓀與金岳霖：兩條不同的知識論路向〉一文，終於在廖小平教授主編的《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刊出，七月，便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一九九六年第五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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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東蓀先生思想的作品，沒有哪一篇是沒有反響的。被其它報刊轉載是一方面的表現，被邀參加學術研討、不時收到讀者來信，則是另一方面的表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我因《張東蓀知識論研究》一書的出版，被邀赴臺北參加「著作發表會」及「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上作有關東蓀先生哲學的發言，引起了海內外眾多學者的極大興趣，紛紛詢問有關問題，表示出對東蓀先生及其哲學的關心與注意；我的著作，也在會上得到很高評價。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香港中文大學趙汝明先生，在讀到我的〈新理學：張東蓀對馮友蘭的超越〉一文後，致信於我，說「先生該文給我濃厚興趣」，使他「得益良多」，並詢問我是否還有其他相關論文發表。我不認為這是因為我的文章好才引起了趙先生「濃厚興趣」，而是認為，東蓀先生本身有值得世人關注的地方，所以才容易引起共鳴。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貴州大學哲學系牟永生先生給我寫信，說在北大書店買到了我編的《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一書，讀後「對張東蓀哲學產生濃厚興趣」，邁開了研究東蓀先生哲學的第一步，並說其研究心得是「直接得益於」我的書稿，得益於我的「慧眼及筆耕」。我不敢說我有這樣大的能耐，但我之介紹東蓀先生，卻是力爭客觀公正的。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二日，曾經因《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一書來北京找過我，現正在日本撰寫有關東蓀先生語言哲學的學位論文的丁伊勇女士，來信說「您的《張東蓀知識論研究》對我的幫助很大」。最近我又收到澳門中國哲學會會長岑慶祺先生寫於同月二十九日的信，說「很高興買到」我編的《知識與文化》一書，告訴我他是東蓀先生在燕大所帶最後的兩個研究生之一，並說擬於一九九八年年末在澳門召開東蓀先生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我讀信後非常驚喜，立即回發傳真，表示願意參加並樂意幫助籌備此會。看來海內外學人不僅沒有忘記東蓀先生，而且還有越來越關注東蓀先生之勢。我自信本人在其中起了點「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我和湯一介師便已有刊行《張東蓀全集》並召開東蓀先生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打算，並做了不少準備工作，後因種種問題而擱置。但願以後有機會實現此願。個人研究方面，我的〈張東蓀道家觀述〉一文，即將在陳鼓應先生主編之《道家文化研究》上刊出，〈知識論：張東蓀對金岳霖的超越〉一文，即將在陳明先生主編之《原道》第四輯上刊出。此方面的打算尚多，待來日慢慢落實。

 

我在這裏詳述我研究東蓀先生的經歷與打算，決不帶有絲毫炫耀的意思；我這樣做，只是想表明，我給韋政通、傅偉勳兩先生主編之「世界哲學家叢書」所撰《張東蓀》一書，決不是應時、應急之作，或粗製濫造之作，而是一個長期積累的作品。我希望通過這部書，把一個「原點東蓀」或「原本東蓀」，全面而客觀地介紹給世人，讓世人對他有一個較清晰的瞭解。原擬該書既要介紹東蓀先生生平事跡，又要介紹其知識論、架構論、道德哲學、邏輯觀、政治哲學、中國文化觀等，後因篇幅太大，不得不忍痛把邏輯觀、政治哲學、中國文化觀等，全部割捨，只保留生平事跡、知識論、架構論、道德哲學這幾個無法再刪除的部分。即使這樣，書稿也已超過三十萬言。我寫文章有一個「缺點」，就是亮出人家的觀點後，一定要評定其性質與得失，決不願僅僅停留在「亮出」之上，這樣文章常常拉得很長。這一次也不例外，但也只能如此。這部《張東蓀》，現分六章。第一章〈悲涼之旅〉，縱向介紹東蓀先生一生的經歷；第二章〈世俗日常〉，從橫切面介紹東蓀先生的性情、家庭及交友情況；第三章〈知識論〉，極簡要地論述了東蓀先生知識論與金岳霖先生知識論的差別與得失；第四章〈宇宙觀〉，評定東蓀先生「架構論」的成敗得失；第五章〈道德哲學〉，核定東蓀先生道德哲學的性質與地位；第六章〈毀譽得失〉，在分析別人對東蓀先生的種種評價，及東蓀先生本人種種的自我評價後，提出著者對東蓀先生的最後評價。全書結構雖不甚謹嚴，但我自信它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不是隨意安排的。東蓀先生「邏輯觀」、東蓀先生「中國文化觀」等，我已寫成完整的手稿，此次不能併入《張東蓀》書中，甚為遺憾，但願日後能有機會刊行問世。

 

這本書的寫成，沒有湯一介師的提攜、沒有韋政通前輩的信任與栽培，是萬萬不行的。我在這裏要十二萬分地感謝他們！

 

張耀南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四點四十分於

北京西城利瑪竇(Matteo Ricci)墓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