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日本研究明代思想的學者荒木見悟,是這樣評價明末清初這一個階段的思想的:「王陽明提倡良知說以後,直到明末清初,湧現出富有特色的思想家,被認為堪與戰國諸子百家的盛況媲美,卻是客觀的事實。」換言之,荒木氏主張:在思想史上,明末清初這一個時代,是可以與中國的先秦時代相提並論的。關心中國思想史發展的朋友們,大約都是可以同意他的這個論斷的。
明末清初這個時代,正當中國近世的階段。也早有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指出: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這一個階段,具有所謂「近代思惟」或「前近代思想」的性質。
李卓吾正是在這一個時代之中,特具異彩的一位思想家。在本書之中,我想探究的,也正是卓吾思想中「近代思惟」的成份。
對於卓吾而言,因過往的歷史發展而繼承下來的社會秩序(如中國傳統的「五倫」關係),並不是天經地義;也並不具備先天的、不得變動的優位性。相反的,在他看來,社會規範不是先於人而存在的、而是後於人而存在的東西。這樣的思路,確實可以說是一種「近代思惟」。
然而,儘管卓吾摸索著,而產生了與我們的看法不謀而合的觀念;但這一種觀念對於我們的意義,他大約是無從理會的。卓吾有他個人所屬的時空,也有他本人的生命──他是為了解決他自己的難題,才發展出他的整套思想的;──他是為了他自己而活,而不是為了我們而活的。僅僅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時空與生命,我們──也只有我們,才會從「近代思惟」的角度來觀照他的思想。
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全憑己意來解釋卓吾的思想。事實上,如果不能善自掌握卓吾所關切的問題,我們也不可能適當地理解他的思想的真實內容。我們必須回到卓吾的處境中,去反省是甚麼樣的因素,才使得他能夠產生我們所謂的「近代思惟」的。所謂「近代思惟」,並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幻想物,它是從明末清初那一個獨特的時代裏肇生出來的東西;所以也只有先掌握了那一個時代的特殊條件,尊重卓吾本身的生命情境。我們必須先看看:那依我們看來堪稱為「近代思惟」的思想成份,對於卓吾本人而言,到底具備甚麼樣的意義;我們才能夠真正掌握卓吾的「近代思惟」,從而得其確解。如果不能夠尊重前代思想家的生命處境,不能夠根據他們的時空環境來理會他們;就不免是強題就我、鹵莽滅裂了。
然而,從眼前這個世紀末的視角看來,現代世界確實有一些東西,是與卓吾的關懷格格不相入的。現代世界,以其「工具理性化」的特質,把人類所有的宗教信仰乃至於宗教感情都相對化、主觀化了。從前對於卓吾是客觀的、絕對的信仰與感情,在我們的時代裏,都只具有主觀的、相對的意義;都只是人的主觀的、相對的選擇罷了。所有屬於「超越」(transcendental)之次元的東西,都被我們這個時代否定掉了。大約也正是由於這樣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一般思想史家,左翼史家固無論矣,都不會在卓吾信仰的宗教裏尋找他的「解放」、「進步」思想的淵源;反而輕其所重(見本書第一章)。如果卓吾生活在我們的時代裏,他應該是會覺得相當寂寞的。
《李卓吾》這一本書是在我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我的底稿,原來由舍弟曉群(以及其他一些朋友)手抄後影印而成;我的口試老師錢新祖先生又把註有他的眉批的本子交還了我。在改寫的過程中,他們兩人互相重疊的字跡,都像是在問我:還記不記得往年的論學之樂?
新祖老師與曉群,都是懷抱有強烈的宗教感情的人,他們生活在這一個時代裏,無可避免地會覺得寂寞。正如卓吾所可能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裏所感到的一樣。
同樣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同樣都具有Paul Tillich所謂的「終極關懷」,都關心那究極性的意義。不同的是:曉群相信他找得到,新祖老師則知道他找不到。新祖老師因此而在心理上、在實際上,都變成了一位永遠無家可歸的遊牧者(在他身上的「後現代式的歡樂」,總給我一種強顏歡笑的感受)。曉群則閉門不與世通,獨自追求那不為現代人所知、也無法名狀的「終極真際」。也許是因為沒有人經得起長久的無家可歸,也沒有人經得起長久的不與世通;新祖老師與曉群,都已經辭世了,他們一逝在壯年,一死在青年。就某一個層次而言,他們是為了一個在這個時代裏已經無法辨識的價值而殉死的(新祖老師是從反面,曉群則是從正面);那也是一個卓吾終以身殉的價值──對於那「超越」之次元的關切與追求。蕭條異代,但他們與卓吾卻是同心的。
那麼,這一本書就用來紀念這兩位已經逝去的人罷。對我而言,紀念他們,也就是紀念那已經逐漸被我們的時代所遺忘的價值。
這本書之得以成書,必須感謝許多位身邊的師長與親友。不是他們的照應與啟發,這本書是不可能殺青的。我的業師李永熾教授,這些年來,始終默默關心著我在學問上的長進。學貴自得,他總是鼓勵我走我自己想走的路;只在我明顯地要走上歧途時,他才會點醒我,這使得我少走了許多冤枉路。如果我在學問上還有寸進,都應該感謝他的教導。張忠棟老師、鄭欽仁老師、杜正勝老師、蔣孝瑀老師、陳永發老師、呂芳上老師、黃進興老師、張秀蓉老師、鄭培凱老師、徐泓老師、李東華老師、謝錦桂毓老師,都曾經在思想上啟發過我,或在生活上照應過我。「鯫生瓠落百無成」,我自己「深恩負盡」,不知道怎麼才配得上他們的厚愛。汎森始終是我「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朋友。世佳、明仁、化元、靜貞、弱水、燦騰、辜真、鴻泰、仕起、光哲、平一、幸娟、富士、春盛、建民、鴻中、世宗、展良、雯怡、絲言、澎生、懷真、皎宏、仁恕、健文,康樂、惠美伉儷,明輝、翎君伉儷,還有一些我無法一一道及的朋友,都曾經與我同學共道、筆硯相親。他們的好處,在這裏是記不完的。謝謝史丹福中心幫我抄寫論文的咸宜、盈慧諸位同事們。感謝我的雙親的努力,也感念我那破碎的老家,它養育了我,也淬礪了我。內人韻璧,在我清寂、清苦兼而有之的學術生涯中,總是支持著我。百城堂主人林漢章先生,大隱隱於書市;在戒嚴時代,曾經幫助我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口,使我得見一些可能觸犯文網、但在研究上又不容錯過的書籍。這一段故事,也說明了:沒有自由與開放的環境,一切學術上、思想上的進步都是無從談起的。在解嚴以後的今天,我終於可以公開感謝他的幫助了。這套叢書的主編傅偉勳先生與韋政通先生,與我素未謀面,卻願意把我的研究納入這一套叢書中。他們的眼光與好意,都令人感念不置。傅先生已經辭世,但他的德、言與功,將長留於天壤之間。另外,特別還要感謝東大圖書公司的主事者與出版部的編輯先生們,他們的耐性、氣派、胸襟、認真與堅持,終於使得本書得以面世。
劉季倫
於一九九八年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