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平)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一九九八年）。另著有博士論文《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及一些單篇論文。

日本研究明代思想的學者荒木見悟，是這樣評價明末清初這一個階段的思想的：「王陽明提倡良知說以後，直到明末清初，湧現出富有特色的思想家，被認為堪與戰國諸子百家的盛況媲美，卻是客觀的事實。」換言之，荒木氏主張：在思想史上，明末清初這一個時代，是可以與中國的先秦時代相提並論的。關心中國思想史發展的朋友們，大約都是可以同意他的這個論斷的。

 

明末清初這個時代，正當中國近世的階段。也早有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指出：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這一個階段，具有所謂「近代思惟」或「前近代思想」的性質。

 

李卓吾正是在這一個時代之中，特具異彩的一位思想家。在本書之中，我想探究的，也正是卓吾思想中「近代思惟」的成份。

 

對於卓吾而言，因過往的歷史發展而繼承下來的社會秩序（如中國傳統的「五倫」關係），並不是天經地義；也並不具備先天的、不得變動的優位性。相反的，在他看來，社會規範不是先於人而存在的、而是後於人而存在的東西。這樣的思路，確實可以說是一種「近代思惟」。

 

然而，儘管卓吾摸索著，而產生了與我們的看法不謀而合的觀念；但這一種觀念對於我們的意義，他大約是無從理會的。卓吾有他個人所屬的時空，也有他本人的生命──他是為了解決他自己的難題，才發展出他的整套思想的；──他是為了他自己而活，而不是為了我們而活的。僅僅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時空與生命，我們──也只有我們，才會從「近代思惟」的角度來觀照他的思想。

 

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全憑己意來解釋卓吾的思想。事實上，如果不能善自掌握卓吾所關切的問題，我們也不可能適當地理解他的思想的真實內容。我們必須回到卓吾的處境中，去反省是甚麼樣的因素，才使得他能夠產生我們所謂的「近代思惟」的。所謂「近代思惟」，並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幻想物，它是從明末清初那一個獨特的時代裏肇生出來的東西；所以也只有先掌握了那一個時代的特殊條件，尊重卓吾本身的生命情境。我們必須先看看：那依我們看來堪稱為「近代思惟」的思想成份，對於卓吾本人而言，到底具備甚麼樣的意義；我們才能夠真正掌握卓吾的「近代思惟」，從而得其確解。如果不能夠尊重前代思想家的生命處境，不能夠根據他們的時空環境來理會他們；就不免是強題就我、鹵莽滅裂了。

 

然而，從眼前這個世紀末的視角看來，現代世界確實有一些東西，是與卓吾的關懷格格不相入的。現代世界，以其「工具理性化」的特質，把人類所有的宗教信仰乃至於宗教感情都相對化、主觀化了。從前對於卓吾是客觀的、絕對的信仰與感情，在我們的時代裏，都只具有主觀的、相對的意義；都只是人的主觀的、相對的選擇罷了。所有屬於「超越」(transcendental)之次元的東西，都被我們這個時代否定掉了。大約也正是由於這樣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一般思想史家，左翼史家固無論矣，都不會在卓吾信仰的宗教裏尋找他的「解放」、「進步」思想的淵源；反而輕其所重（見本書第一章）。如果卓吾生活在我們的時代裏，他應該是會覺得相當寂寞的。

 

《李卓吾》這一本書是在我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我的底稿，原來由舍弟曉群（以及其他一些朋友）手抄後影印而成；我的口試老師錢新祖先生又把註有他的眉批的本子交還了我。在改寫的過程中，他們兩人互相重疊的字跡，都像是在問我：還記不記得往年的論學之樂？

 

新祖老師與曉群，都是懷抱有強烈的宗教感情的人，他們生活在這一個時代裏，無可避免地會覺得寂寞。正如卓吾所可能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裏所感到的一樣。

 

同樣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同樣都具有Paul Tillich所謂的「終極關懷」，都關心那究極性的意義。不同的是：曉群相信他找得到，新祖老師則知道他找不到。新祖老師因此而在心理上、在實際上，都變成了一位永遠無家可歸的遊牧者（在他身上的「後現代式的歡樂」，總給我一種強顏歡笑的感受）。曉群則閉門不與世通，獨自追求那不為現代人所知、也無法名狀的「終極真際」。也許是因為沒有人經得起長久的無家可歸，也沒有人經得起長久的不與世通；新祖老師與曉群，都已經辭世了，他們一逝在壯年，一死在青年。就某一個層次而言，他們是為了一個在這個時代裏已經無法辨識的價值而殉死的（新祖老師是從反面，曉群則是從正面）；那也是一個卓吾終以身殉的價值──對於那「超越」之次元的關切與追求。蕭條異代，但他們與卓吾卻是同心的。

 

那麼，這一本書就用來紀念這兩位已經逝去的人罷。對我而言，紀念他們，也就是紀念那已經逐漸被我們的時代所遺忘的價值。

 

這本書之得以成書，必須感謝許多位身邊的師長與親友。不是他們的照應與啟發，這本書是不可能殺青的。我的業師李永熾教授，這些年來，始終默默關心著我在學問上的長進。學貴自得，他總是鼓勵我走我自己想走的路；只在我明顯地要走上歧途時，他才會點醒我，這使得我少走了許多冤枉路。如果我在學問上還有寸進，都應該感謝他的教導。張忠棟老師、鄭欽仁老師、杜正勝老師、蔣孝瑀老師、陳永發老師、呂芳上老師、黃進興老師、張秀蓉老師、鄭培凱老師、徐泓老師、李東華老師、謝錦桂毓老師，都曾經在思想上啟發過我，或在生活上照應過我。「鯫生瓠落百無成」，我自己「深恩負盡」，不知道怎麼才配得上他們的厚愛。汎森始終是我「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朋友。世佳、明仁、化元、靜貞、弱水、燦騰、辜真、鴻泰、仕起、光哲、平一、幸娟、富士、春盛、建民、鴻中、世宗、展良、雯怡、絲言、澎生、懷真、皎宏、仁恕、健文，康樂、惠美伉儷，明輝、翎君伉儷，還有一些我無法一一道及的朋友，都曾經與我同學共道、筆硯相親。他們的好處，在這裏是記不完的。謝謝史丹福中心幫我抄寫論文的咸宜、盈慧諸位同事們。感謝我的雙親的努力，也感念我那破碎的老家，它養育了我，也淬礪了我。內人韻璧，在我清寂、清苦兼而有之的學術生涯中，總是支持著我。百城堂主人林漢章先生，大隱隱於書市；在戒嚴時代，曾經幫助我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口，使我得見一些可能觸犯文網、但在研究上又不容錯過的書籍。這一段故事，也說明了：沒有自由與開放的環境，一切學術上、思想上的進步都是無從談起的。在解嚴以後的今天，我終於可以公開感謝他的幫助了。這套叢書的主編傅偉勳先生與韋政通先生，與我素未謀面，卻願意把我的研究納入這一套叢書中。他們的眼光與好意，都令人感念不置。傅先生已經辭世，但他的德、言與功，將長留於天壤之間。另外，特別還要感謝東大圖書公司的主事者與出版部的編輯先生們，他們的耐性、氣派、胸襟、認真與堅持，終於使得本書得以面世。

 

劉季倫

於一九九八年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