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傳立新

本書作者唐振常在四十年代受業於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親炙陳先生為學做人之道，對他終身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為敬佩。

本書是作者研究陳寅恪先生之學問和回憶陳先生文章的結集。書中文章綜論陳先生的治學方法和特色，進而將他在近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總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殿軍，新史學的開山”，本書即據此命名為“承傳立新”。此外，對近年來學術界興起的“陳寅恪熱”中出現的一些論斷、誤解和失實之處，均據大量史實加以釐清，還陳寅恪先生一個真實的面貌。

時值陳寅恪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紀念和研究陳先生的熱潮正盛，望神州大地，彌增遐思。我嘗以為，紀念和研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所包含的內容，亦復有異。紀念者，蓋以其人其事有功國家有益人民，可為後人效法，因而在一定時候，採取一定的形式，集會而紀念之。然因性質所定，往往須出於現實的政治須要，易偏難全，不能得知人論世之真諦。研究者，則是對其人其事其學的全面研究，真研究方能真紀念。紀念是一時一地、某時某地的舉措，研究則是無窮無盡的行為。是以嘗云：紀念有時而盡，研究則應無窮。陳先生這樣不世出的大師學者，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學術的驕傲，當然值得紀念。但是，更重要的，則是研究陳先生之學與人，只有研究透了，真正了解了陳先生之學與人，才能明白如何去學習陳先生，繼承陳先生的學問，進而發揚光大。這樣，便是對陳先生最好的紀念。捨研究而徒云紀念，亦將不知紀念之何從。“文化革命”的烽煙熄滅沒有幾年，某大學發起舉行紀念陳先生的學術會議，為主管意識形態的當道所不取，說是紀念什麼？有人答曰：“至少是愛國主義吧。”儘管會議是蒙允舉行了，這個愛國主義的說法也就難解。陳先生誠然是愛國主義者，所以值得紀念，卻在於學術，一定要拉扯上愛國，是降低了學術的尊嚴與地位。 以意識形態定學術的等第，以政治態度決學者的高低，無異倡一家獨尊而罷眾家之學。學皆出於王官，哪裏還有什麼學術盛世？試想當年萬馬齊喑的景象，能不令人慨然。有陳先生者出，公然昌言不宗馬列，不學政治，以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遭受排斥也必矣。陳先生面對胡喬木興“蓋棺有期，出版無日”之嘆，只是一端。然而，就是這麼一位獨立不羈的陳先生，他的學術，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即為學術界所認識，所推崇；他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得學術界贊成，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及至經歷過一片肅殺的十年之後，回頭再看陳先生，真是鑽之彌深，仰之彌高，幾年來出現的陳先生熱，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陳先生和他的學術並不是像出土文物，忽然冒出了地面，方才引起了驚嘆。 研究陳先生之學的著述多起來了，回憶陳先生其人其事的文章多起來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出《解析陳寅恪》、《追憶陳寅恪》二書，凡八十餘萬言，可為代表。然而，就是在這種熱潮中，每有背乎事實的說法，或認定陳先生是文化遺民，或稱陳先生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竊不敢苟同焉。 陳先生自己說：“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此說最遭誤解，以為生當現世，而立足亡清，走的是回頭路，豈非保守！最多牽扯上一個中體西用。殊不知即中體西用也是志在改革，是進步的思想。在文化、學術上，陳先生一向主張：“一面不忘本民族地位，一面吸收外來思想。”陳先生認為，道教的吸收佛教、摩尼教思想，韓愈之吸收新禪宗“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是“中華為體，天竺為用”，使得後來宋儒能夠因而創成新儒學，是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的大事。陳先生治唐史，首重種族與文化，而以為文化的關係尤重於種族，唐代胡化甚深，文化發達，足見其氣度之恢宏。僅此兩點，皆言人之所未言，能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嗎？一面考諸歷史，舉證思想文化吸收融合之重要；一面躬行實踐，國外多年，博採他國先進之思想學術，以至於治學方法，而又扎根深厚的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兩相結合，陳先生既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殿軍，又是中國新史學之開山，歷歷可明，這豈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為？陳先生正是吸古有化，採西有創的學術大師，而非抱殘守闕之徒，為餖飣小儒之事，讀陳先生書，不只得到知識，更得到智慧。錢賓四先生謂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據，事固無難”，移之於陳先生也是如此。這還只是就中國傳統學術言，陳先生所擅勝場者，還兼通西學，融合中西，這又遠非宋代的朱熹所能為。 至於說是文化遺民，更是從形式看問題的誤解，遠非事實。所謂文化遺民，首應看政治上對前朝態度，陳先生對民國甚而對清朝如何看法。陳先生曾言，對清代從無好感，“看花愁近最高樓”是形諸詩句對蔣介石的評價，“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則是對晚清至民國社會的總評價，有什麼遺民情緒？王焱有長文（北京三聯書店《公共論叢》），詳述陳先生文化思想皆合於當時西方先進文化思想之多端，信而有徵，如是者，陳先生的思想可謂超前，遠非滯後。 我是陳先生不夠格的學生，當年受教師門，醉心鬥爭，無心向學，遠遠沒有學好。及其老也，方志於學，寫了一些闡述陳先生之學和回憶文章，蒙陳萬雄先生不棄，命成一集，因有此書。題曰《承傳立新》，即指陳先生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殿軍和新史學的開山。所謂傳統學術的殿軍，指包括陳先生在內的梁任公、王靜安諸先生，而吸引西學創為新史學，更是陳先生的業績。集中〈陳寅恪先生與中國新史學〉、〈陳寅恪先生治史方法〉是去年十月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所作的兩次演講，言而未盡，不成系統，納入集中，無非採其淺近，讀者易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先生的力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出蓬萊閣叢書，命為導讀，因寫學習筆記，供初學者之參考，述而不作，秉此意云爾。其餘或是回憶受先生之教時的文字，或是對先生之學的點滴札記。收進一篇〈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評論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之妄，因為文中有一大節敘述陳吳二先生生死之交的厚誼，張紫葛此書不僅厚誣吳先生，也厚誣了陳先生。陳先生之學博大精深，浩無涯岸，潛心以學，必有成績。不賢者識其小，這本小集之文，皆識其小，不足以發陳先生之學於萬一也。 感謝黎耀強先生精心編輯是書。我與黎先生雖未蒙面，卻有宿緣。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我主編的《近代上海繁華錄》之英文本即黎先生編輯。感謝流求、美延二位師妹，惠家藏照片及寅恪先師手蹟，以光篇幅。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