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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衛浩世先生(Peter Weidhaas)曾任法蘭克福圖書博覽公司總裁長達二十五年(1975-2000年),是全球唯一對法蘭克福書展史瞭若指掌的專家,本書翔實述說書展從開始至今幾百年來的變革,尤其著重一九四五年後的發展,書中充滿知識性及許多不為人知的趣聞軼事。在榮耀、沉寂、妥協、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尋求自我突破的勇氣中,重現書展六百餘年來的風華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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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與生機 知名旅美作家 韓秀
對書籍所抱持的熱情在六百年的漫長歲月裡未曾稍減。無論是戰火、天災、意識形態的南轅北轍、教會的禁令、文字審查制度的野蠻驕橫、經濟的衰退、瘟疫的流行、行旅的艱困都沒有阻擋出版商、印刷商、書商、書評家、作家、詩人、書蟲與書癡們,一年一度,奔向法蘭克福,早年的圖書市集,今日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書展。
十五世紀,在一個陰冷的下雨天,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匆匆走在街巷裡,走向自己的店。第二天,他便要將自己印製的書籍帶往圖書市集。事實上,富足而地位顯赫的法蘭克福在九世紀時就已經出現市集,要等到十一世紀,才有正式的文件談到法蘭克福大市集,從一四五○年起,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裡,法蘭克福正是以古騰堡技術製作書籍的領先重鎮。萊比錫早在十三世紀就有正式的圖書市集,但是因為各種天災人禍漸漸地衰落了。
十七世紀,法蘭克福圖書市集燦爛輝煌。偉大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克卜勒在動盪不安的三十年戰爭期間完成自己不朽的《魯道夫星表》。他憑著堅忍不拔的意志,成功地說服印刷商,將他自己編排自己校對的五百六十八頁書稿付梓,連鉛字都是他自己選擇的。然後,他和普通的商人一樣,穿梭在市集上,推銷自己的著作。這是他生命最後歲月的頑強搏擊,在法蘭克福成功地將他的研究推介出去。不久之後,法蘭克福成為出版重鎮,十七世紀中葉,十年之內,該地出版的書目已經超過一千二百七十二種,遠勝萊比錫。
十八、十九世紀頻仍的戰爭與疾病流行漸漸地拖垮了法蘭克福甚至拖垮了曾經振興了一段時間的萊比錫圖書市集。
然而,現代戰爭卻使得人們更加渴望圖書的滋養,二十世紀,一次大戰後,重振法蘭克福圖書市集傳統的呼聲響徹雲霄,一九一九年十月,第一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隆重開幕。迅速的,舉辦書展所期待的不再只是圖書交易,而是要透過人類精神文明與科學產物的流通來達到政治與經濟的目的。於是,主題展館出現,而且分類精細。大量的研討活動出現在書展上,思想的交鋒,出版的多元化使得書展成為一個生動、熱烈的交流平台。在遭遇通貨膨漲的狂襲之際,書展屹立不搖,在一九二○與三○年間,平均每年出版兩萬九千種新書。然而,鐵路的興盛使得書籍的流通有了新的途徑,書商們不必再跋山涉水齊聚書展。經濟的效益終至影響到書展的規模。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萊比錫被美軍佔領,而且必須在兩週之內交給蘇聯軍方。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內,美軍協助許多萊比錫的出版社撤離到美軍控制的威爾巴登。這些出版社在日後的出版活動中避免了受到意識形態方面的箝制。
戰後的西德貨幣改革暫時的削弱了民眾的購買力,圖書銷售慘淡無光。出版界需要重新整理思路,重新出發。一九四八年秋天,威爾巴登的書商與出版商提議在下一年,也就是歌德年之際在法蘭克福舉辦大型書展,當年的法蘭克福市長萊思克心領神會,熱情支持,積極行動。
書商葛拉德、「法蘭克福書房」負責人柯柏、書展專任主席穆勒完成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打通各個關節。柯柏與他的一位助手,在一塊木板兩隻箱子兩把爛椅子一台生鏽的打字機的幫助下,寫信給他們所知道的所有的書商與出版商,發出邀約。在展覽場地有限的情況下,參展書商用一切努力來提高展品的質量,主辦者則發揚民主精神,對參展者一視同仁。更重要的是,貨幣改革所激發出的經濟奇蹟已經出現,一九四九年的書展獲得巨大的成功,吸引兩百零五家德國參展商,到訪民眾超過一萬四千人。法國與瑞士的熱情參與使得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名副其實。
法蘭克福成為浴火鳳凰的主因是文學,書展主辦者深深懂得文學是一個民族的魂魄,現實一點,「文學是國家生存的要素」。戰後西德迅速復甦,文學的興盛與書展的民主和諧功不可沒。文學在之後六十年中也一直是法蘭克福書展的主旋律。書展設立「和平獎」彰顯德意志民族的懺悔精神以及對未來的承當。一九五一年,這個獎首次頒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豪斯向得獎者史懷哲致賀詞。( 兩年之後,史懷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從此,立下傳統,總統必定參加書展盛事。書展隨即成為德國年度大事。隨著書展在世界的影響逐年擴大,法蘭克福終於克服意識形態方面的諸般阻礙成為世界文學的交流平台。一九五一年,德國從法國、奧地利、瑞士、英國和美國進口了大量書籍,出版商更直接與作家討論合作計畫。身為出版商與作家的海默萊恩自書展歸來這樣總結他的經驗,「我從書展上帶回來了比生意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生機。」
出版、交易、廣泛的流通所帶來的文學的勃勃的生機,其深遠的影響與意義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生意。六十年前,這已經是法蘭克福的精神,且一路的發揚光大。同時,法蘭克福是一個為書商設立的商展。主辦者與書商們有此共識,文學書籍一定要能夠買賣,一定要像家用電器一樣順暢地進入千家萬戶,文學才是自由的。法蘭克福書展的掌門人一代又一代,為此奮戰不息。
一九七三年,三十六歲的衛浩世接掌法蘭克福書展,與世界各地書展頻頻互通有無。許多華文出版家、作家都熟悉他風塵僕僕的身影。這位「書展教父」曾經親口告訴台北最會做書的郝明義先生,他正在為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出版而戰。我最高興的,是衛浩世先生將法蘭克福書展六百年風華納入一本書中,以平靜的心情,溫婉的筆調細細描述世界書籍交易第一線驚心動魄的萬千變化。在電子書與紙本書的生存競爭方面,衛浩世以微笑的語氣告訴我們,雖然法蘭克福書展為電子書鋪設了相當精采的平台,為電子書出版商們提供了最為理想的服務,然而,生機無限、屹立不搖的還是人類文明的傳統結晶,來自世界各地區的文化表徵,紙本書。
對書籍所抱持的熱情在六百年的漫長歲月裡未曾稍減。無論是戰火、天災、意識形態的南轅北轍、教會的禁令、文字審查制度的野蠻驕橫、經濟的衰退、瘟疫的流行、行旅的艱困都沒有阻擋出版商、印刷商、書商、書評家、作家、詩人、書蟲與書癡們,一年一度,奔向法蘭克福,早年的圖書市集,今日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書展。
十五世紀,在一個陰冷的下雨天,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匆匆走在街巷裡,走向自己的店。第二天,他便要將自己印製的書籍帶往圖書市集。事實上,富足而地位顯赫的法蘭克福在九世紀時就已經出現市集,要等到十一世紀,才有正式的文件談到法蘭克福大市集,從一四五○年起,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裡,法蘭克福正是以古騰堡技術製作書籍的領先重鎮。萊比錫早在十三世紀就有正式的圖書市集,但是因為各種天災人禍漸漸地衰落了。
十七世紀,法蘭克福圖書市集燦爛輝煌。偉大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克卜勒在動盪不安的三十年戰爭期間完成自己不朽的《魯道夫星表》。他憑著堅忍不拔的意志,成功地說服印刷商,將他自己編排自己校對的五百六十八頁書稿付梓,連鉛字都是他自己選擇的。然後,他和普通的商人一樣,穿梭在市集上,推銷自己的著作。這是他生命最後歲月的頑強搏擊,在法蘭克福成功地將他的研究推介出去。不久之後,法蘭克福成為出版重鎮,十七世紀中葉,十年之內,該地出版的書目已經超過一千二百七十二種,遠勝萊比錫。
十八、十九世紀頻仍的戰爭與疾病流行漸漸地拖垮了法蘭克福甚至拖垮了曾經振興了一段時間的萊比錫圖書市集。
然而,現代戰爭卻使得人們更加渴望圖書的滋養,二十世紀,一次大戰後,重振法蘭克福圖書市集傳統的呼聲響徹雲霄,一九一九年十月,第一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隆重開幕。迅速的,舉辦書展所期待的不再只是圖書交易,而是要透過人類精神文明與科學產物的流通來達到政治與經濟的目的。於是,主題展館出現,而且分類精細。大量的研討活動出現在書展上,思想的交鋒,出版的多元化使得書展成為一個生動、熱烈的交流平台。在遭遇通貨膨漲的狂襲之際,書展屹立不搖,在一九二○與三○年間,平均每年出版兩萬九千種新書。然而,鐵路的興盛使得書籍的流通有了新的途徑,書商們不必再跋山涉水齊聚書展。經濟的效益終至影響到書展的規模。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萊比錫被美軍佔領,而且必須在兩週之內交給蘇聯軍方。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內,美軍協助許多萊比錫的出版社撤離到美軍控制的威爾巴登。這些出版社在日後的出版活動中避免了受到意識形態方面的箝制。
戰後的西德貨幣改革暫時的削弱了民眾的購買力,圖書銷售慘淡無光。出版界需要重新整理思路,重新出發。一九四八年秋天,威爾巴登的書商與出版商提議在下一年,也就是歌德年之際在法蘭克福舉辦大型書展,當年的法蘭克福市長萊思克心領神會,熱情支持,積極行動。
書商葛拉德、「法蘭克福書房」負責人柯柏、書展專任主席穆勒完成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打通各個關節。柯柏與他的一位助手,在一塊木板兩隻箱子兩把爛椅子一台生鏽的打字機的幫助下,寫信給他們所知道的所有的書商與出版商,發出邀約。在展覽場地有限的情況下,參展書商用一切努力來提高展品的質量,主辦者則發揚民主精神,對參展者一視同仁。更重要的是,貨幣改革所激發出的經濟奇蹟已經出現,一九四九年的書展獲得巨大的成功,吸引兩百零五家德國參展商,到訪民眾超過一萬四千人。法國與瑞士的熱情參與使得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名副其實。
法蘭克福成為浴火鳳凰的主因是文學,書展主辦者深深懂得文學是一個民族的魂魄,現實一點,「文學是國家生存的要素」。戰後西德迅速復甦,文學的興盛與書展的民主和諧功不可沒。文學在之後六十年中也一直是法蘭克福書展的主旋律。書展設立「和平獎」彰顯德意志民族的懺悔精神以及對未來的承當。一九五一年,這個獎首次頒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豪斯向得獎者史懷哲致賀詞。( 兩年之後,史懷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從此,立下傳統,總統必定參加書展盛事。書展隨即成為德國年度大事。隨著書展在世界的影響逐年擴大,法蘭克福終於克服意識形態方面的諸般阻礙成為世界文學的交流平台。一九五一年,德國從法國、奧地利、瑞士、英國和美國進口了大量書籍,出版商更直接與作家討論合作計畫。身為出版商與作家的海默萊恩自書展歸來這樣總結他的經驗,「我從書展上帶回來了比生意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生機。」
出版、交易、廣泛的流通所帶來的文學的勃勃的生機,其深遠的影響與意義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生意。六十年前,這已經是法蘭克福的精神,且一路的發揚光大。同時,法蘭克福是一個為書商設立的商展。主辦者與書商們有此共識,文學書籍一定要能夠買賣,一定要像家用電器一樣順暢地進入千家萬戶,文學才是自由的。法蘭克福書展的掌門人一代又一代,為此奮戰不息。
一九七三年,三十六歲的衛浩世接掌法蘭克福書展,與世界各地書展頻頻互通有無。許多華文出版家、作家都熟悉他風塵僕僕的身影。這位「書展教父」曾經親口告訴台北最會做書的郝明義先生,他正在為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出版而戰。我最高興的,是衛浩世先生將法蘭克福書展六百年風華納入一本書中,以平靜的心情,溫婉的筆調細細描述世界書籍交易第一線驚心動魄的萬千變化。在電子書與紙本書的生存競爭方面,衛浩世以微笑的語氣告訴我們,雖然法蘭克福書展為電子書鋪設了相當精采的平台,為電子書出版商們提供了最為理想的服務,然而,生機無限、屹立不搖的還是人類文明的傳統結晶,來自世界各地區的文化表徵,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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