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管子讀本(下)(三版)

《管子》乃是依春秋時代齊國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之名成書，既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就內容而言，《管子》可謂先秦時期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教育和自然科學等思想無不包容。但因此書內容紛繁複雜，加之詞義古奧，簡篇錯亂，因而歷來號稱難讀之書。本書集歷代學者研究之精華，加以近代學者之成就，淺明注釋，白話翻譯，讓一般讀者也能輕鬆閱讀這部難得的好書。

《管子》一書乃是依附春秋時期政治家管仲之名而成，既非寫於一人之筆，亦非作於一時之書。就內容而言，《管子》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大凡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教育和自然科學等思想，無不包容。但因此書內容紛繁複雜，加上詞義古奧，簡篇錯亂，因而歷來號稱為難讀之書。本注譯本集歷代學者研究之精華，以及近代學者之成就，注釋淺明，語譯通暢，讓一般讀者也能輕鬆閱讀這本難得的好書。

《管子》一書，究係何人所著？作於何時？歷來爭論甚多。現在，基本上趨於一致的看法是：《管子》並非管仲之作，乃是依託管仲之名而成書，而且既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
 

說《管子》並非管仲所作，最有力的證據便是其中不少篇章，言及管仲死後的史實。比如〈立政〉批評「兼愛」學說，便非管仲時事。「兼愛」是墨翟的主張，墨翟的出生，已在管仲逝世一百七十餘年之後。〈小稱〉說：「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毛嬙、西施，是吳、越稱霸時人。其時，管仲早已不在人世。《管子》諸篇，多有「管子」與「桓公」的對話，但「桓公」是公子小白死後的諡號，管仲早死於小白，當然不知「桓公」之稱。又書中多次出現「管子曰」，多存錄「管子《解》」，這些，顯然都是後人用語。此類篇章，為後人所作無疑。因此，《管子》其書與管仲其人，在著述關係方面，只能說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所謂聯繫，是全書確實記述了管仲的思想和言行，闡述了管仲的主張；所謂區別，則是這些記述和闡釋，並非出自管仲之手。《管子》的作者，既欲追述管仲的言論與實踐，發揚光大管仲的主張，又欲借助管仲的名號，闡發傳播自己的見解，託名「管子」，文以人傳，也是頗為自然的。

說《管子》並非一時之書，則主要是從諸篇內容所揭示的時代特徵而言。依據這個特徵來辨《管子》，可以斷言，雖然其中也有春秋時代的作品，如牛力達〈管子書各篇斷代瑣談〉中所指出的〈版法〉、〈大匡〉之類〔《管子研究》（第一輯）第二十五頁，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但其大部分作品當成於戰國時代。比如，曾被人認為是「管仲遺著」的「經言」九篇（指〈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圖〉）和「外言」（指〈五輔〉），就大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因為從現存典籍來看，中國古代的富國主張，出現於戰國中期。而以上所列十篇中，〈立政〉、〈五輔〉，就正面提出了「富國」之說，〈權修〉、〈七法〉，則間接提出了「富國」的問題。又比如，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也是產生於戰國時期，而以上所列十篇中，〈牧民〉、〈權修〉、〈立政〉、〈幼官〉、〈幼官圖〉及〈五輔〉諸篇，就都提出了「務本飾末」的主張。這是從經濟思想角度而言。若從政治角度而言，則《管子》中不少篇章，可以找出田齊政權的特色。比如，田氏代齊的主要手段，是博取民心。他們的大斗出、小斗進，貸糧濟民一類措施，就曾獲得了齊國百姓「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左傳‧昭公三年》）的極佳效果。〈牧民〉中的如下一段話，就很像是對於這類措施的理論性的概括，〈牧民〉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種欲取先予、取予並施的治政經驗，深得司馬遷的讚賞；而這種全面闡述得失取予的精鍊文字，在先秦諸子中，也是很難見到的。田氏代齊的治政實踐，與〈牧民〉的理論概括之間，出現的這種密切聯繫，也很難說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已。又比如，田氏代齊的奪權特點，是以臣代君，這在先秦諸子，特別是儒家經典中，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然而《管子》卻說：「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形勢〉）「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權修〉）「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牧民〉）這些言論的傾向很鮮明，對於田氏代齊之舉，顯然持認可和贊同的態度。如果將這類言論，說成是為田氏奪權提供了理論依據，應當說，也是不為牽強的。不少《管子》研究者都已指出，這類篇章，應是戰國時代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們的著作。

不但如此，《管子》中的若干篇章，還是秦漢時人之所作。郭沫若謂〈明法〉「必係秦文無疑」，而〈明法解〉「乃不通秦語之漢人所為也」〔《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七卷《管子集校》（三）第一○二頁〕。至於「輕重十九篇」，則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郭沫若《管子集校》（四）、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等著，均舉有大量例證，論為西漢時期所作。

就內容而言，《管子》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大凡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和自然科學思想等等，無不包容，其中不乏精闢的議論、深邃的見解，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首先談政治思想：

《管子》的作者，十分強調「以民為本」，明確肯定民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作用。〈霸形〉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五輔〉說：「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作者認為，民眾就是成就霸王之業的根本；重視民眾的作用，是完全符合最高天道原則的。執政者，不但應該十分重視民力，而且必須十分注重民心。〈牧民〉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向背，可以決定政權興廢。執政者，務必明察民心向背，順乎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唯其如此，施政才能得到預期效果，「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若是一味威壓，不但「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反而會弄得「令不行」而「上位危矣」。總之，「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執政者務必深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這最後一句，說得至為明白，只有順應民心，給予人民以必要的物質利益，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而使之盡心效力。另一方面，取用民財民力，也須「有度」、「有止」，因為「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權修〉）。君主絕對不應為了滿足一己的無窮之欲，而採取竭澤而漁的愚蠢辦法。《管子》的這些議論，與孟子的「民貴君輕」、賈誼的「民無不為本」、黃宗羲的「民主君客」、王夫之的「民心之大同」等見解，無疑地，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後先輝映的光芒，同時也構成了中國古代歷史觀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

《管子》十分強調君主集權，認為立法、決策及人事任免等大權，君主尤須獨攬，不可須臾旁落。〈立政〉篇中，就頗為具體地論述了君主制定、頒布法律政令的制度：「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這種作法，旨在保證法出於一孔，令出於一型，不致中途增損異樣。而後，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立即出朝，將憲令傳達到鄉官、鄉屬、游宗，一直發布到民眾。留令者、違令者、增令者、虧令者，一律「罪死不赦」。

欲使君令暢通，還需有一個完整的行政體系。「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權修〉）。「主」，是指軍中統帥，「長」，是指朝廷輔相，二者在國君統領之下，分理軍政大權。至於地方鄉里，則須按行政區劃設置官吏。「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權修〉），「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立政〉）。從中央朝廷到地方鄉里，建立這樣一個較為嚴密的行政管理系統，此無他，目的就在於加強君主專制。

治政必須注意選拔人才。在這方面，《管子》提出的原則是選賢任能。「備長在乎任賢」（〈版法〉），國君在人事任免方面，必須持審慎的態度，務必使臣下的德義與其爵位相稱，功績與其俸祿相稱，才能與其官職相稱。「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農業），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立政〉）。很顯然，這個原則的提出，是為實現長治久安、富國強兵而王天下的大目標服務的，對於任人唯親、世卿世祿的用人制度，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否定。

什麼是賢？《管子》在這上面的標準，一是「義立」，二是「奉法」。「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宙合〉）。這就是說，大人之行，沒有先例常規，合乎義者即為賢。義有七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飢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五輔〉）。這些內容，主要是屬於道德方面的要求。「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重令〉）。這些內容，主要是屬於行為方面的要求。「經臣」也就是賢臣、法臣。「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就是以奉法為賢。兩項標準，前者側重於賢臣的主觀素質，後者側重於賢臣的客觀行為，二者得以兼顧，任人的標準是很全面的。

賢在何處？如何求賢？《管子》的高明處不但在於認識到了「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這個客觀事實，也制定了一份頗為完整而縝密的人材普查提綱（見〈問〉），更在於提出了一個「下什伍以徵」（〈君臣下〉）而選拔賢才的嶄新觀點。在《管子》的作者看來，所謂賢才，不但存在於貴胄之中，也同樣存在於平民之中。這正是《管子》求賢理論中閃耀的民主色彩。〈山權數〉中所提出的「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 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此國筴之大者也」，即以獎勵的重點在農事、畜牧、園藝、醫藥、曆法、養殖等方面有貢獻的科技人才，作為一項重大的國策措施，也正是這種指導思想的具體運用。

其次談經濟思想：
《管子》主張經濟治國，認為「民富則易治」（〈治國〉），則國安。「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牧民〉），只有加速發展經濟，才能稱霸天下。如何實施經濟治國的方針呢？《管子》認為必須以地為本，以農為本。作者把土地問題，看得至為重要，認為「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因而首先必須採取「正地」措施，激起農民的務農熱情。「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只有核實了田畝，授田才能「平均和調」。農民知道了耕田多少，繳稅多少，自得多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餓寒之至于身也」，才會「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不憚勞苦」（以上引文，均見〈乘馬〉）而勤勞事農。其次，必須不斷開墾土地，擴大耕地面積，生產才能發展。作者明確指出「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權修〉），「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七法〉），焉能安國而王天下？因此，〈治國〉一文，反覆強調「辟地」、「墾田」是「富國多粟」的前提，一再指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也正是基於欲實現「國富」、「兵彊」、「戰勝」而王天下這個總目標，因而《管子》重農重地而不輕工商，認為工商之業，可為農事提供資金，可為農產物資找到銷路，認為工商之民，同樣是建設國家的基石。〈小匡〉說得十分明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所謂「石民」，即柱石之民，亦即國之基石。將工商業者和農民提到與「士」平列的地位，同稱之為「石民」，正是著眼於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為了實施經濟治國的方針，作者還提出了「務本飾末」的主張。〈幼官〉說：「務本飭，末則富。」「本」，指農事；「末」，指「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立政〉）之類的奢侈品生產。「飭末」，即對奢侈品生產加以整頓和限制，其目的是為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務本」，以期促進農業發展。這道理很簡單，因為「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權修〉）。

《管子》的經濟思想中，最有新意的部分，是「輕重」學說。「輕重」學說的內容，主要反映在「輕重十九篇」之中。「輕重十九篇」中，〈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等，已是有目無文，因而實際上現存的只有十六篇。這是一組專門闡釋財政經濟問題的著述。作者已經認識到客觀的價格規律的自發作用，對於民眾生活的重大影響，已經認識到人們的生產勞動與物價之間的密切關係，認為「凡將為國」，不可「不通於輕重」，國君必須認識價格規律，並自覺地運用這一規律來「調通民利」，控制市場，採取「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國蓄〉）的措施來積累資財，平衡物價，穩定民心，鞏固政權。
 

如何運用價格規律，來獲取高額利潤呢？《管子》認為國君必須注意兩個要點：一是要「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國蓄〉），即掌握黃金刀幣這個流通手段來調動民力，促進五穀食米的生產。生產發展了，理財才好辦。否則，縱有「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正如〈輕重己〉所說：「通輕重」固為治國妙術，但若無四時所生之萬物，則雖有妙術，也將無法施展。二是要堅持「利出於一孔」（〈國蓄〉），即實行高度集中。糧食、鹽、鐵是廣大民眾維持生活、擴大生產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資，當由國家統一掌握。國家掌握了財利、資源，掌握了貨幣發行，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流通樞要，控制市場物價，才能達到避免動亂和「無籍而贍國」的目的。尤其可貴的是，作者的眼光，不但看到了國內，而且看到了國外。在〈地數〉、〈輕重甲〉諸篇中，作者提出善於治國的君主，不僅要善於掌握天財地利，及時調控物價，經營國內流通，而且要借助對外通商手段，善於汲取國外資金，利用國外勞力，使「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地數〉），並通過加強和各國的貿易往來，以期造成一個友好的國際環境。這種理財見解，是十分可取的。總之，《管子》重視經濟治國的思想，在諸子百家中，確實是獨具特色的。

再其次談軍事思想：
《管子》中談兵的篇幅甚多。〈七法〉、〈幼官〉、〈重令〉、〈法法〉、〈兵法〉、〈地圖〉、〈參患〉、〈制分〉、〈勢〉、〈九變〉、〈小問〉、〈禁藏〉、〈輕重甲〉等，或通篇，或部分，都談了兵事，包涵了豐富的軍事見解。〈參患〉說：「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這裡，作者明確指出，正義戰爭不可廢除，它是「尊主安國」、「誅暴」、「禁邪」的必要手段。這段論述，既規定了軍隊的內外職能，又提出了正義戰爭的客觀標準，揭示了當時國君以軍事手段來謀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的願望與要求，否定了孔子提倡「去兵」、墨子提倡「弭兵」的主觀臆想，議論是頗為精闢的。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戰爭手段，必須慎於使用。這是個變化無常的「詭物」，是個耗盡資財的「禍根」，「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參患〉）。因而欲「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七法〉）。「理」，指事物發展的規律；「義」，指順乎民心。不看當時的具體條件，違背「理」、「義」行事，即使一時取勝，終將造成政權危亡。這正是作者總結周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經驗之後，對當時執政者所提出的嚴重警告。

《管子》作者，在探討戰爭制勝的諸因素時，不但指出了戰爭必合於「理」、「義」，必賴於雄厚的經濟實力及隱兵於田、寓兵於政、耕戰合一等一整套相關制度的保證，而且有賴於將士素質及武器裝備。〈參患〉說：「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重令〉說：「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法法〉說：「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參患〉說：「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這些論述，從要求兵精、士勇、將賢、主聖眾多方面，通盤論述了制勝的必要條件。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不忽視武器裝備之類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強調戰爭的正義性，而不忽視與敵方作人力、物力、財力的全面較量，這正是《管子》軍事思想的高明處。

現在談哲學思想：
《管子》的哲學思想，也是兼融各家，其主體則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其中，關於「道」的論述最為詳盡。比如，〈心術上〉說：「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樞言〉說：「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內業〉說：「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形勢解〉說：「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這些論述，頗為清楚地說明了《管子》所謂「道」，既源於老子之「道」，又已有別於老子之「道」。《管子》之「道」，已經包含著兩個層次。其一，「道」是「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且包容著「精氣」的物質實體，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其二，「道」的活動，具有「人不能固」的規律，誰也不能違背。「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形勢〉）。而此中所謂「天道」，就自然觀而言，是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就社會觀而言，則是指治國治民的基本法則。很明顯，這是對老子之「道」的改造、補充和發展。

《管子》對「法」的論述也頗詳盡。〈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治民一眾，不知法不可。」然後將「法」的「準則」這一概念加以擴展，衍為「法令」、「法律」、「法制」。〈法法〉說：「法者，民之父母也。」〈權修〉說：「法者，將立朝廷者也。」〈禁藏〉說：「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重令〉說：「治民之本」，「莫要於令」。這些論述，簡明扼要地闡釋了「法」的巨大作用，強調了「法」的極端重要性。國君以之為治民的根本，百姓以之為活命的依憑，都是不可須臾廢離的。〈明法解〉說：「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七臣七主〉說：「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心術上〉說：「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些論述，進而將法、術、勢融為一體，無疑是對法家思想的綜合與補充。

但《管子》的「重法」思想的特點，並不在於此，而在於通過對老子哲學的改造，為「法」提供了哲學論證，實現了「道」與「法」的結合。〈七法〉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不明於則，而欲錯儀畫制，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這些論述，從「常則」的角度，論證了「法」的客觀性。〈版法解〉說：「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形勢解〉說：「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形勢〉說：「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些論述，從「天常」、「地則」即「道」的永恒性，論證了「法」的常存性。正因為《管子》既重「道」，又重「法」，視「道」為宇宙之大法，視「法」為社會之大道，因而「道法並重」、建常立儀的思想，成了全書的主線。

《管子》雖重道、法，但並不排斥禮、義。〈牧民〉說：「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很重要，是為鞏固國家政權所必須堅持的基本準則。那麼，禮、義與道、法的關係怎樣呢？〈心術上〉有一段頗為通盤的解釋：「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末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也。」這就是說，萬物稟「道」而生成之後，便各自具有其一定的形狀和性質。體現在社會生活中，就是「義」。將各種不同事物、人事關係制度化，就是「禮」。將這類關係、制度統一起來，用政權的強力加以保證，就是「法」。而仁義禮法的結合點則是「道」，四者都是以「道」為本體的。尊虛靜，尚變化，重道、法，容禮、義，將齊魯之學的旨義熔鑄一爐，這就是《管子》哲學思想的特徵。
 

下面談談教育思想：
《管子》的治國理論，是既重視法治，又重視德治。而「德治」的成功，其主要措施，是靠灌輸，靠感化，亦即教育。因此，《管子》對教育問題，也多所論及。〈權修〉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又說：「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顯然，《管子》的作者，已經認識到法律和道德是人類社會的兩大支柱。要鞏固政權，要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單靠法治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發揮教育這一特殊手段的作用。教育民眾，提高民眾的素質，是百年大計，是治政之本，是「一樹百穫」的美事。

「樹」什麼人？要「樹」明禮義、知榮辱的賢人。「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牧民〉）。掌握了教育，造就了明禮義、知榮辱的賢才，養成了明禮義、知榮辱的民風，國家便能長治久安。

如何「樹」人？一是政策誘導。〈五輔〉說得好：「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用政策、政績來教育人們，是最起作用的措施。如果施行「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君臣下〉）論功行賞、不分貴賤的政策，即任人唯賢而不唯親，視德譽為重而不論資排輩，賞功不但及於執法有功之臣、師旅有勞之將、治理有方之官，且施及農工技藝之徒而不計身分尊卑，那麼，這種政策導向，就是最簡明的教科書，必將對整個國家的社會風氣產生良好的影響。二是興辦學校。這是造就人才的主要途徑。〈弟子職〉就是關於學校教育的專論。它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內容最豐富、篇章最完整、記述最明晰、年代最久遠的學校教育史料。雖然主要篇幅只是記述校規學則，但其中關於進德修業、尊師重教、寓教於行、使習與性成之類的教育觀點與教學方法，至今仍可借鑑。三是優化社會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說，環境就是學校，風氣就是教師。《管子》提出「教訓成俗」，即通過引導、教育，形成良好的環境和風氣，亦即「必先順教，萬民鄉風」（〈版法〉），這是很有見地的。「萬民鄉風」的條件之一，是「先順教」，即有人領頭，垂範導向。〈牧民〉說：「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君主與各級官員，如果能夠「立儀以自正」（〈法法〉），以身垂範，顯示出一種優良作風，對全國民眾，就會有很好的引導作用。「萬民鄉風」的條件之二，是遞相傳導，相互模仿。〈小匡〉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 （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餘農工商三民，亦復如此。由於群居相染，相沿成習，導向作用也就更加強烈而深入。當然，「萬民鄉風」局面的形成，也還需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即〈七法〉所謂「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被潛移默化。待到「教訓習俗者眾，則民化變而不自知也」（〈八觀〉。

但無論政策導向也好，興辦學校也好，優化環境也好，要使教育能發揮其自身的作用，必須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礎。「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牧民〉），這已成為千古名言。對於這個著名的論斷，韓非在〈五蠹〉中論述得很明確：「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王充在《論衡‧治期》中也有一段精闢的解說：「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集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集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之性，在於歲之饑穰。」《管子》的論斷和韓非、王充的解說，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而深刻地揭示了這樣一條真理，即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教育活動，必然要受經濟生活的制約。

此外，無論政策誘導也罷，學校造就也罷，環境陶冶也罷，以教育作為治國的一項措施來說，顯然具有其自身的、任何別的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特點。對此，〈侈靡〉中有一段極妙的描述：「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窵然若皜月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這段文字十分精彩，極為形象地說明了教育的作用，在引導人們追求賢，追求善，追求美。特點是感化受教育者，使之潛移默化。教育的過程，就好像秋雲高揚遠翥，能夠激起人們沈思；又好像夏雲含雨，溼潤清涼，能夠浸及人們的肌膚；深幽得像皓月的寧靜，能夠觸發人們的怨慕；悠悠如流水，引人遐思，令人神往。教育的首要因素，必須是在上位者，能夠率先垂範，好比秋雲初現，讓賢者和不肖者，都潛移默化。人皆有向善求賢之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加上教育誘導，不肖者雖多，焉能不化？這段富有詩意的論述文字，真個把教育自身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這一特點，形容得淋漓盡致。

最後，讓我們來談談自然科學思想：
《管子》中論及自然科學思想的篇幅不少，涉及的問題也比較廣泛。除了天文、曆法、農、林、牧、鹽、礦業之外，還論及了城建、水利、土壤、樂律等方面的內容。

〈乘馬〉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度地〉說：「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又說：「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材，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這些，是《管子》關於建國立都、抉擇地理的總原則。這個原則的出發點，是要求凡立都興城，其規劃與布局，要有利於經濟、文化的發展，但首先必須服務於軍事、經濟、文化的需要，必須受軍事的制約。〈八觀〉說：「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這是對於城建設施的具體要求。這種築城必須堅牢，街道宜少外通，城邑既要是人口聚集的經濟、文化中心，又要近乎是軍事堡壘的理論，反映了古代城市建築的一般規律。這類關於城建的論述，是古代城建科學的總結，也是我們探討、研究古代城建歷史的鑰匙。

〈度地〉則是一篇甚有學術價值的治水專論。全文從都邑建設的地理條件，而言及水、旱、風霧雹霜、厲、蟲「五害」，由「五害」而重點論及治水，提出了一套頗為完整而具體的治水方案。諸如怎樣選拔治水人才，怎樣組織治水勞力，怎樣徵集治水器材，怎樣確定治水季節，怎樣保護壩基堤防等等，皆有所論及。尤可貴者，在於提出了蓄泄並舉、常備不懈的方針。這一方針，一直為後世治水者所沿用。

〈地員〉是一篇關於土壤與物產的專論，全面分析了土壤的優劣、性狀及類別，記述了農產、畜產、果樹、林木與其他物產的品種及產量情況。分土壤為三類六等九十種，記糧食作物為三十六種。記述之完整，分類之細密，實為我國古代農家文獻所罕見。〈地員〉還提出了「五度相生律」、「三分損益法」。這是關於我國古代樂律學的最早記載。「五度相生律」的數理律學，形成了中華律學的傳統理論，至少早於希臘畢達哥拉斯的「五度循環定律法」一個半世紀。「三分損益法」則是世界上最早的樂律計算法。

綜上所述，《管子》涉及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若就其思想派系而言，則兼容著道家、法家、儒家、兵家、陰陽家、農家、醫家等學派的思想和主張。但細繹起來，卻並不同於典型意義上的各家，而是有所交匯、貫通、變化和創造。可以說是博採百家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思想派系，成為一個以「道」、「法」思想為核心的綜合體。若命之曰「雜家」，或者「通家」，也許更符合《管子》思想的實際。

另一方面，又正因為《管子》內容紛繁複雜，且不出一人之手，間有抵牾之處，加之詞義古奧，簡篇錯亂，文字奪誤，因而歷來號稱難讀之書。幸自有唐國子博士尹知章為之作注以來，賢者相繼或校勘，或詮釋，篳路藍縷，代有開掘。僅郭沫若《管子集校》開列「所據《管子》宋明版本」，即有宋楊忱本、陸貽典校劉績《補注》本、明抄劉績《補注》本、十行無注古本、朱東光《中都四子》本、趙用賢《管韓合刻》本等十七種；所開列「引用校釋書目提要」，即有豬飼彥博《管子補正》（日本寬政十年刊本）、洪頤煊《管子義證》、王念孫、王引之《讀書雜志》、安井衡《管子纂詁》（日本元治元年刊本）、俞樾《諸子平議》、戴望《管子校正》、王紹蘭《管子說》、何如璋《管子析疑》、孫詒讓《札迻》、張佩綸《管子學》、陶鴻慶《讀管子札記》、姚永概《慎宜軒筆記》、劉師培《管子斠補》、尹桐陽《管子新詮》、李哲明《管本校義》、黃鞏《管子編注》、石一參《管子今詮》、顏昌嶢《管校異義》、于省吾《管子新詮》、馬非百（元材）《管子輕重篇新詮》等四十二種之多。以上所錄著述，為拙作多所引用者。然拙作反覆引用者，尚有許維遹、聞一多、郭沫若諸前輩之論。具瞻前修，霑溉後學，集累代之精華，成今日之巨帙。爰在付梓之前，謹向給予拙作啟迪甚多的戴望（篇目、語譯、注釋均以其《管子校正》作為底本）、石一參、馬非百、郭沫若、趙守正等前賢今哲，表示崇高的敬意。惟恐學識淺陋，執筆倉卒，拾芥遺珠，領會謬誤之處，自所難免。臨深履薄，每懷惴惴，敬祈海內外方家及讀者有以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