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谿詞說

唐、宋是詞最昌盛的時代，本書選定三十二位詞人加以評述，首先以個人讀詞心得為主，分別寫為韻文形式之論詞絕句，內容包括對於詞體特質之介紹，對於個別詞人之論評，對於單篇詞作之賞析，以及對於前人詞論之意見；先以絕句綜括所欲論述之要旨，然後再以散文作較為詳細之說明。使得本書既能因其各為單篇獨立之絕句，而有眉目分明便於記誦之長處，同時也能使讀者透過這些單篇的絕句及說明之編排次第，而對於我國詞體演進遞變之過程、內容及風格之多種特色以及重要之詞論，都能有一種縱覽的史觀及整體的印象。

關於本書－

兩個相知相惜的學者，在1981年一場杜甫學會研究上相遇，進而開始了共同撰寫論詞專著《靈谿詞說》的合作。此書有兩點極可紀念的意義：其一是遇合之可貴；其二是體例之創新。

昔陶淵明有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曰：「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兩位合作常相與討論，其間所獲得的切磋之益與相知之樂，都是述說不盡的，自然是一種極可珍貴的遇合。
 
在撰寫過程中，其單篇之論詞絕句及附加之說明文字雖由各人分別撰寫，而在寫作之前、寫作之間與寫定之後，經常討論，互相參酌修訂，以求其雖在分別撰寫之情形下，也仍能保持不重複、不矛盾之整體性與一致性。全部寫定之後，再共同加以有系統的整理編排以合為一集。像這種編排的體例及合作方式，在古今中外的文學批評中是少見的嘗試，故稱為體例之創新。

繆鉞(1904-1995)

字彥威，江蘇溧陽人。歷任河南大學中文系、廣州學海書院、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與文學、唐宋文學、詩學、詞學、古籍整理、中國古代思想史等領域均有建樹，著有《元遺山年譜匯纂》、《詩詞散論》、《讀史存稿》、《杜牧年譜》、《杜牧傳》、《冰繭庵叢稿》、《靈谿詞說》、《詞學古今談》等作品，其見解精微，文辭優美，獲得學界與讀者推崇。

葉嘉瑩

1924年生。曾在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任教，並先後被美國、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香港、大陸等地多所大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及訪問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稱號，是學會有史以來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現任教於中國南開大學中國古典文化研究所。

葉先生對於中國古典詩詞及中西方文藝理論涉獵頗深，以中國古典詩詞研究為終身事業，其論文學，能兼融中西，自建體系，著作有《迦陵論詩叢稿》、《迦陵論詞叢稿》、《王國維及其文學》、《唐宋詞名家論集》等。

就我個人過去讀書及寫作之經驗而言，我之學寫舊體詩詞及閱讀古人之詩話、詞話與論詩、論詞之絕句，都遠在我自己撰寫評賞詩詞之論文以前甚久。當我早年閱讀古人詩詞時，雖偶或也曾用韻文形式寫過一些讀詩有得之類的絕句之作，可是當我自己開始正式撰寫評賞詩詞之作品時，卻一直總是採取長篇論文的形式，而從來不曾採用過韻文形式或詩話、詞話之形式。然而可注意的一點，則是我的長篇論文也往往喜歡採用古人論詩絕句或詩話、詞話之精義為論說之依據，而且有時也偶在論文的篇末綴以自己的小詩以為論說的結尾。

即如我曾採用元好問論詩絕句之中「豪華落盡見真淳」一句詩，來做為評析陶淵明之詩與人的依據，也曾採用元氏論詩絕句中「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一首詩，來作為比較謝靈運與柳宗元兩人風格異同的依據，更曾在評說李商隱之《燕臺四首》的一篇長文之末，抄錄了我自己的《讀義山詩》一首絕句來作為論說的總結。至於我在說詞的論文中之喜歡引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更是眾所共見的事實。

由這些例證都可以看出，我一方面雖不肯採用韻文絕句或詩話、詞話之形式來寫作正式評論詩詞的文字，但在另一方面卻隱然對這些古老的文學批評形式，也仍然有著深厚的喜愛。這種矛盾的現象，就正好說明了我對這些批評形式，原是認為其既有所長之一面，也有所短之一面的。關於我的這些看法，過去我在自己所寫的一些論文中，已曾有過詳細的討論，茲不復贅。

總之，一般而言，中國這些古老的批評形式乃是精鍊有餘而詳明不足、有籠統的概念而缺乏精密的分析，偏重形式方面的文字之美，而忽略邏輯之思辨，有兼容並蓄、得心應手之妙，而難免駁雜瑣細、良窳莫辨之譏，有時雖可以探觸到詩歌中真正感發之生命，而卻不能將此種感受作理念明晰之說明。具有「會心」的讀者，雖然可以自此類文學批評中獲致共鳴的欣喜，並且可享有吟誦玩味之樂，然而對於初學之未具「會心」的讀者而言，有時就不免會產生一種對之莫測高深的困惑。

我自己對於這一類批評形式雖亦知其所長，但也知其所短。因此，當我自己撰寫批評文字時，便不肯再採用這一類的批評形式。同時，我認為就今日文學批評發展之趨勢而言，一則，我們既應當汲取西方文學批評中長於思辨的精密之理論體系，以彌補舊傳統中文學批評之所短；再則，我們也應當顧念到後學者之需要，把他們從面對舊批評所產生的困惑中解脫出來，為他們寫出詳細明白的解說和批評。

因此，當我自己撰寫評說詩詞的作品時，便常是採取長篇論文的形式，而且總是反覆說明，叮嚀周至。所以當繆先生__開始一提出願與我共同撰寫論詞之作時，我雖然也曾滿懷欣幸喜悅之情，但當也生又提出將以論詞絕句之形式來撰寫時，我便不免一度產生了遲疑惶惑之感，不過我畢竟接受了先生的提議，而且在撰寫中也充滿了對於這種新嘗試的欣奮和愉悅，這其間，在我的思想中，也曾有一段轉變的過程。

在這種轉變中，我應該首先述及的就是繆先生對我的鼓勵和勸導。本來當先生最初提議我們的合作將採用論詞絕句之形式時，我一度曾經推辭說，我向來未曾寫過論詩、論詞的絕句，恐怕寫不好，而且我以為絕句之形式較宜於寫景抒情，而並不適於論評說理，何況時代不同，一般人讀書、寫作，甚至於思想之方式，都已經與舊日的讀書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今日寫文學評論的文字，而仍採用論詞絕句之形式，是否合於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對此也頗有疑問。

先生對於我的推辭和猶疑，首先加以鼓勵，說我平日既然常寫舊詩，對絕句之形式極為熟悉，而另外在我的論文中也有不少評論詩詞之精義，如此，則以絕句之形式抒寫論詞之意見，便也一定可以做得好；又說，我們的每首論詞絕句之後，都將附以散文的說明，如此則絕句部分，可以收提要鈎玄便於記誦之效，而散文部分則仍可以作明白曉暢之評說。聽了先生的話以後，我對於自己使用這種新體式的能力雖然仍無把握，但卻覺得先生的話甚為有理，就同意了先生的提議。而與此同時，還有屬於我個人的另外一些因素，也使我認識到採用這種批評方式，可以有不少簡明方便的好處。

在開始撰寫之後，我每草成關於任何一家之論詞絕句及說明，都必先錄呈先生過目，請求指正。先生則每每予以獎勉，以為我雖是初次嘗試以絕句之形式寫為論詞之作，然其所寫尚頗有可觀。這種勉勵，當然曾經使我在寫作中增加了不少信心；而同時在寫作之過程中，我自己對於這種新體式的嘗試，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逐漸感到絕句之形式，雖然本來只宜於寫景抒情，而並不適合於說理，然而用這種形式來寫論詞的意見，卻也仍然大有可為。

因為詞之為體，原來既最富於精美之意象，也最易於喚起比興之聯想，所以對於詞之欣賞，本來就並不宜於只以理性作枯燥之說明，而更重在以感性觸發讀者之感受及聯想。何況在文學批評之傳統中，原來也早就存在著一種象喻式的批評，即如鍾嶸《詩品》之以「爛若舒錦」評潘岳之詩，以「披沙簡金」評陸機之詩，又引湯惠休論顏、謝異同之語，以為「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以迄於晚清王國維《人間詞話》之以「畫屏金鷓鴣」評溫庭筠之詞，以「絃上黃鶯語」評韋莊之詞，便都是此類象喻式之批評的最好例證。

因此，在論詞之絕句中，如果能避免此種體式之不適於論說的短處，不以絕句做不完整的說理，而嘗試掌握此種體式之適於具象之描寫及感性之傳達的長處，以象喻式批評的直感，結合上絕句之宜於唱歎的富於感發的口吻，便自然可以由所標舉之意象及敘寫之口吻中，傳達出一種批評及欣賞的意見和感受。當然，我們也仍然不得不承認，此種批評體式畢竟有其詳明不足和容易流為駁雜瑣細缺乏完整之體系的缺點。因此，在每一首論詞絕句之後，我們便都將各附加一段散文的說明，以彌補其詳明不足的缺點，而且嘗試要在最後編訂時，使之能具有一種「史」的性質，以彌補其駁雜而缺乏完整體系之缺點。

這種撰寫計畫，可以說是想要把詩與文、創作與批評、舊傳統與新論說，都融為一體的一種新嘗試。至於論詞絕句之體式，是否可以編寫為具有「詞史」性質的專著，我個人對此也有一點自己的想法。本來一般而言，凡是「史」的編寫，都更偏重於發展演進之過程，更適於用散文來敘寫，而不適於用絕句來表現。

蓋因絕句之篇幅過於短小，且有格律之限制，如果只用以傳達對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作品之印象及感受，則這種體式尚有可資利用之長處，但如果要以之從事於「史」的敘寫，則此種「絕句」之體式，就彌見其所短了。因為「史」的發展是屬於一種線的性質，而短小之絕句則屬於一種點的性質，二者之不同，固屬顯然可見。不過，如果我們能將分別之個點，按其發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則其結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種線的概念。

而且如果我們能對每一點的個體的趨向，都以說明文字加以提示，則我們最後之所見，便可以除了線的概念以外，更見到此線之所以形成的整個詳細之過程，及每一個體的精微之品質，庶幾使人有既能見木，也能見林，而不致有見林不見木或見木不見林的缺憾，如此則讀者之所得便將不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將是對鮮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長過程的具體的認識，且能在「史」的知識的滿足中，也體會到詩的欣賞的喜悅。

我之懷有此種理念，已經很久，早在多年前，我所撰寫的《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一篇文稿，便曾附加了一個《兼論晚唐、五代時期詞在意境方面的拓展》的副標題，那就正是我對自己這種理念之實踐的一篇嘗試之作。我所理想的便是要在個別詞人之評賞中，同時也提供一種「史」的概念，不過因為那一篇文字是用散文寫的，而且在篇中曾經對這四位作者的詞與人都做了較詳細的介紹和說明，所以篇幅就不免顯得有些過於冗長。而其後我的精力與時間又因忙於其他工作而有所分散，就沒有再繼續寫作下去。

如今這種新體式的嘗試，又把我過去的理念重新喚起，於是就想在論詞絕句的撰寫及編排中，也提供出一種「史」的概念，所以我在這種撰寫之中，便也感到了一種新嘗試與舊理念相結合的喜悅，何況這種論詞絕句之形式，還可以予人一種既是批評也是創作的雙重樂趣。而這種可寶貴的體驗之獲得，推其原始就不得不感謝前輩學人繆彥威先生最初對論詞絕句之撰寫的提議，以及在撰寫中對我不斷的鼓勵。

總之，我在這種新體式之嘗試中，如果失敗了，則自然應歸咎於自己能力之不足，而如果能有絲毫之成功，則首先應該感謝先生的提議和勉勵。所以對我而言，我之所謂體式之創新與我在前面所敘寫的遇合之可貴，這兩點可紀念的意義，原是結合而不可分的，至於如先生在給我之書信中所期望的「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更是我所深心感激而不敢不勉力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