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陪我走過病痛

本書主要是告訴讀者面臨慢性疾病時，應該如何因應心理與身體的變化，作者托妮‧伯恩哈德在經歷疾病過程的苦痛中，臥床撰寫出的親身經歷的生病經歷與如何調適的心情。

本書不受限於生病的人才適合閱讀，也提供給照顧者、對慢性病歷程有興趣的人、對信仰佛教有興趣的人都能從中得到生命的啟發，領略作者的生命故事。

作者以第一人稱自述生病的經過，細微至生活的種種不便，真實的心裡轉折表露無遺。生病的人看了也許會心有戚戚焉，照顧者如作者夫婿也會對於親人病況的改變感同身受。作者的文字流暢好讀，就像在閱讀故事般輕鬆，作者以細膩的自述口吻，讓讀者感同於她的心境。

作者所罹患的慢性疲勞症候群，在臨床上尚未有明確的罹病原因，通常患者多為女性，長期受疲勞倦怠所苦，生活壓力大且疏於調適，是現代生活文明病之一，這個疾病故事特別能夠吸引這種潛在生活型態的讀者。

托妮‧伯恩哈德原本在加州大學達維斯分校擔任法律系教授，2001年，正當她工作20週年，決定與夫婿一起到巴黎來一場紀念旅行；抵達之後卻罹患感冒，並因症狀輕微而未立即就醫，以致病發成為慢性疲勞症候群患者。本書即是她回顧疾病發生後近十年，在身體無法復原的狀況下，躺在床上逐字寫下她受到佛教與心靈啟發的疾病歷程。

回到美國後，趁著尚未開學前，她前往靈修中心進行靈性治療，結果她的病從急性轉變為慢性，在還沒有理出頭緒之時，因而開始記錄自己身體的變化。然而，病況時好時壞，許多以為能按照時程進行的事情，例如：學校開學上課，因為身體不勝負荷而延後，只能按著身體能承受的狀況調整授課時間。

這些過程中，作者持續嘗試各種檢查，也不刻意表露自己是病人的事實，並質疑「怎麼可能是我？」當確定被診斷為「慢性疲勞症候群」之後，作者才同時藉由佛法，體認到自己必須學習如何與疾病相處的事實。

托妮‧伯恩哈德
1982年從加州大學達維斯分校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後，便在母校取得教職；22年的任教期間，有6年擔任學務長一職，一直到罹患慢性病後才退休。1992年，開始研究並修行佛法；在患病之前，曾參加過多次禪修、閉關，並與先生在達維斯共同帶領禪修會。2001年在巴黎旅遊途中生病，醫生們最初診斷為急性病毒感染，但至今仍未痊癒。目前和先生東尼，以及愛犬羅斯提住在達維斯；可於網站上與他們互動。

譯者簡介

賴隆彥
愛閑靜，好鬆柔，喜相應，樂山水。曾譯《森林中的法語》、《佛陀的聖弟子傳》、《阿姜查的禪修世界》、《觀呼吸》、《快樂來自八正道》、《禪悅》、《一心走路》、《佛教基本通》等書。

我生病了：浪漫的巴黎之旅

巴黎算不上是好城市。
──貝比‧魯斯（Babe Ruth）

二○○一年八月底一到，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擔任法學教授的工作，即將堂堂邁入第二十年。為了慶祝並犒賞自己，東尼與我決定好好度個特別的假。我搜尋網路，找到一間租金合理的巴黎小型公寓套房。我們不常去世界各地旅行者，所以一趟巴黎之行對我們來說已經很不得了。我們有整整三週的時間，可以沈浸在「光之都」的生活與文化中──我們期待有段美好的時光。
一到機場後就有不祥的預兆。當我們坐上聯合航空的通勤班機從沙加緬度要飛往洛杉磯，準備在那裡轉機直飛戴高樂機場時，我們注意到飛機的登機門沒有撤離。果不其然，很快就傳來設備故障延遲起飛的消息。東尼和我明白，如果我們繼續坐在那裡，將趕不上洛杉磯飛往巴黎的班機。
當別人還在機上討論怎麼一回事時，我們已經快速起身，抓起隨身行李（那是我們的所有行囊），前往聯合航空的報到櫃台。因為我們的反應非常即時，所以趕得上正要前往聖路易斯的環球航空（TWA）班機。我們可以從那裡，轉搭直飛戴高樂機場的環航班機，抵達的時間和我們原先計畫的差不多。我們像電視廣告裡的主角一樣，一路拖著隨身行李，穿越大廳直奔環球航空的登機門。班機已經登機完畢，但他們還是讓我們上去。
飛機一起飛，我們就開始沾沾自喜。我們比其他旅客聰明多了。在我們離開聯合航空櫃台，手上抓著環球航空機票時，那些還在通勤班機上的旅客已經被我們遠遠拋在身後。啊！憍慢，「警醒，警醒」，佛陀會如是說，但那時我們卻還在慶幸自己敏捷地避開特別假期災難性的開始。事後有好幾個醫生告訴我們，導致我一直無法康復的病毒，很可能就是從環球航空兩班飛機的其中一班感染到的。

我們抵達位於左岸第六區極小條的老鴿舍街（rue du vieux colombier）上的小公寓套房。這套房比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照片小多了。它有一廚一衛，一次都只能容納一人，兩個人用就伸展不開了。它還有一間起居室，佈置了一張小桌子及兩張椅子，一張情侶座椅（這麼說比較浪漫婉轉，其實就是無法平躺的小沙發），角落還有一張雙人床。床的對面牆壁上，擺了一座底部有櫥櫃的書架，裡面放了一台小電視，但既然到了巴黎，我們可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看電視上。
第一天那天，我們只在附近閒逛，等著入夜後好好睡一覺以適應新時區。隔天，我感覺很不舒服，但以為可能只是時差的關係。又過了一天，我還是覺得很難過，但卻依舊說服自己沒什麼，應該還是時差在作怪，所以提議去看電影。
我們挑了一部美國片，叫《真愛大吐槽》（Anniversary Party）。坦白說，我只是想坐在黑暗中，好好評估自己的身體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就在看電影時，我開始明白自己是真的生病了。
不久之後，我出現典型的流感症狀，無法起床。三天就這麼過去了，東尼和我還是樂觀地認定：「這根本沒什麼大不了，我們在巴黎還有十八天。」
一週之後，情況變成：「沒什麼大不了，我們在巴黎還有兩週。」
「……我們在巴黎還有十天。」
「所剩天數」愈來愈少。
我們發展出一套例行程序。早上，東尼會去小餐館，然後逛巴黎街道，中午回來，始終期盼著我的情況好轉。然後下午，他繼續去散步，也許會去逛博物館。他並不喜歡這些獨自一人的遊覽。
在我們停留巴黎的第二週期間，我極想陪伴東尼，因此決定找一天貫徹到底。我堅持我們去奧賽博物館，看著名的印象派畫家的收藏品。該館是由火車站改建而成，以高聳的內部空間而著稱。排隊要進去參觀的行列蜿蜒環繞街區。如果沒有事先做好功課，知道要在地鐵站買入場券，當下就得打道回府了。由於我們事先早已規劃要一起去參觀博物館，因此東尼在抵達巴黎的第二天就買了兩張入場券，我們因而得以迅速進入館內。

一進入印象派畫家畫廊，支撐我行動的腎上腺素便消退了，此時我不禁暗自後悔這趟遊覽實在是不智之舉。我癱倒在數個較大畫廊中央，整排可愛藤椅的其中一張上，並請東尼繼續往前走，好好欣賞畫作。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回來看我，詢問是否要離開了，但我總是請他別管我，再去看久一點。
我坐在那裡時，眼光瞄向莫內（Claude Monet）的一幅大型畫作《撐傘的女人》。一個女人站在原野上，她的臉被洋傘的陰影遮蔽。那幅畫的色調很柔和、輕緩，卻呈現出令人驚異的亮度。我依稀覺知身邊藤椅發出音樂般的聲響，人們會坐下來幾分鐘，然後由另一個在旁等候的人迅速佔領。我只是坐著，沈浸在莫內油畫上的色彩與構圖中。我覺得似乎他畫了這個站在原野上的女人來看顧我，這樣我才能讓東尼好好地去體驗博物館之美；但我自己想陪伴他的心願卻落空了。
我最後一次外出，是去看醫生，除此之外，每天都躺在床上。我病到無法閱讀，心想「或許試試那台小電視也不錯。」我對於法國電視節目品質之貧乏感到震驚：每個頻道都有最差勁的益智遊戲、被暗示要尖叫的參賽演員、面目可憎的大嘴巴主持人，以及華麗而俗氣的佈景。我抱著天真的憧憬，期待映像管播出高水準的法國文化，但最後卻在挫折的心情中放棄了。隨著時間悄悄流逝，我依然感到無聊與不安，於是再次打開電視。我聽到熟悉的主題音樂，演員們推著病床狂奔，螢幕上出現Emerges。以我那蹩腳的法文來判斷，我知道那是「急診室」。我勉為其難的想品嚐些還算可口的電視食糧，卻發現全是法語配音。甚至連電影都配上法語，而非搭配字幕──真是夠了。
白天的大多數時間與病情嚴重到難以入睡的許多個夜晚，我都以東尼買給我的短波收音機收聽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當時他顯然已看出我得躺在床上好一陣子。英國國家廣播電台有一系列很棒的節目，包括機智風趣的益智遊戲。這也開啟了我往後收聽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契機，那是我回到達維斯發現自己得長期臥床後不久，開始每天都要收聽的。當我收聽國家公共電台播放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的新聞，那個和我們在巴黎公寓短波收音機裡傳出，同樣的英國聲音，「你正在收聽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全球服務」，此時一股淡淡的哀傷便襲上心頭──我又被短暫地拉回左岸床上的病發場景。
從奧賽博物館回來之後，過幾天，我們決定應該去看醫生。查閱電話簿，我發現一欄寫著「美國醫院」。雖然名稱有家的歸屬感，但接電話的人卻很粗魯的回應。當我敘述完病徵時，她很不耐煩地說：「那你希望我們怎麼做？」這預告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嘗試「英國醫院」。接電話的女人只會說法語，但我聽到她聲音中的關懷與親切。她請我稍待，然後去找會說英語的護士；她請我立即過去。
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搖頭，到現在我還是不敢相信，我們竟然讓自己承受了那麼多不必要的交通壓力。我們從左岸的公寓到巴黎北郊的英國醫院，然後到巴黎中部的藥局，最後再回到左岸。哎！典型的加州人，從不考慮搭計程車。我們並不小氣，但就是沒想到這檔事；我們認為計程車是紐約客在使用的。我們傻呼呼地從我們的公寓，走到最近的地鐵站。經過兩次轉乘與好幾個樓梯之後，我們發現自己上了地面，來到風貌完全不同的巴黎──郊區。我們手上拿著地圖，辛苦地緩慢前進。即使這一小段路途，也已讓我筋疲力盡。
醫生認為我只是得了流行性感冒。她寫下的診斷是grippe（法文，流行性感冒），這個字總是讓我想到阿德萊德（Adelaide）所譜寫《小伙子與甜姐兒》（Guys and Dolls）裡post-nasal drip（鼻涕倒流）的押韻歌詞。＊她為了確保流感不會演變成細菌感染而毀了我們整個假期，因此開了抗生素給我。我們緩步走回地鐵，經歷了另一次轉乘與更多的樓梯，來到北郊與左岸之間唯一開張的藥局，因為那天是歐洲的法定休假日，稱為銀行假日，真有趣的名稱。
醫院與藥局的磨難在我腦海裡已然模糊，但有些記憶卻很鮮明。我記得醫院行政人員不斷道歉，因為那天是銀行假日的緣故，所以約診得加收十五元美金，那是從法幣換算過來的金額──哇，真不便宜！我記得從地鐵上來，前往藥局的途中，迎面看到的景象是明信片中的凱旋門，那是我們所嚮往的巴黎的驚鴻一瞥。我也記得自己靠在地鐵樓梯間的牆壁上，用雙手扶著欄杆拖著身體一步一步向上爬，感受到極度痛苦的模樣。幾年後，東尼告訴我，當他看見我拖著身軀爬樓梯時，才驚覺我病得多重──這是他那天最鮮明的記憶。

我們在巴黎的最後一週，我發現電視整天播放著法國網球公開賽。網球是沒有語言限制的，連我也猜得出égalité，是「平手」的意思。我在地板上為自己鋪了一張床，盡量靠近電視，以便看清擊球過網的畫面──一段與運動產生的戀愛關係就此誕生。
我現在還是會看網球比賽，也叫得出各國選手的名字。我喜愛網球它國際化的程度；喜愛這項運動的美學，即看似簡單，其中卻充滿學問。選手需要做的只是擊球過網，不要出界。但在這看似簡單的規則內，潛藏著一系列的策略，包括身體與心理，感覺上很像西洋棋賽：發球得分、高調球、上網截擊、引誘對手進入網前以便殺球。當我躺在那裡學著愛上網球時，那感覺就好像我可能從此變好一樣。假期泡湯了我很失望，但我內心還是充滿希望。
我們按計畫飛回家的前一天，我覺得自己正逐步邁向康復。

持續惡化：怎麼可能是我？

你盡可以和實相爭辯。
這樣你失去的，只是百分之百的時間而已。
　──拜倫‧凱蒂

回來之後一週，我的病再度復發。然後似乎再次好轉，唯獨有件事很奇怪，我的聲音並未恢復。這個聲音嘶啞的新症狀很麻煩，因為身為教授，得靠說話謀生。法學院在八月底展開新學期，我在七月初告訴院長自己的憂慮，但他很有信心，相信屆時我病就好了；我們都認為無需擔心。
七月中旬，感覺身體愈來愈健康，我計畫前往參加心靈磐石道場所舉辦的「十日禪」，它位於舊金山北部馬林郡，離我家大約兩小時車程。這是西岸佛教修行者寶貴的年度閉關，「十日禪」起源於兩位老師，約瑟夫‧葛斯汀（Joseph Goldstein）與雪倫‧索茲柏格（Sharon Salzberg），他們和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經過泰國、緬甸與印度老師們的密集訓練後，一起將內觀禪帶入美國。他們在麻州巴爾市創立了「內觀禪學會」（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這個地方立即成為美國想學禪修者的聖地。幾年後，傑克創立心靈磐石。一年一次，約瑟夫與雪倫，連同其他內觀禪學會的老師們會在心靈磐石帶領「十日禪」；它極受歡迎，以至於得透過抽籤方式來決定參加人選。除了聲音嘶啞的毛病外，現在被我的醫生戲稱為「巴黎流感」的麻煩問題，似乎也已經擺脫。此外，參加禁語閉關並不需要說話。這一年，卡蘿‧威爾森（Carol Willson）、卡瑪拉‧馬斯特斯（Kamala Masters）與史蒂夫‧阿姆斯壯（Steve Armstrong）三位很棒的禪修老師，也陪同約瑟夫與雪倫一起指導。我心想：「自己真是太幸運了！」

就在這次閉關期間，「巴黎流感」從急性進入到慢性；怪異的是，我將它記錄下來了，雖然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正在描述日後依然年復一年跟著自己的症狀。我帶著一本筆記隨時記下老師們的開示重點。當時的想法並不是要寫日記，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實在是太奇怪了，很難不留下蹤跡。週一早上（閉關第三天），我寫道：「起床後覺得不舒服，擔心又是同樣的問題，決定繼續留下來，即使只能去聆聽開示也好。」
那天晚上，我寫道：「覺得自己陷入恍惚狀態。體內有股噪動不安的悸動感，好像已經熬夜好幾個晚上一樣，它不像其他之前曾經生過的病。」
週二，我寫道：「肯定生病了。到底怎麼一回事？很困惑。」
決定繼續留下來閉關，筆記上有這麼一段：「如果是生病又孤獨，那待在這裡和其他地方都一樣好。」但我只參加了幾次開示（每天晚上一次），以及一天去餐廳一次，因為午餐過後清理餐桌是我的出坡任務，除此之外，我都待在房間裡。由於從餐廳到宿舍得走一段陡峭的山坡路，因此我寫道：「走上山坡，感覺就好像在地鐵爬樓梯，往事歷歷在目。」
雖然覺得很不舒服，以至於無法打坐與禪修，但我嘗試遵循基本的禪修指導：觀心。「憂慮正在生起，」我寫道。中性、不執著地觀察事實。但我無法維持禪修觀點太久，因此「憂慮正在生起」沒多久，緊接著便是惱人的想法與問題傾瀉而出：「難道血液檢查的判讀出錯了嗎？……我好想盡情地看電視……在房裡哀傷，衡量是否該回家去看醫生。好悲傷。尤其現在我才知道健康的喜悅，更是難過。」

二○○一年八月底，我並沒有回去工作，院長找了別人來代我的課。我也無法和新生孫女瑪麗亞（Malia）共享天倫之樂──她生命中的第一年稍縱即逝。那個秋天，我的生命幾乎都耗在床上，不然就是耗在醫生的辦公室裡。為了篩檢病因，我們做了各種檢驗，包括：驗血、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造影等等，其中有些我完全陌生（例如有個痛苦但有趣的診察，技師在我喉頭攝影，檢查是否有異狀）。
我抽了許多血，因此我們向主治醫師打趣說，至少我們證明了放血療法無效。我諮詢了許多專科醫師，我能告訴他們的只是：我有類似流感的症狀，但沒有發燒；聲音極嘶啞；體重掉了八公斤；同時極度疲倦，狀況嚴重到無論候診室的椅子有多小，我都想把它拿來當床用。
最後，我總共看了三位感染科醫師、兩位耳鼻喉專科醫師、一位風濕科醫師、一位內分泌科醫師、一位腸胃科醫師、一位神經科醫師、一位心臟科醫師，以及（私下的）兩位針灸醫師。每一位醫師都竭盡所能做了各種檢驗。雖然我沒有諮詢腫瘤科醫師，但我還是發現自己到了癌症中心，因為內分泌科醫師希望用輸注試驗來檢查我的腎上腺功能，而那只能在癌症病人接受化療的診所裡進行。那天，我遇見了一些勇敢的病人。
檢驗與身體健檢都顯示我沒什麼問題。因此在二○○二年春天，我拖著疲憊的身軀重回法學院教書，一個星期去兩次，每堂課九十分鐘。我重新工作，主要是因為我怎樣也不相信，自己無法康復。學校每個人看見我都認為我最終一定能復元。畢竟，我外表看起來不像是個生病的人；他們會在餐廳叫住我，和我聊天，似乎沒有察覺我正靠在牆壁上，以免跌倒。
我持續兼職工作兩年半，有時一週去法學院兩次，有時一週三次，端視課表而定。東尼在另一個城市工作，即使如此，他依然設法調整時程表，開車十分鐘載我從家裡到學校，然後在我下課後來接我。我病到無法自己開十分鐘的車去上班，但卻有時會教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課。

如今回想起來不難看出，生病時持續工作有多麼不智，它可能讓我的病情惡化，但許多慢性病患卻都會這麼做。因為：第一，有必須繼續工作的經濟壓力；其次，根本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再加上人們一直告訴你，你看起來挺好的，但他們沒看到的是，你一回家就癱在床上）。每天早上，你都期待醒來時感覺身體無恙；但幾個星期過去，幾個月過去，然後是幾年過去了，這樣的事從未發生。你就是很難去相信：第一，真正承認自己罹患慢性病；第二，接受這個疾病需要你改變生涯規劃──那是你永遠無法想像的，要放棄自己深愛且耕耘許久的職業，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必須略施小計，才能度過兼職的工作日。二十年來第一次，我將椅子搬進教室，坐著上課。我虛弱的身體實在受不了八十個學生湊在一起發出的喧鬧噪音，因此我戴著耳塞進入教室，然後當學生們安靜下來準備聽我說話時，我才小心翼翼地將耳塞拿下。我想出一個防止學生到我辦公室的方法，因為一旦在辦公室，我就會失去控制互動時間的能力。如果有人下課後來找我，而這間教室接著要上另一堂課，我就會找一間空教室，與學生一起坐下來。那樣一來，當我覺得已經回答完這個學生的問題，就可以站起來，結束這段談話。
我甚至想出一個沒對東尼說過的秘計，因為覺得實在太違乎常情了。我的辦公室離廁所並不近，不只是因為身體太虛弱，不想走到建築物的另一側去。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很怕途中撞見同事，他們可能會（好意）想站著和我交談，而那卻是我極力想避免的場合。因此我找出了一個舊熱水瓶，帶到辦公室去。我就尿在那裡面，然後將蓋子鎖緊，放入袋子中，再帶回家倒掉，沖洗乾淨。
那些生病卻必須上班的人，都會有一些小計謀。起初，我覺得為了減輕自己的壓力而想方設法做這些不光彩的事是很丟臉的。我自責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人生陷入這種可憐的狀態。但不久之後，自我憎恨卻轉變成目空一切的惡毒譏諷：健康的人真該死；我就是這樣，不然你要怎樣。幸運的是，對自己慈悲取代了譏諷。別的不說，要尿進熱水瓶可不簡單：因為我穿著正式服裝上課，也穿褲襪與各類衣服。
我從來沒告訴學生自己生病的事（儘管有些人猜出來了），然而病了就是病了，在課堂裡我還是我，不可能是別人。後來我逐漸釋懷，承認沒有答案這件事並沒那麼困難，而對於觸犯法律的人與在生活裡掙扎奮鬥的學生，我也都油然生起同情之心。坐在椅子上，以很微弱的聲音說話，有時學生還請我重複講一次，這樣的我，在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中獲得了最高的教學評價──但，我還是必須放下這一切。當你罹患像我一樣嚴重的慢性病時，你必須做出一些很困難的抉擇。諷刺的是，人們可能會認為你放棄了，其實你只是對新生活的事實讓步而已。

對我來說，那個新生活的事實是：有嚴重流感所呈現的症狀，包括不舒服的暈眩感與輕微頭痛，但沒有發燒、喉嚨痛與咳嗽。想像一下，把流感的極度疲倦乘上十倍或百倍。心臟狂跳，加上像時差那種煩悶不安的疲倦感，它讓人很難專注或甚至很難看電視，更別說要小睡片刻，或甚至是在夜晚入睡了。
長期使人衰弱的疾病有一部分的事實是，一直想要找出自己為什麼會病成這樣的原因，卻從來沒能得到確切的答案。如果貼上疾病的標籤就能治好我，我早就好得不得了了。由於是在巴黎得病，因此我累積了一長串的疾病與症狀清單：CFS（又稱為CFIDS, ME）、PVS、VICD、OI與POTS（如果你想了解這些字母與各種不同診斷的意義，請參考以下的附錄）。
然而到最後，我們真正知道的就只這個：我在巴黎之旅中發病，而且從來不曾康復；但我也因此而展開佛陀教法的深度之旅──我需要學習如何與疾病共處。

佛陀說如實觀

帶著燈光進入黑暗只能見識光明。
要見識黑暗，就摸黑去。在摸索中前進
發現黑暗也一樣，開花與歌唱，
藉著黑暗之足與黑暗之翼在旅行。
　──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

經歷過許多波折與起伏，在漫長而迂迴的探索之旅後，佛陀，一位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坐在一棵樹下良久，然後他達到正覺，也稱為解脫、自在或悟道。起初，他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找到適當的語詞來分享他的發現，最後他以四聖諦的形式，開始他的第一次傳法。佛教，即佛教徒所稱的「法」（Dharma），於焉誕生。
許多人會告訴你，他們了解四聖諦，但他們通常的解讀，「生命是痛苦的」，卻得為佛陀教法遭受到的許多誤解負責。佛陀告訴我們的第一聖諦，其中並無負面意含。如果真是負面的，很難想像他為什麼稱其為「聖」。
「生命是痛苦的」之所以誤導人，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佛陀使用類似梵語的古印度語「巴利語」（Pali），而他對第一聖諦所使用的巴利語dukkha很難翻譯。dukkha多義且微妙，很難單用「痛苦」一詞加以掌握。其次，生命中的dukkha事實，並不表示生命就只是dukkha。
要捕捉佛陀所指生命中存在dukkha的精義，心裡記住這個關鍵字的其他幾個可能翻譯會很有幫助，僅舉數例如下：不圓滿（即不滿生活環境）、苦惱、壓力、不適、不舒服等。dukkha是值得逐漸熟悉的術語，尤其是在探討如何與疾病共處時。當我初次看見dukkha的各種不同翻譯時，它們在我心中引起很大的迴響。終於，有人以契合我切身體會的方式，來描述這個生命，這體會包括身體與心理兩方面：壓力、不適、不圓滿。於是我如釋重負，了解原來不只是我，或不只是我的生命是如此。
佛陀了解我生命中的痛苦，這樣的感覺讓我開始每天都做一樣的功課，即接受dukkha普遍存在於所有人的生命中。即使在生病初期最黑暗的日子裡，當時我還不了解自己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快死了嗎？），我始終有第一聖諦在支持自己，它告訴我：「當知這就是實相。你出生之後，接著必然要面對變化、疾病與最終死亡。每個人出現的方式不一樣。這是出現在你身上的一種方式。」
我永遠不會忘記聆聽心靈磐石道場老師約翰‧崔維斯（John Travis）在十日禪中開示的情景。他突然停止說話，緩慢地掃視房間，和我們每一個人的眼神正面接觸。然後他很溫柔地說：「我認識你，我們彼此都認識。我們都曾因不斷尋求逃避痛苦而心碎。」我要稍加補充一點，這個不斷尋求的舉動只會帶來更多痛苦，因為dukkha是一切眾生出生到這個世間的一個存在面向，根本逃避不了。
第一聖諦，苦諦，幫助我接受生病的事實，因為那個事實告訴我，我的生命實相就是如此。「我們的生命始終沒事，」禪宗老師夏洛特‧佐戈‧貝克（Charlotte Joko Beck）說，「它根本沒問題。即使我們有各種可怕的難題也一樣，那就是我們的生命。」
佐戈‧貝克指出，suffer（痛苦）的第二部分（-fer），是源自拉丁文動詞ferre，意即「承受」，而第一部分（suf-）則源自sub，意即「在下面」。依此觀點來看，dukkha不涉及從外面壓迫我們的生命，反之，dukkha是從底下支撐生命的內在現象。佐戈‧貝克寫道：

因此有兩種痛苦。一種是當我們感覺被壓抑時；好像痛苦是從外面降臨到我們身上，好像我們是接收到會讓我們痛苦的事物。另一種痛苦則是在下面，只是承受它，只是成為它。

只是「成為」生命的本來面目，對我來說，即意味著提前幾年結束我的教授生涯；多數時間足不出戶，甚至離不開床；持續感覺身體生病；無法有頻繁的社交生活。用佐戈‧貝克的教導，我能以構成我生命的這些事實為起點，開始謙卑地面對這些事實，接受它們、成為它們。然後從這裡，我四處環顧，看看生命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我。
結果我發現很多。

苦的息滅
如前述，佛陀並沒說，生命只是痛苦、充滿壓力、不圓滿。他僅教導苦存在於一切眾生的生命中。許多年前，一位法律系學生告訴我，佛教是悲觀的宗教。當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想時，他說：「嗯，它的第一聖諦是：生命爛透了。」我試著向他解釋為什麼那並非佛陀教法的恰當翻譯；過程中，我思考第一聖諦的方式出現了轉變。是的，沒錯，生命本來就具有相當大比例的痛苦與壓力，但快樂與喜悅也存在於我們的生命中。針對這點，佛陀曾把生命形容為百千種喜悅與百千種悲傷的領域。佛教的老師們聚焦於那百千種悲傷，是因為我們看不見生命中的苦諦，那只會讓生命更苦。
佛陀說他只教導兩件事：苦與苦的息滅。在我們進入幫助我走上「苦滅」之道的修行之前，我們必須先徹底明白苦諦本身，這樣我們才能了解「苦滅」是什麼意思。除非我們看清生命的實相，即苦和其他諸諦，否則開始追求苦滅是徒勞無功的。你有看過一個人，身體健康或生病，卻不曾經歷過痛苦、不圓滿、苦惱、壓力、不適和不舒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