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侶與哲學家：父子對談生命意義

◆一場關於佛教和生命意義最睿智、最熱切的對話。

◆法國暢銷30萬冊！台灣好評長銷再版40刷！

◆達賴喇嘛、林懷民、佛教學者 鄭振煌、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 林東茂 好評推薦！

佛法能否滿足人類精神的需求，填補西方文明的缺陷，帶給我們想要的幸福？

沒有比僧侶與哲學家這對父子辨證所擦出的智慧火花，更適合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一輩子都在追尋世俗目標，但得到真正快樂的機會，如同想捕魚的漁夫，卻把魚網拋向乾涸的河床。──馬修‧李卡德

1966年，馬修‧李卡德20歲，看了朋友所拍攝的西藏大師的影片，深受感動，買了一張前往印度的便宜機票，動身前往大吉嶺，在那裡遇見了他的第一位西藏老師，和佛教有了初步的接觸。

那時他是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賈克柏的門生，學業正步入輝煌期，前途一片光明，可是暑假的精神之旅，卻使他的心時時飛向印度。完成博士學位後，他告訴父親和老師，他要定居亞洲，開始過心靈的生活，他們驚訝之餘，有著不解的失望。

馬修和西方的關係並未全然斷絕，他成了僧侶，跟著西藏大師學習、翻譯佛典，成了佛教西傳的橋梁。31年後，馬修和哲學家父親針對佛教和生命的意義展開對話，父親對佛教犀利的質疑，讓馬修有機會揭開佛法神祕的面紗：佛法不是無為、迷信、被動的東方思想，它是一門心的科學。

哲學家父親
尚‧方華斯‧何維爾（Jean-Francois Revel）

生於1924年，法蘭西學院院士，哲學教授、政治評論家，所著的政治評論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迴響，曾任法國新聞週刊《快訊》（L’ Express）的總編輯，現居巴黎。

僧侶兒子
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

生於1946年，巴黎巴斯特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在1972年放棄科學家生涯，移居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向西藏大師們學習，三十多年來過著佛教僧侶的生活。另著有《快樂學》《修練快樂心》《雪之堡》《頂果欽哲法王傳》。

譯者簡介
賴聲川

著名華人戲劇家，美國加州柏克萊戲劇博士，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前院長及教授，美國史坦福大學客座教授暨駐校藝術家，現為台灣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佛法與哲學的翻譯作品包括《證悟的勇氣》《快樂學》《頂果欽哲法王傳》等。

◆這本書最精采的地方，就在於讓我們看到一場開放心胸的對談；雖然兩位作者追求人生目標的道路各有不同，我相信對他們兩人來說，生命有何意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賦予生命意義。～達賴喇嘛

◆當現代的科學遇上古老的佛法，當西方的物質遇上東方的心靈，當望子成龍的父親遇上亟思解脫的兒子，必然迸發最上乘的智慧，這就是這本書的迷人之處。～佛教學者 鄭振煌

◆《僧侶與哲學家》這樣的好書，需要深沉的安靜，才可以全然領會。～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林東茂

◆《僧侶與哲學家》是一場智識的饗宴，充滿生動啟發性的想法，探討人類最深層的問題。～《EQ》作者 丹尼爾‧高曼

◆這些對話極具深度，並不簡單，兩位對談者的認真態度和學識涵養令人激賞。～《紐約時報》

◆此書生動活潑且論理嚴謹，指出了當今佛教在歐洲和美國大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法國《快訊》雜誌

譯者序
一座搭在東、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橋梁
賴聲川

當自己的愛子養到二十幾歲，拿到生物學博士學位，正要展開充滿各種輝煌可能性的人生時，突然有一天，他告訴你，他要出家，而且是要到遙遠的喜馬拉雅山，你會做何感想？

法國著名哲學家及政治評論家，法蘭西德院院士尚．方斯華．何維爾，就碰到這個人生中極為特殊的難題。他的兒子馬修在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老師的教導下，以極優異的成績拿下博士學位，已經開始走向生物學界革命性的突破，突然之間，他決定放下這一切，放下他燦爛的家世（除了父親之外，母親是藝術家，舅舅是世界著名的探險家），到遙遠的國度，披上袈裟，剃髮為僧。

佛教……西藏……印度……尼泊爾……藏傳佛法……金剛乘……喇嘛……我們可以想像二十多年前，這些名詞對一位西方哲學家是多麼的陌生而遙遠。但是尚．方斯華必須面對，因為他兒子走了，去這些遙遠的地方，迎接這些陌生的事情。

馬修當年的決定，並不是因為他遭遇到什麼不如意或困境。簡而言之，他看到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一種充滿意義，令他振奮的生活方式。從小，因為他父母的關係，他有機會接觸各種著名的思想家及藝術家，包括超現實主義大師布列東、音樂大師史特拉汶斯基、舞蹈大師貝俠特等，而他研究所的指導老師就是諾貝爾獎得主賈克柏。馬修如果想在世俗中走完人生這一遭，成績必定是可預期的優秀、燦爛。但，馬修卻說：

「我一直有很多機會接觸許多極有魅力的人士。可是他們雖然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天才，但才華未必使他們在生活中達到人性的完美。具有那麼多的才華，那麼多的知識和藝術性的技巧，並不能讓他們成為好的人。一位偉大的詩人可能是一個混蛋，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可能對自己很不滿，一位藝術家可能充滿著自戀的驕傲。各種可能，好的、壞的，都存在。」（本書第一章）

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光陰裡，這一對父子各自在選擇的領域中努力。尚．方斯華編輯法國最具影響力的週刊、寫書。他所撰寫的知識性論述成為世界性的暢銷書籍，評論現代民主體系，《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早已成為現代政治評論的經典之作。

而馬修同樣在二十幾年之後，交出了一份迥然不同的人生成績單。閉關、修行，有十二年光陰，他朝夕跟在本世紀最偉大的藏傳佛法老師之一—頂果．欽哲仁波切身邊，直到欽哲仁波切一九九一年圓寂為止。現在，他是達賴喇嘛的法文翻譯，自己也出版了許多本佛法書籍的翻譯本，而他與生俱來的藝術才華並沒有浪費：多年來，馬修用他的攝影鏡頭捕捉他周邊經常令人不可思議的人與物，拍攝喜馬拉雅山區以藏傳佛法為中心的生活及祭典。記錄他老師欽哲仁波切的攝影作品《證悟之旅》，前幾年以精裝書問世，頗受好評。

法國媒體一直對這對父子抱持好奇而不解的眼光，無法了解尚．方斯華和他出家兒子之間的關係，甚至有報導傳出父子之間二十多年來斷絕了關係，未曾說過話的謠言。於是出版家安排了一次父子對談，讓兩人開懷暢談，討論當年馬修離家的原因及心情、討論他們定義中的生命意義、東西方哲學的異向、西藏的命運、人類的未來……這些對談成了這本《僧侶與哲學家》，是一次極富感性的理性對談，兩位知識分子之間，一對父子之間。

至於為什麼是我翻譯本書，簡而言之，是馬修指定的。這並不意味我把這次翻譯工作視為一個因朋友拜託而做的事情，反而以極大的熱誠擁抱任務，投入翻譯工作。

我和馬修認識多年。雖然我沒有馬修的良好因緣，可以和欽哲仁波切朝夕相處十二年，但欽哲仁波切一直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老師，是因為欽哲仁波切的關係讓我們互相認識。在欽哲仁波切圓寂之後，有一次馬修到台灣來，在我們家住了一段時間。幾年前，當馬修的攝影作品《證悟之旅》在美國出版，他曾邀請我幫忙出版中文版。可惜因為牽涉到攝影作品印刷問題，無法與原出版商談妥合約事宜。去年（編按：本文寫於一九九八年），《僧侶與哲學家》出版了，馬修透過先覺出版社的同仁表示，希望我幫忙做翻譯工作。雖然我曾任專業翻譯，但佛法的翻譯是另一種挑戰，對錯差距可能造成一位修行者在修行上的偏差，責任非常重大。因為我有太太丁乃竺在身邊，就不必擔心這方面的問題。事實上，沒有她的幫忙，仔細校對，這本書的翻譯是無法完成的。另外要感謝藏語顧問張惠娟女士，以及幫我整理稿子的戴若梅和仇冷。

翻譯過程中，我和馬修一直通電子郵件，有一次，我跟他說：「不知為什麼，我感到你『指定』我翻譯這本書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感到這和我們跟欽哲仁波切的緣分有關。在他這一生中，你完成了你和他之間的緣，可惜，他在世時，我只是開始意識到我的緣。」

馬修回覆說：「是的，真奇妙，在一方面，欽哲仁波切一生中所織出的關係，到現在仍然持續的在開花！」

《僧侶與哲學》法文版出版後，已翻譯成二十幾種語言，影響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東、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橋梁，用聆聽的、容忍的、溫和的方式疏通雙方，讓東、西方人各自照鏡子，看看自己，看看我們這個世界，這個時代。

中文版出版前夕，我旅行到印度菩提迦耶，佛陀證悟之地，與馬修相會，並參加一次研習會。從台北一路的飛機上，我仍忙著做最後的校閱。進德里機場，過海關時，在擁擠的隊伍中，我旁邊站了一位法國女士。我驚訝的發現，她手上抱的正是《僧侶與哲學家》法文版。我向她招手，取出我包裹的英文版和中文譯稿給她看。驚訝之餘，我們互相會心的微笑，彷彿明瞭彼此從此書中所得到的深切收穫。但願中文版讀者能夠得到我在翻譯過程中所得到跟感受到的一切。

譯者序　一座搭在東、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橋梁　賴聲川
前言　我們在加德滿都山上的對話
一、從科學研究到心靈探索
二、宗教或哲學？
三、黑盒子中的鬼魂
四、心的科學
五、尋找實相
六、改造世界或改變自己？
七、佛教和西方
八、宗教和世俗的心靈性
九、追蹤暴力的根
十、智慧、科學和政治
十一、世界頂上的紅旗
十二、佛教的衰退與復興
十三、信仰、儀式和迷信
十四、佛教和死亡
十五、個人至上
十六、佛教和心理分析
十七、文化影響和心靈傳統
十八、進步與創新
十九、僧侶對哲學家的問題
哲學家的結論
僧侶的結論

一、從科學研究到心靈探索
尚．方斯華（以下簡稱「父」）：首先我們應該澄清一件事：這本書不是你的構想，也不是我的。是出版社聽說了你的故事，又知道我是你父親，認為如果我們兩個能夠坐在一起比較我們的觀點，會是很有趣的事。讓我先提供一些細節資料：你當初非常成功地拿到生物學的博士學位，在賈克柏門下成為一位優秀的研究生，在巴斯特學院做了許多年的研究。後來你在巴黎大學理學院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包括賈克柏以及其他著名的生物學家，他們頒給你特優的博士學位。我們以下要進行的對談為什麼會有趣，是因為你受過歐洲及西方科學文明最高層次的訓練，同時，或許可以說同步地，你又擁抱了生根於東方的哲學或宗教，就是佛教。在此我們應該澄清，當時你擁抱佛教，並不是想在你的生活之外增添什麼額外層面，也不是想依照西方標準的模式，在你的生活和事業之上，附加某一種宗教信仰。反過來，你根本放棄了你的事業，為的是全然投入佛法的修行。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要做這個決定？為什麼？

馬修（以下簡稱「子」）：我從事科學研究，主要是源自對事物探索的熱忱。之後所做的一切絕不是在否定科學研究，因為科學研究本身是一種迷人的追尋。然而，我突然發現這種研究，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生命最基礎的問題，甚至我發現科學研究的目的也不在解決生命根本的問題。簡而言之，科學雖然很有趣，但是不足以讓我的生命有意義。到後來我發現做研究就是在細節中不停打轉，我再也無法想像我整個生命要獻給這樣的工作。同時我越來越被心靈生活所吸引，認為可以把它當作一種「心靈科學」。

剛開始我對心靈的興趣還不是很清楚，所受的教育毫無宗教性，也不是基督徒。在對宗教一無所知的情形下，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外人，於是當我有任何機會進到教堂或碰到修士的時候，心中總懷著一種崇敬的畏懼。後來，在我青少年時期，開始看很多不同宗教傳統的書，像是基督教、印度教、回教的蘇菲教派，有趣的是，我並沒有看到什麼關於佛教的書。在那個年代，也就是六○年代，西方沒有幾本真正忠實的佛法翻譯本，所能找到的少數幾篇論文和翻譯，大多以滿笨拙的方式，一直重複西方在十九世紀對佛法的扭曲看法，認為佛法闡述的是一種虛無主義，對世事抱著不聞不問的態度。要感謝我舅舅，著名的個人帆船選手賈克．伊夫．勒杜梅林介紹我認識法國形而上學家賀內．給儂（René Guénon）的著作。這一切刺激了我，培養了我對宗教上知識性的好奇，但是卻沒有把我引向更具體的作為。對我而言，一切都還停留在很知識性的層次。

父：你說「知識性」，是什麼意思？

子：我發現讀這些充滿意義的書，給了我一種很深的滿足感，也開放了我的思想，但並沒有為我帶來什麼內在的轉換。

父：你這個時候幾歲？

子：大概十五歲左右。我當時也讀了一些拉瑪納．瑪哈喜（Ramana Maharshi）的訪問錄。據說他是一位已經證得無二究竟心性的印度智者。不過真正啟發我對佛法的興趣是在一九六六年……

父：你那時候大約二十歲。

子：我那時候還在念大學，正要到巴斯特學院做研究。在這個時候，我正好看到一個朋友，阿諾．德扎丹正在剪接的紀錄片。他所拍攝的紀錄片是關於幾位偉大的西藏喇嘛，為了逃避中共入侵而逃亡到喜馬拉雅山南麓，從喀什米爾到不丹。阿諾去了那個地區兩次，帶了一位非常優秀的導遊和翻譯，近距離地拍攝了這些大師的活動。這些影片非常令人震驚。在那段時間有另一位朋友，勒柏耶博士，剛從印度大吉嶺回來。在那兒也結識了其中幾位喇嘛。那時我正修完一門課，剛好可以休息六個月再開始進行研究工作。那是嬉皮的時代，嬉皮們喜歡以搭便車或乘坐一部破雪鐵龍國民車的方式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當時我深深被東方武術吸引，也曾經想要到日本去。但是看到阿諾和勒柏耶所帶回來的影片，聽到他們的描述，就讓我決定直奔喜馬拉雅山區，不做他想。

父：搞了半天是阿諾的影片引發了一切。

子：他拍了好幾部影片：《西藏人的訊息》以及《喜馬拉雅：平靜之地》（此部包含了兩部影片，《智慧之子》和《瑜伽之湖》），長度加起來總共有四小時，影片中有很長一段是關於剛從西藏逃出來的佛教大師。透過影片，我看到他們的長相，他們說話的姿態，他們所教導的內容。這些影片非常活潑，也深具啟發性。

父：電視播過嗎？

子：有，一九六六年之後播了好幾次，最近還出了錄影帶１。實在是非常驚人的紀錄片。

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加強了對西藏的鎮壓。那些西藏喇嘛是那時逃出來的嗎？

子：事實上，有能力逃出來的早在五○年代就出來了。因為觀念無法溝通，西藏與中國實質上在一九一五到一九四五年之間已經斷絕了外交關係。西藏是有政府的，並且和許多國家有正式外交關係。後來，慢慢地，中國人開始滲透西藏，官員開始去訪問。他們說對西藏人民和文化有一種親近的感覺，甚至到寺廟裡去供奉。他們承諾要幫助西藏現代化，但是卻從一九四九年起，對西藏發動軍事侵略，從東邊康巴區開始。侵略者毫不留情，一年一年過去了，目標越來越明顯：他們就是要征服西藏中部，奪取政權，俘虜達賴喇嘛。於是達賴喇嘛在一九五九年逃亡到印度。在他逃亡之後，中共立即封鎖所有的邊境，接著展開一段殘酷的鎮壓。男人、女人、甚至兒童，被關到監獄裡，或是被送去勞動集中營。在中共入侵之後，死了超過一百萬的西藏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些是直接被殺死，有些是在監獄和勞動營裡受盡飢餓和酷刑的折磨之後死的。龐大的濫葬崗被填滿。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六千多座寺廟被破壞，幾乎是全數，寺廟內的圖書館被燒燬，神像被搗爛，壁畫遭摧殘。

父：什麼?!六千座?!

子：是的。被摧殘的名單上有六千一百五十座寺廟。想一想，西藏的寺廟就是西藏文化的保存地！這令我想起歌爾林所說的：「我一聽到『文化』這個詞，我就把手槍掏出來。」在人類歷史中，恐怕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超過西藏的紀錄：百分之二十的人民是出家人—和尚、尼姑、在山洞裡閉關的隱士，以及在寺廟中有學問的指導喇嘛。在西藏，生命的主要目標不用懷疑，就是心靈的修持。連同一般百姓都把自己世俗的活動放在次要的位置，不論多麼的重要，也無法跟他們的心靈生活相比。整個文化以宗教為中心。所以說，摧毀知識中心和文化寶庫的寺廟，等於就是在毀滅西藏文化的根和靈魂。但是西藏人後來證明，他們的意志力是無法被摧毀的。中共的微笑、金錢、宣傳手冊、酷刑和滅種行為，全盤的計謀都無法改變西藏人的心。西藏人保存文化和恢復獨立的希望沒有動搖。

父：我們回到你的故事。我們剛談到阿諾．德扎丹的影片。你說你看完了之後留下了很強烈的印象。為什麼？

子：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他們的身上反映出他們所教導的一切。他們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氣質。我沒有辦法說出直接的理由，但是總而言之，最被感動的就是他們符合「聖人」的理想、完美的人類、智者。這種人在今天的西方簡直是很難找得到的。他們符合我心中聖方濟（St. Francis）的形象，或者是古代偉大智者的形象，但是這些人都屬於遙遠的過去。現在的人沒有辦法去見見蘇格拉底，聽聽柏拉圖的辯論，或是在聖方濟的膝下聆聽他的教導。但是突然，有一些似乎是智慧化身的人士出現在我面前，我對自己說：「如果人有辦法達到完美的境界，就一定是這個樣子。」

父：我覺得你剛才下的定義非常有趣。其實西方古典時期哲學的特色，理論和實際是一體的。對於古代的哲學家，哲學不只是一種知識性的教導，不光是一種理論，一種對世界或生命的詮釋。哲學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哲學是老師和弟子必須在生活中實踐的東西，而他們實踐的程度，絕不低於他們在對話中所闡述的理論。所以你見到西藏喇嘛所受到的感動，其實是一種存在於西方哲學泉源的概念。這也就是為什麼一直到羅馬帝國結束，尤其是在馬卡斯．奧瑞利俄斯（Marcus Aurelius）的時期，哲學家為許多重要人士扮演眾多角色：聽者、老師、輔導員、精神支持者，以及啟發者。這個時期正是歷史學家勒南稱為「哲學家當政」的時代。所以你談到的其實也是曾經在西方存在過的一種態度：哲學家並不滿足於教導本身，而是要有能力把所教導的反映出來，在自己的生活中以身作則。說實話，一個哲學家實際上能不能真的活得這麼完美，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種哲學性的概念，經常也可以引用在宗教上。西方古典哲學通常包含宗教層面，因為它也是一種個人得到救贖的方式。伊比鳩魯派（Epicurean）有這種看法（雖然在現代用詞中，「伊比鳩魯派」所含的 epicure 一字，反而是漠視任何心靈層面的意思）。西方哲學裡面一向有雙重的需求，需要發展理論，同時要在生活中去實踐，實際的融入那個理論。所以說在古典哲學的時代中，西方和東方沒有根本上的差距。

子：沒錯，但是有差別。西藏佛教大師並沒有意思要發展出一種新的理論，反而是想忠於上千年的心靈傳承，成為有成就的繼承者。不論如何，對我而言，當時得知有一個純正的、活生生的傳統在世界上，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安慰，而這個傳統就擺在那兒，你只要去要，它就可以給你，就好像有人收藏了許多的美麗物品，攤開來展示給大家。

父：可是這些美麗的物品到底帶給你什麼？這套理論帶給你什麼？隨便找一個古老的教條，然後去實踐它，融入它，是不夠的。這個教條必須要有價值！

子：我當時並不太清楚佛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單單看到那些智者，雖然只是透過影片，已經在我心中種下對完美的感動。與我之前的其他生活經驗相比，它是一種希望的泉源。在我成長的世界中，因為你的關係，我曾經結識過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劇場人；因為母親（畫家雅尼．勒杜梅林）的關係，我認識了布列東、貝雅爾、蘇拉吉等著名的藝術家和詩人；因為舅舅的關係，我認識了許多著名的探險家；因為指導教授的關係，我認識了在巴斯特學院授課的偉大科學家們。我一直有很多機會接觸許多極有魅力的人士。可是他們雖然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天才，但才華未必使他們在生活中達到人性的完美。具有那麼多的才華，那麼多的知識和藝術性的技巧，並不能讓他們成為好的人。一位偉大的詩人可能是一個混蛋，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可能對自己很不滿，一位藝術家可能充滿著自戀的驕傲。各種可能，好的、壞的，都存在。

父：我記得那個時候你也對音樂、天文學、攝影和鳥類學都有興趣。你二十五歲的時候寫了一本關於動物遷移的書，曾經還有一段日子，你深深的陷入音樂的世界。

子：沒錯。我有機會結識史特拉汶斯基和一些其他偉大的音樂家。我很幸運有這麼好的機會，認識這麼多西方世界被讚賞的人士，然後又有機會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斷，去問自己：「這就是我要的嗎？我是不是希望自己像他們？」我總有一種缺少了什麼的感覺。雖然我很仰慕他們，但我卻注意到一件事：這些人雖然在他們的個別領域中有特殊的才華，但是不見得搭配一些最簡單的人類美德，好比說利他思想、善良，或者誠懇。反而那些西藏大師的影片和相片讓我看到一種非常不同的感覺，讓我被那些西藏大師吸引住，他們生活的方式似乎就反映了他們所教導的一切，於是我就決心去找他們。

我另外一位朋友布魯雅特也有相同的感覺，一種好像某樣東西突然到位了的感覺。當時他正準備考試，要進高等師範學院，聽到了德扎丹在一次廣播上說的最後幾句話，內容類似：「我認為世界上僅存的偉大智者，完美心靈的活生生寫照，就是流亡到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的西藏喇嘛們。」他當場也決定要去見他們。

我買了一張便宜機票，前往印度。當時我幾乎不會講英文，小時候你一直認為我學德文、希臘文，以及拉丁文更重要。這些其實都比英文難，但是你一直說我反正自然而然也會學會英文。最後你是對的，但在這個過程中，我早已把所學的德文和其他的一切都忘掉了。我到了新德里的時候，口袋裡放了一本小字典，在行程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難，買了一張通往大吉嶺的火車票，好不容易到了那裡，越過最美麗的喜馬拉雅雪山。我手裡拿著一位耶穌會神父的地址。勒柏耶博士留給他一筆錢，為了要支持一位幾年前逃亡到印度的藏傳佛教喇嘛康居仁波切。當時他和家人同住在一個小木屋中，生活非常簡單，木屋中存放了所有他從西藏救出來的書籍。在我到達的同一天，康居仁波切的兒子正好來到耶穌會那裡。於是老師的兒子帶我去見老師。接著三個星期我就待在那裡，單純地待在他面前。那是一個極深刻、永生難忘的經驗。他當時已經七十歲，身上散發出善良和慈悲，背對窗戶坐著，窗外是一片雲海。我整天都坐在仁波切對面，感覺到正在做人們所謂的「打坐」，換句話說，就是在他面前單純地收拾自己。他沒有教我什麼，幾乎沒有。他的兒子貝瑪汪加活佛會說英文，但是我幾乎一個字都聽不懂；單單仁波切的存在，他的人，給了很深的影響，從他體內散發出來，那種深度、力量、平靜和愛，讓我的心打開來。

之後我繼續旅行，我到了喀什米爾。在印度，我生了病，得了傷寒，就掉頭回家。在大馬士革我停了下來，我對自己說如果不去看看這些國家，就是個大笨蛋。我繼續坐火車和公車往回走。看到了偉大的蘇菲聖人伊本．阿拉比的墓、敘利亞的騎士堡壘、伊斯坦堡的清真寺。旅程後期用搭便車的方式到達杜那斯修道院，在那冰涼的、平靜的、無人的教堂內打坐。外面，法國八月份的度假人潮正在回家的路途上，把所有的主要道路都塞滿了。最後，我實在沒有體力了，搭了一班火車回巴黎。那次旅行對我而言是一次激烈的身體顛覆，以及一次重大的內在啟發。我從印度回來以後，第一年在巴斯特學院做研究的時候，才真正理解到那一次跟我老師見面是多麼的重要。他身上那些特質，不斷地回到我的思緒中。我漸漸了解我已經找到一種可以激勵自己生命的方式，讓我的人生有方向和意義，雖然我說不出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