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與抗爭

周非（筆名）

本名周飛，一個時代的思想者，學自然科學出身，曾長期從事經濟管理工作。自八○年代起，作者將文、史、哲、經貫通起來，從梳理中國傳統文化開始，致力於文化問題的研究與思考。2006年，作者在清華園中完成第一本專著《拷問歷史》，出版後被譽為「思想臥龍」；2009年出版的《非議歷史》，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歷史按文化發展的脈絡劃分為十個時代，揭示了「智謀文化」和「大一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影響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的發展；2010年，抱著要「還諸子百家本來面目、為中國文化正本清源」的目標，完成並出版了《諸子百家大解讀》，以大視野、大背景、大系統，對諸子百家進行了重新分類和解讀；2011年推出了《中國神話的文化解讀》，提出「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要從復興中國神話開始」；2012年初，《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在大陸出版，旋即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被專家和媒體評選為「2012最值得期待的十本好書」之一。周非在工作之餘，還在大學兼職授課，建有「周非文化創意工作室」，並著有多部電影、電視劇及動畫片劇本。

前言
關於知識分子
周非

知識和知識分子都是外來詞。所謂知識（英文knowledge），一般是指人類在實踐中獲得的認識和經驗。人與動物的不同，是人能在本能之外，不斷獲得知識、積累知識、傳承知識、運用知識。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就是對知識擁有和運用的程度。

那麼，簡單地說，知識分子就應該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和運用者。

由於對知識的價值認識有差別，對知識的運用就有了選擇。認定知識的價值、選擇知識的運用，往往是統治者。這樣，西方的一些知識分子就提出來一個「知識分子良心問題」。即知識分子從人類真、善、美的立場出發，應該對知識的價值有一個認定，當這個認定與統治者、世俗者的認定有矛盾時，知識分子應該堅持自己的認定、反對統治者的認定。這種堅持與反對，就叫做知識分子的良心。

如此一來，我們就應該在上述定義上，加上一條：捍衛者。

這樣，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應該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

知識分子在漢語裡有許多相似的稱呼，卻沒有完全相應的辭彙。最接近的詞是文人。但這個詞歧義很多。比如，文人與武夫就是一個對立的詞，漸漸地，軍事家就不為文人這個概念所容。如今，人們在文人的基礎上，又創造了一個文化人的概念，文人似乎就是指文化人。但文化這個詞，外延也在不斷縮小，先是將政治、軍事排除在外，繼而又將科學技術等排除，最後似乎只剩下文學藝術了，因而，文化人往往就只能特指那些文學藝術工作者了。

除了文人、文化人之外，古代還有讀書人、書生這兩個詞。顯然，讀書人和書生也是不能等同或接近知識分子的。因為讀書人、書生，最多只能指知識的傳承者，更何況中國古代多數讀書人，專門讀儒家聖賢書，他們中的多數人，讀書的目的，並非是探索、傳承知識，而是通過科舉去獲取功名。

漢代以後，中國人又用儒生一詞，泛指文人和讀書人。我們當然不能用儒這個詞，來對應知識分子。

現在國內最流行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說法是「社會的良心」或「社會的良知」，其中呼聲最高的是關於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這些概念，一般認為是起源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 Confino）曾在此基礎上，將知識分子特點歸結為五條：一是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諸方面）都抱有深切的關懷；二是有自覺的責任感，因此認為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三是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四是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他們都覺得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五是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士、士大夫，倒是最接近知識分子概念。可是，這樣定義知識分子，也把概念弄得太狹義了，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不具有普遍性。

實際上，上面這種觀點，涉及到知識分子品格問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對知識進行探索、承載、傳播、運用和捍衛中，需要的條件相當多，其中就個人品格而言，首先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僅僅從個人的欲望出發，在對知識的探索、承載、傳播、運用或捍衛過程中，就會發生價值的偏差：在探索中，會不關心人類的幸福、社會的進步，在承載中會選擇性地取有利於自己的知識、捨棄不利於自己的知識，在傳播和應用中亦然，當然，對真善美的知識也就不會捍衛。其次，要敢於張揚個性，推崇創造。第三，要敢於、善於與不利於知識的探索、承載、傳播、運用的外在環境做抗爭。

世間有許多違反知識的因素，要而言之，有五種：人類過度的欲望、統治者的自私、生產資料占有者對利益無止境的追求、世俗享受者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消極者對生命無視。因此，知識分子有五大責任：批判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統治者的獨裁、生產資料占有者的貪婪、世俗者的墮落、消極者對生命的無視。批判的同時，一定要建設，要鋪設人與大自然和諧發展的康莊大道、創立人間治理的民主方式、建立實現財富增長的合法手段、有利於身心健康的娛樂享受以及尊重個人愛護生命的信仰。

所以，評判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要看他探索知識的程度和對人類發展的價值、承載知識的廣度和厚度、傳播知識的受眾面和受眾的接受程度、運用知識的深度和效果、捍衛知識的態度和力度。其中，第一條中，獨創性最重要；第二條中，建立知識體系最重要；第三條中，影響力最重要；第四條中，對文明進步和人類幸福的貢獻最重要；第五條中，具有特立獨行的品格最重要。

他序
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
賀雄飛

當我打開周非的這部新作時，想起了這樣一句猶太諺語：「如果你想在冬天躲雨，就造一個茅屋；如果你想在許多個冬天躲雨，就造一個石屋；如果你想讓後代記住你，你就造一座環繞城市的圍牆；如果你想永垂青史，就寫一本書吧。」我為周非先生的另外兩本專著《拷問歷史》和《非議歷史》也曾做過「接生婆」，但幾乎沒寫過任何文字，儘管那兩本書也寫得非常不錯。在審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的內心油然而生出一種強烈的自豪感，這本書將使作者名垂青史。

古希臘的「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波斯戰爭》中，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他的事業的目的在於，保存那由於人而存在的東西，使其不致為時間所湮沒，賦予希臘人與野蠻人光榮，賦予令人讚歎的行為以充分的頌揚，使後世能夠紀念他們，並使他們的榮耀光照數個世紀。」這句話告訴了我們這位西方「歷史學之父」的主要史觀，但並不是歷史學要告訴我們的全部。亞里斯多德曾明確的向我們保證，人類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的物種來說，擁有通過生命周而復始循環的不朽性，在生死變換之間體現了他們的永恆存在。但是，中國歷史書中出現的許多人物都被無限放大了，而且體現的並非人類的偉大品格和智慧，正如凱瑟琳‧莫蘭（珍‧奧斯汀小說《諾桑覺寺》的女主角）在談論歷史時說道：「我總認為，要說歷史是枯燥無味的，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歷史是編造出來的。」中國的史書尤其如此。這回周非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用輕鬆的筆墨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起源和座標點談起，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過程說得一清二楚，從士到策士，再到謀士、進士和名士，不僅闡釋了知識分子的功能和精神追求，還揭示了他們的痛苦和迷惘，以及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與抗爭，並在瀟灑之後自甘墮落。同時還揭露了二千多年來，統治者對思想異己的殘酷鎮壓和無情打擊，以及通過「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把他們從「百家爭鳴」弄到噤若寒蟬，直至徹底沉淪與墮落，變得只會說大話、謊話、牢騷話和馬屁話，大多沉溺於「酒色溫柔鄉」與「白日夢」，最後由歪門徹底拐入邪道。與此同時，中國的學術思想也一直在衰退，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從儒學到理學，從「格物」到「致良知」，從經世致用到我注六經，再到對經典的捨棄、篡改、偽造和歪曲，不僅沒有新思想的影子，連基本的底線都沒有守住。這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知識分子莫大的悲劇，也是對古希臘歷史追求人類不朽光芒的巨大反動。

中國許多史學家所謂的「史學」，其實是對中國歷史細枝末節的娛樂化演繹，唯獨缺少的是獨特的史觀和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特別視角。周非先生的這本書則不同，他穿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彷彿一頭闖進古董店的公牛，用牠尖利的犄角頂撞了傳統的堡壘，不僅是對中國歷史的另類解剖，也是用理性的光芒反思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與沉淪，既是一曲悲壯歷史的輓歌，也是一首中國知識分子的安魂曲。正如吳思先生在他的新作《我想重新解釋歷史》一書中所言，「創造理論好比是蓋房子，理論的地基要打到單細胞生物，因為在根子上所有的生物都源於單細胞。單細胞生物存在的問題，生命展開後出現的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到那個根源。順著單細胞生命演化的思路，物質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都能得到解釋。」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對絕對真理價值觀與生命信仰的捍衛。知識分子最核心的靈魂就是：人生的終極意義在哪裡？怎麼安身立命？怎麼樣讓人生意義最大化，怎麼樣走入人類精神的永恆和不朽。知識分子的真正功用，就是為社會提供他們觀念的產品，這些產品有助於人們更準確的把握事實的真相和建構新的價值體系。

每一個知識分子最終都會在歷史的審判臺上接受檢驗，一切的盛世繁華和功名利祿都彷彿過眼煙雲。誠如耶穌所云，「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它的美榮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的道路是永恆的。」後來，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問一位歷史學家：「您能用最簡明的語言，把人類歷史濃縮在一本小冊子裡嗎？」這位歷史學家回答說：「不必，只要四句德國諺語就夠了。一、上帝讓誰滅亡，總是先讓他膨脹。二、時間是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盜花，結果卻使花開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見星光。」用一句猶太聖典《塔木德》中的格言說就是：「人的眼睛是由黑白兩部分組成的，可是神為什麼要讓人透過黑的部分去看東西呢？因為人生必須透過黑暗，才能看到光明。」而要用佛教來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的話，那就是世界萬物皆有因果。中國歷代的思想者和知識分子都將接受歷史和上帝的審判。

沉淪意味著新生，當代的知識分子站在先哲的肩上，應該給出更加滿意的答案。

是為序，與周非先生及廣大讀者共勉。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出版家、猶太教育研究專家，南開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賀雄飛
□前言：關於知識分子／周非

第一章　座標點
遠古的記憶　偉大的傳統
知識分子的樂園
獨立之精神──諸子蜂起
自由之思想──百家爭鳴
一個讓人神往的地方

第二章　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
蛻變的脈絡
士：道德君子、言行義士
策士：由學而術，功名至上
謀士：圍繞帝王，盡心盡力
進士：讀聖賢書、謀功名事
名士：抗爭無力、清談無益

第三章　獨立精神的萎縮
李白式痛苦：一個命題的提出
逍遙於自由自在的精神王國
堅持自己的生存方式
迷途知返
「功名，還是自由？」這是個萬難的問題！
怎麼也不肯離開官場
瀟灑之後還是要回到功名上
不得其門而入便自甘墮落

第四章　迫害史
聖人也殘暴
獨裁者的焚書坑儒
中國書籍的厄運
科學家的悲慘遭遇
文字獄

第五章　沉論與墮落
大話、謊話與馬屁話
文人牢騷尋常事
清高、傲慢與文人相輕
沉溺酒色溫柔鄉
由歪門到邪道
白日夢

第六章　學術思想的衰變
中國的學術思想一直在衰變
從「學」到「術」：戰國「百家」的急功近利
從百家爭鳴到大一統：漢初學者們的「為帝王謀」
對經典的捨棄、篡改、偽造、歪曲
無人相繼的「絕學」
信仰追求與神學研究
從「道統」到理學
從理學到心學
從經世致用到考據

第七章　特殊時代
元朝的正統地位
空前絕後的開放
發達的經濟
昌盛的文化
「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許衡
中國最偉大的科學家郭守敬
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關漢卿
小結

第八章　淪亡之後
全面淪亡的時代
李贄形成不了新思想體系
黃宗羲們無法設計出新制度
方以智無法創立新知識體系
四大救國存亡運動必然失敗
新文化運動的實質只是複製，而不是復興

第二章
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從士到策士、再到謀士、最後到進士，逐步喪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蛻變，直至淪亡。
 
蛻變的脈絡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探索者、知識的承載者、知識的傳播者、知識的運用者和知識的捍衛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戰國以後，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卻逐步喪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蛻變，直至淪亡。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需要知識分子為他們出謀劃策。他們利用知識分子的方法有兩條：一是設立選官之法，以高官厚祿誘之；二是利用儒家思想，教導知識分子們：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為天下做貢獻。而天子是天意的代表者、天下蒼生的主宰者，所以，他們應該為天子竭忠盡智。這樣，隨著朝代的更替、集權的加強、意識形態的日益狹隘，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就由「士」蛻變為「策士」，再由「策士」蛻變為「謀士」，最後，又由「謀士」蛻變為「進士」，而且，「進士」們所學習、掌握、運用的知識也變得越來越狹隘、虛假。所以，傳統上，中國對知識分子的稱呼，有多種多樣，如文人，這是指他們不會「武」；讀書人，是說他們只會讀書；士大夫，指做官的文人；士子、舉子，是考功名的文人；秀才，是以讀書為業的人，等等。

第一步，在戰國時代，很多士從君子義士蛻變為策士。士和策士，都是一些有追求、有本領、有修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區別在於：一是「追求」不同，士追求的是獨立的、公共的目標，策士追求的是附庸的、個人的目標，策士為了實現個人的富貴，已經不顧自己的初衷、不擇手段、不問正義了；二是「本領」不同，策士在具有真本領的同時，需要加上能言善辯、見風使舵、機詐巧變了；三是「修養」則更不同，士是重道義、重氣節的，而策士則是目的至高無上，道德底線下沉。

第二步，到了天下大一統的漢代，策士們失去了朝秦暮楚的土壤，只能為一個帝王謀（為朝廷謀、為劉氏天下江山謀），這時，策士就蛻變成了謀士。謀士在追求、本領、修養三個方面也有改變：追求的目標，大而言之是天下太平、國家富強、政權穩固，小而言之，就是自己有地位（舞臺）、有功名、有發言權；在本領上，主要是看買家，因為這時，只有一個買家──皇帝。皇帝尊儒，就學五經；皇帝好道術，就談鬼神；皇帝要奇謀，就學太公陰符。在個人修養上，以朝廷的倡導為依據，或忠或孝，不惜做假、講大話、打保票。

第三步，隋唐建科舉制，謀士們進一步隨之而蛻變為進士。一個「進」字，道出了它的實質：爭當帝王的奴才、爪牙，他們的追求，就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的本領就是掌握敲門磚──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他們的修養就是存天理、滅人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元明以後，朝廷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們所讀的書、所寫的文章，內容日趨扁、窄、虛，其追求、本領、修養，也就可想而知了。

謀士、進士之外，畢竟聖賢書讀多了，有人以孔教徒自居，感到朝政腐敗、官員貪婪，行為與聖賢教導相距甚遠，為了維護聖人們建立的倫理綱常，他們開始與朝廷有了分歧，或對抗、或冷眼、或嘲諷、或清議，這就是所謂的名士。但這些人與西方的反對黨有本質區別，他們的言論，與所謂的「自由言論」、輿論監督更是大異其趣。

至此，還有什麼科學研究呢？還有什麼民主制度的探索與發現呢？還有什麼人格的獨立呢？畢竟，真正做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個別人，而這極個別的人因為沒有信仰、沒有獨立、沒有方法、沒有土壤、沒有條件，也就不會有所成就。邵康節窮天地之理，流變為算命；朱熹格物致知，得出聖人已經說出了一切，只要讀聖賢書就行了；王陽明致良知，只叫人「悟」，再不用刻苦學習、思考了。

這時，有些人看到了外面的風景之角，大呼這時已經是「萬馬齊喑」，要趕快「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哪裡去找人才呢？主流知識分子已經淪亡了！

……
 
第三章
獨立精神的萎縮

獨立性，這是知識分子履行使命的必備品格和條件，但是，「功名，還是自由？」在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裡，卻成了知識分子們萬難的選擇。物換星移、朝代更替，獨立精神竟然逐步萎縮，直至不見蹤影。
 
李白式痛苦：一個命題的提出

為了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性問題，我創造了一個「李白式痛苦」的命題，表達的意思是：知識分子處在功名與自由之兩難選擇境地的痛苦。

一千多年來，很多人認為，李白的痛苦是當不到大官，因為他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但他的理想又是「大濟蒼生」，不當大官，怎麼去實現這種理想呢？所以，他痛苦！

我以為，這一點結論，是小看了天才李白。李白其實有兩大追求──所有知識分子都應該擁有的兩大追求，只是在李白身上反映得最突出，這兩大追求就是：自由與功名。當然，李白對功名的追求，是為了「大濟蒼生」，而不是為了個人富貴，這一點，是他人格高於一般熱衷於功名者的地方，屬於境界問題。歷來研究李白的人，多說李白有道家之風，李白想當官，又想成仙。其實，想當官，就是追求功名；想成仙，就是為了自由。然而，這兩者之間，在傳統社會裡，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功名之路，已經被官家壟斷，要想當官，就得犧牲自由、犧牲個性，按官場規則（包括潛規則）說話做事；反之，要想張揚個性、獨立特想，不說與官家作鬥爭，至少也不能進入官場。李白後期，多次想過要捨棄當官的念頭，但在「三不朽」思想的支配下，他怎麼也捨棄不了。想捨棄而捨棄不掉，多麼痛苦啊！所以，李白的痛苦有兩個層次：低層次是當不到大官，實現不了「大濟蒼生」的理想；高層次是為了自由，想摒棄當官的念頭而摒棄不掉！

就這樣，李白處在了功名與自由的萬難選擇之中！

我們來剖析李白的一首著名的關於月亮的詩，這首詩的題目叫做〈月下獨酌〉，全詩如下：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千古以來，人們將這首詩看作是大詩人寂寞獨飲的一個寫照：李白很孤獨，「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但浪漫的李白與眾不同，他「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於是乎，李白、月亮、影子三者交織在一起，來了一場「盛宴」。

但如果將這首詩看成是「李白式痛苦」命題的一種象徵，則其意象，立刻深遠起來。

這首詩正好可以作為李白身處兩難境地的一種寫照：明月代表自由，影子代表功名。自由如同明月一樣，高高在上，讓人無限嚮往，但可望而不可及；功名卻像影子一樣，相伴相隨，揮之不去。自由與功名，只有在喝酒歌舞時，才能統一在一起，顯然，這種統一是一種夢幻。在現實生活中，自由難得，只能「相期邈雲漢」！

天才人物對人生都有著深深的感悟，他們當然知道自由的可貴；可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卻是功名，認為人生在世，只有建功立業，才能永垂不朽。所以，孔子雖然嚮往「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但他一輩子並沒有落實在行動上，他從小就想著做官，一步一步地從管理員幹起，終於當上了大法官（魯國的大司寇），但很快就被排擠離職，之後，他便茫茫如喪家狗，奔走於諸侯之間數年，目的還是想獲得高官高位，可是，他求職比今天的大學畢業生還難。近七十歲後，他自知無望，加上身體的不濟，才無奈地回到老家，開辦了培訓學校；而辦學的目的，還是培養當官者，期待後生。孔子這樣大智慧的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可想而知。

其實，知識就包含了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而且是一個大課題，真正的大知識分子，怎麼會認識不到自由之於人生的重要性呢？！但是，放下功名，何其難也！從信仰上講，何以安身立命？儒家的價值觀在影響著，似乎只有當官治國平天下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文化傳統在影響著，那些建功立業的事蹟，總是不絕於耳目，「入世」思想占了上風，「出世」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生存問題，也使得文人們必須去當官。或許，在像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裡，人們還多少認識到、反思到生命的真實意義，而在太平年代，知識分子們則就無法離開官場了。中國自東周以後，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正是循著一條逆向之路，步步萎縮的：春秋戰國時，是一個多元化選擇時代；兩漢時期，是當官或不當官兩種選擇；魏晉時期，不得已時，能下決心退隱；唐朝，特別是大唐盛世，當官還是歸隱，就成了一個萬難選擇的命題；唐以後的太平年間（包括治世、衰世），功名已經深入到文人的骨髓之中，想放也放不掉了，甚至「自由」二字，已經遺忘。

我在下面，按年代的順序，選擇七個人做代表：莊子出於對人生的真知灼見而棄功名如敝屣，根本不出仕；嚴子陵只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堅決當隱士；陶淵明對功名是說放就放；李白放也放了，可心中掛念不已；蘇軾總想著放，知道應該放，但他一輩子也沒放；柳永是得不到，便在風月場中麻醉自己，但在能得到的時候（晚年），竟然還是去取功名了，雖然是個芝麻大的功名；唐寅則是得不到，故意說放，但牢騷之至、經常寫一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詩文。

這些人中，李白是一個分水嶺，也是一個典型，在他身上，二者的矛盾達到頂點，更何況，他還有那麼好的一首〈月下獨酌〉詩做注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