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媒介體制：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簡體書）

《當代世界學術名著·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比較媒介體制·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擬定了一個針對媒介與政治體制的關聯進行比較分析的框架。建基于一項針對歐洲和北美18個民主國家媒介制度的調查，哈林和曼奇尼辨識了媒介體制與形塑其演變的政治變量之間的變異的主要維度。他們進而辨識了媒介體制發展的三大模式——極化多元主義模式民主法團主義模式和自由主義模式——來解釋為什麼媒介在上述每種體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探究目前正在改造它們的種種變革力量。

丹尼爾·C·哈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傳播學和政治學雙聘教授。他著述頗多，主要圍繞媒介與政治這一主題，包括媒介與戰爭研究、美國新聞事業專業化的歷史、媒介與墨西哥的民主化過程，以及較早與曼奇尼教授對美國和意大利新聞的研究。他先前出版的專著包括《“未經新聞審查的”戰爭：媒介與越南》（The“Uncensored War”：The Media and Vietnam）和《我們令美國獨占鰲頭：電視新聞事業與公共領域》（WeKeepAmericaonTopoftheWorld:Television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他的文章見于《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政治傳播學》（Political Communication）、《媒貪文化與社會》（Media Culture＆Society）、《政治學刊》（Journal of Politics）和《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等許多刊物，并被譯成多種語言。
保羅·曼奇尼，意大利佩魯賈大學政治科學學院制度與社會系全職教授，他還任政治傳播學跨校中心主任。曼奇尼教授曾任教于意大利國內外多所高校，包括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等。曼奇尼教授撰有多部專著，包括《易碎的體制》（Sistema Fragile），與戴維·斯旺森（David Swanson）共同主編的《政治、媒介與現代民主》（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曼奇尼教授還是許多刊物的通信主編，包括《歐洲傳播學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聞界／政界》（Pressl Politics）、《傳播學評論》（The Communication Review）、《政治傳播學》和《新聞學研究》（Journalism Studies）。

第一章 導論
為什么要進行比較研究
研究范圍
《傳媒的四種理論》的遺產
媒介體制模式
我們需要媒介規范理論嗎
數據限制
本書計劃

上編 概念與模式
第二章 比較媒介體制
媒介市場結構——大眾報界的發展
政治平行性
廣播電視治理與管制中的政治平行性
專業化
國家的角色
小結
第三章 媒介體制的政治語境
與經濟變量的互動
國家的角色
共識民主與多數至上民主
個人化多元主義與組織化多元主義、自由主義與法團主義
法理型權威與依侍主義
溫和多元主義與極化多元主義
歷史淵源
小結
第四章 媒介和政治體制與差異化
三種模式的推出
差異化和去差異化
小結

中編 三種模式
第五章 地中海或極化多元主義模式
新聞事業的政治和文學淵源
政治平行性
公共廣播電視中的政治平行性
專業化
新聞事業自治與工具化
媒介與國家
“野蠻的解除管制”
政治史、結構與文化
小結
第六章 北歐／中歐或民主法團主義模式
印刷報刊的早期淵源
在市場與黨派性之間
國家與媒介
公共廣播電視的治理
專業化
政治平行性的衰落與持續
政治史、結構與文化
結論
第七章 北大西洋或自由主義模式
自由主義與商業性大規模發行報界的發展
政治平行性
專業化
國家的角色
廣播電視治理
政治史、結構與文化
結論

下編 三種模式的未來
第八章 趨同的力量與局限
自由主義模式的勝利
同質化的外生力量：美國化和全球新聞文化的發展
技術的角色
變革的內生力量：“現代化”、世俗化和商業化
大眾媒介與世俗化
媒介體制變革：原因還是結果
商業化
商業化的後果
同質化過程中的局限性和反向趨勢
差異化與去差異化
差異化與市場
差異化與國家
差異化與權力
結論
第九章 結論
縮略語表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我們還探討了差異化理論作為理解媒介體制發展的一個框架的效用。我們注意到，差異化理論的假設經常內隱于媒介的比較研究，尤其是內隱于以下觀點中：由于自由主義模式意味著媒介與政治體制的高度差異化，因此它是最先進的模式，而媒介體制本質上應當被當作走向那個模式的演化階段而加以比較。我們堅持認為，就對媒介體制的比較分析而言，差異化理論在若干重要方面確實是有用的。媒介與其他社會和政治結構差異化的程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而我們在同質化標簽下分組的種種變化當然可以用差異化理論加以解釋：曾經發揮多種社會功能，包括組織大量社會傳播過程的功能的政黨以及社會和政治群體已經將許多此類功能讓渡給了其他公共機構，包括一個日益獨立于它們的大眾媒介體制。盡管如此，與哈貝馬斯和布迪厄這樣的理論家的觀點相一致，我們堅持認為，去差異化的重要過程也在起作用。在此非常重要的是，盡管商業化過程可能加快媒介與政治制度的差異化，但是它有可能使媒介服從于市場的和公司爭奪市場份額的邏輯，而這經常會降低新聞工作者和其他傳播專業人士的自主權。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在與政治體制的差異變大的同時，與經濟體制的差異變小了。正如我們注意到的那樣，這種轉變也提出了我們在此無法充分回答的關于權力與民主的重要問題：當樹大根深的政治群體失去或減少了對媒介體制的控制時，當媒介更深地處在商業控制之下時，當消費者的、投資者的和廣告商的金錢而非公民的選票開始構成媒介結構發展的基礎時，向自由主義模式的轉變使得溝通的流動更為開放和平等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