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本書為作者近幾年來執行國科會清代《詩經》學相關計畫案的研究成果之一。研究對象為清代以獨立治《詩》著稱的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等三大家。除了分別論述三位名家的《詩經》學著作（《詩經通論》、《讀風偶識》、《詩經原始》）之內涵與特質，也針對三人的解經成績進行比較性的分析，其中包括解釋、考辨與批評，全書的研究所得，可以補坊間清代經學史論著之不足，洵為有功於《詩經》學之作。 本書特色:1.近幾十年，學術界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頗為重視（尤以姚際恆為最），所累積的研究成果豐碩，但迄今未對此三人進行整合性研究，比對其異同。本書以此三人的《詩經》學著作研究對象，釐清同為獨立思考派的三位大師之學術異同。
2.本書納入西方學術某些觀點，對姚氏等三人的《詩經》學著作作一全新研析，包括其解《詩》方法、態度和得出結果（特別是詩篇這一部分）的關係，並討論其理解、詮釋形成的成因與限制。
3.姚氏等三人的《詩經》學著作由當時默默無聞，至今日成為重要研究對象，其間影響力升降現象值得我們省思。本書從傳統與創新兩層面同時進行三人著作的觀察，輔以詮釋學理論來探索讀者對三人著作的理解與接受，並以此討論三人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與影響。

黃忠慎

現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國文系所）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著作
《文教與書評》、《南宋三家詩經學》、《惠周惕詩說析評》、《詩經簡釋》、《文教長短論》、《儒學長短論》、《概論文學》、《古今文海騎鯨客》、《詩經選注》、《朱子詩經學新探》、《四書引論》、《嚴粲詩緝新探》、《詩經全注》、《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宋代詩經學探析：以歐陽修、蘇轍等六家為中心的考察》、《尚書洪範考辨與解釋》、《清代詩經學論稿》、《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得獎紀錄
國科會優等研究獎（1994）
彰化師大傑出研究教師獎（2011）
彰化師大頂級研究獎（2012）

近十年國科會研究計畫

91年　清代中葉《毛詩》學三大家解經之岐異──以對舊注的依違為考察基點
92年　王夫之《詩經》學新探──以經學的詮釋角度為考察之中心
93年　嚴粲《詩緝》新探──以文學批評、經學、理學的角度為考察中心
94年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運用詮釋學觀點作全新考察
95年　宋代新舊兩派說《詩》的特質與困境──以王質《詩總聞》與范處義《詩 補傳》為考察線索
96年　從呂祖謙到戴溪──《呂氏家塾讀詩記》與《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比較研究
97年　南宋理學派別下的解《詩》歧異──以輔廣《詩童子問》與楊簡《慈湖詩傳》為考察線索
98年　南宋初年集解著作對《詩經》解釋的整合與取捨──以李樗《毛詩詳解》與黃櫄《詩解》為考察線索
99年　心學、治道與經學詮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與謝枋得《詩傳注疏》之比較研究
100年　經世、經術與經學詮釋──王安石《詩經》學研究

序
第一章　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詩經通論》的解《詩》體例與姚際恆的《詩》教觀
　第三節　姚際恆對《毛詩序》的批評
　第四節　姚際恆對《毛傳》、鄭《箋》的批評
　第五節　結語
第二章　以史觀詩，以詩興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崔述的著書動機與解《詩》特質
　第三節　崔述對傳統《詩經》漢學的批評
　第四節　崔述對於朱子《詩經》學的態度
　第五節　《讀風偶識》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與意義
　第六節　結語
第三章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詩經原始》的體例設計與解經立場
　第三節　方玉潤的解《詩》態度與方法
　第四節　方玉潤解《詩》態度與方法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第五節　結語
第四章　論「涵泳、玩味」的讀《詩》法──以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的相關論述為評析對象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姚際恆等人解放《詩》旨的主要方法──涵泳、玩味
　第三節　涵泳、玩味式讀《詩》法衍生出的現象
　第四節　關鍵：誰來決定意義？
　第五節　結語
第五章　傳統與變異──論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解《詩》基調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清代學術主流之外的旁支
　第三節　回歸傳統──姚氏等三家之《詩》教觀
　第四節　反對傳統──三人對《詩序》、《毛傳》、鄭《箋》的質疑與揚棄
　第五節　從接受美學看姚氏等三家所獲得的的評價
　第六節　結語
第六章　學術史上的典範塑造──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姚際恆等人的《詩經》學
　第三節　《詩經》學史對姚際恆等人的評價
　第四節　典範的塑造
　第五節　結語
附錄：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從朱子到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一、前言
　二、朱子的反《序》與解放詩旨
　三、姚際恆、崔述、方玉潤對朱子《詩經》學的態度
　四、姚、崔、方三人對詩旨的進一步解放
　五、顛覆與包容
　六、結語

第一章 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

第一節 前言

姚際恆（1647-1715）《詩經通論》、崔述（1740-1816）《讀風偶識》、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三書，在《詩經》學史上獲得了崇高而又極為特殊的評價，學界常將此三人視為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 假若說，三書在說《詩》方面有接近的特質與精神，那麼，康熙年間的姚際恆無疑最具指標意義，因為在他過世二十五年後，崔述才出生，不僅如此，年代更後的方玉潤將姚際恆視為具有權威性的前輩學者，《詩經原始》可以說是追隨在姚際恆之後繼續前進的。
長期以來，學者慣於以「獨立」、「超然」的肯定性評語用在姚氏身上，這些肯定性的評語具有相對性，而其參照的對象自然是傳統的《詩經》學。本來，對於清儒而言，《詩經》漢學與宋學的古老解《詩》成果都是先儒遺留下來的傳統，不過本文僅針對《詩經通論》的反漢學色彩進行論述，一來是因為已有學者檢視過姚際恆對於朱子《詩經》學的批評， 二來是因為對於姚氏來說，最主要的傳統是《詩經》漢學，尤其是《詩序》。
在以往，《序》說不僅代表了權威的詩篇主題判定，也代表了傳統解《詩》時預設的「《詩》教觀」。從姚氏對《詩序》的態度中，可以得知對他對於傳統權威解題的質疑與否定，但是對於儒家《詩》教觀的堅持，姚氏則秉持傳統，甚至於，有時其為詩篇所作的說解，較諸《序》說更能維護傳統的《詩》教。由此可以得知姚際恆對於《詩經》傳統詮釋的態度，特別是，他對於傳統的取捨：承認三百篇貴為「聖經」的地位，也認同聖人以《詩》為教的觀念，但卻對後人解《詩》的過程與結果極不滿意，因此矢志追求聖人之意，要找出三百篇的真意或原旨。姚際恆除了勇於打破《詩序》的詩篇主題解釋權威，對於代表字詞訓釋權威的《毛傳》、鄭《箋》，也取相近的方式對待，解詩過程中不斷予以質疑、駁斥，展現其無與倫比的批判性。

第二節 《詩經通論》的解《詩》體例與姚際恆的《詩》教觀

姚際恆，字立方，號首源，祖籍安徽新安，定居於浙江仁和，在辨偽學上卓有聲名， 成績不在閻若璩、毛奇齡之下，《清儒學案小傳》稱其：
少折節讀書，氾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時潛邱力辨晚出《古文》之偽，先生持論多不謀而合。潛邱撰《尚書古文疏證》，屢引其說以自堅，而毛西河篤信古文，作《冤詞》與潛邱詰難。西河故善先生，以其同於潛邱也，則又數與爭論，先生守所見，不為下。先生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偽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
四庫館臣則從負面的角度解讀姚際恆的人品與學術：
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遊，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辟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羲；辟《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辟《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楳之說，以《周易‧十翼》為偽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於禪，亦本同時顏元之論。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他如詆楊漣、左光鬥為深文居功，則《三朝要典》之說也。謂曾銑為無故啟邊釁，則嚴嵩之說也。謂明世宗當考興獻，則張柱之說也，亦可謂好為異論矣。
本來評論一個人及其學術成績，可能因為立場與觀點的互異，而導致不一樣的結語，是以四庫館作為清初漢學家的大本營，其對於姚氏之議論古學、抨擊經師難以寬容，實為可以理解之事，只是，已有學者指出，姚際恆從未剽竊閻若璩之說，論小學之為書數，不僅並非本之毛奇齡，反而是毛奇齡受到姚氏之啟發，至於其他所謂姚際恆抄襲清初耆宿之論等等，也都是偏見之詞。 整體而言，姚際恆擁有強烈的疑古性格與批判力量，他以自由探究的精神面對經典，以此而建立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詩經通論》原為《九經通論》中的一種，也是九書中唯一能保持全貌的著作。此書卷前有姚氏《自序》，署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但全書完成之後並未有刊本，一百零八年之後（嘉慶十八年〔1813〕）才由王篤發現此書之抄本，王氏並於道光十七年（1837）刊刻此書，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六十二冊，經部，《詩》類，除了姚際恆〈自序〉之外，另有道光十七年鄂山、蘇廷玉、周貽徽、王篤四篇〈序〉文，卷前又有〈詩經論旨〉、〈詩韻譜〉兩文。民國十四年（1925），顧頡剛編輯《古史辨》，書中納入其與胡適討論姚氏之文字，兩年後，鄭璧成根據王篤刊本覆刊於四川成都。1958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顧頡剛之點校本。至今，《詩經通論》計有九種版本，其中四種屬於王本，五種屬於顧本。 這些版本中，學者使用地最普遍的本子大約有二，其一為《續修四庫全書》本，另一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根據顧頡剛點校本重新排印的本子，於1994年6月出版，收入《姚際恆著作集（一）》，此書於各篇之前加上篇名，又據王篤刊本糾正了顧本的一些誤字，使用上頗為方便。
《詩經通論》針對三百篇進行全面的解釋，全書計十八卷，卷一〈周南〉，卷二〈召南〉，卷三〈邶〉，卷四〈鄘〉、〈衛〉，卷五〈王〉、〈鄭〉，卷六〈齊〉、〈魏〉、〈唐〉，卷七〈秦〉、〈陳〉、〈檜〉、〈曹〉，卷八〈豳〉，卷九至十二〈小雅〉，卷十三至十五〈大雅〉，卷十六、十七〈周頌〉，卷十八〈魯頌〉、〈商頌〉。此外，中研院的本子因為是以顧氏點校本為底本，故在「卷前」之前放入〈本冊校印說明〉、〈出版者說明〉、〈顧頡剛序〉諸文。
《詩經通論》各篇之前不錄完整的《詩序》，但由於每篇常以評述《序》言作為詮釋的開始，故讀者也可以從中接觸到《詩序》的精要之言。至於《毛傳》、鄭《箋》、孔《疏》、朱《傳》等漢宋權威解釋，則視實際狀況需要，在論評舊說時會分別帶入其解。此書以「通論」為名，首重各詩的主題與章旨之說解，其次，姚氏亦極重視藝術技巧之詮解，認為「詩有賦、比、興之說，由來舊矣，此不可去也。蓋有關於解詩之義，以便學者閱之即得其解也」，「興、比、賦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驗其人之說詩也。古今說詩者多不同，人各一義，則各為其興、比、賦。……詩旨失傳，既無一定之解，則興、比、賦亦為活物，安可不標之使人詳求說詩之是非乎！」 故《詩經通論》於全詩各章之下，簡單而逐一地標出詩韻與作法，例如其解〈邶風‧雄雉〉，全文如下：
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本韻。○興也。
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本韻。○興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本韻。○賦也。下同。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如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本韻。〔評〕名言。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按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集傳》則謂「婦人思夫從役於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爾君子」難通，故不敢強說此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基本上，關於生難字詞的訓釋、名物制度的解說，皆非姚氏致意之處。當學者表示《毛傳》的解釋過於簡略的時候，要知此處其內容起碼包括：「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詒，遺；伊，維；阻，難也。」「展，誠也。」「瞻，視也。」「忮，害；臧，善也。」 而姚氏對於〈雄雉〉一詩則是並未進行任何文字釋義工作。在全詩主題部分，《詩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詩經通論》的讀者必須參照完整的《序》文，否則讀不到「軍旅數起」以下數句，而姚氏以「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否決《序》說，充其量就是讓讀者知道他無法接受超出文字表面意涵的解釋，至於假若詩文分明「無刺譏淫亂之意」，何以作《序》者執意要將主題闡釋延伸到刺譏淫亂的角度，則非《通論》一書論述所及。
不過，也有很多時候，姚氏願意花費較多的篇幅來解釋詩篇，以同在〈邶風〉的〈旄丘〉為例，姚氏在四章之下分別標以「興也」、「賦也」、「賦也」、「比而賦也」，又提供四章之詳解：
〔一章〕姪炳曰：「《毛傳》訓『誕』為『闊』，無義。『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蓋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蔓延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何也？」此說存之。〔二章〕「與」，與我伐狄也。能左右之，曰「以」。〔三章〕晉士蒍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此斷章取義，不必執彼解此。黎在衛西，故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于衛。如此解，自直捷。或謂黎寓衛東，言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云云，甚迂，不可用。〔四章〕「瑣尾」，細微意。「流離」，《毛傳》謂鳥。若以「流離」為漂散意，則「之子」二字似鮮著落；而釋鳥但有鶹鷅，無流離，未詳。「褎」，當從《毛傳》，謂盛服貌。漢武帝制策曰「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師古注曰：「褎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謬。
上面這段文字夾敘夾評，這正是《詩經通論》的解釋特色，而其內容雖較諸被評為訓詁簡略的朱熹《詩集傳》少了一百多字， 但對於讀者的瞭解詩義，大概也已足夠，只是，此處的評解並未以引述《序》文作為開場，讀者仍須自行查考《詩序》，才能對於整體論述擁有較為具體的理解。
以上所述為《詩經通論》在形式上容易窺知之處，但決定其書之實質內涵的是姚氏的《詩》教觀。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古人對於傳統的《詩》教觀不能根除，姚際恆對於漢儒的說《詩》成績，有很強烈的批評，但其《詩》教觀其實承接先秦兩漢。
姚際恆表現在《詩經通論》中的《詩》教觀大約有兩個面向：其一為對於「淫詩」說的意見，其二則為慣於從政治的角度說解詩旨。前者是從先秦儒家的《詩》教觀來反對朱熹的淫詩論，後者則是承接漢儒以降的說《詩》取向。
在《詩經通論》卷前〈詩經論旨〉中，姚氏以「思無邪」一語駁斥朱子的「淫詩」說，又於〈鄭風〉末再度表達相關意見，以為凡是內容沾染上「淫」的成分之詩，乃是采詩者「第以出諸諷刺之口，其要旨歸於思無邪而已」。 《詩經》確實存在一些「男女各言其情」且用語過於直接者，面對這些作品，姚際恆轉用采詩者的身份來為看待，這是基於對《詩經》基本的教化觀點之維護。除了轉換說詩者的身份，姚氏也轉換解釋的角度來處理朱子所指稱的「淫詩」。如〈鄭風‧東門之墠〉被當作男子欲求女子之詩，處處顯示此男子好色之心。但姚氏卻從反面說：「此女貞潔自守，不肯苟從，故男子有室邇人遠之歎……然則男子雖萌其心而遂止，亦不得為淫矣。」 於是，在姚氏的解說轉向之後，不只此女貞潔，連原本充斥好淫之心的男子也被抑止，不得遂行。如此則根本無「淫」之事發生，也無「淫」人為誰的問題。在姚氏的視域之下，《詩經》中並無淫詩存在，不僅如此，他對於前人以「淫詩」角度解說三百篇者，常用「唾」、「邪辭」、「可恨」、「汙齒」等情緒性的字眼予以痛斥， 可見他對傳統《詩經》教化觀點的堅持，此外，姚際恆也慣用政治的角度解讀詩篇，如解〈召南‧摽有梅〉為「卿大夫為君求庶士之詩」，甚至不惜引用他認為有穿鑿之嫌的何楷之說，把〈曹風‧鳲鳩〉說成是曹君稱頌晉文公之詩，只因詩中有「正是四國」、「胡不萬年」之語。
姚際恆的《詩》教觀源自於他對三百篇的基本看法，他深信「《詩》三百五篇，經孔子手訂」，甚至在〈自序〉中直言「諸經中，《詩》之為教獨大」、「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為切要」。也直指《詩經》為「聖經」。 顯然，姚氏的「聖經觀」已經決定了《詩經通論》的立場。
姚際恆是絕對支持並力行傳統儒家的《詩》教觀的，從此一角度來看，其解經立場仍屬保守，然而，姚氏被視為創新派的研《詩》學者，也是經學史上的共識，此中關鍵就在他把《詩經》學的老傳統切割為二，一為傳統的注疏成果，一為傳統的儒家《詩》教觀，而前者是被其棄如敝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