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水族館：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

戰勝沈默……耀德集中營仍繼續存在，而且運作完全正常。僅僅閱讀本書，就是對這些事實的撻伐。──《金融時報》
《平壤水族箱》是我讀過最懾人的回憶錄。做為北韓此類記敘的創始之作，它注定要成為經典。──張純如，《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在我的總統任期內，《平壤水族館》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ㄧ。──前美國總統小布希

2000年首先以法文出版，
成為第一本揭露北韓集中營生活的脫北者回憶錄

南北韓分裂後，姜哲煥的祖父母放棄在日本豐衣足食的生活，義無反顧地遷回朝鮮報效祖國。九歲那年，受祖父犯「最重的叛國罪」牽連，姜哲煥一家旋即遭當局以政治犯家屬的名義，押解至北韓最大、監禁幾萬名政治犯的「耀德集中營」。

十年勞動改造，姜哲煥最深刻的體悟竟是：「人有作惡的無限潛能。」
在耀德，姜哲煥忍受恥辱、毒打、饑餓，以及無止盡的苦力勞動。求生的本能讓他性格丕變，學會了耍詐、偷竊、陽奉陰違，失去對他人憐憫與同情的能力。

集中營卑劣的生活，逼著適應不良的囚犯自尋短路，姜哲煥的父親與四叔就因熬不過低潮，試圖結伴上吊。至於祖母，身為社會主義的虔誠信徒，轉變也最為劇烈。耀德不符人道精神的罪行，破除了她對金氏父子的迷思，看清北韓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反而更像由希特勒主宰的世界。

幸運獲釋後幾年，姜哲煥因非法收聽南韓電臺廣播，二度面臨勞改威脅。走投無路，他決心逃離地獄的魔爪，抵達旅程終點「大韓民國」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姜哲煥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亟欲將北韓同胞所受的苦難與壓迫公諸於世。殊不知國際社會乃至同為大韓民族的南韓人，對北韓當局和集中營內侵犯人權的惡行惡狀，似乎無動於衷，脫北者的懇求得不到任何迴響。

來到首爾不久後，姜哲煥與在人權組織任職的李古樂結識。李古樂深信北韓政權之所以能為所欲為，部分因北韓老百姓與外界完全隔離，部分則出於國際社會對北韓政權罪行的一無所知。他建議姜哲煥現身說法，揭露北韓人民在金氏父子高壓統治下的生活實況。

2000年，姜哲煥的遭遇終於在西方世界曝光，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也深受感動與啟發。2005年，小布希邀請姜哲煥到白宮討論北韓問題的解決之道，並在2010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中「Decision Points」表示：「在我的總統任期內，《平壤水族館》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一。」

姜哲煥現定居南韓，任《朝鮮日報》統韓問題研究所記者，並持續聲援關切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

戰勝沈默……耀德集中營仍繼續存在，而且運作完全正常。僅僅閱讀本書，就是對這些事實的撻伐。──《金融時報》

《平壤水族箱》是我讀過最懾人的回憶錄。做為北韓此類記敘的創始之作，它注定要成為經典。──張純如，《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在我的總統任期內，《平壤水族館》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ㄧ。──前美國總統小布希

黃默／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
楊虔豪／脫北者研究者

從個人經驗瞭解極權政體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 黃默

這幾年來，華文出現了一個新的字彙：脫北者。脫北者指的是從北韓逃亡出來投奔自由的那一群人。根據一篇紐約時報的報導，這一群人的人數在過去十年來增長了七倍，共計有兩萬三千人。他們大多數逃亡到中國，再由中國轉往南韓。

這裡推薦的這本書，作者姜哲煥就是一位脫北者。姜哲煥在平壤度過非常優渥、愉悅的童年。他的祖父在日本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祖母則深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多年來獻身社會運動，也是北韓勞動黨在日本的重要幹部。後來，他們一家人響應祖國的號召回到北韓。最早幾年姜哲煥的祖父位居要津，祖母在社會上也十分活躍。因為這樣，我們的作者有一個美好的童年。書名中的「水族館」，指的就是他童年時平壤家中的養魚缸。

好景不常，在姜哲煥九歲的時候，祖父受到政治鬥爭的牽連，被判叛國罪。一家人，包括他的祖母、父親、三叔與妹妹，都被送到耀德集中營，度過悲慘的十年。被送到集中營的時候，他緊抱著他的養魚缸。我們不難想像，到了集中營以後，他的魚都死了。

姜哲煥在這本書裡頭描述他在集中營的十年。集中營處於深山僻野，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幾乎說不上有什麼醫療設備；工作繁重，經常在飢餓狀況下過日子，又時常受到管理人員的懲罰。飢餓、懲罰、刑求和死刑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雖然他們暸解政府把北韓社會說成天堂，把領導人說成不世的偉大領袖，都只是一派謊言，但也只能身不由己跟著這樣說，在集會上高喊口號。

他們一家人在十年以後被釋放出來，一九九二年姜哲煥逃離北韓，先到中國，然後再轉入南韓，現在是《朝鮮日報》的記者，這本書由他與一位法國記者共同書寫。

姜哲煥到了南韓，南韓政府為他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十分急於把他的遭遇說出來，為北韓的同胞仗義執言，呼籲南韓的社會關心他所經歷的暴政統治。然而，不幸的是，在記者會上他的說法受到質疑。有些記者問他：「首爾情治單位有沒有幫你一起編造部分故事內容？」在他聽來，這是不可思議的問題，他不能暸解為什麼南韓的同胞不關心北韓的集中營。

後來他上了大學，在大學裡也受到左派知識分子的挑戰，認為他所說的情況只是個人經驗，不能證明北韓的暴政。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都說些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大理論，但這些話都不是姜哲煥所能理解的。他只能對他們說：「去北韓吧，去了你們就不會再替金日成的失敗找藉口。自己去瞭解瞭解吧。」

姜哲煥在南韓受到的質疑和挑戰，帶出了一個十分難纏的問題，那就是個人經驗與普遍理論應該是怎樣的關係？本書作者雖然回答不了南韓記者與左派知識分子的質疑，但這並不表示個人經驗與普遍理論是毫無關聯的。我們非常難以想像，只有個人經驗而沒有普遍的論證，我們對事物能有比較深刻的暸解；但是只有普遍理論，而少了個人經驗，那也十分容易流於空洞，無法與我們的生活產生關聯。

這樣的問題不但發生在我們對北韓的理解，也在二十世紀不同的社會一再地出現。譬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運作期間，被害人證詞就引起這樣的爭論，不少人對於個別的人陳述他們在隔離政策下的遭遇都有或多或少的質疑。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七○年代赤棉政府在柬埔寨的滅種政策。又，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分子針對勞改營所作的證詞，也受到同樣的質疑，即使在臺灣，也有不少人批評民運分子的證詞誇大了中國政府的惡行。

我想我們或許能說這些極權或是專制政體都有他們共同的統治模式，那就是透過謊言與暴力的統治。對這個問題探討最透徹的，是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雖然這本書在五十年前問世，但迄今還沒有比鄂蘭的分析來得更深刻的了。二十世紀的極權專制的統治何其相似，集中營草菅人命的情況大同小異，個人悲慘的生活經驗也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能說個人經驗不可能反應社會與政治的現實嗎？普遍理論對個人經驗的瞭解沒有幫助嗎？

從另外的層面來看。逃往南韓的脫北者雖然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補助，減輕了經濟上的壓力，但在認同上、在社會的競爭上，都面對十分嚴重的問題。譬如他們受到政府補助上了大學，但都難以與南韓學生競爭，退學率特別高，甚而有不少自暴自棄、酗酒的行為，這些問題已經開始得到南韓社會與政府的關注。

近來北韓的政局與社會經濟政策似乎有了改變。雖然北韓還是一個十分神秘的國家，少有可靠訊息，但從總總跡象看來，在金正恩繼承父業成為北韓統治者後，統治高層可能有了嚴重的衝突，經濟發展也有鬆動的可能性，在經濟發展策略上向中國取經，同時也派遣數以萬計的勞工到中國工作。然而，實際上的情況如何發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揭露地獄中的地獄

高中畢業的暑假，我讀完了《平壤水族館》英文版，當時開始有採訪脫北者想法的我，很希望這本書也能在臺灣問世。於是上了大學後，一直設法透過韓國記者與人權團體工作人員與姜哲煥聯繫，表達我想讓中文版也能問世的想法。但可惜的是，先後約了幾次時間但我們最終都因故無法碰上面。

二○一一年夏天，《我們最幸福》與《這就是天堂》兩本記錄脫北者經歷的書籍在臺灣發行，皆登上暢銷排行榜，我也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或留言，可見臺灣人對於北韓與脫北者的好奇，想更進一步窺探北韓這神祕的國家。

在衛城出版社找上我為《這就是天堂》校訂內容並撰寫推薦序時，我立即向他們談及《平壤水族館》一書。這是第一本受到國際關注的脫北者著作，姜哲煥不僅向外人公開北韓政治犯收容所踐踏人權的慘況，更赤裸地揭露了這個極權國家的邪惡與恐怖。

讀過《我們最幸福》與《這就是天堂》的人都應該在書中看到姜哲煥或《平壤水族館》被數次提及，可見其分量及影響力。但此書發行近十年，被譯成各國語言，卻遲遲等不到在華文世界問世，甚為可惜。

出版社也對此書感到興趣，在《這就是天堂》發行後，我們著手討論與計畫能讓華文讀者也能看到《平壤水族館》，我也終於聯繫上了姜哲煥。直到取得版權，我告訴姜哲煥發行中文版之事，二○一二年初，我們終於在首爾見了面，並邀請他為中文版撰寫新序。

雖然我們已透過網路對話過數次，但見面時姜哲煥仍有些害羞。他跟我說其實去年底他已經來過臺灣，但因為停留時間不長而未與我聯繫。他有點沉默寡言，冷靜地聽完我講話，冷靜地回答，並沒有太大的情感表現出來。

在此同時，中國逮捕境內數十名脫北者並將其遣返北韓的消息曝光，美國與南韓政府公開要求中方停止遣返，並應將脫北者視為難民身分妥善處理相關問題，但中方維持一貫立場將脫北者視為經濟犯，拒絕妥協。

宗教及人權團體遂聚集於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前集會抗議，呼籲中方停止助紂為虐的行為。向來為脫北者發聲的南韓國會議員朴宣映也在使館前紮營絕食。瞬時，脫北者議題再度躍上南韓及國際媒體版面，獲得世人關注。

我親赴集會現場進行採訪，不只居住在南韓的脫北者，連許多外國人都前往聲援。南韓記者也對於來自臺灣親臨現場的我感到好奇。在接受最大報紙《朝鮮日報》專訪時，我就一個外國人的觀察提出看法：脫北者並不單純只是人權問題，它同時牽涉到政治與經濟問題，但若要讓民眾暸解脫北者議題，從政治與經濟切入都太艱深，一定要讓人體會脫北者的境遇，這問題才有可能被解決。

只可惜，南韓還沒做到這一步。在北韓的資訊封閉、南韓的排外氛圍以及長期下來資本主義所衍生出的自利心態等多種因素結合下，形成了南韓社會漠視脫北者問題的情況。

或許是太具批判性，隔天有關我的報導，這番發言未被刊登。但我想，同樣對臺灣而言，從人權角度切入脫北者議題是最能促使大眾關心及暸解的方式。尤其是當中國涉及遣送脫北者而引起爭議時，做為華文世界最具自由、民主與開放風氣的臺灣更應認真思考我們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

《平壤水族館》道出北韓集中營囚徒們的慘境。他們可能被捲進政治鬥爭失勢或僅是單純批判政權，甚至沒犯下任何錯誤只是受家人牽連就被送入集中營。若將北韓比擬做地獄，那麼這些為了維護國家體制而肅清反對勢力所設置的恐怖營房就是地獄中的地獄。

囚徒們無法做一個自然人有尊嚴的活著，他們受權力迫使而被奴役，面臨飢餓、暴力、性侵害與公開槍決等多重威脅。不只是姜哲煥所待過的耀德集中營，在北韓全境還同樣存在以「管理所」為名的六座主要集中營，估計有二十萬人被關押於此，集中營作為現在進行式正持續上演一齣齣殘暴恐怖的戲碼。

隨著《平壤水族館》中文版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我和姜哲煥有更多的來往互動。為讓中文讀者更貼近書本內容，二○一二年夏天我再度赴韓與他見面，一起對書本全文進行最終校訂，並對若干艱深內容下標注釋。

也許是因為中文版即將問世，姜哲煥感到興奮。和他確認書中人事物時，他有說有笑，講話語氣不再像以往嚴肅，感覺放鬆許多。但當問到在北韓的親人近況時，他再度沉默下來，因為他的脫北，他許多在北韓的親友甚至官員幹部受到株連，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送進集中營。他的身上似乎承受著無形卻沉重的負擔。

臨走前，姜哲煥問我：「臺灣和中國講的普通話和文字都一樣嗎？」我跟他解釋，兩方講的話幾乎雷同，只是一方式寫簡體字，一方式寫繁體字，但大致上都能溝通。姜哲煥聽得津津有味，似乎是對臺灣充滿好奇。我說，脫北者問題對中國官方相當敏感，但只要書能在臺灣和香港發行，中國讀者也有機會能讀到。好不容易盼到中文版到來，我們倆都期待著廣大讀者們都能看到此書。

回想高中時還默默讀著《平壤水族館》的我，如今終於順利催生中文版問世，甚感欣慰。我希望藉由此書能夠觸發大家進一步暸解北韓實態，在脫北者已成特殊國際問題的當下，同樣身處東亞的我們必須思考並一起發揮影響力，未來才有改變的可能。

新修訂版序

身為南韓大報之一《朝鮮日報》的記者，二○○○年以來，我開始主跑和北韓相關的新聞。我訪問並報導了約五百名北韓難民與脫北者的故事，這些人有的藏匿在中國，有的成功移居到南韓重獲自由。

其中一個告訴我：「在一九九八年饑荒的高峰，我親眼目睹成堆的屍體橫陳在咸興（東北部靠海城市，也是咸鏡南道首府）車站前。由於民眾接二連三餓死，速度之快，連棺木都缺貨，多達數百人被草草埋在東興山的一個萬人坑。」

我訪問的所有北韓人，對一九九○年代末期大饑荒的描述幾乎大同小異。老百姓拚命在森林與坡地上尋找任何可食用的草葉。沒多久連草也沒了，只好改吃煮過的樹皮與稻草桿，讓粗硬的纖維變軟好消化。這些種種讓我想起一九八七年之前，自己被關在北韓耀德古拉格（集中營）期間所經歷的可怕遭遇。

我忍不住自問：「難道北韓整個變成一個巨大的古拉格了嗎？大大小小的集中營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跟我一樣被關在古拉格的人，如今得吃多少苦才能保住性命？」

一九九二年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北韓，尋求南韓的庇護，目的是要將北韓政權在政治犯集中營所犯下的髮指罪行公諸於世。由於父母受祖父牽連被冠上罪名，我自九歲起，就被關在咸鏡南道的耀德政治犯集中營，在此渡過悲慘的十年。

我先逃到中國，然後在抵達旅程終點大韓民國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不過在隨即登場的記者會上，我被某些記者問得啞口無言，他們顯然只想從我嘴裡逼出他們想聽的答案──「首爾情治單位有沒有幫你一起編造部分故事內容？」原來，這荒謬的問題不過是個序幕，預告我將在這所謂的自由世界繼續受折磨。

不管我還是其他脫北者多麼努力地疾呼，多數南韓人對於北韓集中營的真相，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韓國人把我們的話當耳邊風，我轉而期待國際社會似乎是過於天真。我們的話得不到任何迴響。

對於尋求政治庇護的南韓，我滿懷期待。而今這裡有愈來愈多民眾相信，唯有透過和解與合作才能和北韓和平共處。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漠視金正日迫害他的同胞百姓的殘酷行徑？面對距離首爾僅四十英里（約六十四公里）的邪惡，南韓人似乎不乏保持沈默的道理與理由。

有關金正日與他令人瞠目結舌的暴行，真相一再被扭曲。今日在南韓，如果你反對金正日，就會被貼上「反動分子」的標籤；如果你支持這位獨夫，就會被視為「進步的知識分子」。目睹這顛倒是非的怪誕現象，辛苦逃出金正日魔掌的一群人信心受挫，樂觀盡失。

不過一九九○年代末期，幾乎被澆熄的希望餘燼瞬間重燃，大批北韓難民越界逃至鄰國。一夕之間，國際社會態度丕變，傾耳細聽重獲自由的北韓人指證歷歷。外國媒體爭先恐後採訪逃往中國的北韓難民，聽他們揭露北韓境內種種違反人權的暴行。

二○○三年以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連續三年通過決議，每通過一次決議，措詞都更加堅定與強硬，譴責平壤當局違反國際人權。不可思議的是，儘管國際社會一片撻伐，多數南韓民眾卻無動於衷，繼續放任道德良心昏睡不醒。

聯合國對北韓人權決議案進行投票時，南韓當局不是選擇缺席（二○○三年），就是投下棄權票（二○○四與二○○五年）。為了合理化其無動於衷的行為，南韓當局聲稱若投票支持決議，可能影響南北韓透過對話所達成的和平共存。此說法等於自打嘴巴：根據大韓民國憲法，非軍事區（DMZ，De Militarized Zone）兩邊的韓國人民皆屬南韓政府之管轄。

在鄰國日本，有關北韓的新聞收視率大體高於其他報導，脫北者的回憶錄也常打入全國暢銷書排行榜。反觀南韓，這類書籍始終逃不過在書架上積灰塵的命運，所以北韓人士的文稿在南韓出版社屢吃閉門羹也就不足為奇。

我常忍不住想，難道幫助北韓同胞掙脫枷鎖的夢想，注定要石沈大海？

我在南韓信了上帝，不過祂似乎鐵了心不理會我的祈禱。我問上帝：「為什麼他們必須吃這麼多苦？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得忍受這種磨難？」每個夜晚，當我思及同胞的苦難，心就再痛一次。「你既然是永生神，為什麼放任邪惡政權荼毒這些寶貴靈魂？我的族人還要忍受這樣的煎熬多久？」

然後有一天，一件簡直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出乎意料地發生了。對於一個九歲便關在北韓集中營的男孩成功投誠南韓，我稱之為奇蹟。但當我聽到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剛讀完一本集中營回憶錄，而且想和該回憶錄的作者見面聊聊時，我的感受簡直無以名狀。那個作者就是我！

二○○五年六月十三日，我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小布希總統整整談了四十分鐘。我對他道出北韓人民的苦難，然後我們針對如何幫助他們脫離苦海，交換許多誠摯的意見。和布希總統會晤的當下，我豁然明白上帝的確永生不死，祂透過小布希總統，讓眼盲的國際社會看到北韓人民的處境。三百多萬死於饑荒與成千上萬命送集中營的北韓冤魂，原本被世人冷漠以對，而今上帝稍稍動個指頭之後，情況立刻有所改觀。

白宮一會之後，許多藏身在中國的北韓同胞紛紛捎來電子郵件替我加油打氣，也感謝美國總統對他們的關心。我確信，自己和小布希總統見面的消息一定也傳遍了北韓境內，讓枯等已久的兩千三百萬人民重燃了希望與勇氣。對關在北韓古拉格的二十萬名政治犯而言，這消息肯定就像見到救世主一樣振奮人心。

從北韓境內傳出的消息透露，單單這個事件就足以抹殺北韓官方多年來的反美宣傳。在南韓，此事對年輕世代的影響尤其明顯。過去因為資訊不足，導致他們對北韓同胞的苦難不聞不問。

白宮之行讓我個人的能見度大增，演講邀約不斷。此後，我持續為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發聲，力道與影響力是以前的百倍。

此外，我認識了幾位南韓國會議員，他們變得非常關心北韓的人權問題。國會議員金文洙甚至推出一系列活動，鼓勵南韓人民閱讀《平壤水族館》。

希特勒大肆屠殺猶太人之際，國際社會不想相信真有此事。沒有人願意想像日日夜夜隨風飄到自己村落的煙灰，竟來自焚屍毀跡的集中營。直到六百萬名猶太人慘遭屠殺，世人才終於正視這慘絕人寰的悲劇。

今日，「集中營」一詞已和當年希特勒的大屠殺密不可分。可惜我不知該怎麼解釋才能讓世人明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同樣的悲劇（甚至比當年更不堪）仍不斷在北韓上演。共產主義的實驗已宣告失敗，而北韓則是這個實驗的殘遺。

在我的祖國，已有二十萬政治犯陸續在集中營慘遭殺害，而今每天還有不計其數的人被押送到集中營。一如希特勒的納粹黨，北韓勞動黨完全未給這些沈默的羔羊任何解釋，就直接將他們送往屠宰場。難道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放任歷史重演嗎？若耶穌門徒保持緘默，不敢勇於發出不平之聲，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我相信，時機已然成熟，世人應發揮集體良心，對金正日（已於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過世）政權的蠻行發出不平之鳴。對北韓這個「暴政前哨站」祭出強硬立場，既不會惡化也不會延長北韓人民的苦難，反而會逼金正日停止殺人如麻的暴行。我擔心，若我們再不盡快管束這位狂人，就會像當初放任希特勒胡作非為的那些人一樣，得為自己未善盡道德責任，再次接受上帝的審判。

謹代表那些怠忽道德責任的人，我想向小布希總統表達感激之意，謝謝他對我數百萬北韓同胞的痛感同身受，他們在被稱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龐大集中營裡，死於飢餓。我也要感謝本書讀者，願意和我一起承擔同胞的苦難。

感謝那些我記不住、甚至是叫不出名字的幕後英雄，感謝你們鼎力協助，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我祈求上帝，希望你們每個人收穫滿滿。我特別要感謝黛博拉．費克斯（Deborah Fikes），您的名字我永生難忘。然後，我要感謝太太尹惠蓮。

最後，我邀請各位加入祈禱行列，祈求北韓早日脫離暴政，早日獲得解放，早日轉型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二○○五年七月四日
首爾，南韓
姜哲煥目前是「民主網絡對抗北韓古拉格」的共同創辦人

臺灣版序

首先我要對臺灣出版社工作人員們致謝，他們將我被關押在北韓強制收容所經歷故事《平壤水族館》翻譯成中文，竭力讓臺灣與中國讀者們也能見到此書。我還要感謝楊虔豪先生，他催生本書中文版，並費心編修校訂內容。

另外，我也希望此書對還在北韓遭遇苦痛的我的朋友、家人及北韓同胞們，可以成為慰藉。朝鮮半島和中國是共同延續長久歷史的鄰國，比起世界任何國家都更具有能相互理解對方的同質性。近代時期，東亞地區隨著共產革命獲勝的中國之登場而經歷了巨變。

臺灣和中國處於分立；朝鮮半島上，南北韓也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被分割。北韓於一九五一年六月挑起南侵戰爭，中共軍隊介入支援，催生了其後兩國長久的同盟關係。朝鮮半島南邊是南韓（大韓民國）政府，而北邊在受到中國防堵的情況下，金氏王朝得以在北韓內部消滅所有牽制勢力，樹立無所不為的絕對權力，與希特勒的納粹及史達林的恐怖政治並肩成為蠻横的暴力政權。

中國人歷經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極端打壓，也應該還記得全國曾發生為數眾多百姓餓死的最慘烈恐怖時代。慶幸的是，因為鄧小平主席的改革開放，那個個人偶像崇拜與集體瘋狂的時代已消逝。中國雖然還達不到國際社會的水準，但已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變革。

但北韓不為鄧小平主席的改革開放所動，反而為維持個人獨裁權力，更加極端地行使暴力及塑造個人崇拜，一九九○年代後半還造成數百萬人餓死的大慘劇。在全國六個地方，現在還有數十萬政治犯被關押在近似於納粹集中營的監獄，屠殺、拷問或挨餓至死的慘況正反覆上演。

中國政府為極大化自身在東北亞、尤其是在朝鮮半島上的利益，一面力阻北韓崩潰，另一邊還將為躲避饑餓與暴政而出亡的可憐北韓同胞們強制遣送回北韓。以「孔子之國」自居的中國，卻助長鄰國國民受屠殺之勢，追究原由，僅是不符自己國家利益。對於力圖主導二十一世紀世界的中國而言，這樣的處理方式與其自身地位是全然不相稱的。

若中國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我認為臺灣和中國將可重返「一個中國」。若自由與民主的中國嶄新誕生，那麼朝鮮半島上的金氏王朝也將宣告終結，並步上統一之路。

我認為臺灣和中國人都應該瞭解金氏王朝是怎麼樣的體制，以及他們是如何壓迫並虐殺可憐的老百姓。同時也必須透過臺灣人和中國人對袒護暴政的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才能使它最終走上正途。

現在，中國為了讓北韓走向中國式的改革開放道路，正對其施加壓力中。北韓這個無藥可醫的暴力政權若不有所改變，就會像中東的利比亞或敘利亞一樣被人民的力量給換下來，這向來是歷史的真理。中國正處在該繁榮經濟還是要適切推進民主化的歷史性十字路口上。為了讓東北亞有更美好的未來，我希望貢獻己力，促進韓國、臺灣和中國國民守護人類自由與尊嚴，並營造更和平的世界等理想上。臺灣和大韓民國都是擁有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的國家。使這份自由跨越中國，讓北韓百姓們也能一同享有，我認為這應當是身為人類的權利。

再次致上誠摯謝意！

臺灣版序
推薦序一 從個人經驗暸解極權政體 黃默
推薦序二 揭露地獄中的地獄 楊虔豪

新修訂版序
引言 世上最後的史達林式政權──北韓

第一章 平壤的快樂童年
第二章 資本家與革命家攜手並進
第三章 隔年，在平壤！
第四章 九歲就進集中營
第五章 第十班
第六章 野豬老師：全副武裝，動不動就出手揍人
第七章 黑鬥士之死
第八章 玉米、蟑螂和蛇酒
第九章 面對死亡
第十章 倍受覬覦的兔子
第十一章 瘋狂如影隨形
第十二章 批鬥與自我檢討雙週會
第十三章 公開處決與死後投石
第十四章 耀德之戀
第十五章 山中逗留 
第十六章 集中營十年：金日成，謝謝你！
第十七章 北韓天堂
第十八章 集中營威脅再現
第十九章 逃亡中國
第二十章 在大連小賣淫，大走私
第二十一章 抵達南韓
第二十二章 適應資本主義世界

後記──為北韓尋求援助

第四章
九歲就進集中營

祖父比過去更加不安與沉默寡言，但仍是全家的支柱。他的濃眉、睿眼、宏亮嗓音，以及平壤勞動黨幹部對他的恭敬態度，全都讓我著迷不已。地位崇隆無損他和我之間的祖孫情。

週日散步時，祖父會以神祕語調跟我透露過去在京都的生活：他為了準時完成第一筆訂單，在珠寶店熬夜到天亮；他坐鎮米倉，不讓對手有覬覦的機會；賭場事業的一鳴驚人；以及賭桌上的財富如何在幾分鐘內大起大落。這些故事有如源源不絕的驚喜。我聆聽祖父，被故事背後的推手與主角催眠。我深愛祖父，從沒想過祖孫間的對談與週日漫步，竟有劃上句點的一天。

一九七七年七月，祖父突然人間蒸發。某晚，他下班後沒回家。警方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祖母不斷打聽，祖父工作部門的幾個長官才鬆口，說他為了一件要事臨時出差。出差令由勞動黨直接下達，祖父獲悉後立刻就啟程了。他們再三向祖母保證：「你下禮拜來，就會有新的消息。沒必要擔心。」祖母對出差的說法持懷疑態度。

她很暸解祖父，他絕非出遠門不吭一聲的人。過了一週，政府當局要她繼續等待，但她忍不住，又跑去祖父的辦公室打探。辦公室的接待僅僅增加她的焦慮。每個人似乎光聽到祖父的名字就尷尬不已，對這件事情三緘其口。無論到哪，祖母得到的回應總是焦躁不安的靜默，讓她處處碰壁。

我父母懷疑，祖父神祕失蹤可能是「國家政治保衛部」在背後搞鬼，但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承認。祖父失蹤前幾個月，父母有幾個朋友也是無緣無故就失蹤了，然而我們全家人（尤以祖母為甚）寧願往好處想，認為其他人不能和祖父相提並論，畢竟其他人消失一定是因為密謀策反，或者販嚇了其他的滔天大罪。

我們之中沒有人敢面對祖父可能被祕密警察帶走的可能性。我們心知肚明，祖父從來沒有辭不達意的困擾，而且時常火力全開地批評黨官僚及其管理方式。我們也明白他鮮少出席勞動黨會議或集會，但祖母出席的次數應該多到足以彌補祖父的份吧！再者，難道祖父一直以來沒有謹守本分做個誠實的好公民，將他的一切全託付給黨嗎？他從日本一返回北韓，難道沒有把鉅額財富全交給政府嗎？難道他沒把一切（包括他的富豪汽車）都交給黨嗎？

祖父失蹤後幾週的某天，我在大同江邊玩耍。幾個朋友來找我，告訴我有一群人正在我家。困惑的我趕忙起身，朝家裡跑去。根據朝鮮傳統，進別人家前必須先脫鞋。不脫鞋，代表看不起或不尊重你的東家。我大吃一驚地發現客廳人滿為患，然而玄關前的鞋子卻跟平常一樣多。

這是什麼意思？我想上前一探究竟，可是客廳人多到沒有我立足的空間。除了父親、母親、祖母、妹妹之外，其他人我從未見過。四叔是唯一不在現場的家人。四叔未婚，跟我們住在一起，但那幾天他去咸鏡南道參加研討會。這些人到底是誰？我向爸媽用力揮手，平時見到我都很開心的他們，此時卻反常的保持距離，彷彿無暇理會孩子吵鬧的高傲大人。

母親邊嘆氣邊反覆說道：「但我們到底怎麼了？但我們到底怎麼了？」（好像真有人會回答她一樣）我鑽進人群，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結果看到三名穿制服的男子翻箱倒櫃，旁邊還有第四個人在作筆記。這是什麼特別的大事嗎？他們怎能穿著鞋子在室內走來走去？這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可是當我試著告訴母親這個情況時，她卻都不理我。

我們的公寓有四房一廳。最小的那間房裡，存放著這些年來祖父母託日本來訪親友幫忙帶的禮物。這些私藏的珠寶、服飾和手錶，是他們替四叔準備的結婚聘禮──儘管四叔何時會步入禮堂還是個未知。（在韓國，提早好幾年開始準備孩子的婚禮並不稀奇。）這間房裡也放著父親工作用的各式相機與暗房用具。四名保衛部人員看到這些寶物，見獵心喜。

前陣子有人「鼓勵」我父母，將其中一臺相機當作禮物送給政府，但父母總能找到理由推三阻四。這次，四名保衛部人員肯定會不客氣地占為己有。後來，父親告訴我，他們在房間一角開的祕密會議；發現結婚禮物時，臉上裝模作樣的義憤填膺（彷彿父母是走私或藏匿贓物的罪犯）；在心神不寧的父母面前明目張膽地瓜分戰利品，藏不住眼中因垂涎不已、大喜過望而迸發的花火。

接著他們走向家中其他地方，三人東翻西找，第四人依舊負責記錄。清點進度十分緩慢，眼看情況似乎與我沒太大關連（至少他們對我的水族箱興趣缺缺），我很快便感到厭煩，於是找妹妹美湖一起玩，懶得理會後續發展。我和美湖跑來跑去，在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廢墟」中嬉鬧。

我開始在父母的日本大床上蹦蹦跳跳，還慫恿妹妹一起加入。父親雖看到我們在胡鬧，卻未出聲制止這項平日做不得的禁忌遊戲。得意忘形，我愈跳愈高，直到床因不堪折磨理所當然地壞了：我已記不得壞的是床墊裡的彈簧，還是床架。我和美湖當場愣住，知道自己闖了大禍，父親仍舊不發一語。

我不曉得妹妹當時怎麼看待父親的放水之舉，但我感覺很不對勁。一切秩序全亂了套。我還不至於擔心，但開始感到某種說不出的不自在。關於不自在的形貌和原因，我還真是摸不著頭緒，或許這就是我記憶老缺一塊的原因。

然而，初次聽到「耀德」的那一刻，我可是記得清清楚楚。母親看到其中一位保衛部人員翻揀自己的貼身衣物，而且丟得到處都是，忍不住提高音量。負責記錄的那位大發雷霆命令母親閉嘴，然後掏出一張紙，大聲唸出上面的文字。根據該文件的說法，祖父犯了「最重的叛國罪」，後果就是祖父一家人──也就是所有住在這屋簷下的人，都得「立刻」送往耀德管束。我從未聽過耀德這地方。

我身邊的人聽到耀德彷彿失了魂，好長一段時間說不出話，然後他們痛哭失聲，開始緊握彼此的手。為首的那位眼見自己恫嚇見效，忍不住沾沾自喜，命令其他人繼續抄家。他們將屋子翻天覆地搜了一遍，連床組、衣服、床墊，廚具都不放過。我看得一頭霧水，不解他們翻鍋碗瓢盆或我的玩具箱到底想找什麼。清點作業終於在凌晨三點告一段落。

保衛部人員自訂了一套遊戲規則──少數戰利品歸政府，多數放進自己口袋。父親的攝影器材與歐米茄腕錶、母親與祖母的珠寶、四叔的結婚聘禮、日本製彩色電視機，全被這些人暗槓了。實際進入國庫的品項不到十分之一。

那夜的其中一幕，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祖母與保衛部人員正面交鋒，他們脅迫祖母簽署一份文件，但祖母執著地指著幾行文字，堅決不從。他們隨便說了幾個理由敷衍祖母，語調時而冷靜收斂，時而張牙舞爪。突然間，祖母伸手拿了一枝筆，在那份文件上簽名。接下來的事我看了大為震驚：祖母才一簽完，幾個大男人便抓住她，將她軟禁在一個房間裡！

破曉時分，我得知全家即將出發，前往那個讓父母聞風喪膽的陌生地點，而我並沒有那麼絕望。我把這一切當作搬家到鄉下，當作一場冒險，可為生活增添一點刺激的可能。老實說，我對這想法感到雀躍，唯一掛慮的是如何將水族箱的魚一併帶走。就某方面來看，下放耀德和搬家差不多。畢竟我們並非罪犯，而是罪犯的家屬，所以會得到多一些仁慈的對待。

祖父是工作到一半被保衛部直接帶走，押至苦役集中營，連整理行囊的機會都沒有。他的命運和在蘇聯或納粹德國被捕入獄的許多人一樣，我後來透過閱讀知道這些人的下場。至於我們，起碼還獲准攜帶最低限度的家具、衣服，甚至還能帶食物。表面上，我們不過是被政府下放至荒郊野外，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鐵絲網、營房、營養不良與粉碎意志的工作，在在顯示這裡是不折不扣的勞改集中營。

集中營的編制以「家」為單位，足證即便在所謂的共產國家，儒家傳統依舊根深蒂固。然而，該政策並不改變集中營的本質。政府把我們一家送到遠方，是希望透過工作和學習重新教育我們。由於和罪犯朝夕相處，受到反動意識型態的汙染，因此我們這些非罪犯，被監禁在專為「猶可救贖」案例設計的集中營。

搜索結束後，祖父辦公室的幾位同仁一早就來家裡協助父母打包，他們大概是接獲官員指示；保衛部人員一心只想儘早收工。祖父的前同事看似樂於伸出援手，但這份好心不太可能出自他們本意。向犯罪家庭釋出善意十分危險。

確實，自保衛部人員登門後，僅一人鼓起勇氣到我家拜訪，一位和我們住在同一層樓的老太太。她敲敲我家的門，從打包箱子間挪進瘦小的身軀。她對每個人微笑，也向保衛部人員禮貌地打招呼，儘可能低調地隱沒在人群中。然後，她不動聲色地挨近祖母，低聲對她說：「我的朋友，妳一定要堅強。拿出勇氣……絕不可輕言放棄。妳知道自己的丈夫清白無罪，所以千萬別自責。聽我最後一句勸：遇到難關時，想想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妳一定會撐過去的。」

當全家的細軟依序塞進官方分派的五大木箱時，我瞥見妹妹手上拿著她最愛的洋娃娃，突然靈機一動：我拿了一個水族箱，匆匆放進幾條我最漂亮的魚，然後學妹妹緊抱著心愛的玩具不放。一位保衛部人員看到我，用下巴指著我的水族箱，說想帶「那玩意兒」離開，門兒都沒有。

陌生人憑什麼用這種粗魯的口吻命令我。胸中怒火頓起，我恣意地大吵大鬧，逼得他讓步。眼框淚水漸乾，但沒帶走的魚兒還是讓我放心不下。起初被告知家裡來了陌生人時，幾個損友說我可能會被送到「很糟的地方」，最好將心愛的魚分送給死黨。當時我並未把他們的建議當真，現在就要離開了，我真後悔沒有照做。

一臺卡車停在我家前面。警衛依序把已裝箱物品，以及保衛部人員看不上眼的小型家具搬上卡車，包括一張矮桌、一些廚具、一包重約六十公斤的米──集中營容許的上限。卡車嘎嘎作響的引擎聲，幾個家人的歎氣聲、此起彼落的命令聲，吵得鄰居不得好眠。週遭公寓紛紛亮燈。

我看到有人倚窗盯著我們看，有些人則鼓起勇氣下樓，就近觀看發生了什麼事。逐漸聚攏的人群在安全距離外看著一切，警衛對這些圍觀者頗為感冒，盡可能加快搬運速度。父親想到幾件重要物品忘了帶，趕忙衝回家裡，在人群中引起一陣小小騷動。此景讓我想到自己最愛的漫畫書。

和其他小孩一樣，我喜歡刺蝟大隊的征戰故事，內容講述刺蝟、松鼠同心協力，合力擊敗惡狼、老鼠、狐狸和老鷹等邪惡資本主義的象徵。我央求一位保衛部人員讓我回家找出這本漫畫書（應該是之前受不了我鬧脾氣而讓步的那位）。他受夠了我的任性，高分貝命令我上車。這次我真的嚇到，乖乖照辦。刺蝟大隊就這樣離我而去。幸好我還有心愛的魚。

家人依序爬上卡車坐在後面的載貨區，我很驚訝媽媽仍站在人行道上，一個人孤伶伶的。我始終記得她臉上深邃的哀愁，淚流不止。「妳不一起來嗎？」我問道。「噢，不是現在，我的寶貝。媽媽很快就會跟你們會合。」急著想收尾，保衛部人員不耐煩地附和母親的話，然後吆喝眾人手邊的工作不要停。

心安了之後，我緊緊抱著水族箱。為了避免水溢出來，我在水族箱上加蓋一塊木板。最後一次跟母親話別後，我的心思轉向搭卡車兜風的全新體驗，這可是北韓老百姓一生少有的經歷。

可憐的母親！這一切勢必讓她痛不欲生。儘管她非常努力，仍無法掩飾心中悲痛。而她九歲的兒子什麼都不懂，興奮地爬上卡車，胸前捧著心愛的水族箱。這位母親不知道今日與兒女分別，再見面已是多年後。身為「英雄之家」的女兒，她躲過下放勞改的命運，但她的丈夫和孩子將在那兒度過十年。我們被監禁後不久，保衛部強迫她離婚，切斷與「叛徒」之家的一切關連。

從頭到尾，沒有人徵詢過她的意見，甚至沒要求她簽名。她苦不堪言，在我們被監禁期間思念著她失去的家人。我後來才知道，母親一再懇求保衛部，希望獲得被關進集中營的許可，只為和我們重逢。可是她的請求被認為有悖常理，每每遭駁回。

啟程時，天才破曉。我們搭的是蘇聯製卡車，馬力大，專門用來載運囚犯。北韓人稱它為「烏鴉」，是死亡的象徵。依據傳統，白色用於悼念，黑色用於喪禮。這是一臺有棚子遮蔽的卡車，旅程之初，我和美湖被命令不准向外偷看。直到車子駛進鄉間，警衛才允許我們自由欣賞外面的景色。

卡車行駛在滿是輪胎痕的泥濘中，一路上搖晃顛簸。我還蠻撐得住的，只在意如何確保水族箱的水不要溢出，但美湖已開始嘔吐。祖母找了一個塑膠袋給她，然後在卡車地板上鋪幾條毛毯讓她躺下。我們從家裡搬到車上的木箱與家具在美湖躺下的「床」前。兩名備槍警衛則站在底部監視我們。

旅途中，祖母曾詢問警衛會怎麼處置她的么兒，也就是我家當時唯一不在場的成員。她說四叔是無辜的，他們沒有理由要逮捕他。警衛表示同意。現在回想起來，祖母一定是絕望到了極點才會病急亂投醫，她明知警衛無權做任何決定。她只是需要安慰，或許她的確從警衛口中得到一些慰藉。

不過，當我們詢問營區所在位置時，警衛一律回說不知道。即便如此，他們曾試著提振我們的士氣，甚至釋放些許善意，但始終堅稱不知集中營長什麼樣子。其中一人表示：「我只知道那裡沒那麼糟，你們會平安無事的。」

警衛的職責顯然是讓我們保持鎮定。大家都知道，落入這種遭遇的人，有時寧願選擇自我了斷，警衛可不樂見。自殺是抗命行為，代表對勞動黨擘畫的未來喪失信心。警衛的加油打氣，不過是想趕在烏托邦神話破滅之前，將我們送達集中營。可惜這既止不住祖母的淚水，也無法讓父親脫離深陷的陰鬱沈默。

他是不是在思念妻子？回憶京都的住所？與朋友學攝影的快樂時光？還是祖母當年毅然離開日本回祖國投入革命的決定？自從祖母做出他無從置喙的決定，生活的一切都變了調。在他眼裡，下放勞改肯定就像朝地獄又邁進了一步。

父親坐在我面前，雙眼空洞無神，被思緒吞沒。又向前駛了一段路後，卡車停了下來，其中一位警衛跳下車。約莫一分鐘後，他護送一位和祖母年紀相仿的老太太上車。她衣著整齊，一身黑，連件行李都沒有。我們猜她應該是警衛的友人或親戚，順路搭個便車。起初她靜默不語，十五分鐘後終於開口，然後就再也沒停過。

原來，她也要被遣送耀德。她的故事和我們大致相同，從決定離開京都返回北韓，到丈夫莫名失蹤被控為間諜。她沒有孩子，如今再沒人可以仰賴，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要被帶走。她開始數落勞動黨，兩位靜靜站在一旁的警衛命令她閉嘴，但她不理會，降低音量繼續批評。警衛只想省麻煩，假裝充耳不聞。

「我在那裡沒有小孩和先生陪，要怎麼撐下去？」她反覆的問。

「若我們被送到同一個營區，你可以仰賴我們。我們一起互相扶持。」祖母回道。

她向祖母致謝，緊繃的神經稍稍紓緩了些。她帶了二十顆水煮蛋在路上充飢，現在正把蛋分給車上的每個乘客，包括警衛在內。我撥開水煮蛋，壓碎蛋黃打算用來餵魚。可我還來不及把蛋黃屑灑到水族箱裡，祖母一巴掌用力打到我臉上，命令我把蛋黃吃掉──這是祖母第一次動手教訓我。我大受打擊，但還是乖乖聽祖母的話，吃掉原本要拿來餵魚的碎蛋黃。

時間過得很慢。為了打發時間，我爬上木條箱子，透過半透明窗戶往車外瞧。不過，大部分時間我都坐著，震懾於祖母給我的那一巴掌，因為我的魚死了好幾隻而悲從中來。我好想放聲大哭，但還是努力不讓淚水流下。我再度用木板蓋上水族箱，緊緊抱在懷裡，眼睛直視前方，強迫自己放空腦袋。卡車繼續在滿是泥濘的小路左彎右拐。這條戰略道路是之前日本人為連貫北朝鮮東西部所建的，路況是出了名的危險。一路上不斷顛簸，九彎十八拐，連我也忍不住吐了。

終於在接近中午時分，到了位於林線以上九百多公尺的「越王嶺」（位於咸鏡南道耀德郡的一座山嶺），北韓人慣稱「淚之山嶺」，因為它是進入耀德的最後一段路。下午兩點，我們抵達營區邊界。

卡車停下的那一刻，沒有一個大人願意向外看。長達幾小時的漫漫路程，他們多的是機會熟悉車外景色，但天知道現在往外看到的會是什麼。大人坐著不動，我也有樣學樣，於是我們全坐在那等待進一步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