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所繫之處(共三冊)

「作為一部後民族主義的民族史傑作，《記憶所繫之處》中文選譯本的問世，無疑將會為缺乏理論意識的臺灣史學界帶來衝擊與啟示。」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專業推薦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中研院副院長　王汎森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呂紹理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
前清華大學副教授　陳傳興

這是一個法國之所以成為法國的歷史。

原本艾菲爾鐵塔只是一座平凡的建築物、普魯斯特原本被視為一個三流作家，七月十四日能不能算是法國國慶也被質疑。但在歷史的變動與解釋中，模糊的法國形象逐漸成形，不只在法國人心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的心中，艾菲爾鐵塔拔地而起，伴隨著馬賽曲的伴奏、瑪德蓮的香氣、藍白紅的照耀，也隨著環法自行車賽一台台單車在地圖上一再畫出法國疆域，如今我們所認識的「法國」才終於出品問世。換句話說，這不是一本告訴你艾菲爾鐵塔多高，或者瑪德蓮蛋糕如何製作的書；這是一本試圖告訴我們，在歷史迷霧中，今日法國如何出現。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這個詞彙為法國史學大師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創，他將之定義成：一種物質或非物質實體，經由人類或時間轉變，而成為一個社群的象徵性遺產。就我們當代人而言，艾菲爾鐵塔、馬賽曲、普魯斯特便是這樣的「記憶所繫之處」。但皮耶諾哈不是要再次強調這些觀光景點的美好，而是要藉由這些令人魂牽夢縈的所在，追溯其歷史，傳達那背後豐富眩目的多線故事，如何在歷史與記憶的糾纏過程中，塵埃落定，成為現在的模樣、成為人們朗朗上口的典故。

在學者的眼中，《記憶所繫之處》是一種影響深遠的歷史觀念，但它也同時是一種最精采的故事寫法。它在毫不與事實妥協的狀況下，將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或地點，抽絲剝繭成千頭萬緒的離奇故事。例如，環法自行車賽如何在不同年代修改比賽路線，以符合不同年代的政治需求。普魯斯特對於法國小生活小日子的細緻描寫，如何曾經被視為墮落頹圮，而又翻案成法國最偉大的作品。這些充滿衝擊與張力的精采法國歷史，竟也同時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史學著作。

本書原本共有三大卷，七大部，收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編撰者皮耶諾哈本人與本書譯者戴麗娟兩人一同討論，選出九篇對於台灣讀者特別有意義的文章，希望能經由這些經典論述，為我們打開真正理解法國迷人文化的第一扇窗戶。

裝訂特色：本套書共三冊，選用法國國旗藍白紅三色作為封面底色，在書盒內依序排列成法國國旗。封面封底皆採用打凸設計，三冊分別打上：馬賽曲樂譜、艾菲爾鐵塔以及普魯斯特，運用法國為人熟知的文化象徵，表現法國文化的低調與細緻，更添經典收藏價值。

本譯作榮獲法國在台協會、法國國立圖書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Livre）之翻譯與出版獎助

皮耶‧諾哈（Pierre Nora，1931-）

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法國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曾先後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IEP）、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以研究法國國家認同與記憶聞名。主要作品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Les Français d’Algérie, 1961）、《歷史之製作》（Faire de l’histoire, 1974）、《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1992）、《公共歷史學家》（Historien public, 2011）等。其作品長期受到肯定，獲獎包括：法國國家歷史大獎 (1993)、法蘭西學院哥伯特獎(1993)、法國國家圖書館路易絲維茲獎(1991)以及普世狄德羅獎(1988)等。

譯者簡介
戴麗娟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智識史、殖民史，著作有法文專書《歷經殖民科學運動與解放殖民運動的法國人類學，1880-1960》及學術論文數篇，另有史學及藝術類翻譯數種。曾獲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國科會吳大猷獎等。

各篇作者簡介
皮耶‧諾哈（Pierre Nora, 1931-）

法蘭西學院院士，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退休教授，以研究歷史編纂學、法國國家認同與記憶聞名。主要作品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Les Français d’Algérie, 1961）、《歷史之製作》（Faire de l’histoire, 1974）、《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1992）、《公共歷史學家》（Historien public, 2011）等。

克希斯提昂‧阿瑪維（Christian Amalvi, 1954-）

法國蒙布里耶大學教授，專研法國記憶史、國族神話史、歷史普及化問題。著作有《法國史中的英雄》（Les Héro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2001）等。

米歇勒‧沃維勒（Michel Vovelle, 1933-）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退休教授，長期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社會文化史、心態史。著作繁多，著名者有《死亡與西方，1300年至今》（La Mort et l’Occident de 1300 à nos jours, 1983）、《大革命心態史》（La Mentalité révolutionnaire : société et mentalités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86）等。

莫娜‧歐祖弗（Mona Ozouf, 1931-）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退休教授，研究領域有法國大革命史、十九世紀智識史、婦女史。與大革命有關的重量級作品有：《大革命評論辭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88）。

米歇勒‧維諾克（Michel Winock, 1937-）

巴黎政治學院退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思想史、法蘭西共和國史、知識分子史，其作品等身，專書即有四十餘種，例如《民族主義、反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Nationalisme, antisémitisme et fascisme en France, 1990）、《知識分子的世紀》（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1997）等。

亨利‧羅瓦黑特（Henri Loyrette, 1952-）

藝術史家，長期在奧賽美術館服務，1994年任該館館長，2001年起轉任羅浮宮博物館館長，著作有《艾菲爾》（Gustave Eiffel, 1986）等。

喬治‧維加黑洛（Georges Vigarello, 1941-）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退休教授，研究領域為身體史、衛生史、運動文化史。晚近參與著作有一套三冊的《身體史》（Histoire du corps, 2005）、《雄性史》（Histoire de la virilité, 2011）。

安端‧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 1950-）

法國文學史家，曾任教於巴黎第一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06年成為法國學院教授。著作有《兩個世紀之間的普魯斯特》（Proust entre deux siècles, 1989）等。

「一本具有權威的鉅作，定義了法國的樣貌。」《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一部非凡的成就……（書中收錄的文章）如鑽石般閃爍。」《新共和雜誌》

「《記憶所繫之處》的出版，讓我們終於能擁有為了解析、詮釋和頌揚法國魅力及其歷史最重要、最具野心的作品。書中收錄的長篇論文，詳細又發人省思，讓讀者獲得愉快的閱讀經驗。」《洛杉磯時報週日書評》

「這本迷人又獨特的作品，幾乎談論了法國的所有事物，從法國國歌「馬賽曲」的由來，到聖女貞德在法國集體記憶中如何改變她的地位，都是談論的對象。甚至連巴黎鐵塔也閃耀出令人驚奇的新面貌。」《芝加哥論壇報》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法蘭西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原型，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法國史學就與法蘭西民族國家同源共生，彼此塑造，歷史意識成為法蘭西人國家／民族意識的核心。正如同猶太人是「記憶之民」，法蘭西人是「記憶之族」。身為猶太裔法國人的當代史學大家Pierre Nora同時繼承了猶太人的離散記憶與法蘭西的國／族記憶。二十世紀後半，當法國古典民族史敘事在知識挑戰與歷史變遷中逐漸解體之際，Nora開始尋找重建法蘭西民族史與共同體的精神原則。他在多元民間記憶之中搜尋體現民族集體記憶的場域，如空間、制度、風景、音樂、節慶等，探索其相互關連，並試圖經由這些關連性將「法蘭西」再現為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系。這部結合了120名史家心血，試圖連結歷史與記憶的《記憶所繫之處》，就是這場偉大知識與公民行動的成果。作為一部後民族主義的民族史傑作，《記憶所繫之處》中文選譯本的問世，無疑將會為缺乏理論意識的臺灣史學界帶來衝擊與啟示。

譯者導言
譯者 戴麗娟

《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出版於1984至1992年間，全套共3卷7冊，在主編諾哈（Pierre Nora）教授的規劃與邀約下，匯集了上百位法國當代一流學者的研究，收錄135篇長文、5千多頁文字，可謂晚近30年來法國史領域最受矚目的一部著作。第一卷以「共和國」（La République）為題，雖僅有一冊， 1984年出版後卻立即引起法國學界熱烈討論，被視為當代關於法國史書寫最具原創性的嘗試。這樣的迴響也促成後續兩卷的出版，分別是「國族」（La Nation）、「複數法蘭西」（Les France）各3冊，在1992年底正式出版完畢，整套書很快地被視為經典。不久之後，書名「lieux de memoire」這個新創名詞也被收錄於重要的法語字典「Le 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中，相關解釋引用的即是書中諾哈的文字。諾哈本人更因其整體作品的品質以及對文字的講究，在2001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面對這部重要作品，法國之外的學界當然展現譯介的興趣，然而作品的分量與議題難度令人望之卻步，連坐擁國際學界主流資源的美國校園，也得由哥倫比亞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兩個大學之出版社接力投入，才在2010年勉強將全套書翻譯成英文，前後歷經十餘年。其他國家如義大利、德國、日本等等，直到目前為止都採取擇譯的方式，一如讀者手中這部中文譯本。所幸原書架構雖然龐大，但是每篇文章各自闡述一個記憶所繫之處，因此可以分開閱讀與翻譯，不至於影響讀者的理解。比起原著的分量，中譯本當然不企求反映其廣度，卻希望能忠於原著的精神，因此譯者必須於此說明當時選擇的考量。

由於譯者與諾哈教授有將近20年的師生之緣，彼此可充分討論，加上回台從事研究工作也將近十載，深知中文世界對法國史的認識程度，因此可在選文時提供意見。諾哈熟知書中每篇文章的論述手法，在與筆者討論後，決定選擇能充分反映書中問題意識，又能讓中文讀者感覺較易親近的篇章來構成中文版的內容。此次選出的九篇文章大致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讓外國人提到法國這個國家時最容易聯想到的主題（例如〈馬賽曲：戰爭或和平〉、〈自由平等博愛〉、〈七月十四日：從震怒之日到節慶日〉三篇即屬此類），二是外國人較熟知的法國歷史或當代文化象徵（例如〈聖女貞德〉、〈艾菲爾鐵塔〉、〈環法自行車賽〉、〈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屬於此類），最後則是對於法國史學編纂的反省，訴諸對象是歷史學研究社群，一篇是〈拉維斯的《法國史》〉，探討第三共和時期參與國族意識建構的法國史名著之製作過程，另一篇〈歷史與記憶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則是綜合原著中諾哈所寫的兩篇前言的主要段落，分別是第3卷第1冊的〈如何書寫法國史？〉（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與第1卷第1冊的〈歷史與記憶之間〉（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末段。這篇中文版才有的綜合文章也成為這份譯本的導言，希望讀者能藉此掌握《記憶所繫之處》一書的問題意識。作為歷史學家，諾哈的理論性文章其實並不多，我們可由這兩篇諾哈親筆撰寫的文章瞭解他突破傳統國族史書寫方式的用心，也看到他對於歷史與記憶這兩個與過去交涉的領域之辯證性思考。

說明此翻譯本的架構之後，譯者於此將扼要地說明與此書有關的參考來源，希望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瞭解此著作。事實上，從諾哈課程的主題及其編輯出版的書中可看出，「記憶」這個主題從1970年代中期即開始浮現。然而在1974年諾哈與年鑑學派布勞岱的接班人勒果夫（Jacques Le Goff）共同主編出版的《歷史之製作》（Faire de l’histoire）三冊書中，不管是「新問題」、「新取徑」或「新對象」，都尚未見到相關的專題討論。可知的是從1978學年度的研討課開始，諾哈已經與課堂上的同儕、學生討論記憶所繫之處的相關概念，並且推敲每個可能條目的適切性。不過，從醞釀階段到1992年全書出版完畢，經過了十餘年，這樣一部極具原創性的作品雖然有其參考概念，彼此之間卻又不是簡單的一脈相傳的關係，而且隨著相關研究增加，最終的問題意識也更為複雜。所以此處提出的三個參考來源，僅是作為一個引子，而不企圖說明此作品中牽涉到的所有概念。

第一個來源是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所闡述的「集體記憶」概念。Halbwachs在1928年發表的奠基性作品《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中，讓記憶從個人、家庭回憶的私領域以及單純心理層次的討論跳脫出來，變成社會學可以討論的一個主題。Halbwachs尤其強調社會群體共同經歷所形成的認知與認同框架，對於個人記憶的形塑力量。除此之外，他也將記憶與歷史徹底對立起來，以方便推展他的討論。對Halbwachs而言，記憶是主觀、個人、情感的，因此也是多變的，而歷史講求的是實證、客觀、超然，追求的是真理，與記憶不會混為一談。諾哈當然參考了Halbwachs的理論，但是由於他關心的是法國史研究的問題，所以很快地將社會集體記憶的思考與國族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等問題連結起來。不過，諾哈在初期也承襲了記憶與歷史雙元對立的論點來架構《記憶所繫之處》的問題意識，這點從1984年第一卷的導言中可以明顯看出。然而，隨著相關作品愈來愈多，討論的層次更加細緻，加上二次大戰檔案陸續開放，對當年錯誤決策者的刑責審判問題使得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更加凸顯，加上公權力機關與大眾傳播媒體對於紀念活動的炒作等等，讓諾哈無法再抱持原來將記憶與歷史截然二分的立場，而必須討論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順勢將原本被實證歷史學置於邊緣的記憶問題帶到核心位置，加入「記憶之社會史」的討論行列，這個趨勢從他在第三卷的前言和結論可以看出。
在Halbwachs之外，此著作另一個明顯的參考來源是對於記憶術的研究。英國倫敦大學教授Frances Yates女士（1889-1981）1966年出版的《記憶術》（The Art of Memory）一書，回溯了上古流傳至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並考證了這套空間聯想記憶法（methode of loci）與修辭學、邏輯學訓練之間的關係。華人世界所熟知的利瑪竇在十六世紀末向中國人展現的驚人記憶，運用的就是這種在羅馬學習的記憶之宮的方法。Yates教授這個研究多少激發了諾哈研擬出lieux de mémoire這個名詞的靈感。事實上，Yates教授這部名著的法文版翻譯與出版就是由諾哈一手促成的，而在1975年出版的法文版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以「lieux de mémoire」一詞來翻譯原著中的memory locus，這個新組成的法文名詞也成為後來諾哈精心策劃的法國史之書名。

儘管有這個參考來源，從後來7冊書中所包含的條目可以看出，這些記憶所繫之處早已經超越純粹空間、地理的範圍，而容納許多象徵物、分野標準、抽象概念如世代（La génération）、左右派之分（La droite et la gauche）、法語靈妙之處（Le géni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等等。當然，許多人還是認為空間在這樣的國家、社群的集體記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得以運作，多少是建立在「地點的記憶」（mémoire des lieux），這種論點雖不無文字遊戲的成分，但我們也可從類似的討論看出此名詞的包容性和延展性。

除了這兩個特別明顯的參考來源，另一個是屬於隱性的參考來源，亦即猶太人的記憶傳統。這個參考來源也許是諾哈教授本人最不強調的，卻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諾哈教授的家族是中世紀就定居法國，並且在大革命時期取得法國國籍的猶太家族（法國人稱這些已定居數世紀的猶太裔法國人israelites，有別於一般的juifs），這類猶太人對於法國的共和價值尤其認同，而與猶太傳統習俗的關係淡薄。但是二次大戰猶太人慘遭捕殺的經驗，仍然讓諾哈這樣的猶太後裔重新省思身為猶太的意義。作為一個離散民族，猶太人從來沒有領土，所以也沒有國家疆域的記憶可言；而且因為以宗教信仰維繫，猶太人長期缺乏書寫歷史的傳統，一切都依賴經典、儀式、家庭傳承來連繫個人與過去的關係。這種記憶民族（peuple-mémoire）的特性，與法國強調歷史的傳統，成為諾哈自身認同與思考的雙重來源。一方面他體認到，歷史學理性的訓練與論述，不足以涵蓋個人與過去之間的種種感性互動；另一方面，如同猶太裔史學家Yosef Hayim Yerushalmi在其名著《你要記得》（Zakhor）所闡述的，過度氾濫的記憶也有可能妨礙真正的歷史研究。因此諾哈選擇的是一種正視記憶可以為歷史學帶來的資源與能量的國族歷史書寫，但是拒絕落入國族主義的陷阱，所以採取的又是一種解構國族神話的手法。在這一來一往之間，我們多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套以記憶為名的法國史著作會被認為是「以法國為對象，處理國族相關記憶的社會史」。

對諾哈而言，在集體領域內，不管是記憶或歷史，都是現在對於過去的一種管理與操作，牽涉的是當下如何看待過去、甚至利用過去，當然也在這種今昔往返之間有意無意地改變了現在的認知結構與未來運行的方向。歷史學家因其研究特性，在這個溝通過去與未來的領域中是責無旁貸的，但是除了專業訓練之外，也不能忽視社會中其他與過去對話的形式。若說歷史尋求的是真相，記憶要求的是忠實，在探索國家認同的路途上，歷史學家的責任正是尋找其中的交集。這是倚賴文獻的實證主義做法經常無法顧及的部分，也是強調結構性、長時段的布勞岱年鑑史學所輕忽的。對於社會現象觀察敏銳的諾哈，注意到一般大眾這些需求，透過記憶所繫之處，正是想把這個三不管地帶重拾回來，而且不迴避記憶成為歷史課題核心地位的可能性。將歷史學家帶回歷史潮流中，他在這樣做的同時，其實與19世紀上半期獨立書寫一部法國史的米歇雷（Jules Michelet）有遙相呼應之處──兩者對於追尋當代所需要的法國史有相同的熱情，但是經過實證史學與年鑑學派洗禮的諾哈畢竟摒除了個人臆測的成分。

就跟許多暢銷著作一樣，這套書最後也不免遭受盛名之累。原本是要與紀念節日或儀式保持一個足以提出反省的距離，書中一些條目卻在後來被收編成為更加大肆紀念的事物。這個名詞也被用於各種媒體、產品，從當初發明人的手中脫逸，轉化為各種變形，有了各自的生命，其間引起的是非當然不能全部歸罪於最早的發明者。

最後，譯者必須說明書名的翻譯，也就是翻譯時所遭遇的困難。由於「lieux de memoire」在法文中是個新創名詞，因此不容易以現成的名詞來翻譯。如前所述，法文原文中所用的「lieux」一詞，很容易讓人使用與空間、場域有關的詞彙來翻譯，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外文版本都直接譯成記憶之場、記憶之域、記憶之處。但是若深入瞭解整套書的選題與闡述手法就可看出，書中所處理的不僅是具體的歷史建築、紀念碑、紀念館、古蹟等等，也牽涉到許多象徵與抽象概念。而且重點不是在研究這些記憶之處的客觀存在，而是每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因為當時的需求來為這些事物注入新的意義：這些事物若有值得被記憶之處，並不完全在於它本身具有的可被記憶的特質，而在於透過它，後人可觀察到的是國族經歷過的一個又一個歷史時期的思想與情感的糾結。譯者選擇較冗長的「記憶所繫之處」，而不採取看似較易朗朗上口的「記憶之處」，甚或「記憶亮點」這類名詞，為的就是避免此書被誤以為是用來強調紀念碑、紀念日、紀念物的重要性，而這些正是這個研究著作當初企圖除魅的對象。

在結束這份譯者說明之前，譯者還要特別感謝旅居法國多年的好友郭維雄先生撥空為此翻譯定稿進行把關、潤色，甚至部分重譯的工作。由於筆者在漫長的翻譯過程中尚有其他研究工作必須同時進行，而且翻譯時往往被原文牽引，使得初稿常出現介於法文與中文之間不知所云的語句，幸賴郭君細心校對與修正，使得譯文得以力求忠實且流暢的面貌呈現於讀者眼前。當然譯者也要謝謝行人出版社的陳傳興老師勇於出版這類吃力不討好的學術性書籍，還有編輯周易正、林芳如的耐心協助，讓此法文著作的首部中文版得以在台灣問世。

【用自行車畫出國界：全法國都瘋狂的環法自行車賽】作者：喬治‧維加黑洛

1903年7月某個夜晚，《汽車報》（L’Auto）社長岱格杭基（Desgrange）宣告首屆環法自行車賽正式開始時，可能並沒有打算做一番永續的事業，只是想藉由出資舉辦大型比賽來對抗其他運動類報紙──持續報導一項前所未見的競賽成績以吸引讀者，從而吸引自行車工業來刊登廣告。這個活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的規劃，報紙發行量猛然攀升，從每天2萬份增加至6萬份。此外，車賽沿途都有慶祝活動；每當車隊抵達一個賽程終點時，當地必定陷入一片集體狂熱。這個比賽受重視的程度前所未見，很快地，一年一度的舉辦變成了一項傳統。由於如此受歡迎、如此廣為人知，環法自行車賽變得像是一種公共財產，1908年全程報導賽事的《時代報》（Le Temps）記者侯澤（Georges Rozet）就認為這是一項「國家財產」，目前的主辦者盧易（Xavier Louy）也說這是「國家遺產之一」。

承載記憶的環法自行車賽
從一開始，影像就具有決定性，岱格杭基在1903年稱它為「一個擁抱全法國的圓環」。整個活動繫於這個圖像：一個規律的環狀路徑。環法賽是一種頌揚國土的再現形式、一種理想的地理印象，如同小學所教的、布伊松（Ferdinand Buisson）形容成「對稱、比例適當、形狀規則」的法國；也是傳統的法國，像昔日國王出巡和周遊的旅程路線那樣，符合歐幾里德幾何。那不是如同維達德拉布拉許（Vidal de La Blache）這類學者所研究的地理，他的《法國地理全景》剛好出版於環法自行車賽開始的那一年，書中強調的是土地的拼圖式組構，以及缺乏清楚界定的輪廓。環法車賽呼應的是屬於常民的地理概念，傾向於討好的形象，而非輪廓線的觀察。

……這個活動本身尋求吸引人氣，或許是因為其演出特質註定如此：「大自然賜予法國許多值得凝視欣賞的精彩景色」。

將土地納為己有
所謂的行程還指涉了疆域，它把疆域推到台前，巧妙運用其象徵。在這個過程中，它強調出疆域的三個特質：遼闊、美感、天險。

賽程所經之處總是無限寬廣。法國是一種遼闊的經驗，而參賽者似乎迷失在無盡的地平線，「夜近了，狂暴的北風在廣大的平原上不停呼嘯。月光下，平原中央矗立著恍如鬼城的阿爾勒（Arles）。」沒有人能一眼看盡行程，參賽者跨越地區邊線，駛向一個個看不見的目的地，「選手穿越旺岱（Vendée）寧靜的鄉村，沿著緩慢幽靜的羅瓦爾河，狂熱地向前奔逸。」

這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國度，也是一個美麗的國度。主辦者希望環法自行車賽是個美感經驗。《汽車報》追求打動人心，從不遲疑，所以車賽所穿越的法國是一個極致的法國：「自黃金角（Corne d’Or）觀之，維勒佛杭胥（Villefranche）的水域一望無際，遙接天邊，而天際線的另一邊就是地中海。」這些影像如同有點褪色的風景明信片，強化人們小學階段習得的、或由常民文化所傳播的信念。由於早已家喻戶曉，這些景觀更受人喜愛。有著「壯觀背景」、伴隨著「奇岩怪石」的「大藍」事實上並沒有帶給讀者任何新事物，只是單純地肯定法國近乎永恆的美麗。關於法國之美，它所做的確認多於揭露。美感相當重要，足以成為環法賽不變的成分之一。

【從歷史中鹹魚翻身的艾菲爾鐵塔】作者：亨利‧羅瓦黑特
1940年6月24日清晨，希特勒來到甫被征服而空蕩無人的巴黎訪視。在德國宣傳影片中，我們看到他匆匆進入馬德蓮教堂（la Madeleine），然後坐著敞篷車在歌劇院附近慢慢繞了一圈，穿越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來到托卡德侯廣場（Place du Trocadéro）。在挑高的平台上，他看著艾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聽著亞伯特‧斯皮爾（Albert Speer）的解說，然後轉過身，以這座巨大的鐵塔為背景，很快地擺了一個姿勢、單獨照了一張像。這張相片經過「上色」後廣為流傳，人們看到的是希特勒平靜地佔領了巴黎。德國人後來在鐵塔第一層下方懸掛布條，宣告「德國在各戰線取得勝利」（Deutschland siegt auf allen Fronten），艾菲爾鐵塔卻加入了抗德行動──在整個戰爭期間，鐵塔升降梯一再被刻意破壞，完全停止運轉。

1889年萬國博覽會「一座很高的塔」
1878年設計托卡德侯展覽館（palais du Trocadéro）的建築師布岱（Jules Bourdais），早在1885年就向萬國博覽會籌備委員會提出計畫，打算建造一座300公尺的高塔，「頂端裝設一個電力光源以供巴黎照明」。這個巨型燈塔足以照亮布龍尼森林、整個納伊（Neuilly）和勒瓦魯瓦（Levallois）區，乃至於塞納河；此外，最上面幾層可設置一個醫院，讓想要接受「高空治療」（aéro-thérapique）的病人無需遠行。相較於這麼多實用、科學、醫學的價值，居斯塔夫‧艾菲爾隨後提出的建議就顯得較具象徵性，也比較平庸：「在艾菲爾先生的想法裡，這個巨型建築應可作為我國工業實力之耀眼展現，見證鋼鐵建築的長足進步，慶祝這個世紀在土木工程方面前所未見的快速發展，吸引觀光客，並且對於1789年百年紀念所舉行的和平集會之圓滿成功有顯著貢獻。」關於這個計畫的誕生，有兩種說法，一個是官方版本，也就是皮卡在報告書裡所寫的；另一個是艾菲爾自己的版本，一如度侯（Douro）橋和自由女神像的例子，他不願承認自己在整個企畫中並非扮演先驅者的角色。皮卡在報告書中描述，艾菲爾將公司裡兩位工程師努吉耶（Nouguier）和寇施藍（Koechlin）提出的「一個鋼鐵打造的300公尺高塔」計畫加以發揮：「這個計畫已經規畫完善，像艾菲爾先生如此幹練、有經驗又具膽識的建築師當然會感興趣，而他也毫不猶豫地扛起責任，並且將此提案呈送給工商部長，使其納入1889年萬國博覽會的規畫中。」然而，艾菲爾在他的《自傳》裡卻將自己放在整個名單最前面，並且拒絕區分設計者和執行者：「1886年，艾菲爾先生與公司裡的工程師努吉耶先生、寇施藍先生以及建築師索費斯特（Sauvestre）先生共同會商後，向商業部部長兼博覽會籌備主任委員洛柯華（Lockroy）提出一個300公尺高塔的初步計畫，並承諾在確定的價格與期限下，負責整個建築工程。」

鋼鐵時代的象徵
以技術而言，300公尺高的鐵塔並不算實驗，而像是「所有大型交通工程的集結」，宣揚艾菲爾自1858年開始，在歷次大型鐵橋建設時所獲致的知識技術。不論是跨越中央高地峭壁、連接科蒙特希（Commentry）和加納（Gannat）的鐵路（1867-1869），或是距離特惠葉（Truyère）河谷120公尺高、被稱為「世界最大的工程」的加哈比（Garabit）高架橋（1880），許多技術一流的工程在偏遠鄉間完成後，位於巴黎中心的鐵塔就像是鋼鐵建築的「櫥窗」。鋼鐵建築終於進入巴黎，就像那些在外省受到低調讚賞的節目在巴黎的舞台上演一般，雖然遲了一些，卻光彩奪目。

……若以它受歡迎的程度（1889年5月15日到11月6日之間，吸引了1953122參觀者，亦即平均每天11800人），以及不斷引起的爭議來看，規劃者曾經提出的那些關於大氣研究或電報等科學實用性的論點顯得微不足道。直到大戰之前，這個鐵塔從未真正發揮實用性。一如寇培（François Coppée）在那篇數落鐵塔缺點的詩文中一針見血指出的 ，這個「粗野事物的極致」毫無用處，這一點卻使它立即受到歡迎，雖然也可能導致它消失，最終造就了它的勝利，成為巴黎無可否認的象徵。巴特則在文章中強調：「其他名勝，不管是教堂或展覽場，都具備某些功能，只有鐵塔，除了讓人參觀之外，沒有任何用途。正是它的空洞，使它順理成章地被歸到象徵的層次；而且，透過一種合乎邏輯的聯想，它的第一個象徵只能是同時被『參觀』的事物，亦即巴黎本身。藉由換喻，鐵塔變成了巴黎。」

【咬一口瑪德蓮小蛋糕向普魯斯特問候】作者：安端‧孔帕尼翁
超市裡，一個姓普魯斯特（Proust）的男士推著滿載貨品的購物車前進，結帳時將支票遞給女收銀員。她說：「真可惜，普魯斯特先生，如果您的姓少一個字母，就會是個有名的姓了。」一個已經過世70、80年的作家與今日獲得數次世界冠軍的賽車手，知名程度似乎無法相提並論。不過，再過50年或100年，還有誰會記得賽車手普羅斯特（Alain Prost）？普魯斯特的瑪德蓮小蛋糕，就算不是所有人都吃過，就算只有少數人真正把《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讀到最後，也就是讀到這小蛋糕真正發揮其意義的地方，它仍是法國文學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對象。這小蛋糕會流傳久遠，我們可以在《拉胡斯圖解小字典》（Petit Larousse illustré）讀到：「沾了茶水的瑪德蓮小蛋糕，重新喚起一個遺忘的味道，讓主角想起童年時光。」然而在作家的草稿中，這個地方原本寫的一直是普通的烤麵包！現在誰在咬一口寇玫西（Commercy）出產的瑪德蓮小蛋糕時不會想到普魯斯特？小蛋糕見證了這位作家在法國人集體記憶中奇特的知名度以及超卓的地位。

在伊利耶斯（Illiers），也就是第1冊《史旺家那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貢布雷（Combray）一地的靈感來源，「雷歐尼姨媽的小屋」每年有4000名遊客參觀，屋旁的糕餅店每星期可以賣出500個瑪德蓮小蛋糕。在卡布（Cabourg），也就是書中巴貝克（Balbec）的參照對象，有人重建了一個普魯斯特的房間：414號，其中有《在少女們身旁》（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所描寫的、會反射天空顏色變化的玻璃書架。這個房間所屬的大飯店之主管建議「普魯斯特的懷舊俘虜們」要提前預約。「馬賽勒‧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品牌辨識度已經到了可以申請註冊商標的地步，印有其肖像的T恤、錶面上以螺旋狀印著小說第一句的石英錶……各式各樣的小玩意即為明證。一位知名的美國普魯斯特研究專家頗有巧思地將這些產品稱為「泛普魯斯特學」（para-proustologie），一些廣告人則視之為「存在產品」（produit-être）或「人物品牌」（marque-personne）的勝利。法語高等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為了說明1990年的拼寫法改革有所節制，曾經計算過此方案對於七星文庫版的《追憶》造成的變動，結果是每頁不超過一處。普魯斯特的拼寫如「祖母」（grand’mère）、「無論如何」（en tous cas）、「純樸」（bonhommie）成為現代法語的標準寫法，就像存放在賽凡荷（Sèvres）的布列特閣（pavillon de Breteuil）那把以鉑銥合金打造的米尺。大家只要知道有這個標準米尺的存在就夠了，不必親自去現場看；同樣地，大多數法國人或許像普魯斯特一樣，把「純樸」（bonhommie）寫成多一個m，卻不一定有能力讀懂這位作家所寫的多數句子，尤其是他擅長的那種長句。在他筆下，這種長句就像阿將特伊（Argenteuil）一地特產的蘆筍。不過，哪個讀者在吃過有這種蘆筍的晚餐隔天，不會想起他在書中寫過這種蘆筍會把「房間的尿盆變成香水罐」？偉大作家的功能正包括引發這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