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民主：臺灣iVoter投票諮詢網站建置紀實

廖達琪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最高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政治學博士

林繼文
現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最高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

洪永泰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最高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生物統計學博士

林福仁
現職：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最高學歷：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企管系資管博士

劉正山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最高學歷：美國堪薩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陳柏宇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最高學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博士

王宏恩
最高學歷：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李承訓
最高學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陳麗璇
現職：基隆港務分公司資訊處助理管理師
最高學歷：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

第一章　民主對公民的期待
廖達琪、陳柏宇
一、 民主理論對公民政治參與的期待

2012年台灣剛結束第十三任總統與第八屆立委選舉，此次選舉過程各政黨與選民所展現的民主精神深受國外媒體以及中國大陸人民的讚揚。 台灣民主化係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逐步落實，歷程雖然短暫，但臺灣民眾至今對於自己作為民主社會的一個「自由人」之身分應是少有懷疑。然而，身為公民的我們是否真的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落實了民主？對此，相信許多人仍然認為台灣尚有進步的空間。

民主的理想境界是「人民治理」、「人民作主」，身為一個自由人的公民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政治。政治學者可能更期待選民必須擁有關於政府、政策和議員作為的相關資訊，才能夠有效判斷政治人物的言行並對其課責。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學者如John Dryzek、James Fishkin等人即強調公民參與可彌補代議政治少數人議政的缺陷，透過「麥迪遜回饋循環圈」（Madisonian Feedback Cycle），讓選民與政治菁英之間有良好的聯繫，並促使選民成為有知識的投票者。所謂麥迪遜回饋循環圈是一個包含「代表」（the representative）以及「被代表者」（the represented）的審議過程，即選民在輸入端提供現階段公共政策議題立場，而政治菁英則對選民解釋其決策並試圖尋求支持， 並且運用選民意見以及其知識與判斷，審議議題並且進行決策。

為了使麥迪遜回饋循環圈運作順暢，理想上，選民必須具備瞭解公共議題以及候選人政見立場的能力，而候選人亦必須提供選民足夠的資訊，在充分與選民溝通自我理念，並瞭解選民多元意見與需求後提出政見，並在當選後加以落實。實際上，以台灣的情況為例，政黨或候選人的政見會刊載在選舉公報、候選人的競選文宣，或是政黨黨綱上。這些競選承諾的性質五花八門、包羅萬象，舉凡口號、建設、環境、福利、教育、外交政策或警政治安等，都有可能成為政黨和候選人的公開主張。而這些公開性的宣示，理論上已和選民形成某種契約關係，因此選民應有權利予以追究。

然而如果選民資訊不足，以致不瞭解候選人的政見內涵，及其在問政或施政方面究竟有何作為，就無法適當的課責於其所選的代表。選舉投票時，選民通常易受短期的因素左右，如候選人個人魅力、地方派系、人脈、金脈之動員等。目前，坊間主流意見多認為政見，尤其登載於公報上的政見，一般選民根本不看，與候選人當選與否應無關聯。然而事實上，公報上的政見既是候選人正式的選前承諾，選民就應該藉由探討這些承諾與選後問政或施政表現的連結情形，來強化選民自身對代表的課責性，並透過對公報上政見的重視，形成民主政治的良性循環。

二、 資訊與選民決策

政治學的經驗研究早已指出，作為一個知性的選民並非易事，需要大量資訊以及資訊判別能力，可是大多數人沒有能力達到這個條件。如果這種落差過大，人民作主的理想便遙不可及。此即所謂的民主困境（democratic dilemma），意思是理論上被要求要做出「理性選擇」（reasoned choices）的人民可能無法達到這個要求。

Downs（1957）即指出，由於智慧投票的成本過高，民眾往往喜歡簡化的資訊，透過意識形態或捷思（short cut or heuristics）決定其立場。公民是否願意成為且有能力成為「知的公民」地作一個聰明的投票者，部分學者抱持著不樂觀的態度。早在古羅馬時代，政治家西塞羅（Marcus Cicero）便認為普通人是無知的，沒有判斷的能力。這個看法事實上為許多選舉研究下了註腳。學者發現，民眾往往是透過競選活動、媒體新聞（Bennett, 1992）、意見領袖（Berelson et al., 1954）或政黨認同（Downs, 1957）作為依據決定其投票行為。Downs（1957）從成本問題解釋這種現象，他認為一個選民要做出一個聰明的投票行為所須付出的成本甚高，此投票成本是指選民搜集有關候選人、政黨政綱和政策主張等方面資訊所耗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投票成本很可能降低選舉的投票率。在此情況下，政黨必須提供「可選擇的意識型態」（alternative ideologies）以資選民選擇。如果選民發現某一政黨的意識型態與其所提出的政策之間具有穩定且一致的關係，則該選民自然就可以依其本身的意識型態來決定對該政黨投下支持票，而毋須仔細分析繁複的政策內容，進而提高投票率，降低「理性的漠視」之可能性。

Sniderman（1991）則認為每個人在思考政治事務時，會運用一些「捷思」（shortcut or heuristics），而運用這些捷思的前提是必須擁有部分資訊。民眾雖然可能缺乏資訊，但起碼會對一些特定族群或團體有所「好惡」。所以，「好惡」就成了他的「推理的捷徑」。同樣，Hibbing與Theiss-Morse（2002）批判審議民主理論，指出民眾根本就不想花時間瞭解政治，甚至厭惡政治，只有在政治人物貪腐損害了公共利益時才會出來參與政治。因此在民眾普遍不願意費心思審議公共議題的情形下，產生「誰來審議」（who deliberates?）的問題，這將使得審議式民主無法排除影響力較大的參與者之影響（Fraser, 1997），而且像是媒體菁英這些具有影響力的群體也可能早已形塑了議題辯論框架（Page, 1996）。因此儘管Dahl（1989）主張多元政體，但權力大小不一的情況下，民眾還是容易被權力大者所影響。

此外，針對民眾無法處理過多資訊的問題，Jupia和McCubbins（1998）則透過研究指出，民眾在有限的資訊下不見得不能做出理性的選擇，事實上民眾於每天的生活中早已在許多複雜且缺乏完整資訊情況下做選擇；並非資訊難以取得，而是如同Downs所說，取得成本大於其實用價值，因此人們不需要在完整資訊下決定，而資訊有用之處僅在於幫助人們避免高成本的錯誤行為。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人們通常相信他們覺得較有知識的人，透過他們的意見決定自己的看法。
以上研究皆顯示，民主理論所預期的人民作主似乎是個理想境界，要使每位選民皆有足夠資訊，並且願意參與公共議題審議來監督政府，就實際經驗而言仍有很大的距離。

Michael Neblo等幾位學者（2010）則表示，民眾不參與的原因多半是認為自己的資訊或知識不足，不具備參與審議的資格。但是當民眾覺得自己的意見必須對他人負起責任，便會努力取得更精確的資訊，並願意自我批判，願意聆聽他人可能的意見，而且平常不參與政黨政治者反而願意參與審議。因此，Neblo等學者認為，與其問「誰來審議」，不如探究：在何種情況下民眾會「願意」審議。若依照Michael Neblo等學者的說法，民眾必須認為自己具備足夠的知識才願意參與政治、審議公共議題，那麼如何提供民眾品質良好且完整的資訊便是一個核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