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行：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

俠客到底是仗勢欺人的流氓強盜、法律的抗拒者？還是打抱不平的正義化身、法律的代言人？
俠客追求的個人快意恩仇的「義氣」，與儒家的「仁義」及墨家的「公義」又有甚麼不同？
在以男性陽剛為主的傳統社會文化裡，女俠的出現又象徵著甚麼呢？

「俠」是怎樣氣類的一種人物？歷史上的俠客具有何種特色？歷代俠義觀念及俠客形象是如何逐漸轉變、衍化的？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仁義」觀與俠客精神相融或是不相融？充滿神秘性質的道教術法，與唐代的劍俠有何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俠」本是男性專屬的名稱，一旦女性介入到男性的江湖世界，情感細膩而委婉的女俠對男俠或整個江湖世界有何種攸關於體質的改變？俠客意興遄飛，以酒會友，在酒精的發酵下，俠客展現出何種豪壯乃至悲壯的情懷？本書所收五篇文章，分別從歷史、文學、思想、宗教、文化的角度，縱橫剖析，深入肌理，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是探討中國古代俠客與文化最深刻的一本書。

序

從小我就喜歡閱讀武俠小說，書中白馬青衫、俊逸瀟灑的俠客，常使我暫時忘卻自己備受形骸所羈限困窘，恣意縱橫於想像的江湖世界中。儘管師長嚴禁、社會譏彈，我就是無忌無憚，罔顧一切，藉俠客智勇，拓我萬古心胸。自執教職以來，更不計毀譽，於武俠研究上播種耕耘，驀然回首，竟已迢遙二十餘年。雖髮白劍鈍，難偶塵俗，而少年舊夢，卻如今猶在。武俠於我，算是結緣一輩子了。
二十餘年的耕耘，其間甘苦，自是冷暖自知，成效若何，留待日後論評，但頗為欣見：前此一番磽瘠荒蕪的土地，目前已見其綠葉發華，且有繽紛千朵的花蕾燦放，至少苗圃已就，總算稍可自慰平生。

這麼些年來，我所出版的武俠專著及所發表的相關論文、書評、隨筆，為數頗多，但除了專著可覓地出版外，散見於各處期刊、論文集、報刊、雜誌的文章，始終缺乏統整，更不易集結出版。此非但難做為學界參考之用，且在自己所開設的武俠課程中，更無法讓學生能有所參考。《俠客與文化》所收五篇文章，是屬於篇幅較長、議論較有系統，且也比較能夠呈顯我個人武俠研究觀點的論文。這五篇文章，發表時地不一，當時學術規格尚未一致，故引註方式，往往與今日未必盡合，我勉為統整，但已無法做全面修訂，尚祈讀者見宥。

書名定為《俠客與文化》，主要是表明，我所致力於研究的課題，並不只是武俠小說，而是更廣泛地想藉武俠小說的研究，深入探討在傳統文化中，「俠客文化」此一小傳統所彰顯出的各個面相。我從俠客的歷史演變出發，探討自古以來男俠、女俠的文化意義；從思想角度，探賾儒家思想與俠客精神的差異；從道教角度，窺探唐代劍俠的特色；並從酒文化切入，討論俠客與酒的關係。基本上，這些都屬文化層面的探討，至於武俠作品相關的文學性問題，則暫時未能於此小書中呈顯，則猶有待另一次的集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重整內文之際，我是頗能察知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缺憾與不足的，讀者自不妨將之視為芻蕘之言，欲採不採，但憑甄擇；知我罪我，其惟此書！

二○一三年夏，林保淳序於木柵說劍齋

俠客與酒

在人類文化史上，「酒」始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日常生活中單純的飲食之道，到酒器、釀製方法、醫療養生，乃至於環繞於酒所衍生的各種政經制度、思想觀念，無不在各文化中持續發酵、影響、模塑著一個文化的成型。宋代朱肱的《北山酒經》曾謂：「大哉，酒之于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從世界各民族對酒的重視及其普遍深入人心而言，酒，真可以說得上是「全民盛典」的了；而「酒」在中國，尤其凸顯出其特殊意義。

儒家酒文化——飲酒政治學

中國人對飲食之道的重視，從《禮記．禮運》所謂的「禮之初，始諸飲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中可以看出來，而有飲莫非酒，《詩經》三百零五篇中，之所以出現有四十九首明顯以酒為意象的詩篇（佔百分之十六），也無怪其然了。中國人特重飲食，衍生出一套所謂的「飲饌政治學」，在整個文化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清人黃周星《酒社芻言》謂「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強調喝酒與學問的關係，刻意排除單純的飲宴，正闡發了這番「政治學」上的奧蘊。

《酒社芻言》是中國一系列談酒、論酒書籍（可稱為「酒乘」）中的一部，這類的書籍，往往喜歡冠上非常政治化的名稱，如袁宏道與張潮分別以《觴政》為名，而《酒律》、《酒令》、《觥律》、《律令》之名，亦所在皆有，儘管這可能是文人興到筆隨，藉森嚴的律令，行享樂歡宴之娛，但卻很明顯地透露出其中的政治意味。事實上，我們不妨大膽地宣稱，酒在中國（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中國），是一種「政治學」。

從歷史發展上看，中國的「酒史」，早在夏朝就展現出其政治意味了。《尚書．夏書》中曾明顯記載過太康「甘酒嗜音」、羲和「酒荒于厥邑」的事蹟；而夏桀之「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的傳說，與夏禹「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的警戒，兩者並觀，在開國明王與亡國之君對舉中，酒與政治良窳的關係顯朗，可謂十足發揮了酒的政治性。大抵上，這些傳說，皆起於周代以後，周人之所以如此刻意強調酒的政治作用，料想與商人（尤其是紂王）的「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囗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的事蹟有關。儘管「商代（尤其是中後期）酒政的一特點是放縱不羈，酒害不制」，但是商紂的失德亡國，是否真的導因於此，恐怕是歷史認識的問題，重要的是，周人的確是如此「認知」的，因此不但明載於詩篇，鐫刻於銘文，撰寫於敕誥，更以此制定了種種的禮法，針對酒予以範限。

周人對酒的觀念，始終有點徘徊猶疑，既肯定酒在宗廟祭祀、嘉禮賓宴中的重要性（舉凡各項禮制，無不有酒，亦於《周禮．天官》中明設「酒正」、「酒人」之官），且也可能深知其「柔身扶老」的促進血液循環之功效，但又兢兢以沉湎為戒，深恐酒之足以亂德，如〈酒誥〉謂「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因此屢屢引以為教訓，不但於祭祀儀節中，特意強調「玄酒」（水），甚至還有專掌「幾酒謹酒」的「萍氏」（〈秋官〉），與專掌「以屬游飲食于市者，為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的「司虢」之官（〈地官〉），專負糾察舉告之責。整體酒風，趨於嚴謹，同時亦將酒與道德繫聯為一，形成了中國酒文化中的主榦，對後世有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第一本字書《說文解字》解說「酒」字，就充滿了相當濃厚的道德意味：「酒者，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人性的善與惡，事件的凶與吉，居然可以與酒產生繫聯，可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酒已遠遠超過物質性的存在，而具有更深一層的文化意義了。據許慎的解釋，「就」字，說明了酒足以在人性上分別造就不同的「善惡」效果，同時亦引發有關吉凶的外顯事跡，這就是「造」，許慎引用夏禹「疏儀狄」的掌故，頗有意將之導向於酒本質上的「惡」。在這裡，酒本身的重要性遠高於飲酒者。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思考邏輯，酒，尤其是「美酒」（旨酒），被視為誘引靈魂趨於墮落的媒介，所以如大禹這般聖哲的君主，也不得不凜然戒懼，而且，也似乎由於他理智地峻拒誘引，因此成就了日後的「聖」名。在儒家思想的浸潤影響下，中國人對「物質」的思考，基本上都是依循這條路徑的，子夏說「雖小道，亦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酒（包含了歌、舞、女子，當然更包含了博奕），無疑是「小道」之流，一旦沉湎其中，則等如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歷史上知名的亡國之君（或暴君），大抵上，「好酒」也必然是一樁無可避免的罪名。故《抱朴子外篇．酒誡》謂：「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分毫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囗不及禍。」在如此的戒慎恐懼下，儒家之徒對飲酒有重重的範限，從席位的安排、飲酌的數量、飲具的擺設、飲酒的儀節，到宴席間的言談舉止，都強調節制與秩序，可謂是「酒令綦嚴」的了；在《禮記》一書中，相關的酒禮，詳盡而煩瑣，是最具代表性的。
不過，酒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在各方面都有它的重要性，甚至，「酒政」的良窳，更攸關著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從制度面對酒的生產、技術予以限制，因此，能夠範限的，通常只有人——飲酒的人；而且，只能從道德面加以規勸或箴砭。這是非常矛盾的，假如說，酒是誘人的惡媒，依循正常的邏輯思考，應當禁酒，而非禁人，此處反其道而行，明顯疏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人，為何喜歡飲酒，甚至沉湎於酒？

飲酒的心理作用

中國人喜歡飲酒，當然與酒的性質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傳統的看法中，酒的物質性功能，與醫學密切相關，醫字从酉，其故可思。然而，喜飲酒或常飫飲的人，卻未必著眼於酒的醫學功能，而往往是一種「心理」寄託。此一心理寄託，範圍很廣，而且因人而異。基本上，其大別有二：一是「忘」，二是「壯」。

「忘」，意指藉酒精的迷醉力量，使個人暫時忘懷在現實世界中因失意、挫折而導致的憂傷與煩惱。白居易詩云：「一酌發好容，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忽然遺我物，誰復分是非？」（〈效陶潛體詩〉16首））在這裡，舉凡朋友細故、人情冷暖、經濟窘迫、愛戀無常，乃至於宦途失意、壯懷難伸等，皆可以「藉酒澆愁」，以消塊壘。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詩十九首〉）、「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落魄江湖載酒行」（杜牧〈遣懷〉）、「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李煜〈烏夜啼〉）、「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零霖〉）、「且將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等名詩雋語中，所謂「醉可忘榮悴」（白居易〈和微之詩〉）——人生的得意與失意，我們皆可清楚窺見此一「忘」字的心理滿足——這是「己忘」。從「己忘」的另一層次來說，則也可以達到「人忘」的效果，藉酒為逃遁之地，始於箕子：「紂為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皆莫知。問於箕子，箕子曰：國君飲而失日，其國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箕子藉沉湎於酒以免禍，與屈原堅持「獨醒」而不免賈禍的事例可以對舉，酒在此處的政治功能，發揮得相當高妙。

「壯」，則指藉酒精的麻醉力量，暫時擺脫開理智的約限，徹底發抒個人在平時備受壓抑、無處（或不敢）宣洩的情緒，俗話說「藉酒壯膽」，即指此而言。喝得微醉（指還沒有醉如爛泥）的情況下，容易「酒後吐真言」，敢於明白暢快、坦率直截地表露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觀點。膽氣既壯，往往會罔顧世俗禮法，無論是「藉酒使氣」、「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或是「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甚至來個「身在山東心在關，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若無「膽氣」，可能是不敢出口的。

無論是「忘」是「壯」，從儒家的角度而言，難免都是種「踰越」。在此，文人（尤其是相對於「儒林」或「道學」）以酒消磨英氣，抒發個人無關乎國計民生的情感，甚而瀟灑風流，於笙歌紅粉、水邊林下之間，自適其適，追求高品味的個人生活之趣；以及俠客藉酒使氣，擺落現實，披肝瀝膽，寄壯懷志氣於酒杯之中，進而飲酒歃盟、蔑視禮法；分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與儒者大異其趣的「酒文化」，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