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悲傷：有悲傷的勇氣，生命才能向前（簡體書）

《走出悲傷》，一位世界級心理學大師的生命剖析。
《走出悲傷》中，心理學家西瑞尼克不懼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尋那些已被埋藏的記憶，質問那些記憶的陷阱，并試圖說出在重獲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說而無法說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傷的心路歷程。他以自身經歷告訴那些心中有傷的人，走出悲傷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聯系，二是相信生命與生俱來的內在能量。
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生命的悲傷和命運的曲折，是生活在這塵世中無法避免的修行，我們不能阻止和壓抑自己的情緒，但可以選擇與悲傷相處，克服悲傷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陰影中繼續活著，而且能夠更強大地活著。
要有悲傷的勇氣，生命才能向前。

【法】鮑里斯·西瑞尼克（Boris Cyrulnik），心理學家，心理咨詢師，人類和動物行為學家，土倫大學教授，在歐洲領導著多個學術前沿的研究室。以在心理創傷方面的研究享譽世界。
身為一個猶太人，他童年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并在戰爭中失去了父母、朋友，生活自此動蕩，七歲的他作為孤兒還被特意安排越過敵軍的封鎖給法國軍隊送情報。直到二戰結束，他的世界才得以靜下來。
此后他接觸到心理學，開始進行系統地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他逐漸認識了自我，治愈平息了過去的回憶，并最終成為了治愈無數人的心理學家。

當代最具盛名的“治愈力”專家
《時代周刊》盛贊的心理學大師
一段感動歐洲的心路歷程
一個原本該破碎生命的傾情講述
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真理：
有悲傷的勇氣，生命才能向前
法國亞馬遜心理類總榜排名第一
西班牙、德國、意大利、丹麥多國文化界人士感動推薦
西瑞尼克治愈了眾多人，眾多國家
——《時代周刊》

海報:

在悲傷中更強大的活著
記憶是個鐘愛討好他人的懦夫，這個懦夫習慣于自欺和欺人，尤其是在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大創傷后，過去的陰影會像一雙大手一樣捂住當事人的嘴，讓其對往事緘口不語。
疼時說疼是正常人的反應（義者、勇士除外），所以如果你還有力氣吐槽，那不用擔心，你的心理健康，至少，你患抑郁癥、自閉癥的幾率降低了。如果你滿心傷痕，不僅不哭，還要笑給別人看，那么，你可能已經患病。
這種病叫選擇性沉默，或者說，是心理學上所說的創傷心理癥候群（病入膏肓者的境界）。幼年時經歷的身體、心理上的虐待，父母的離世、戰爭、自然災害等，都可能在經歷者腦海里留下深深的記憶，像大大的傷口愈合留下駭人的傷疤，讓他們成為一名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間失格》的主人公葉藏，敏感的他幼年時遭到傭人侵犯。不講述，不哭訴，忍氣吞聲，盡管他在心里一直大罵，沒有比傭人的行為更丑陋、低級的事情了。把憤怒、厭惡掩藏起來，連同那個真實而重傷的自己。他一面用滑稽的言行討好他人，另一面，他看著人們的奇怪舉動，感到詫異、扭曲，沒有認同感，沒有歸屬感。
別人眼中，葉藏是個幽默、優秀的樂天派；可是，只有葉藏知道，自己對這個世界是多么懼怕。
童年被侵犯的記憶揮之不去，猶如黑色的水墨浸透葉藏的眼睛，讓他覺得精彩不屬于自己。那段記憶是個幽暗的地牢，葉藏囚禁在里面，一輩子都沒走出來，葬身在那里。
不控訴，不訴苦，不說實話，因為他們對“向人訴苦”這種事不抱任何希望。深諳世事的人們總能想出花言巧語調侃傷痛。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仿佛膽小的軟體動物，有時甚至會被幸福所傷。
如果說，太宰治用小說的形式剖析了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的真實內心，那么，鮑里斯·西瑞尼克則在這本書中，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心理學的創傷療法，給囚禁在地牢里的人帶去了光，帶他們找到超越痛苦的勇氣。
太宰治安撫傷痛，鮑里斯治愈傷口。
鮑里斯在童年的時候遭遇世界上最殘忍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心智還未成熟時失去父母，在還未來得及領悟幸福時，就見證了生活的冷酷和人性的殘忍。身世不能選擇，但是作者卻要為不在能力掌控范圍內的事遭遇歧視、仇恨、逮捕、逃亡和背叛。
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6歲的孩童在陌生人之間輾轉，最糟糕時差點喪命，最幸福的時候忘記自己隨時會喪命。無論是美好還是糟糕，孩童將其記下，然后在記憶里無限放大扭曲的自我認知：我是個怪物，比洪水猛獸更可怕。
悲慘的記憶比悲慘本身更可怕。
“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發現那是多么荒謬、多么瘋狂的時期。但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無法從那樣的生活中抽身，并且不斷掙扎。我身處其中，我與困境纏斗，但我感覺自己心臟的位置上像是戳著一塊木頭，我的腦子像一堆稻草，就是非常可怕、駭人的怪物。這不是個比喻，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沒有家，沒有過去，別人覺得我是個人，可我自己知道，我不過披著人皮的軀殼罷了。”
單是讀作者的這段文字都感同身受地后怕。心臟被戳了木樁的那種鈍疼，腦子如稻草一般的迷惑掙扎。認定自己是異類，所以孤單，因為孤單，所以想要從別人身上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對恐怖沒有定義，對惡沒有概念，還不了解可怕所以不會害怕。傷口已經留下了，但是痛感還未被感知，明明已經狀態不佳，卻對人說：“我很好。”
“披著人皮的軀殼”真的是一個太貼切的比喻。
像太宰治筆下的葉藏一樣，鮑里斯說每個心理創傷癥候群患者心里都有一個地牢，他稱其為“地下室”，一個可供“取悅他人的小丑”卸下油彩，展露真實表情的避難所。不堪回首的往事鎖住心房，也封閉了傷惘者對這個世界的信任、對幸福的感知。
痛苦有多深，回憶就會有多沉，走不出去的痛苦回憶，即使手無寸鐵，也會讓你遍體鱗傷。反過來，再深重的痛苦也可能化作嘴角一抹自信的微笑。
人不但可以從創傷中走出來，還可以更強大地活著。
人們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作為一名從創傷中走出來的心理醫生，鮑里斯·西瑞尼克更懂得如何讓你卸下堅強的偽裝，給痛苦的記憶找到出口，讓你和往事溫暖相擁。
世界上60億人口，疼痛每天都會牽動一些人的敏感神經。當疼痛在時間的流逝下成了“疼過，痛過”，人們就應該學著與回憶和平相處，哪怕有天想起來，也不會覺得痛不欲生。沒有哪個人完全快樂，也沒有哪個人沒有過去，你我不是心理癥候群患者，可是我們心里依舊有傷。那個你想起就會落淚心疼的人，那段你想起就會讓世界暗淡的往事，何嘗不是你沒有安放好的記憶？
真正的傷痛無法言說，看不見的傷口最疼，讀讀心理學家的創傷獨白，和那個一直躲在地下室的自己談談。傷痛不是痛到無法恢復，只是忘記也需要練習，你才能放下你不曾向別人說起，卻讓你在午夜夢回時眼角含淚的那些事，那個人。
噓，我是猶太人
那年我六歲，“死”這個詞于我而言顯得過于生澀，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兩年里，我才對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來。
法爾熱太太穿著長睡衣，一邊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邊說道：“如果你們放他一條生路，人們就不會以為他是猶太人了。”我很震驚，這些男人顯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聽完法爾熱太太這番話，我明白了他們用槍指著我的緣由——我是猶太人！
猶太人意味著什么，我一無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說自己是猶太人。
他們把我弄醒，一只手拿著槍，另一只手拿著電筒，頭頂著氈帽，鼻梁上架著黑色眼鏡，上衣的領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難道槍斃一個小男孩，人們就要這打扮嗎？
一個看起來像長官的男人回應道：“立刻讓這個孩子消失，否則他很快就會成為希特勒的敵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錯在哪里。
這個夜晚發生的事情，在我身體里催生出一個扎根于我靈魂的人影 :——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槍，夜色中的黑色眼鏡，走廊里肩挎長槍的德國士兵，那句揭露我未來罪犯身份的話語……
我即刻明白了：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顧惜生命的寶貴。
然而，你們一定難以置信，在經歷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夜晚后，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當時的我不過是個年僅六歲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爾多的猶太人突然被逮捕，而當時的我還無法對時局做出判斷，不知道事情為什么就發生了。
對于第二次出生的經歷，少了記憶之外的點醒，我很難理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去年，我被邀請到波爾多，去法語地區基督教廣播電臺錄制一期文學節目。那日天氣晴朗，節目錄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氣爽。我正朝出口走，這時，陪在我身旁的記者對我說：“第一條路左轉，在路盡頭你會看見有軌電車車站，乘上電車你就能到梅花廣場，那里是波爾多的中心地帶。”
他這么說著，某些情景闖入了我的腦海：那個夜晚，那條街道，沿著人行道用篷布蓋住的卡車，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車，武裝的德國士兵圍追堵截……我暗自驚訝，是什么觸動了回憶的按鈕，為什么往昔遙遠的回憶來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錄制節目這天，我約了人在莫拉書店碰面。
我來到車站，看到一棟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著：“兒童醫院”。
記憶中，法爾熱太太的女兒，瑪格特的告誡猛然響起：“千萬別去兒童醫院那條街，那里人來人往，你可能會被揭發。”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雙腳，惘然若失，停下腳步時，我早已穿過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過了法爾熱太太家門口，卻全然沒有察覺。
1944年后，我和法爾熱太太再未謀面，不過總有一些跡象，比如石子路間的草坪，再比如階梯的風格，觸發記憶，讓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場景。即便心情平和時，這樣那樣的跡象依舊會喚醒過去的種種。悲慘的經歷往往經不住生活點滴瑣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絲馬跡，也會牽扯出回憶的千頭萬緒。我發現，那些兒時的經歷從未被遺忘，只是自覺忘記，自動屏蔽，僅此而已。
1944年1月，從未料到我的生活會卷入這個故事。誠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邊緣徘徊過的人：“我感受過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為我的一種人生經歷 ……”那時，我年僅六歲，所有發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跡。死亡體驗銘刻在記憶中，我成長的同時它也在慢慢發育。
也許，是我害死了媽媽
回憶讓一些場景顯得意義深長。
第一個場景：德國軍隊魚貫穿過寬闊的林蔭大道。士兵們步伐穩健，腳步同起同落，非常有氣勢，我看得出神。音樂響起，士兵們開始邁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馬的側邊，節奏鏗鏘頓挫，既叫人嘆好，又讓人心生懼怕。一匹馬在行進中打滑跌倒，士兵們把戰馬扶起來，再次發號施令。這難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嗎？但我身旁的人都淚流滿面，我感到費解。
第二個場景：我隨母親來到郵局，看見德國士兵結成小隊在城里溜達。他們沒有帶槍，也沒戴軍帽，甚至連腰帶都沒系，這樣的衣著讓我覺得他們沒那么強橫兇猛。其中一個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遞給我幾粒糖果。母親眼疾手快，一下奪走我手中的糖果，還給士兵，口中還念念咒罵：“無論如何，都不準和德國人搭話。” 母親的舉止讓我很驚訝。沒吃到糖果，多可惜。
第三個場景：父親獲準休假，我們一家人去加龍河河畔散步。那天，父親和母親坐在一條長登上，而我在另一條長凳上玩子彈球，長凳一邊坐著兩個士兵。一個士兵撿起我的子彈球遞給我，一開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瞇瞇的，我還是接過了子彈球。沒過多久，父親再次回到部隊。自從那以后，母親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后來，我的父母失蹤了。
回想起我曾不顧母親的禁令和德國士兵交談，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與我有關，那么毫無疑問，正式因為我在談話中無意間透露了家庭住址，父母才會被抓走了。”
一個孩子怎么可能解釋清楚父母失蹤的緣由，況且他對反猶太法聞所未聞，唯一的可能就是：我違反母親的禁令，和德國人搭話了。一系列相關的記憶碎片，片片組裝有如拼圖，讓過去的事情變得清晰。
我整理凌亂的記憶，得出這樣的結論：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離世并沒有讓我痛徹心扉。他們曾在我生命中出現，然后消失。對于他們的死，我毫無頭緒，我僅是得知他們消失了。我們曾一起生活，他們突然離去，沒有他們的日子，我無依無靠。
我成了孤兒，無家可歸，可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絕望總是大于痛苦，我的處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記得戰前的家庭生活，那時我才兩歲，牙牙學語，但仍舊記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廚房的正中堆著一堆煤炭，父親總是在廚房餐桌上讀報紙，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等著我自個脫下鞋子；我總跑去同一層樓的鄰居家，眼巴巴地盯著他們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歲的雅克，用橡膠箭射中我的額頭，我朝他高聲嚷嚷，說他一定會受到懲罰；男人們從大船上走下來，背著一串串的香蕉……
直至如今，無數靜默的場景我都還記得，這些正是我度過的戰前生活。
有一天，父親回到家，身穿軍服。我得知父親加入了“外籍志愿者邊境軍團”，一支由猶太人和西班牙共和黨人組成的軍隊。大軍在蘇瓦松作戰，遭到重創。在那個時代，我自然不懂這些意味著什么，而今，我為有個軍人父親引以為豪，只是我不太喜歡那頂軍帽，兩個尖點看起來很滑稽。不過，有時候，我也反問自己：“兩歲的我真有這種感覺嗎？難道不是戰后看到照片引發的感覺？”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個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蒼鷹的翅膀，獅子的腦袋，盡管這樣的動物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烙在記憶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憶中的畫面本來真實，經過重組后形成回憶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實了。
一件事淪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簡單不過的碰面都會勾起回憶。但是，不愿去回憶，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圖爾德，1945年在美國軍隊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營，他身邊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為自己能夠幸存下來感到驚訝。后來，他成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學家，他不認為幸存者有罪，堅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對病人的心理治療中，精神分析學家和患者之間的會面交流，引發患者回憶的爆發：他的一個女病人對他敞開心扉，她向他講述了集中營的經歷：她曾是囚犯隊伍中的一員，那時她還是個孩子，被帶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她突然松開了握著母親的手，走開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頂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親走進了毒氣室，門合上，姐姐因此逃過一死。“這是至今為止她都不愿揭開的回憶 ”。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邊發生的回憶。母親離世，有關他們的回憶也隨之淡去。
……

在悲傷中更強大的活著
記憶是個鐘愛討好他人的懦夫，這個懦夫習慣于自欺和欺人，尤其是在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大創傷后，過去的陰影會像一雙大手一樣捂住當事人的嘴，讓其對往事緘口不語。
疼時說疼是正常人的反應（義者、勇士除外），所以如果你還有力氣吐槽，那不用擔心，你的心理健康，至少，你患抑郁癥、自閉癥的幾率降低了。如果你滿心傷痕，不僅不哭，還要笑給別人看，那么，你可能已經患病。
這種病叫選擇性沉默，或者說，是心理學上所說的創傷心理癥候群（病入膏肓者的境界）。幼年時經歷的身體、心理上的虐待，父母的離世、戰爭、自然災害等，都可能在經歷者腦海里留下深深的記憶，像大大的傷口愈合留下駭人的傷疤，讓他們成為一名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間失格》的主人公葉藏，敏感的他幼年時遭到傭人侵犯。不講述，不哭訴，忍氣吞聲，盡管他在心里一直大罵，沒有比傭人的行為更丑陋、低級的事情了。把憤怒、厭惡掩藏起來，連同那個真實而重傷的自己。他一面用滑稽的言行討好他人，另一面，他看著人們的奇怪舉動，感到詫異、扭曲，沒有認同感，沒有歸屬感。
別人眼中，葉藏是個幽默、優秀的樂天派；可是，只有葉藏知道，自己對這個世界是多么懼怕。
童年被侵犯的記憶揮之不去，猶如黑色的水墨浸透葉藏的眼睛，讓他覺得精彩不屬于自己。那段記憶是個幽暗的地牢，葉藏囚禁在里面，一輩子都沒走出來，葬身在那里。
不控訴，不訴苦，不說實話，因為他們對“向人訴苦”這種事不抱任何希望。深諳世事的人們總能想出花言巧語調侃傷痛。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仿佛膽小的軟體動物，有時甚至會被幸福所傷。
如果說，太宰治用小說的形式剖析了創傷心理癥候群患者的真實內心，那么，鮑里斯·西瑞尼克則在這本書中，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心理學的創傷療法，給囚禁在地牢里的人帶去了光，帶他們找到超越痛苦的勇氣。
太宰治安撫傷痛，鮑里斯治愈傷口。
鮑里斯在童年的時候遭遇世界上最殘忍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心智還未成熟時失去父母，在還未來得及領悟幸福時，就見證了生活的冷酷和人性的殘忍。身世不能選擇，但是作者卻要為不在能力掌控范圍內的事遭遇歧視、仇恨、逮捕、逃亡和背叛。
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6歲的孩童在陌生人之間輾轉，最糟糕時差點喪命，最幸福的時候忘記自己隨時會喪命。無論是美好還是糟糕，孩童將其記下，然后在記憶里無限放大扭曲的自我認知：我是個怪物，比洪水猛獸更可怕。
悲慘的記憶比悲慘本身更可怕。
“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發現那是多么荒謬、多么瘋狂的時期。但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無法從那樣的生活中抽身，并且不斷掙扎。我身處其中，我與困境纏斗，但我感覺自己心臟的位置上像是戳著一塊木頭，我的腦子像一堆稻草，就是非常可怕、駭人的怪物。這不是個比喻，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沒有家，沒有過去，別人覺得我是個人，可我自己知道，我不過披著人皮的軀殼罷了。”
單是讀作者的這段文字都感同身受地后怕。心臟被戳了木樁的那種鈍疼，腦子如稻草一般的迷惑掙扎。認定自己是異類，所以孤單，因為孤單，所以想要從別人身上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對恐怖沒有定義，對惡沒有概念，還不了解可怕所以不會害怕。傷口已經留下了，但是痛感還未被感知，明明已經狀態不佳，卻對人說：“我很好。”
“披著人皮的軀殼”真的是一個太貼切的比喻。
像太宰治筆下的葉藏一樣，鮑里斯說每個心理創傷癥候群患者心里都有一個地牢，他稱其為“地下室”，一個可供“取悅他人的小丑”卸下油彩，展露真實表情的避難所。不堪回首的往事鎖住心房，也封閉了傷惘者對這個世界的信任、對幸福的感知。
痛苦有多深，回憶就會有多沉，走不出去的痛苦回憶，即使手無寸鐵，也會讓你遍體鱗傷。反過來，再深重的痛苦也可能化作嘴角一抹自信的微笑。
人不但可以從創傷中走出來，還可以更強大地活著。
人們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作為一名從創傷中走出來的心理醫生，鮑里斯·西瑞尼克更懂得如何讓你卸下堅強的偽裝，給痛苦的記憶找到出口，讓你和往事溫暖相擁。
世界上60億人口，疼痛每天都會牽動一些人的敏感神經。當疼痛在時間的流逝下成了“疼過，痛過”，人們就應該學著與回憶和平相處，哪怕有天想起來，也不會覺得痛不欲生。沒有哪個人完全快樂，也沒有哪個人沒有過去，你我不是心理癥候群患者，可是我們心里依舊有傷。那個你想起就會落淚心疼的人，那段你想起就會讓世界暗淡的往事，何嘗不是你沒有安放好的記憶？
真正的傷痛無法言說，看不見的傷口最疼，讀讀心理學家的創傷獨白，和那個一直躲在地下室的自己談談。傷痛不是痛到無法恢復，只是忘記也需要練習，你才能放下你不曾向別人說起，卻讓你在午夜夢回時眼角含淚的那些事，那個人。
噓，我是猶太人
那年我六歲，“死”這個詞于我而言顯得過于生澀，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兩年里，我才對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來。
法爾熱太太穿著長睡衣，一邊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邊說道：“如果你們放他一條生路，人們就不會以為他是猶太人了。”我很震驚，這些男人顯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聽完法爾熱太太這番話，我明白了他們用槍指著我的緣由——我是猶太人！
猶太人意味著什么，我一無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說自己是猶太人。
他們把我弄醒，一只手拿著槍，另一只手拿著電筒，頭頂著氈帽，鼻梁上架著黑色眼鏡，上衣的領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難道槍斃一個小男孩，人們就要這打扮嗎？
一個看起來像長官的男人回應道：“立刻讓這個孩子消失，否則他很快就會成為希特勒的敵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錯在哪里。
這個夜晚發生的事情，在我身體里催生出一個扎根于我靈魂的人影 :——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槍，夜色中的黑色眼鏡，走廊里肩挎長槍的德國士兵，那句揭露我未來罪犯身份的話語……
我即刻明白了：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顧惜生命的寶貴。
然而，你們一定難以置信，在經歷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夜晚后，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當時的我不過是個年僅六歲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爾多的猶太人突然被逮捕，而當時的我還無法對時局做出判斷，不知道事情為什么就發生了。
對于第二次出生的經歷，少了記憶之外的點醒，我很難理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去年，我被邀請到波爾多，去法語地區基督教廣播電臺錄制一期文學節目。那日天氣晴朗，節目錄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氣爽。我正朝出口走，這時，陪在我身旁的記者對我說：“第一條路左轉，在路盡頭你會看見有軌電車車站，乘上電車你就能到梅花廣場，那里是波爾多的中心地帶。”
他這么說著，某些情景闖入了我的腦海：那個夜晚，那條街道，沿著人行道用篷布蓋住的卡車，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車，武裝的德國士兵圍追堵截……我暗自驚訝，是什么觸動了回憶的按鈕，為什么往昔遙遠的回憶來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錄制節目這天，我約了人在莫拉書店碰面。
我來到車站，看到一棟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著：“兒童醫院”。
記憶中，法爾熱太太的女兒，瑪格特的告誡猛然響起：“千萬別去兒童醫院那條街，那里人來人往，你可能會被揭發。”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雙腳，惘然若失，停下腳步時，我早已穿過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過了法爾熱太太家門口，卻全然沒有察覺。
1944年后，我和法爾熱太太再未謀面，不過總有一些跡象，比如石子路間的草坪，再比如階梯的風格，觸發記憶，讓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場景。即便心情平和時，這樣那樣的跡象依舊會喚醒過去的種種。悲慘的經歷往往經不住生活點滴瑣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絲馬跡，也會牽扯出回憶的千頭萬緒。我發現，那些兒時的經歷從未被遺忘，只是自覺忘記，自動屏蔽，僅此而已。
1944年1月，從未料到我的生活會卷入這個故事。誠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邊緣徘徊過的人：“我感受過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為我的一種人生經歷 ……”那時，我年僅六歲，所有發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跡。死亡體驗銘刻在記憶中，我成長的同時它也在慢慢發育。
也許，是我害死了媽媽
回憶讓一些場景顯得意義深長。
第一個場景：德國軍隊魚貫穿過寬闊的林蔭大道。士兵們步伐穩健，腳步同起同落，非常有氣勢，我看得出神。音樂響起，士兵們開始邁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馬的側邊，節奏鏗鏘頓挫，既叫人嘆好，又讓人心生懼怕。一匹馬在行進中打滑跌倒，士兵們把戰馬扶起來，再次發號施令。這難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嗎？但我身旁的人都淚流滿面，我感到費解。
第二個場景：我隨母親來到郵局，看見德國士兵結成小隊在城里溜達。他們沒有帶槍，也沒戴軍帽，甚至連腰帶都沒系，這樣的衣著讓我覺得他們沒那么強橫兇猛。其中一個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遞給我幾粒糖果。母親眼疾手快，一下奪走我手中的糖果，還給士兵，口中還念念咒罵：“無論如何，都不準和德國人搭話。” 母親的舉止讓我很驚訝。沒吃到糖果，多可惜。
第三個場景：父親獲準休假，我們一家人去加龍河河畔散步。那天，父親和母親坐在一條長登上，而我在另一條長凳上玩子彈球，長凳一邊坐著兩個士兵。一個士兵撿起我的子彈球遞給我，一開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瞇瞇的，我還是接過了子彈球。沒過多久，父親再次回到部隊。自從那以后，母親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后來，我的父母失蹤了。
回想起我曾不顧母親的禁令和德國士兵交談，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與我有關，那么毫無疑問，正式因為我在談話中無意間透露了家庭住址，父母才會被抓走了。”
一個孩子怎么可能解釋清楚父母失蹤的緣由，況且他對反猶太法聞所未聞，唯一的可能就是：我違反母親的禁令，和德國人搭話了。一系列相關的記憶碎片，片片組裝有如拼圖，讓過去的事情變得清晰。
我整理凌亂的記憶，得出這樣的結論：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離世并沒有讓我痛徹心扉。他們曾在我生命中出現，然后消失。對于他們的死，我毫無頭緒，我僅是得知他們消失了。我們曾一起生活，他們突然離去，沒有他們的日子，我無依無靠。
我成了孤兒，無家可歸，可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絕望總是大于痛苦，我的處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記得戰前的家庭生活，那時我才兩歲，牙牙學語，但仍舊記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廚房的正中堆著一堆煤炭，父親總是在廚房餐桌上讀報紙，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等著我自個脫下鞋子；我總跑去同一層樓的鄰居家，眼巴巴地盯著他們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歲的雅克，用橡膠箭射中我的額頭，我朝他高聲嚷嚷，說他一定會受到懲罰；男人們從大船上走下來，背著一串串的香蕉……
直至如今，無數靜默的場景我都還記得，這些正是我度過的戰前生活。
有一天，父親回到家，身穿軍服。我得知父親加入了“外籍志愿者邊境軍團”，一支由猶太人和西班牙共和黨人組成的軍隊。大軍在蘇瓦松作戰，遭到重創。在那個時代，我自然不懂這些意味著什么，而今，我為有個軍人父親引以為豪，只是我不太喜歡那頂軍帽，兩個尖點看起來很滑稽。不過，有時候，我也反問自己：“兩歲的我真有這種感覺嗎？難道不是戰后看到照片引發的感覺？”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個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蒼鷹的翅膀，獅子的腦袋，盡管這樣的動物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烙在記憶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憶中的畫面本來真實，經過重組后形成回憶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實了。
一件事淪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簡單不過的碰面都會勾起回憶。但是，不愿去回憶，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圖爾德，1945年在美國軍隊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營，他身邊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為自己能夠幸存下來感到驚訝。后來，他成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學家，他不認為幸存者有罪，堅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對病人的心理治療中，精神分析學家和患者之間的會面交流，引發患者回憶的爆發：他的一個女病人對他敞開心扉，她向他講述了集中營的經歷：她曾是囚犯隊伍中的一員，那時她還是個孩子，被帶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她突然松開了握著母親的手，走開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頂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親走進了毒氣室，門合上，姐姐因此逃過一死。“這是至今為止她都不愿揭開的回憶 ”。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邊發生的回憶。母親離世，有關他們的回憶也隨之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