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臺灣，祖籍安徽，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魏德海（Weatherhead）東亞研究中心Professional Fellow、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並曾獲教育部菁英留學計畫（2006）、中央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2007）等學術獎助。現任吉首大學（湖南）歷史與文化學院教授兼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研究領域為文化人類學、歷史人類學、中國研究。

序

緒論
一、革命星火的考掘
1964年4月，福建省文化局組織的「古田會議會址建館規劃聯合工作組」抵達上杭縣東北山區的古田鎮，此行任務是調查1929年12月，包括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中共領導人在當地廖氏宗祠召開會議的前後過程，以及復原會議場景。事實上，早在50年代初期，原名萬原祠的古田會議舊址就曾進行簡單修葺，只不過當時是由最基層的村鄉級單位負責，由於許多幹部甚至連古田會議都未曾聽聞，因此還必須附帶進行宣傳工作。由此可見，中共國務院公佈「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1961年以前，別說是村鄉，甚至省級幹部都無法想像，這座位於偏遠山區，外觀不怎麼起眼的小宗祠，居然有朝一日與井岡山、延安、韶山並列為33個，最高級別的「革命建築與遺址」名單。
相距古田會議召開三十五年，又極度缺乏相關資料，要想復原此一短暫事件的過程與場景確實不易。工作組發揮擅長的組織動員，透過地方幹部要求親身參與、目擊，甚至僅僅耳聞會議的群眾參加座談。從洋洋灑灑的座談會紀錄看來，這次動員相當成功，然而從被動員的群眾對古田會議細節充滿分歧的發言，卻又明顯反映了，在場沒有人能夠較為完整、清晰記憶會議過程，甚至號稱曾親身與會者亦不例外。時間確實模糊了記憶，更重要的或許是除了宗祠主體建築以外，幾乎不存在足以令人聯想到紅軍活動的蛛絲馬跡。不過天井旁的旮旯角，一處不甚顯眼的灰黑焦痕或許是唯一例外。
古田雖屬華南福建，但位於海拔較高且近內陸的閩西，冬季甚至可見降雪霜凍。古田會議期間正值仲冬，會場又在無法阻隔寒風的宗祠正廳與三面庭廊，更有不少人蹲踞在天井下的空地，紅軍如何取暖引起工作小組興趣，也成為座談會討論焦點之一。相關問題的發言不少，但大多圍繞在紅軍如何以單薄衣衫抵擋山野風雪，藉以反襯革命時期的艱苦。大量類似且重複的發言或許曾令幹部們感到索然無味，直到有群眾信誓旦旦指出，面對大門正廳右前方天井的花崗石地面，看來不顯眼的灰黑污痕正是會議期間烤火的焦痕時，才將討論帶到高潮，燃起整個會場的熱情。
多數身處中共革命歷史脈絡外的他者或許不明白這次大費周章的動員，以及往後大大小小、各式各樣調查活動背後的意義，同時也難以理解山區小鎮不起眼的宗祠，以及模糊到難以辨認的遺跡究竟有何討論的必要？帶著這些疑問，勢必更不可能想像調查小組發現這個遺跡當下，幾乎感到類似考古學者在周口店遺址發現餘燼堆積層的興奮。
事實上，當我首度接觸這份調查檔案與會議發言記錄，確實也無法理解幹部在字裡行間所反映的興奮之情。直到進入整個中共革命史與文史資料描寫的閩西革命歷程，才聯想到調查活動的另一個重點：探訪毛澤東在會址二里外賴坊村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經常被用來說明毛澤東堅持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正確性，因而成功奪取政權，具有象徵地位文章的書寫經過與背景
關鍵的革命星火意象與詮釋，再加上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在古田、閩西活動的小故事，有如大量馬賽克拼貼成30年代中共建立閩西、贛南中央蘇區農村根據地的背景，古田會址也濃縮與展演了革命建國的「光輝歷史」片段。而建築以外，唯一與古田會議直接關連，冬夜篝火留下的焦痕遺跡之於共產革命的象徵，也因此絲毫不亞於周口店餘燼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
50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文物局鼓勵各地紀念館，「在調查訪問的基礎上，編寫一套說明詞，應該像『講故事』一樣生動地說明（革命）人物生活和事件情況的具體事實」。各省革命博物館在這個要求下，持續徵集、蒐集革命文物與故事。各地看似無關緊要的宗祠、廟宇，難以直接判別的「星火」等革命遺址、遺跡，在說明詞或在故事裡被賦予生命，地方的過去也透過轉換或加工，呈現出真實效果。古田山坳宗祠裡的革命星火，以及從此地蔓延到整個閩西、贛南，從地方到區域的歷史敘事也在轉換和展演過程中，被吸納入中共建國歷史。
中共革命建國成功的因素相當複雜，但現在越來越清楚，同時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組織動員與宣傳交互運用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軍事武裝。作為政治動員基礎的宣傳之所以打動人心，意識型態之所以成功滲透往往不是來自激昂、單純的政治口號，或是國家霸權由上而下，單線式的強加在人民身上。而在於各種精簡、淺顯易懂，藉由文字、圖像、歌謠、戲劇等，群眾「喜聞樂見」的不同載體，呈現階級剝削和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翻身」的革命敘事。
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雖然迅速取代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教條，但中共卻持續為革命星火加薪添柴，藉由無數類似的革命星火意象，以及各個革命聖地傳遞黨及建國歷史的神聖性。1989年，江澤民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動盪過程中，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事件甫平即接連訪問革命遺址，當年底便到訪古田「瞻仰」。二十年後，胡錦濤又到此地與「革命老區群眾」共度除夕。此期間更不乏國務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省部級大員在此留下足跡，地方幹部更自不待言。中央領導頻頻加持，再加上國務院到各省市大力宣傳紅色旅遊，鼓勵民眾瞻仰革命遺址，古田開始迅速竄紅，成為今日閩西宣傳1930至1950年「二十年紅旗不倒」，「維持土地革命果實地區」的重心，被黨史工作者稱為「革命聖地」，甚至共產黨員的「麥加」。
中國大陸有多少革命遺址被冠以「聖地」之名，難以估算，至少列入中共國務院，屬於全國性質的「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就高達100個，此外還有整整一倍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還不包括更多的省、縣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中除了在廢墟中重建的曲阜孔廟，或兵馬俑博物館等少數歷史或考古遺址、博物館外，絕大多數都是以中共革命事件、人物為主題的紀念地景。
宣揚革命的愛國主義基地或紅色景區各自呈現不同階段或地區的革命敘事，但背後都企圖反映革命星火是由底層工農群眾引燃，藉此宣告「廣大人民」對共產革命的支持，以及「新中國」的基礎是建立在星散各地的農村與小城鎮。革命建國的星火敘事，如同Ana Maria Alonso討論國族主義建構的史詩（epic）文類，呈現出「新中國」的「歷史」與傳統，一方面連結過去與現在，同時創造現在、過去與未來穩定的階序。

二、星火與香火
目前許多已經成為革命遺址的中共革命時期政治、軍事機關或集會活動地點，都是過去的宗祠、寺廟或書院，中共之所以選擇這些公共建築，除了空間較民居寬敞，適合供集會使用，似乎很難找到其他因素。古田會議選擇在萬原祠召開也沒有特殊的政治或歷史背景可尋，僅僅是出自偶然，我個人之所以接觸古田會議舊址以及這個小鎮，同樣是因為2007年參與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過程的另一個偶然。
除了小鎮本身相當曲折且吸引人的特殊經歷，因為過去的人類學訓練背景，長期對宗族與民間信仰的興趣，以及接觸無數宗祠的經驗，促使我試圖透過這些偶然，思考會址這個空間從宗祠轉換為革命遺址的過程，以及政治意識型態以外的社會文化意義。
宗族與民間信仰是西方漢學領域，人類學漢人社會文化研究相當重要的主題，因為宗族不僅是純粹的親屬組織，同時也呈現出複雜的社會經濟、地域結構，而民間信仰不僅反映了漢人傳統宇宙觀，更複製了中華帝國的科層體制。過去半個多世紀，歷史學者用宗法、禮教，人類學者運用源自非洲部落社會的世系群（lineage）概念，從宗族的定義為起點，延續到親屬組織結構與功能，並擴展到地域性宗族的社會結構研究，或是以民間信仰面向探討祖先崇拜的儀式行為。
歷史學、人類學大量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各地宗族與民間信仰的分歧多樣，具體組織型態與觀念形成也有複雜的歷史地理背景，但二者皆為中華帝國行政控制以外，維繫社會穩固相當重要的文化基礎，則是相關學術領域普遍的共識。
陳春聲、劉志偉、蕭鳳霞、柯大衛（David Faure）等，目前被稱為「華南學派」學者開拓了宗族與民間信仰研究新視野，超越了傳統功能與結構面向，將焦點集中於各地形貌各異的宗族與民間信仰實踐背後的國家意識型態，以及各類能動者如何透過信仰、儀式及各類文化展演，凸顯地方在整體國家秩序的正統。如明清珠江三角洲宗族研究清楚反映出，該地區宗族形成超越血緣和親屬組織的關鍵，主要是國家正統傳遞過程中，地方知識分子扮演中介者角色，將代表國家正統意識型態的宋明理學傳遞到地方，透過鄉紳、禮生推廣宗族禮儀，結合地方認同與國家象徵的過程與結果。
中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試圖徹底摧毀，也有能力剷除宗族、民間信仰，脫離傳統國家正統象徵，而能維繫社會穩固的政權。滲透到村落的黨政組織固然是政權穩固的關鍵，但行政制度以外，更需要重建另一套非儒家意識型態的國家正統象徵。如果將國家形構視為一種文化革命，世界產生意義的方式，中共政權摧毀所有「封建傳統」之後，也必須建構得以取而代之的文化體系。這套意識型態，簡單的說，就是以馬列共產主義與階級鬥爭為核心，革命的「新文化」。
宗族與民間信仰觀念及組織可說是「封建傳統」思想與生活實踐的根柢，不剷除宗族組織，人為劃分的階級便難以存在；不打破唯心的民間信仰，更無法建立唯物的馬列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是階級取代宗族之類的血緣、地緣組織，階級關係取代家庭、宗族關係；馬列主義思想驅逐了「封建迷信」和宗教，最後取代所有信仰，建立全國一致，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新文化」。
中共建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前，這個「新文化」相當於革命文化，革命論述也成為無可取代，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在革命論述與實踐不斷滲透日常生活，以及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過程中，所謂的革命又幾乎成為另一種大眾信仰。毛澤東像章、塑像、毛語錄具有不可輕侮的神聖性，舉國上下透過革命戲曲、舞蹈等有如儀式性的展演宣揚革命。從中共官方媒體對於文革初期大串連，文革期間的革命旅遊，以及改革開放後，紅色旅遊的宣傳報導內容，都可以發現這些活動被描繪為具有接觸「革命聖地」、「淨化革命心靈」，類似朝聖進香的效果。
中國傳統宗族與民間信仰表面上呈現複雜多樣的面貌，但在社會實踐的關鍵象徵就是香火所代表的延續性。宗族香火往上的延續是連接歷代祖先，華南地區族譜最常見的內容就是透過繁複的中原始祖南遷過程，攀附同姓帝王或歷史名人，說明世系傳自帝王貴冑、族中不乏簪纓之士，被視為邊緣的族群也藉此建構我群出自「純正」漢族血脈，而往下的延續則是期盼宗支後世能夠瓜瓞綿延，這是無論身為生物個體乃至整個宗族文化的終極理想。廟宇之所以能夠香火鼎盛，也與香火綿延互為因果。
歷代政權更無不希望國祚綿延、萬世永續，除了政治軍事後盾，一方面需要依賴祭祀天地，藉由鄉紳透過宗族制度，傳遞代表國家正統的宋明理學。另一方面更要透過高壓手段毀淫祀，確立合於祀典的神明，透過敕封確立神明位階，以此建構類似香火的文化象徵基礎。
中共建國至文革期間，藉由黨或「國」取代「家」或宗族，以馬列共產主義取代民間信仰，亦即透過中央到地方的黨政組織及意識型態，取代維繫傳統中國社會穩固基礎的宗族與民間信仰。然而，以唯物的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的政權，也必須建構一套具有類似香火延續性，可以往上追溯革命建國歷史，往下維繫政權穩固的象徵。如果從中共無數的建國敘事文本，找尋可以取代被摧毀的宗族與民間信仰的香火，應該就是迄今不斷考掘、不斷展演，被中共用來象徵「廣大人民」支持共產革命的星火。
全國各地持續不斷的考掘、展演、描繪星火，不僅為了增強革命敘事真實感，更為了書寫從井岡山、閩西、贛南、延安到北京，從星散的革命根據地到「新中國」建立的時間與空間。描繪星星點點革命遺址構成的革命空間與「長征」路徑，成為紀錄革命始祖遷徙，在各地開支散葉的革命系譜，各個省、市、縣的地方革命史，則是有如支譜般的將地方革命過程，有系統的連結或攀附到整個革命系譜之中。個體、家庭、地方或區域也因此透過大大小小的革命建國事件、遺跡、遺址與「新中國」產生連結。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濟產生急遽變遷，官方主導的意識型態與歷史論述也逐漸改變。無論政治經濟如何變化，藉由微弱但卻廣佈的星火意涵，傳遞革命建國「史詩」意象與象徵，亦即「新中國」是代表「大多數」底層群眾支持的國家，將是中共維繫政權穩定相當基本，足以連結過去、現在到未來，最為終極、不可能捨棄，且將持續宣揚的政權正當性軸心與核心意識型態。
星火如何建構、未來如何能夠如同香火般延續，同時維持「鼎盛」與「神聖」，是中共政權面臨的問題或挑戰，更是外界瞭解中國社會50年代迄今及其未來發展的關鍵。相對於官方的「民間」在不同歷史階段如何認識革命星火，以及中共賦予的神聖性，則是更值得探討的另一個問題。
任何來自中國大陸以外，對中共革命至改革開放發展過程稍具認識的他者，站在復原後的古田會議會場，感受強烈共產革命意象的宗祠大廳，再仰視原本象徵宗族香火延續，現在卻空無一物的神龕，或許會自然而然的思考革命與宗族、民間信仰等，可歸類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扞格，以及中共形塑革命意象與神聖性的文化霸權。如果將視野置於長時段歷史發展、廣大的農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隨處可見過去被強力摧毀，代表「封建勢力」、「封建迷信」的宗族與民間信仰正以驚人速度復興、回歸，或許又令人懷疑中共持續半個多世紀的革命似乎並未置換、取代或打破傳統。
就理解中共革命建國迄今的國家形構（state formation）與社會文化變遷過程而言，無論側重國家霸權，或強調傳統的延續，都可能僅僅觸及了問題的邊緣，或只瞥見當代中國的浮光掠影。如同會址的建築結構、外觀與歷史功能，及其空間展演呈現的多義性，既不能單純以國家霸權探討共產革命對宗族、民間信仰等社會文化傳統改造成功與否，或所謂的文化傳統如何根深柢固。必須透過檔案、國家展演的各類象徵文本，以及田野材料，深入分析象徵共產革命的星火與宗族、民間信仰相當重要的香火象徵交結纏繞過程，彼此如何產生意義轉換，透過當代國家研究視野，剖析中共「新文化」與國家形構的歷史脈絡及當代變遷。

第四章　「新中國」與「新歷史」
　一、國家代理人與階級透鏡
　二、從土改調查到土改補課
　三、政治化的歷史問題
　四、「新村」社會再詮釋
日常生活的階級想像
個體擴散到集體的階級仇恨
在真實苦難中幻想「新村」
五、狂風驟雨中的歷史布幕

第五章　鍛造聖地
　一、大眾化的革命文化
　二、記憶地景
革命遺址的形成與規範
空間意義的轉換
從宗祠到革命遺址
　三、革命空間的拼貼與再現
　四、重燃星火餘燼
　五、生活中的紅色印記

　第六章　革命朝聖
　一、第二次「長征」：文革大串連
　二、「寓教於遊」立紅旗
　三、總書記到古田
　四、庸俗化與再神聖化

第七章　照映宗族的星火
　一、宗族傳統的復興
　二、建構宗族聖地
　三、收納革命光芒
　四、人民英雄與祖先

第八章　結語
　建國「史詩」的真實感
　革命支譜的匯流
　徘徊纏繞的紅色幽靈

參考書目
索引

書摘/試閱

第二章　汀巖山坳小鎮
在衛星圖上，整個福建省除了東南沿岸的狹長平原，閩西、閩北絕大多數為綿延不絕的綠色山丘，群山之間散落大小不等、灰白色小山坳才是經過開發，地勢較為平緩的聚落。如果從廈門西北，直線距離約130公里的龍巖，中共建國後的閩西主要地級市一路往西，灰白色的聚落區塊依序為龍巖的大池、小池，上杭的古田、郭車、蛟洋、白沙，再往西行至汀江畔則是上杭縣治所在。古田會議舊址所在的古田鎮雖緊鄰龍巖，但行政區劃卻屬上杭所轄，而清代到民國時期，上杭都屬閩西政治、文化中心的汀州府。因此古田正是位於清代汀州府與龍巖直隸州交界，也是閩南方言群、閩西客家方言群交會地區的山坳小鎮。
這個小鎮北有玳瑁山，西南橫亙彩眉嶺，二山最高峰都高達1800公尺。2008年12月，廈門至成都的廈蓉高速公路龍（巖）─長（汀）段正式通車，龍巖至古田的模坑交流道僅需二、三十分鐘，至此接縣道往東北行，約十五分鐘即可抵達古田鎮中心。車行在寬闊平整，群山環繞的高速公路上，除了約略感受上下起伏的坡度，似乎不易察覺蜿蜒的山勢。但古田至上杭縣城迄今既無國道，更無高速公路連結，必須先由縣道，接一小段319國道至蛟洋，然後由此轉至沿山而建，崎嶇起伏的省道，大約要一個多小時才能進入上杭城區，交通反而不便。
廈蓉高速公路使得古田對外交通邁入前所未有的新紀元，也是歷經徒步挑擔翻越山頭，往返龍巖大池墟市的老人們難以想像的景況。如果從龍巖經漳龍高速往東約二個多小時的車程，更可連結到福建沿海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廈門。高速公路通車前，龍巖至古田必須經由319國道至蘇家坡，再轉入小縣道才能進入古田鎮中心，車程需要一小時。如果在蘇家坡持續沿著國道往連城方向前進則可抵達蛟洋。2007年8月，我首度進入閩西的時候，廈蓉高速龍長段尚未通車，就是經319國道從龍巖到蛟洋。
當日下午從蛟洋往古田時，並未循原路，而是取道蛟洋、古田之間，據傳是30年代國民政府部隊圍剿閩西共軍所開的山徑。這個說法雖無文字材料證實，但可信度頗高，因為國軍部隊當時由漳州、龍巖開往長汀圍剿共軍的時候還無路可通，部隊是一面行軍一面開路，才得以前進。山路兩旁林鬱蔥蔥，可明顯感受蜿蜒起伏的山勢，狹窄處甚至二車相會都有困難。路旁有座三面牆，似廟又似亭，看來有些年代的小建築內留有石碑，碑文記載了50年代重新整修道路的艱難，也銘刻了為築路而犧牲的工作人員姓名，最後說明，山道修建完成將為「解放台灣」發揮積極作用。如果傳聞不假，這條山區小徑應該是國共前後「合作」下的產物，只不過國軍是鑿路剿匪，而共軍則是整修用以解放台灣。經過迂迴盤旋，大約三十分鐘的旅途，終於在日暮時分抵達古田。
第二天清晨，在高出山街百餘級階梯的古田會議紀念館廣場上，經由地方人士的指引，隔著街道、農田、新舊雜陳的房舍，首度俯瞰一公里外的古田會議舊址。如果不是會址後方，當地稱為社下山的小山包上立著搪瓷燒製、豔紅色，每個字都有3公尺見方的「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可能很難發現會址所在。如果沒有會址周遭平整的草地、院牆外刻意保留的農田，以及紀念館到會址之間，在夏日陽光下顯得格外刺眼的水泥路面襯托，這棟房舍也不過類似閩西、贛南鄉野隨處可見，毫不起眼的宗祠建築。遠方青翠交疊的山巒，反倒更能吸引遊人目光。然而，古田會議紀念館、招待所，以及周邊地景，都緊密圍繞著這座宗祠，山街附近的其他革命遺址，也在「會議光芒」照耀下，顯得耀眼和突出。
古田會址原為廖氏宗祠，建於道光戊申（1848），廖氏族人在民國六年曾將原本癸山兼子方位的大門改為子山兼癸。廖氏族譜未明言為何修改座向，不過可以想見，若非風水，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解釋。宗祠正門內、外緣各刻有對聯，內緣二側是「萬福攸同祥綿世彩，源泉有本派衍義溪」，對聯頭二字點出宗祠名為「萬源」，整體詞義反映出追本溯源，子孫繁衍的理想，這也是宗祠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社會意義。外緣的「學術仿西歐開弟子新智識，文章宗北郭振先生舊家風」，顯然是民國改建大門新修的文字。說明這座宗祠除了祭祀活動，還兼具教育子弟的功能，反映出廖氏族人對西洋新知的渴望，同時又希望維繫中國傳統文人著重的道德文章。呈現淺綠字樣的對聯不知是否經過修舊如舊的重新整理，因為《廖氏族譜》祠瑩圖記所載宗祠名為「萬原」，而非現在祠聯與官方宣傳資料的「萬源」。
大門橫額「北郭風清」和外側對聯「文章宗北郭」的「北郭」二字，是指東漢時被稱為北郭先生的廖扶。廖扶或許是廖氏在三皇五帝以外，能夠從正史發現年代較遠，且因道德文章受推崇，清高不出仕，造福桑梓，頗符合傳統文人形象的遠祖。但北郭先生除了專精經典外，主要是因其「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被列入《後漢書．方士列傳》，而傳統方術也正與上聯所期盼，希望開啟廖氏子孫西洋新智識的理想衝突。這種渴望西學新知，卻又不自覺被根深柢固的傳統所纏繞，也正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文化寫照。
廖氏宗族或整個古田所理解的西學及新智識暫且不論，但從「學術仿西歐」看來，僻處閩西群山之間的古田，雖然交通不便，也絕非閉塞之地。鄉人出洋者雖然罕見，但在外省市任官、求學、經商者卻不乏其人，也使得古田與鄰近大城市不至產生隔膜，所謂的西學與新知也得以透過在城謀食者傳入。尤其清末以來的廖氏，不僅人數、財力都較周遭的賴姓、謝姓，還有現在被視為畲族的藍姓鎮民高出許多，更因為共產黨勢力進入以前，廖氏族人憑藉在外地為官、經商的宗族仕紳控制地方勢力，以致於其他姓氏難以與其抗衡。
今日的古田已經被規劃為福建省紅色旅遊中心，步雲梅花山的原始森林通常是旅遊行程終點，而古田會址則是必經之處。會址大門邊的對聯通常是導遊或解說員介紹會址的起點，但無論是抱持著緬懷革命歷史，或順道一遊的旅客應該都不會對廖氏宗族的來歷感興趣，這更不是導覽的重點。關鍵是，無論遊客在行前是否瞭解古田或閩西，經過導遊解說以及圖片、說明文字介紹古田會議期間中共重要領導人居室、紅軍幹部簡介，以及共軍在閩西的軍事活動，至少能夠明白古田會議確立黨指揮槍的意義，瞭解閩西在共產革命過程的地位。出入會址道路兩旁，強調客家地方特色的餐館、特產店，也讓遊客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感受到，除了紅色的革命背景，古田還是座擁有客家傳統特色的小鎮。
以藍靛布衫為基調的客家傳統、以紅色旅遊為特色的革命傳統，在政治與經濟共構的調色盤上，形成緊緊相連的兩大色塊，學術界、地方文史、中共黨史工作者的畫筆，有意無意的渲染、撥動著深藍色，標記為客家社會文化特殊性的色塊，往革命的紅色區塊移動，而反方向的移動也同時進行。色塊之間經過移動，產生渲染的學術意義見仁見智，但值得反思的重點是形成整個調色盤的背景因素為何？以及學術界、地方文史、黨史工作者的筆觸。我將從古田山街三大宗族的分佈，墟場、民間信仰、書院等人群地域組織、古田及鄰鄉的空間關係為起點，進而探討閩西共產革命「蘇區」與客家意象的形成。最後，同時也是不可忽略的重點是透過地方社群自身的視野，亦即從民國初年古田三大宗族先後編修，完全不見客家特質的族譜，探討世代之交的古田鎮民如何描繪吾土吾民。

一、山街的宗族與地域組織
古田是一個面積227平方公里，下有21個行政村的鎮級單位，鎮政府設在八甲村，距西南方的上杭縣城約45公里，北接連城，南鄰龍巖市的新羅區，東北及西南各為本縣步雲、蛟洋二鄉。從方志資料看來，古田這個地名至少在明代就已經出現，而清代的古田里包括賴坊、鮮水塘、小吳地、塘下、蛟洋、郭車、東乾、陳坊、苧園、塔裏等十個鄉村，除了塘下、蛟洋、東乾、陳坊自民國之後歸屬蛟洋，其餘仍屬古田鎮。
總面積超過二個新竹市，僅比台北市小50平方公里的古田並不算是「小鎮」，但因80％的土地屬於山林，鎮內可供居住、耕種的土地相當有限。除了山街，其他地區的人口與耕地都相當分散。所謂山街是指人口最稠密的古田中心地帶，北起八甲南至文元村，長約3公里，平均海拔690公尺，地勢較平緩筆直的古田大道。這條由東北向西南傾斜的鄉道原來就是小鎮商業活動集中地，鎮民出入古田必經之路，也是附近鄉鎮民眾赴古田墟的要道。
緊鄰山街周遭，以古田墟為中心的廖氏宗族占有最佳地理位置，聚居範圍從張姓的竹嶺村為界，往西南延伸到賴坊北界的山街二側，鎮政府、古田會址、古田會議紀念館、古田中學都集中在此，是全鎮最重要的行政、商業中心。從賴坊到文元，靠近龍巖的山街另一側是賴姓聚落，而再居次的謝姓人家，則是與賴姓隔著山街，聚集在榮屋村。除了廖、賴、張、謝，以及人數極少的藍姓人家聚居在山街西南盡頭的元士甲，古田其他姓氏都星散在山街以外的地區。
如同華南其他地區普遍存在各類超越宗族的地域組織，古田山街在1930年代以前，是一個以報恩寺為核心，連結周遭廖氏、賴氏、謝氏，和人數極少的鄧氏、藍氏宗族的區域。報恩寺是明萬曆二年賴貴義募建，崇禎二年僧人慶元重修的古寺，寺內供奉三寶、閻羅、二佛、三大祖師神佛像數十尊。每年四、五月間輪流迎二佛祖，以及地方人士稱為「按神」的三大祖師。全古田分為六個單位，每個單位隔六年主辦一次祭祀活動。輪流的順序分別是，八甲、九甲每逢寅、申年輪值，五甲及黃龍口值卯、酉年，榮（榕）屋及赤水坑值辰、戌年，橫山下及元世甲值巳、亥年，賴坊下塘值子、午年，上塘及鄧家坊值丑、未年。
以上村落中，八甲、九甲、五甲及黃龍口都是廖姓，賴坊下塘、上塘為賴姓，榮（榕）屋是謝姓，赤水坑張姓和馬姓，橫（文）山下是賴姓、元世甲是藍姓，鄧家坊是八、九甲之間的小聚落，道光年間還有鄧姓人家居住，但民國以來則全為廖姓居住。這個迎神建醮輪值單位打破了宗族界限，而是以地域關連性及自然村人口規模決定共同輪值順序。輪值的村落必須在前一年春月迎神到鄉，輪祀人家於值年元日開臺演戲，初四、初五建醮一日兩夜，初六迎佛出遊六方，也就是上述輪值建醮的六個單位後送佛回寺。
以報恩寺為中心所形成祭祀圈是古田山街最基本的跨宗族地域組織，而墟場和書院則連結到範圍更廣的地域群體。從道光八年和道光十年，古田居民合建墟場、成翹書院所立的「富碑誌」、「成翹文」碑刻的捐款者姓名可以發現，參與墟場和書院修建的社會組織遠比報恩寺建醮範圍大得多，北從現屬步雲鄉的上福，南到古田、蛟洋交界的郭車，但完全不包括蛟洋的村落。「富碑誌」、「成翹文」立碑時間僅相距一年，因此捐款者姓名重複者相當多，且大多是以小房族的某公而非個人名義捐款。以「富碑誌」來說，捐款者共計175位，姓名可辨識者有167位。其中以張姓47位居首，其次是廖姓44位，再次是賴姓34位，三大姓之外的捐款者除了鄒姓的18位，其他姓氏都少於10位。
以捐款人數而言，廖姓和張姓幾乎不相上下，甚至張姓還稍稍高於廖姓，但實際情況卻非如此。因為古田張姓分佈除了以竹嶺較為集中，其他如大吳地、小吳地、赤水坑、上福都是張姓與其他姓氏混居的村落。居住地相當分散的張姓宗族也沒有如廖姓和賴姓宗族各有其開基祖，而是同姓不同支系有個別的古田開基祖。從個人名義的捐款者來說，張姓有12位，廖姓有7位，賴姓有5位，鄒姓有4位，依序占各姓氏捐款總人數的25％、16％、15％、22％。
這個數字顯示出，每4位張姓捐款人中，即有一位是以個人名義捐款，而廖、賴則是每6至7人中，才有一位個人名義的捐款人。個人名義的捐款無法與大小房族名義的捐款相提並論，前者代表的是個人，而後者則是代表房族。從捐款總額而言，捐款最多的是廖姓201元，其次是張姓147元、賴姓96元、鄒姓80元。由此大致反映出，從人口和財富來說，至少在道光年間，廖、賴、張三個姓氏就已經成為古田最主要的宗族。
富碑志反映出古田墟場是古田幾個姓氏合資興建，廖氏雖然是最大的宗族，但對墟場並沒有完全的主控權。只因墟場位置一直都在廖氏地界內，使得廖氏長久以來占有地利之便。此外，如果誠如《廖氏族譜》記載，古田墟曾經是廖氏的基業，但至少在道光年間建設古田墟的時候，廖氏雖然勢力最大，捐輸款項最高，整個古田墟還是完全不同於蛟洋墟場由傅氏掌控，或是閩西其他地區如連城四保的墟場掌握在個別宗族手裡。
古田廖姓合族所建的社下墟早於古田墟，但社下墟期僅每年除夕前有二日墟市，沿革已無人知曉，故老相傳墟場的傳說「甚為不經」，因此未收錄至族譜。只知未有墟場的時候，貨物集散地在古田賴坊賴氏宗祠所在的待鳳口諸地，但年銷品物不齊，所以又增設社下墟。古田墟是廖氏七世祖文旻公的基址，開闢之初有墟廠120間，旺生、九生、曹福公各得40間，每月四、九逢墟。現存古田八甲村，乾隆二十二年（1757）「嚴禁花子以靖地方碑」顯示出，位於汀巖交界的山街，至少在乾隆年間就已經是「四處通衢」的交通要道，也因為墟場發達，吸引外鄉乞丐與遊民擁入謀食。為了維持商業秩序，避免外地莠民擾亂地方，以致於必須立碑告示「嚴禁一切遊民教化（叫花），不許入鄉」。
至少存在二、三百年的墟場，至今仍然繼續維持，墟期也依舊，而墟場位置雖然因主要道路的開闢而屢屢遷移，但範圍都不出凹上、八甲，廖氏宗族地界內。清末匪亂後貿易寥落，民國初年恢復繁榮景象，只不過經商者卻以龍巖、連城為多，整個市場都掌握在外縣人士手中。《廖氏族譜》對於這個現象僅用了一句「術家謂為形勢使然」加以解釋。
1941年，福建私立協和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委託省合作事業管理局，轉各縣合作指導員辦事處，全面調查福建墟市情況，統計全省墟場的分佈與規模。這項調查指出，福建墟市集中在閩西北各縣，數量最多者為上杭，其次是永定，墟市除了交換物資和商情，省屬農政機關，如田地經徵處、土地陳報處、合作辦事處、貿易公司分處也會利用墟市徵收稅捐，收購農產品。地方政府也利用墟期，召開保甲長會議，合作辦事處趁墟期集訓，學校機關利用墟期進行愛國宣傳。1940年，上杭墟市規模最大的是汀江沿岸峰市鎮，其次就是古田鎮。在319國道通車前，古田鎮有新巖公路經過，是上杭、連城、龍巖往來的交通孔道，古田也成為三地物資交流的重要場所。
古田墟有店家八十戶，每逢墟期有五千人規模，交易大宗包括糧食、紙、茶、豬、牛、羊，參與的村落包括郭車、雲田、大吳地。古田鎮民除本地墟市外，還與墟期分別是5、10和1、6日的蛟洋和豐年橋墟市往來，但這兩個墟市當時只有鄉道經過，規模不及古田的一半。蛟洋墟有二千人的規模，交易以紙、茶、糧食為大宗，豐年橋的規模更小，只有五百餘人，交易物品與蛟洋墟相同。距離古田最近，規模最大的是龍巖大池墟。大池墟期是2、7日，當地因為有汀龍公路經過，因此是規模相當大的米麥集散地，交易物品除米糧外，還包括桐油、筍乾，以及對山區而言相當奢侈的海產。
福建墟市調查統計，大池墟有戶數一千，但參與墟期的商販僅有一千人，相較於古田墟有商戶八十，卻有五千人趕墟的規模來說，似乎有明顯錯誤。但是從這份報告不難瞭解，大池是汀巖交界最大的墟市，而居次的古田則扮演相當重要的中介角色，上杭東半部的重要物資和各類奢侈品都是經由古田轉運到附近的城鎮村落，而古田鄰近地區的米糧、竹紙也是經古田銷往外地。
清代古田、蛟洋雖然同屬古田里，1930到50年代也同屬古蛟鄉，但從市場和地域組織來說，卻是可以劃分為二個各有墟場的社會單位，彼此主要是透過婚姻交換而產生緊密連結。古田與蛟洋之間有山丘阻隔，如果不是越過山頭，往來都必須繞道郭車，三地的位置略呈倒三角形，古田在東北，蛟洋在西北，而郭車則位於二者南方。古田、蛟洋、郭車的語言自成體系，當地稱之為古蛟話，自認屬於客語的一支，但能夠溝通的區域僅有上杭的步雲、白沙，連城的新泉、芷溪。相較於古田和蛟洋各為獨立的社會單位，步雲與古田的社會、經濟關係顯得更為密切，除了通婚關係，步雲也相當依賴古田墟場，將生產的紙張銷往外地，以及從古田墟得到民生必需物資。僻處群山之間的步雲，也成為古田鎮民在清末以來，匪患、戰亂期間的避禍棲身之地。
古田東北山區的步雲，原名貼長，屬長汀所轄。民國二十七年《上杭縣志》刻印完稿時，貼長尚未劃入上杭，因此還在民國二十八年增補附錄〈續疆域志〉，說明上杭、龍巖、長汀、連城四縣合勘貼長邊界的過程。〈續疆域志〉稱，貼長原隸長汀，自何時劃自何縣均無可考，僅《連城縣志》載，汀屬八邑中，長汀為首縣，各邑例有貼長，以資挹注首縣歲入。民國《上杭縣志》編者對這個說法頗不以為然，因為此處昔為叢莽之地，荒棄不治，原有的17個村落中，有高達11個村落總戶數少於20戶，各縣視為甌脫，是絕無收入之地，更何貼長之有。
萬山之中的步雲，東界龍巖距縣城90里，西南界上杭距縣城150里，西北界連城距縣城120里，與長汀縣境全無聯絡，距縣城280里，「實為一飛地，確為政治力量所不及」，「法治難及，固無待言」。四縣合勘後，考量貼長與龍巖、連城兩縣因語言阻隔及交通梗阻，統治自非匪易，更重要的是貼長「與巖民不能相洽」，因此不考慮歸併。貼長東南與古田相接，二地風俗、語言相同。在經濟上，貼長因為山多田少，「一年之耕僅足三月」，因此相當依賴一年之耕有三年之食的古田供應糧食，而貨物交換，鄉內所需米鹽，更需依賴古田墟場。從貼長與古田的緊密聯繫來看，兩地合併似乎相當自然，最後未能合併的主要因素是，上杭縣考量到「古田現仍採用計口授田、山林公有制度，貼長民眾未必贊同」，才將貼長改名步雲，劃歸上杭第三區管轄。
所謂的古田採「計口授田、山林公有制度」就是指傅柏翠領導下的古蛟土地政策，「貼長」民眾不同意併入古田，也說明了這個土地制度始終沒有推展至步雲，否則以古田和步雲緊密的聯繫，二者的合併似乎是順理成章之事。但當時古蛟鄉的電話網最遠可以達步雲與古田交界的上福村，也說明古蛟和步雲之間互動頻繁。上福有二個自然村，上村是游姓，下村是張姓。其中下村的張子波與古田賴氏宗族交好，30年代以後掌握古田的武裝勢力，是傅柏翠領導古蛟地區時的重要領導人物。此後張子波與古田賴氏結合，得以與廖氏宗族抗衡，藉由張子波的助力，傅柏翠的勢力也遠及行政上未正式合併的步雲叢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