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記：香港家族企業縱橫談

「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總序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於1967年成立，除了文物館的重點在於搜藏文物和硏究藝術外，開頭二十餘年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較為着重於傳統文化和中國文獻與歷史方面，後来亦顧及近現代史和翻譯研究，先後設立了中國考古義術研究中心，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翻譯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中心，及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研究所在所長陳方正敎授帶領下，創辦《二十一世紀》雜誌，鼓吹知識分子對當前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反思，又設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對現代中國文化和其他學術問題作深入的研究，至今又二十餘年矣！

總括而言，多年來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所進行的學術和研究工作，關注點一直都放在下列幾個方面：

思考省代中國社會：淵源、困境與出路－聯絡及鼓勵當代知識分子，特別是靑年學者，對中國當前問題作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並以《二十一世紀》為平台，發表他們的看法。

修正官方史學（黨八股）：鼓勵以檔案和史料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多元史觀，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努力選原歷史的真相。由金觀濤、劉青峰組織、策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卷，可以作為中心在這方面作出的嘗試。

（3）近現代思想史數據庫的建設：主要是由前中心主任金觀濤教授及劉青峰女士建立的一個數據庫，搜羅1830至1930年代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著作及期刊報章等，進行專集和系統性的搜査和展示，把思想和概念作量化分析，成為研究思想史和觀念史的一項重要工具。

誠如前面所説，上述幾個方面的工作，大都以現代中國為中心，對於「本土」的討綸和研究，就相對甚少。我接任中心主任以來，很想把香港和台灣的議題納入研究範園之內，也努力推動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中增加港台和海峽兩岸互動的課題，因為這兩個地方的社會變革和文化形態，和當代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故此，中心在思考未來的研究方向和釐定新計劃時，除了整個和優化原有的成果，也嘗試把部分研究重點重新放在「本土」（即香港和嶺南）與整個中國的關係上，也希望把研究重點由着重於「思想」和「觀念」，重新集中於「人」或「人物」上。在經過數年的醞釀和思考後，逐漸推出「香港家族與百年中國」，以及「港澳人物與中國變革」等研究課題。當中一個硏究和出版的計劃，名為「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Commerce, Culture, and Community：A biographical Series）。這個計劃預算出版一系列的香港人物傳記，而以企業家先行，包括莫仕堯、莫幹生、利榮森，利國偉、李耀祥、董浩雲等。

本來我們當初的意圖是集中於香港企業家和商人，以他們來代表近百年的香港文化，其後我們注意到我們所選擇作傳的入物，遠遠超過企業家和商人的身份，他們對於香港社會的發展，扮演着多元而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對社會的革新和進步，對發展敎育和文化，都有很大的貢獻。正由於此一原因，這套傳記撰寫時的重點，便會放在計劃主題標出的三個方面：他們在企業或商業（Commerce）上的地位、他們在保存中華文化或引入西方文化（Culture）的貢獻，以及他們在華人社區（Community），甚至參舆政府管治時所扮演和擔任的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香港人物傳記計劃，主要是要出版專書。在這方面，我們得到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成為合作夥伴，大量減輕了出版時的編輯和行政工作，使學者能夠專注於研究和寫作，是一種理想的配搭。我們對中華書局給予中心的幫助和信頼，表示由衷的感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硏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硏究中心主任

梁元生

I 總序

III 前言

第一章 國際商埠的誕生與家族企業的孕育

3 尋找締造香港神話的主角：企業家

17 開埠之初的人口及社經狀況：早期華洋家族的特質和發展

39 混血群體與殖民地社會的成長：買辦家族的發展軌跡

第二章 創業精神充沛與經濟發展動力巨大

71 創業精神與家族企業起落：胡忠家族

93 香港人的創業精神：民意調査與檢視

110 諸子均分文化的經濟發展潛力：綜合個案的考察

第三章 公司管治、家族控股與企業蛻變

133 家族控股下的公司管治：李石朋家族與東亞銀行

174 股票市場與家族企業的蛻變：地産家族的指點江山

205 家族企業的矛盾與變革：深入個案的分析

第四章 繼承制度的多面分析

223 血脈本位社會的傳承法則：何東家族

254 富不過三代的假象與現實：家業長青的例子和特徵

276 繼承制度與社會流動：周永泰家族

第五章 婦女與家族企業

295 驅使家族企業發展的動力源頭：婦女角色和地位的探討

308 女企業家傳竒：胡仙、龔如心、寶詠琴和周凱旋的故事

330 婦女與家族企業傳承：龔如心遺囑的啟示

第六章 人脈網絡與社會資本

363 社會資本與人脈關係：周壽臣的舊生情誼

384 建立婚盟與上契結義：何東和李石朋家族

前言

筆者因為從事華人家族企業研究多年，而有缘與內地不少學者結緣。在不同場台的學術交流中，南開大學歷史系的侯杰教授曾多次建議我們在內地出版有關家族企業的硏究成果，讓內地讀者了解更多華人家族企業在香港的成長和發展經驗。我們同意內地的民管企業（在香港則一律稱為家族企業）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來，已經進入傳承接班階段，同時又歩入必須透過引入現代管理或擴大資本源頭以配合轉型升級，才能令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時刻。香港家族企業的發展曾經歷過內地家族企業現時碰到的各種問題，當中汲取到實踐的經驗和敎訓，值得內地的民營企業借鏡。此外，由於受到兩地不同的出版和發行制度限制，香港的研究沒法在內地廣泛流通，導致內地民眾未能更好地了解和認識香港的情况。職是之故，不論是學術界還是商界，在討論內地家族企業碰到的問題，或是尋求借鑑方法時，都不會求道於香港家族企業的發展經驗，而只知向主導現今世界經濟秩序的歐美及日本等發建國家取經：然而，這種未能察覺本國歷史、文化，宗敎及傳统等與西方世界存在不少差異的盲從，只會令其在思考家族企業的管洽、傳承，現代化及多元化等問題時，掉進理論與現實存在巨大差異的誤區。

我們同意，西方的發展經驗很多均具參考價值，但中國文化其實亦有其積極性和建設性。更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否認，我們有些核心價值與文化歷史，是西方所沒有的：而西方的某些思想觀念和宗敎習俗，則是我們所缺乏的，情况就如種族或血統的基因烙印一樣，我們如果未能察覺，或一廂情願地以為這些差異不重要，硬把某些體制套上身，輕則徒勞，重則可能產生不少預料之外的問題，甚至令先章血汗落得關門大吉的下場。

就以「家」的概念為例，我們都知道，崇敬袓先，慎終追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不少人的家中，至今仍會裝設祖先牌位，毎逄時節或祖先忌辰，後人均會上香拜祭；清明節或重陽節更會隆而重之地舉家拜祭，近年祭祀的儀式更可謂愈來愈受重視，亦愈來愈計較排場。背後原因則如黃仁宇所言，「中國人在血緣裡係裏獲永生」，錢穆則指中國社會的「家世傳襲，可説是一種普通水平的不朽」。1

中國文化長久以来均藉着拜祭祖先的儀式以彰顯血脈延續的傳統，若與基督教信仰中要求信徒只能全心敬拜上帝，不能敬拜袓先、偶像或其他任何神祇，並視上帝救贖為獲得永生的唯一途徑的文化相比，便會十分清楚地看到彼此間的巨大差異。這亦是錢穆進而指出「西方人的不朽，在其死後到別一個世界去；中國人的不朽，則在他死後依然留在這一個世界內。這是雙方很顯著的一個相異點」的核心所在。

在不同文化、宗教及傳统的環境孕育和成長的家族企業，雖然有不少諸如以發展為本，只講盈利、講求效率的近似之處，但在某些方面上則顯然存在差別。如果我們只一廂情願地相信，一套源於歐美的管理概念或理論，例如強調控股權與管理權分家，可以完全適用於在中國文化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家族企業，則未免過分單純和天真。

套用粱漱溟指中國文化乃「早熟文化」的概念，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説，死亡乃人類或任何生物的必經之路，相對於某些相信只有神的救贖才能得到永生的信仰、文化或社食，中國文化卻將「永生」寄託在子孫血脈不斷繁衍的自然定律之上。由於不同文化對「永生」與「延續」的信念截然不同，作為其核心載體的家族，在面對挑戰或威脅時，其應對、取捨的原則與策略有別，自然顯得不難理解。正因如此，我們在理解華人家族企業如何處理企集管治，接班傳承及發展策略時，自然亦應考處其適應性和差異性，而非盲目相信商業管理理論，可以如自然科學的定律般，放諸四海皆準。

對於現今的內地企業而言，香港華人家族企業的發展經驗，無疑比西方家族企業的發展經驗更具參考價值，主要原因是港商在吸收西方文化、走向現代化管理，以及在利用現代資本市場（企業上市）以擴大企業領域，徙而走向國際商業舞台等，面上，曾經有過不少寶貴的實踐和調適經驗。正是基於以上不同層面的思考，我們乃受侯杰敎授的啟發，着手整理文稿，並集結成書。

本書所輯錄的文章，主要來自2004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個案研究》一會，該書出版時雖然倉卒，但卻受到不少讀者的歡迎，晃眼間該會已出版十年，現已成絕版書，向隅者眾；其他收錄的文章，部分曾在不同會刊上發表過（例如《才德之間：華人家族企業與婦女》，《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巿場》、《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等），另有不少文章乃首次發表，是我們多年研究的最新觀察。對於那些曾經發表過的文章，我們因應相關家族和社會的最新發展與變通，作出了補充和更新，讓讀者可更全面地透析企業的與時並進和不斷創新。而本書除了會在香港出版繁體版外，同時亦會在內地以簡體字出版，藉以接觸各地請者，並希望他們能回饋更多意見。

為了便於分析和理解，本書將分為六個章節述説香港家族企業的發展與傳承。第一章會簡略勾勒本書觀點與理論框架，並會概述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和不同家族到港發展的緣起，尤其會透過何東買辦家族——一個歐亞混血家族——的崛起，說明在中外資易興起、華洋種族交往頻仍、東西方文化與制度的碰撞下，產生的各種機遇和挑戰，某些家族如何利用本身優勢，結合歷史條件，闖出一片天地。

第二章主要集中分析創業家長的企業家精神，尤其會説明此種精神對企業發展及家族壯大的作用，並以胡忠家族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崛起，之後又在第二代領軍下不斷發展的事蹟，說明其如何在波譎雲詭的香港商場上翻江倒海，點石成金，以及如何憑着其企業家精神，在經濟發展的起起落落、跌跌碰碰規律中化險為夷，乘風破浪。除此之外，我們會採用香港社會指標調査中所收集的實証數據，分析香港華人創業的精神和心態，並總結現時香港人在創業上的一些特徴和現象，從而探香港社會企業家精神的微妙轉變，讓社食大眾對香港這個重商社會的「拜金」心態璩有更全面認識。

第三章則會討論家族企業的多元發展和管治模式。在研究家族企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成功的香港企業都有濃厚的家族管理元素，這或許與華人文化高度重視親族血缘關係有關。當第一代成功創業後，他們所關注的便是如何令家族的第二代順利接棒，延績上一代的福蔭，而非如外國企業般走上純由專業人員管理的「去家族化」企業經營模式，讓子孫變成投閒置散的「股權擁有者」，毎年只等待分配紅利或股息。事實上，雖然香港已儼然是個十分西化和現代化的社會，甚至企業家長們已將其家族企業上市，讓企業接受政府及公眾投資者更為嚴格的監察，但他們仍會執掌家族控股大權不放。雖然看似大權獨攬，然而在推行專業化及提升行政效率方面，家族企業並非完全處於劣势。在本書中列舉的東亞銀行及匯豐銀行的發展歷史，便可十分清楚地看到家族化與非家族化企業管治和發展的不同道路與軌路。

第四章會討論繼承舆「富不過三代」的問題。為了延續家族的福祉，企業家長苦心孤詣，絞盡腦汁。這一方面是基於個人的主觀願望，希望自己一手創立的事業王國能連綿不斷、代代相傳，令子孫們長享福蔭。另一方面，或許是受到中國家族企業所謂「富不過三代」說法的困擾。長久以來，華人社會總有「富不過三代」、「書讀三代必發、財發三代必垮」一類的説法；對此，不少論者都歸咎於中國的繼承制度——諸子均分制上，認為此制度令中國家族企業必然出現分裂，先天便無法做到「歷百年而不衰」的目標。對創業家長而言，面對膝下全是自己血脈的子孫，既不能、也不忍如日本文化般「一刀切」，以「單子繼承制」作為財產分配的圭臬，將其他非嫡長子的子女拒諸門外；又不希望自己的心血成為由外人把持的「非家族化」企業。到底華人社會是否真的逃不過「富不過三代」的宿命呢？在本會的案例分析中，我們會探討所謂「人無三代富」等說法，原來只是一個誤食。或許，這些民間諺語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提醒成功者不要自滿自誇「有風駛盡離巾里　」，而應該行善積德，時刻抱着自強不息的精神；與此同時，這個説法也有安慰失敗者的作用，讓他們心存希望，相信天道循環，總有一天，上層者會在命運摩天輪的安排下歸於平淡，而下層者如果能努力不懈，也有攀上高峰，同享榮華的機會。

第五章會重點探討婦女與家族企業的關係。在「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下，女性企業家所面對的困境，不難預見。她們要面對的不單是父權與男性主導下的雙重社會壓力，同時還要為事業、家庭或婚姻等問題作出犧牲或抉擇。到底她們在創業或掙扎向上時會遇到甚麼困難？她們又如何克服這些難關並逐步爬上事業的高峰？為了爭取個人事業上的成功，她們又耍付出甚麽代價？在繼承上又會碰到哪些困惑與問題？以上的連串問題，本章的最後部分將會逐一解答。

第六章會重點探討人脈關係與社會網絡在維持家族與企業不斷發展上的重要性。無論是在創業的關鍵時刻，或是在積累財富，拓展生意的過程中，甚至在確保家族企業如何代代相傳的重要轉接階段，平時不易察覺的人脈關係與社會網絡，往往可發揮不容低估的作用。正因如此，不少創業家長往往會盡一己之力，代子孫建立一個緊密的人際及社會網絡，希望在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保護下，家族企業可繼續茁壯成長，散葉開枝，令家族後代能永享富貴，並持續地扎根於社會上層。為此，有的家族會積極與同等級的豪門巨賈締結「秦晉之好」，以建立及鞏固家族網絡：有的家族則會投資在子女的敎育上，甚至會預先安排子女到不同專業或政治崗位工作，務求分散企業風險令家族發展更多元化。由於子孫間敎育範疇不同、各有所長、各司其職，家族人才之間不但能夠發揮取長補短，彼此配合和相互幫助的功效，更能大大減少成員之間的磨擦，衝突和矛盾，對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和安定，顯然具有正面的作用。

無論是文章發表之前的檔案挖掘和資料搜集，或是後來為了追蹤某些家族企業發展和變遷而進行的多次田野調査，乃至最後階段修訂書稿的跟進工作，我們均曾碰到不少困難與波折。舉例説，有關香港家族及其企業發展的書籍在坊間為數甚多，記載細大無遺，但是內容卻真假難辨，或是倒果為因，令人難以準確掌握各種行為或決定的真正原因與動機。對於這種困難，我們雖然曾在不同層面上搜索枯腸，盡量求證求真，但總有某些地方無法盡如人意，可以獲得真實確切的證明或答案。為此，我們會在討論的過程中將存疑的地方清楚指出，讓請者自行判斷。籍着此書的出版，讓我們向眾多舊友新知及支持「華人家族企業研究計劃」的機構致以衷心謝忱。首先，我們必須向香港大學圖會館，香港特別資料藏館、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澳鬥圖書館，澳門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台灣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及美國史丹福大學圖書館等，在不同層面上的支援和協助，表示衷心謝忱。

我們還要向一眾研究助理，包括現任研究助理張詠思小姐，張晶小姐、呂文淵小姐和夏羽鋒先生，以及已離職的陳慶晃先生、陳藝彬先生、袁詠琪小姐與陳方中先生等表示謝意，他們為了搜集資料，曾在不同層面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令本書的內容更充實，分析更完整。在不同時期草擬文稿的過程中，李焯芬教授、梁元生敎授、陸觀豪先生、孫文彬博士，何彩滿博士、周文港傅士、粱佳俊博士等，曾給予不少意見，指正和協助，不但令本書的立論及分析更精準，中肯，亦使相關研究可以順利完成，我們同樣心存感激。

另外，我們更耍鳴謝蔣經國基金（Ref. No.：RG012-P-10）和吳文政王月娥伉儷敎育基金的支援，沒有他們提供的財政資助，我們是沒有充足資源展開此項研究的。至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暨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張妙清敎授給我們提供的多方面協助和寶貴學術意見，以及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和該研究所所長粱其姿敎授的大力支持，亦是本書及此研究得以圓滿完成的關鍵，我們同樣致以萬分感謝。最後，要衷心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高級經理黎耀強先生的協助，和本書編輯賴菊英小姐細心核對文稿，令本書可以順利出版。

雖然得到各方好友和機構的大力幫助，但由於資料的局限，分析時難免會有失誤和偏差，加上我們沒法完全掌握內外政經和金融環境的急速轉變，在研究和討論問題時恐會出現掛一漏萬的情況；對於某些懸而未決、模糊不清的地方，我們雖努力求證，但卻沒法做到完美無瑕，這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在此我們希望讀者有以敎我，不吝指正，讓我們往後的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實，更豐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致函：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或電郵：vzheng@cuhk.edu.hk，直接與我們聯絡。

鄭宏泰 黄紹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第一章 國際商埠的誕生與家族企業的孕育

尋找締造香港神話的主角：企業家

引言

2013年3月4日，國際著名財經雜誌《福布斯》（The Forbes）一如既往發布了「世界億萬富豪」（World’s Billionaires）的排行榜，不但排名「十大」的億萬富豪吸引了無數鎂光燈，甚至連排名「百大」的，亦成為全球傳媒爭相報道的焦點。在華人社會，大眾較為關心的，除了是誰人鰲頭獨佔，誰人名落孫山，巨贾富豪天文數字般的龐大身家財富，以及生活、家庭和生意曾經傳出何種糾紛，緋聞或傳奇經歷等話題外，當然還有老話題：華人中有多少人能躋身「十大」，又有多少人能名列「百大」，以及排名徬是否反映了華人社會綜合實力等。

細閱「金榜」上的名單，躋身「十大」之列、為普羅華人所熟識的李嘉誠（長江集圈），無疑「寶刀未老」；他以位居富豪榜中的第八位而成為排名最高的華人。其他能夠躋身「百大」富豪排行榜的華人，還包括排名第二十四位的李兆基（恒基地產）、排名第二十六位的郭炳江和郭炳聯昆仲（新鴻基地產）、排名第四十四位的鄭裕彤（新世界發展）、排名第七十六位的郭鶴年（嘉里建設）、排名第八十六位的宗慶後（娃哈哈集團），以及排名第九十八位的呂志和（嘉華集團）。1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有幸躋身全球「百大」的七位華人當中，竟大多來自香港。位處中華大地偏南一隅的香港，過去曾被英國殖民統治長達一個半世紀，由彈丸之地變成國際大都會，令香港盛產巨富、有助孕育跨國財團之說不脛而走，備受海內外關注。

叱咤國際的香港商人

暫且不要深究「百大」之內，為何只有七位華人（家族）能躋身由金銀珠寶等龐大財富所構築的國際頂級富豪俱集部之內，又與中國乃世界人口最多國家，外匯儲備高居全球第一，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濾體，又屬世界工廠等等指標相比極不對稱的問題。若只集中檢視躋身「世界億萬富豪」排行榜中的富豪所擁有的龐大財富，相信會對「富可歒國」一詞有深刻體會；但若是進一歩探究該排行榜自1987年10月5日設立以來四分之一世紀的興替起落和微妙轉變——尤其從巨富們所代表的國家或地區的綜合經濟力量如何主導世界及如何變遷的角度看，則一方面會對美國、日本及歐洲等強國過去國際商場上的呼風喚雨有更為清晰透徹的認識，另一方面會對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竟能盛產富商巨賈，並可在國際商業舞台上盡領風騷感到驚奇，甚至可切實地感受到進入新千禧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及金融環境的風雲色變和波濤淘湧。2

當然，倘若我們只將視線集中在偏南一隅且只屬彈丸之地的香港，探討這個資源匱乏的海港，為何能夠創造那麽多財富，產生那麼多世界頂級富豪，並可孕育那麽多跨國企業，而營商致富又為何會使香港市民趨之若騖等核心問題上，則毫無疑問會觸碰到政治、經濟及社會的骨骼和結構，同時亦會扯到歷史及文化等肌理與脈絡上。簡單而言，香港的富商巨賈之所以能在變化莫測的經營環境中突圍而出、書寫傳奇，並可在競爭極為激烈的國際商場上指點江山，登上「世界億萬富豪」這個令人艷羡的寶座，除了個人擁有點石成金的神奇力量外，應與香港優越和獨一無二的利商、便商的歴史條件有關。

眾所周知，在強調「士、農、工、商」社會結構的古代社會，開科取士，追求功名，才是備受推祟和促進社會階層往上流動的途徑，而操奇計赢的商人則不被視作有助提升社會階層和地位的法門，甚至被掌握發言權的士大夫階層嗤之以鼻，時加鞭撻。這個現象令自秦漢以通的中華帝國，賤商輕商的意識瀰渙不散，其現象與奉行資本主義的歐洲諸團依商重商，而政府管治及官僚架構又受商人直接或間接左右的狀况，可謂截然不同。

就在帝制走到了最後階段之際，當高舉重商旗幟的歐洲人踏浪東來，尋找商機之時，朝野上下才如夢初醒地驚覺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可惜為時已晚。其中又以大英帝國憑着船堅炮利打敗清兵，握取香港成為其殖民地，影響最為深遠。此舉一方面掀開了中國與列強簽署連串不平等條約的序幕，令中國陷入了任人宰割的國力衰頹格局；另一方面，由於英國政府侵佔香港後，將香港闢為國際商埠，並採取了英國的典章制度，高舉重商主義旗幟，令香港變成了逐利生財之夫的樂土，慕名而來的移民從四方八面大量湧入，令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進入了歷史的新時代，也漸漸為世所識。

在殖民管治下，華人雖然淪為二等公民，遭到歧視及不平等對待，但他們在熟識的社會及土地上謀生經商，無疑又享有一定的天時、地利與人和等優勢，而最為重要的是，他們可以不再受到傳統貶商抑商制度和道德觀念的羈絆，因而可以在商場上自由馳騁，盡展所長。更加不容忽略的是，由於大清國力衰敗，而歐美列強又因在全球拓殖開闢資源與建設等急需大量勞動力，無數華人以香港為中轉站飄洋過海謀生，此舉令香港連結華洋西東的地位更為突出和吃重。海外華人日後與家鄉聯繫溝通及四時所需等，亦同樣會經香港傳達轉移，進一步強化了香港聯繫各方的角色與功能。而香港商人的經營網絡，生意層面，亦跟随華人足跡遍布世界而向四面八方擴散，香港商人逐歩走向國際商業舞台可請謂順理成章。

近代中國的發展無疑是坎坷曲折的。面對列強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大清朝廷雖曾想變革圖強，但最终無功而返，並在革命大潮中沒頂。中華民國創立後，又曾遭遇袁世凱竊國，之後是接二連三的軍閥混戰，然後是日軍連番侵略，八年抗戰期間更是生靈塗炭、山河破落。抗戰勝利不久，內戰又起，之後是國民黨敗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接着的「冷戰」格局及朝鮮半島重燃戰火，又令亞洲及國際形勢風雲色變。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更一度近乎停頓，直至七十年代末的開放改革政策出台，才讓發展經濟成為主旋律，帶動國力及人民生活的改善。

內地經歷無數波折和跌宕的大約一個半世紀時期內，香港除了1941年12月24曰至1945年8月15日落入日軍管治的黑暗歲月外，其他時期可謂經濟充滿活力而社會則保持高度穩定，其中的原因是利商重商的政策令不少人全力投身於經商致富的大潮之中。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原只屬轉口港的香港蛻變為輕工業重鎮時，不少商人更憑着靈活變通的精神和努力，令「香港製造」的產品一度風行世界，之後又逐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或和區域資本集散地，所取得的成縝令艷羨。而作為香港經濟領軍人的商人，其指點江山、點石成金的形象，則尤為深入民心。

是誰締造了香港神話

在談到香港如夢似幻的發展故事時，不少人以為香港由荒涼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例如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商人的人脈網絡無遠弗屆、社會制度健全高效，以及人文氣質多元開放等——真的是由神仙在一下子「變」出來的。普羅民眾每天營營役役，亦甚少停下前進歩伐、放慢生活節奏，想想這個「神話」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香港是憑甚麼條件突圍而出的呢？為何香港可以產生那麼多富豪巨賈？社會發展過程又曾遭遇何種排戰與挫折？未來又應如何強化本身優勢？以及在改善缺失與不足的同時，當內外形勢千變萬化之時，應採取何種策略再闖高峰等問題。

誠然，對於香港商人及香港社會的「成功故事」，坊間著作可謂汗牛充棟。1997年回歸前的討論尤多，而分析的角度則頗有分別。綜合而言，有論者從傳統殖民地主義者的角度分析，認為香港的發展，與歒洲人引入現代化政法體制、經濟建設，以及營商，管理與工作倫理有關，這令香港的社會內涵及精神特質脱胎換骨。4

另外，亦有論者従自由經濟的社會視野出發，認為香港自開埠始即以「自由港」作定位，高舉自由市場的旗幟，並奉行簡單低税制，因而吸引了中外資本及人力資源絡譯不絕地到來，發揮大小商人與普羅民眾積極打拼、自食其力的精神，因而令經濟一直充滿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