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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1949年前後,許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國出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也隨學人南下,與傳統文化一起流播香港、澳門、臺灣及東南亞等地。這些學人執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北學南移」遂為一時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新儒家經典大師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如何在海外弘揚儒學精神?錢穆及香港新亞書院如何在香港締造中國史研究的重鎮?歷經英國殖民、回歸中國及本土化浪潮,時局如何影響香港的學風?本系列書分三卷,本卷為「文化卷」,收錄學者呂芳上、李瑞全、廖伯源、陳學然、劉建平、趙雨樂、許振興、姚繼斌、鄭永常、范棋崴、區志堅、李元皓、侯勵英的深刻析論。

【主編/鮑紹霖】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教授、歷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及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中西關係研究計劃」主任。主要從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思想史、中美關係、回歸後的香港、當代中國問題的教研工作。著作包括《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臺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等,合編著作包括《西方史學的東方回嚮》、《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Return of the Dragon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等。

【主編/黃兆強】
現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錢穆故居執行長,曾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史、史學史。近年則從事現代新儒家(尤其唐君毅先生之歷史哲學)之研究。著作包括《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廿二史劄記研究》、《清人元史學探研》等。主編著作包括《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錢穆先生思想行誼研究論文集》等。

【主編/區志堅】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歷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註冊導遊協會學術顧問等職。主要從事新文化史、香港社會文化史及近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合編著作包括《馬鞍山風物誌》、《香港海關百年史》(中英文版)、《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屏山故事》、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及多本有關當代中國、今日香港及中國歷史課題的教科書。

【編者序】⓪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
  香港學術文化的特色既傳承自中國傳統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漸漸形成一種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從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學塾,已見香港蘊藏的中國文化乃傳承自中國內地,隨很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進一步把中國傳統文化廣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國出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及後也隨學人南下,更把新文化與傳統文化流播香港、澳門、臺灣及東南亞等地,南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又與香港的歷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學人執教港、臺等地高等院校,把學術靈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學者,「北學南移」成為一時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時,隨早前南下的當代學人,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牟潤孫、全漢昇、嚴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時等學者的著述,相繼在中國內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臺的學術研究成果及觀點,得以傳返內地,故有學者提倡「南學北移」之論。談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學南移」對香港、臺等地的影響,不可不注意新亞研究所及整個新亞文化事業的發展,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更是當代新儒家發展的基地,新儒家學人首先在新亞相聚,結合成量,其後更成為影響海外的鵝湖學派,新儒家學脈得以廣傳海外,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極具貢獻!今天處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相信是一個重要的時刻,為學界提供一個討論平台,總結上世紀「北學南移」的學風,正值二○一三年為新亞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計劃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作為六十周年所慶系列活動之一,因感新亞學人不獨對香港的歷史文化教育貢獻甚大,畢業生日後均任教海內外的高等院校,也於國內外延續新亞辦學精神,居功至偉!香港樹仁大學歷史也是以推動歷史文化教育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亞辦學精神對啟導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義不容辭地與新亞研究所,及臺灣的中央大學文學院於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辦「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得到中國內地、港、臺及海外學者參加盛會,惠賜鴻文,在此謹代表大會先向各位與會者致以衷心感謝,更代表大會向新亞研究所及中央大學文學院,感謝給予合辦是次研討會的機會,因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在是次研討會之後,各位與會者均贊成出版論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關是次論文集內各位學者的觀點,現概括如下:
  其一,通論及宏觀北學南移發展的論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國學者及學風自北方遷往香港及臺灣的流播情況。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在〈「文化跨海」:戰後初期臺灣學術與文化走向―以許壽裳、傅斯年領導的機構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戰勝日本,隨著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民國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臺灣,許壽裳受命創辦臺灣編譯館,使中華文化在臺灣廣播,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與蔣介石遷臺,臺灣成為民國政府托命所寄,中國文化也以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命運而延續,傅斯年也於此時主持臺大,傅氏辦學既上承日人辦學的傳統,也具有五四以來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現臺灣在二次大戰後,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關聯下,重塑臺灣社會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在〈當代新儒家之課題與發展:論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之學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賢從中國大陸撤走至港、臺時,正值四十的壯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學界早具名聲,他們視港、臺為暫避戰亂之地,牟先生曾慨歎是否要遠走新加坡,存中國學脈於海外,然而他們對發揚中國文化,歸宗儒家,樹立心懷宇宙的典範,均具貢獻!廖伯源(新亞研究所)在〈錢穆先生與新亞研究所〉一文,宏觀地研究過去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發展,突出五十年代南來學人如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學者,任教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情況,並研究錢先生帶領下,新亞學人的凝聚、南來學人治學方法、新亞的課程設計、學人培養,與學風形成的關係。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發表〈從「失養於祖國」到「被逼回歸」:南來與本土論述中的香港變貌〉,從域外殖民者、南來香港的文化人與作家,本土論述中的文學作品與評論等,觀察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身份塑造問題,及自我認同趨向問題,展示一個從早期「失養於祖國」的「壓抑」到回歸前後「被逼回歸」的「反抗壓抑」思想發展脈絡,進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與走向。劉建平(西南大學文學院)在〈當代新儒學的「西遷」與「南移」〉一文,指出當代新儒家的「西遷」和「南移」為二十世紀的重要事情,「西遷」的新儒家「價值闡發」也為「南移」後新儒家的「價值重構」,確立理論及思想基礎。
  其二,也有論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學人及作品對地域學風的影響。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發表〈北學南來的地域文化反思―談1927年的《魯迅在廣東》〉一文,指出一九二○年代中期,魯迅成為新文學陣營的代表人物,因魯迅嚴厲批評北京腐敗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之舉,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鍾敬文編《魯迅在廣東》內多篇論文,以見南北地緣與新舊學問的觀念分歧,和近代中國在轉折期內微妙的學術變化。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研究二次大戰後香港為不少學人避地南來的駐足點,香港大學的中文系與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為戰後其中一批南來學者的匯聚地,他們的貢獻為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系確立發展基礎。姚繼斌(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的〈南來學者與國史教育:以1950年前後香港教師會出版刊物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師會創辦於一九三四年,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師組織,此會於一九五○年前後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兩份刊物為南來學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發表歷史教育論文的園地,他們的言論對國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響。鄭永常、范棋崴(成功大學歷史系)在〈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才培育之貢獻〉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國內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及經濟困難,不少來自內地高等院校,相繼在香港復校,有些學者更認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間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臺灣教育部立案,又擴建發展研究所,自過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為培養港、臺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發表〈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一文,指出新亞創校精神及辦學宗旨,既指示新亞辦學團體的發展方向,而且師生在校園生活也實踐新亞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亞知識群體出版《新亞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記載新亞師生的生活,引證新亞師生不獨過著「吃苦奮鬥」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實踐了「新亞精神」及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活動,還有,在《新亞校刊》發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為影響港、臺等地的重要學人。
  當然也有學者發表一九四九年後,隨北學南移之風,對臺灣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李元皓(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從北京到臺北―京劇《硃砂痣》演出變遷考略〉一文,表述了《硃砂痣》首見於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劇劇本集《庶幾堂今樂》,《硃砂痣》後為京劇後三傑的常演劇目,並為孫菊仙「孫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孫派風格僅保留在臺灣,成為僅存的孫派完整全劇錄音的資料之一。侯勵英(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的〈陶鑄後進:郭廷以與學生的學術承傳〉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讀東南大學及任教中央大學歷史系的郭廷以,其後隨國府遷臺,任教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氏致力培育臺灣史學的發展,尤注意為研究近代史學人才的培訓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學研究的學術制度,確立下中研院近史所為臺灣和國際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談及學術自北南移,要注意學風傳承與創新的研究課題,這樣便要研究個別學人的治學觀點。新亞知識群體在香港辦學,日後也使香港成為宏揚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歷史文化在國際學術上,扮演了一個把傳統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這樣必要談及學人治學觀點和其研究方法,與塑造一代學風的關係。研究新亞學人的文章,有徐國利(安徽大學歷史系)的〈錢穆新史學理論的創建及其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一文,研究錢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發表〈論近代中國新史學之創造〉等四篇文章,其後也發表多篇文章闡述歷史的本質及特性,錢氏倡導的新史學既有傳統史學的因素,也呼應民國新史學界提出的觀點。陳勇(上海大學歷史系)在〈錢穆與港臺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與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復觀等學人的交往,和他們對文化關懷,考察一九四五年錢氏拒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並分析錢氏與當代新儒家治學理念及思想相異之處。宋敘五(新亞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北學南移潮流中的張丕介先生與楊汝梅先生〉以兩人合傳的方式,把張丕介先生及楊汝梅先生合傳,並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時,也談及二氏來港後對香港社會及發揚新亞文化的貢獻。李學銘(新亞研究所)在〈牟潤孫先生與「南來」之學〉一文,研究牟潤孫先生治史的觀點與陳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淵源,並述及牟先生秉承師教,以北方所學,南下香江教導學生,使北學南下,又略述牟先生為香港培育史學人才的貢獻。梁耀強(新亞研究所)在〈羅夢冊教授―站在二十世紀中途 論析中國社會形態〉研究青年時的羅夢冊先生,已致力推動中國新文學運動,三十年代的羅先生更研究中外法制,四十年代的羅氏更成為「主流社」的領導者,並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後的羅先生籌辦《主流》雜誌,致力推動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亞研究所)發表的〈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一文,記述了作者受學嚴耕望先生的情況,也闡述嚴先生研究中國史的精義,此文對了解嚴先生治學風貌及精神,甚有幫助。
  還有,研究新儒家學者的文章,有盧雪崑(新亞研究所)的〈關於「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的哲學解釋〉闡述朱子提出「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觀點,並從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觀點,作進一步的引伸。韓曉華(新亞研究所)在〈論牟宗三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詮釋〉一文,先指出牟先生曾評論黃宗羲對王塘南詮釋「良知」是「最為諦當」的說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定位,從而得見牟先生判語的真知灼見。何一(宜賓學院政府管理學院)發表〈北學南移:現代新儒家的遺民情結及其價值―以唐君毅為例〉一文,指出唐君毅先生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表現在清理傳統文化,繼續傳統文化的價值及實踐,保持了華人世界東西文化生態的平衡,保留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存在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岑詠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對《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詮釋〉一文,表述作者以個人受學於唐、牟二先生的經歷,又引用二位先生的著作,得見二氏詮釋《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相異處。楊祖漢(中央大學文學院)發表〈牟宗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詮釋〉一文,認為牟宗三先生對朱子學的衡定,可以作出微調,作者更認為從康德與朱子,孟子與陸王二種學術系統,既可以會通,也是儒學發展的兩個不可少的義理型態。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的〈唐君毅對船山「心性理氣」概念之闡發―以《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為例〉指出唐君毅先生於《原教篇》闡述船山學的理、氣、心、性、才、太極等概念,又認為先生的船山學,是準確而能合於船山的本意。周國良(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發表〈從「實現之理」及「形構之理」論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對中西形上學之了解與會通〉,認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曾在著述中用過一對概念:「實現之理」、「形構之理」,二氏均顯示中國與西方對形上學的「本體論」與「宇宙論」的了解及詮釋,在性格及形態上的區別。賴柯助(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的〈以「心具眾理」作為詮釋「心」之意涵的起點:不同於牟宗三的「詮釋進路轉向」探究〉表述牟宗三先生以「心之知覺」作為「心具眾理」的先決條件之詮釋進路,牟先生更能清楚及廣泛詮釋朱子的文獻。周栢喬(港專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牟宗三的生命與學問〉先述及牟宗三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再述及牟先生相信生命有其活力,須要調適,而且不滿足於達己,也在達人的觀點,最後述及牟先生一生堅決反對的事情。呂銘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朱子讀書法的工夫進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學詮釋為考察〉認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二氏理解朱子言心的意義,均有不同。楊俊強(新亞研究所)在〈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對惠施歷物學說析論之比較〉先研究先秦名家代表惠施倡「歷物之意」,又比較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析論惠施學說的異同。何仁富(浙江傳媒學院生命學與生命教育研究所)在〈從錢穆、唐君毅釋「誠明」看新亞的教育理想〉指出錢穆先生及唐君毅先生闡釋新亞書院校訓「誠明」觀點的相異處,從而可知「誠明」雖為新亞人提供有性情的教育人生目標,由是以此解釋當新亞教育理想面臨挑戰時,錢先生可以「理性」地離開,唐先生則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引證「真理」的行為。黃兆強(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發表〈徐復觀與毛澤東之接觸及對話〉一文,指出徐復觀先生治史,多述研究歷史要宏揚道德心的觀點,而徐先生批判毛澤東的觀點,是具有史學、史德、史心及史才的治史特色。楊自平(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徐復觀論《易》析論〉一文,探討徐復觀先生闡述《易》學的要義,並確立《易》學在現代的地位,作者也指出徐氏治《易》是回應了同時代古史辨派的觀點。容啟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在〈民主社會主義、儒學傳統與現代化:張君勱晚年政治思想研究(1949-1969)〉一文,研究張君勱先生於一九四九年後在美國的政治活動及著作,以見張氏晚年對民主社會主義和儒家傳統的看法,及其對儒家傳統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觀點。
  也有學者從追源溯流的觀點,研究新儒家的論文,尤注意研究一九四九年新儒家學者提出的觀點,對後世的啟發。吳明(新亞研究所)在〈論賀麟新心學及對辯證法唯物論之批判―〈唯心論與現代中國哲學〉節錄〉分析賀麟〈近代唯心簡釋〉的要,並述及賀麟自我否定及自我竄改的問題。許剛(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在〈獨步古今,自證體用,平章華梵,對話中西―熊十力先生「欲為」之作中的學術旨趣與文化理念〉表述熊十力先生對中西哲學、道德文化的關注,更以心性體悟中國文化的重要性,熊氏提出的觀點,對日後新儒家治學影響甚大。區永超(復旦大學)在〈馬一浮詩學:從徐復觀先生所藏「馬一浮遺墨《詩人四德》」論「北學南移」〉研究馬一浮先生倡導「詩人四德」的觀點,及此觀點被香港學界的接受情形,從而探討一九四九年政治轉變、人物遷徙與香港學術發展的互動因緣。
  當然,也有學者研究除了新亞學人及新儒家以外,其他南來學人的治學特色。蕭國健(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系)在〈羅香林教授及其香港前代史研究〉,指出先後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及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的羅香林先生,對香港史、香港宗教文化史的教研工作,貢獻甚多!文中更闡述羅先生的治史特色。李宜學(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論葉嘉瑩閱讀李商隱詩的三次視野改變―審美、感覺的閱讀〉一文,論及葉嘉瑩先生一生的學術事業,尤注意葉嘉瑩鍾愛李商隱詩,作者便以李先生研究李商隱詩的三個階段,及分析在不同階段視野轉變的原因、內涵,及其體現詩學意義。胡春惠(珠海學院文學院)發表〈南流臺灣的鄒文海景蘇先生〉一文,研究自北方南流往臺灣的學者鄒文海先生,表述了鄒先生的治學思想、心志及行事,更述及鄒先生開拓臺灣學風的貢獻。張文偉(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發表〈融貫耶儒,交匯中西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以何世明法政牧師的文化教育事工為例〉一文,研究何世明法政牧師的教育思想及實踐工作,並指出何氏對教會中的牧養及教導,融貫神學的探討,致力於建立國學化神學,及對香港聖公會發展的貢獻。侯杰(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在〈倓虛法師與北學南移―以《影塵回憶錄》和《香港佛教‧倓虛大師追思錄》為中心〉中,倓虛大師為近代中國著名三虛之一,於一九四九年法師應香港佛教界的邀請,與弟子十多人南下香港弘法,作者以倓虛法師口述,弟子大光記述的《影塵回憶錄》及其他相關文獻,以見佛學自北學南移進程中,法師的心路歷程。
  誠然,本論文集主要從縱、橫兩方面,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後,學風自北方南下粵港及臺灣的情況,更關注一代學風的形成與學人生活和治學觀點,及每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之互動關係,同時,為求深入了解各學者處於世變時之所思所想,由是作者也發表專題論文,研究各位學者及先賢的治學思想、特色及其建立一個時代學風的貢獻。本論文集的各位編輯,深信學術研究成果得以推陳出新,必然是建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這就是「傳承與創新」的成效,並寄望本論文集的出版,能帶動學界多注意「北學南移」的課題,藉闡發前賢學人的治學及行事特色,以為後學所效法。又是次研討會得以舉辨成功及本論文集可以順利出版,除了有賴新亞研究所、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及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和行政人員的協助外,特別感謝李學銘教授、李啟文博士給予寶貴意見,郭泳希先生、禤駿生先生協助校正文稿,更感謝秀威出版社編輯蔡登山先生及秀威出版社的出版團隊,答允及協助出版本論文集,也要感謝兩位評審人評論本論文集各篇論文,當然,尤為重要者,是感謝參加「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各位學者,及在研討會後,惠賜修改文稿,並予以出版的各位學友,沒有以上學術機構,各位行政人員及各位學者的支持及鼓勵,本論文集不能順利出版,謹此致以衷心感謝!

     編輯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 謹識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序 「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之緣起及規劃/廖伯源 
序/楊祖漢
編者序/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 

第一章  「文化跨海」:戰後初期臺灣學術與文化走向─以許壽裳、傅斯年領導的機構為例/呂芳上 
第二章  當代新儒家之課題與發展:論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之學思方向/李瑞全
第三章 錢穆先生與新亞研究所/廖伯源 
第四章  從「失養於祖國」到「被逼回歸」:南來與本土論述中的香港變貌/陳學然
第五章  當代新儒學的「西遷」與「南移」/劉建平 
第六章  北學南來的地域文化反思─談1927年的《魯迅在廣東》/趙雨樂
第七章 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許振興 
第八章  南來學者與國史教育:以1950年前後香港教師會出版刊物為中心/姚繼斌 
第九章  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才培育之貢獻/鄭永常、范棋崴 
第十章  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區志堅 
第十一章  從北京到臺北─京劇《硃砂痣》演出變遷考略/李元皓 
第十二章  陶鑄後進:郭廷以與學生的學術承傳/侯勵英

【林仰山匯聚的南來學者】(本段節錄自本書第七章〈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許振興著)
  建校三十年的香港大學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日本侵華軍隊攻佔香港島而被迫全面停課。不少師生或在抵禦日軍侵略時捐軀,或在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間喪命。倖存的教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願意重返香港執教者實在為數不多。這使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間逐步復課的香港大學在入學人數迅速回復戰前水平的壓力下,除了急需尋求經費修復慘遭日本侵略軍大肆破壞的校內建築物外,還得設法新建教學大樓與大量招聘教職員,以解決師資嚴重短缺的難題。香港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以英語為法定的教學語言,而「《香港大學條例》第十三則,規定文科須注重教授中國語言文學」一項,卻使中文系得以成為當時唯一獲校方批准以漢語、漢文授課的學系。這便為南來學者提供了難得的駐足契機。
  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系,實可溯源於清遺老賴際熙(1865-1937)在一九二七年致力籌款創立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開設的課程,包括「經學」(Classics)、史學(History)、文詞學(Literature)與「翻譯學」(Translation)四大類,並有「特設正音班(Mandarin Class),以便學生不嫻粵語者聽受,功課與正班同。」許地山(1893-1941)在一九三五年出任中文學院教授(Reader)後,除正式確定沿用至今的「中國哲學」(Chinese Philosophy)、「中國文學」(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國歷史」(Chinese History)與「翻譯」(Translation)四科並立的課程體制外,還將學院的名稱改為「中國文史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他履新後迅速舉薦原任教燕京大學的同事馬鑑(1883-1959)來港擔任中國文學講師(Lecturer in Chinese Literature)。馬鑑獲聘後乘坐「格蘭總統」號輪船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抵達香港履任。由於許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猝然逝世,他便被校方委任接掌學系的行政工作。日本侵華軍隊攻佔香港後,他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舉家遷赴成都,任教於成都的燕京大學。日本戰敗投降後,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重返香港大學履行尚未完成的僱用合約,領導學系面對戰後的新挑戰。當時系內教師尚有戰時一直守護馮平山圖書館藏書的原翻譯講師兼導師(Lecturer and Tutor in Translation)陳君葆(1898-1982)。
  馬鑑重掌學系差不多四年後,便在一九五○年二月退休。這期間,只有曾任教金陵大學的賀光中(Ho Kuang-chung)獲校方全職聘用。陳君葆嘗記:「(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早上到圖書館未幾,賀一中(當作「賀光中」)教授來訪,他現在已經成了流亡學者都要暫時留在香港找生活,由西門(西門華德教授)介紹他當了大學方言班的教習,大概教普通話之類。他是研究佛學的,那一套現在恐不能退藏於密了。」
  馬鑑當時年紀已不小,校方一直計劃為學系另聘新教授,並乘時改組學系,是以他向校方建議的改進學系計劃始終未能獲得文學院管理層的支持。校方幾經籌謀,終於決定聘請澳大利亞(Australia)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東方研究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賴歐(或譯名為:賴歐特、萊德敖,J.K. Rideout)擔任學系的教授(Professor)。陳君葆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嘗記:「關於中文教授事,馬先生為言Rideout有信來,說要十二月底始來,是否因為局勢而存觀望則甚可疑,但舍固定的職位而就動搖的琉璃世界似屬甚不智之舉,惟賴氏之來,實不關副監督(Vice-Chancellor,即校長),或為西門氏之推薦也。英國人好些時候想在港大以外國人為中文教授了,一向對胡適(1891-1962),對陳壽(受)頤(1899-1977),對許地山,只不過是敷衍,今日的處置並非意外。記起郭沫若(1892-1978)的話:「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上,中國史料,中國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是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局內人對校方鍾情以外國人擔任中文系教授、領導中文系發展的現實深感無奈。校方乘時委任倫敦大學教授愛德華來港考察中文系的情況,以便新任教授能配合相關的改組建議。愛德華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訪中文系,並在次年五月再赴文學院報告已提交校方的改組建議書。改組建議書大力批評中文系的「圖書館分類目錄和馬先生(馬鑑)所用的課本是中學程度的,是學生認為足恥的」。校方費煞苦心的安排,本志在為新任教授革故立新、大展鴻圖,甚或多聘一、二洋人來系任教製造理據。當賴歐在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抵港履新後,校方便深信計劃已可水到渠成。可惜,賴歐抵港不久,竟於同年二月十五日中文學會歡送馬鑑榮休的次日(二月十六日)無故失蹤。當時馬鑑退休已成事實,校方遂匆匆委任賀光中為代理主任,領導系務。
  賀光中在任期間,非但未有將擔任兼職講師、只是計時論酬的原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中國法學史專家楊鴻烈(1903-1977)成功轉任為全職講師,還在次年九月聘請羅香林擔任兼職講師,替代楊鴻烈講授中國歷史。這期間,校方因賀光中已決定移席澳大利亞,遂於一九五二年夏天聘請原任教山東齊魯大學的林仰山在離開山東返回英國時來港出任學系的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他在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間擔任中文系系主任時積極網羅各方人才,從而奠定了日後學系進一步發展的穩固基礎。羅香林嘗扼要概述個中的要項:「林教授於那年(一九五二年)的六月,來到港大。那時我已先於上年九月受聘為兼任講師,對系裏的情況,也稍稍明瞭,所以林教授一接事就對我說,他已與校長商量,要改聘我為專任講師。並說:賀先生交代的時候,曾推薦劉百閔先生和饒宗頤先生為專任講師與副講師,問我對二先生認識與否?我說:二位都是我的好友,劉先生長於國學,饒先生長於詩詞和甲骨文研究,都是很難得的人選。林教授就和賴廉士校長(Sir Lindsay Tasman Ride,1898-1977,1949-1964擔任香港大學校長)商量聘請二位先生。到了九月,二先生和我一同到校,分授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林教授則於中國歷史課程內每週加授一小時的中國考古與發現,另一位很早就任副講師的陳君葆先生,則講授一年級的翻譯。同時聘請吳椿先生為中文系的秘書。一九五三年九月復增聘唐君毅先生為兼任講師,講授中國哲學。一九五六年八月劉百閔先生升任為高級講師,饒宗頤先生升任為講師,又以陳君葆先生申請退休,乃改聘劉若愚先生為副講師,接授一年級的翻譯,復將中國歷史課程分出中國考古的部分,另設一種「中國美術考古與地理發現」的課程,由林教授與兼任講師陶美女士(Miss Mary Tregear, 1924-2010)共同講授。一九五八年九月,以劉若愚(1926-1986)先生辭職,乃改聘楊維楨先生為副講師,接授翻譯。又以全系學生日益增加,復於同年九月增聘余秉權先生為專任講師,亦講授中國歷史。一九六○年九月以唐君毅先生辭去兼職,乃改聘牟宗三先生為專任講師,接授中國哲學,復增聘美人金薩靜博士(Dr. G. E. Sargent)為副教授(Reader),負責策劃指導研究的工作,增聘羅錦堂博士為副講師,亦講授中國文學,而港大中文系的組織,在林教授的引導下,乃達到了完備的階段。」
  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唐君毅、劉若愚、陶美、楊維楨、余秉權、牟宗三、金薩靜與羅錦堂等學者相繼受聘,使學系得以在林仰山領導下為學生提供「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翻譯」、「中國美術考古與地理發現」五大領域相互配合而別具特色的學習課程。
  林仰山履新不久,即獲國際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The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香港分會的財政支持,在取得校方同意後,於一九五二年正式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由於研究院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提供研究設施供東西方學者從事有關中國與東方的研究,是以它除了設立語言學校(Language School),為英國派駐香港與遠東的人員提供國、粵兩語的訓練外,還成立馮平山博物館(Fung Ping Shan Museum),邀請出生於武昌的英國人陶美擔任館長(Curator),以配合與協助研究員工作。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除得力於錢穆、唐君毅、G. Bertuccioli、A. C. Graham、R. P. Kramers、G. Morechand、A. C. Scott、Holmes H. Welch等名譽研究員外,還倚重簡又文、衛聚賢(1898-1990)、徐慶譽、張瑄、楊宗翰、董作賓(1895-1963)等專任研究員。中文系諸教員亦同時肩負重要的研究腳色。研究成果主要利用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ching Institute)與亞洲協會(The Asia Foundation)香港分會的贊助,由香港大學出版部印刷專書出版;單篇的學術論文則大多刊載於林仰山在一九五三年創辦、並親自擔任主編的學術刊物《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這遂使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為中文系的學術研究基地,而眾多南來的學者則成為學術研究的推動者。
  自山東南來的林仰山,在香港大學任職十二年間,先後為中文系延攬了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唐君毅、劉若愚、楊維楨、牟宗三、余秉權、金薩靜、羅錦堂等十位學者。各人入職前,劉若愚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余秉權新畢業於新亞研究所、金薩靜任職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羅錦堂自臺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來港任教於新亞書院,四位均非南來學者。其餘羅香林、饒宗頤來港前均任教於中山大學、唐君毅任教於中央大學、牟宗三任教臺灣東海大學前曾於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等擔任教席,劉百閔曾任教於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五位都屬南來學者。楊維楨畢業於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在香港大學任教十九年。他入職前在國內的經歷,知者不多,卻應是南來者無疑,所以歸為南來學者亦屬得宜。余秉權雖非南來學者,卻是南來學者錢穆所創辦的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碩士畢業生,師從南來學者牟潤孫(1908-1988),是南來學者的第一代傳人。林仰山為東方文化研究院延攬的錢穆、唐君毅、簡又文、衛聚賢、徐慶譽、張瑄、楊宗翰、董作賓等眾人來港前早已是學術界的翹楚,自亦是南來學者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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