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

第一章 沒有憧憬的後工業主義

前九七香港曾有蓬勃經濟發展，帶來了繁榮富庶的城市生活之外，也確保了當時香港可以享負盛名，港英政府自命管治出色，社會面貌保持欣欣向榮，整體環境令人感覺良好，對於未來前景傾向樂觀。可是，後九七香港在面臨愈來愈多內外衝擊之先，這種以經濟成就作為自我焦點、訴諸持續發展來保持社會安穩的統領模式其實已在動搖之中，大眾生活亦已陸續出現了重大「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這就是說，當中涉及的變遷並不是個別或短暫的調整，而是屬於現有狀況已在新的局面之下正在消失，並在新的局面之下普遍令人感到變了另外一個世界那般，許多本被視為當然的事物或應有的秩序無法延續，總要在生活中接受新的遊戲原則和支配方式，整個社會的存在基礎及其延續方式都起了無法逆轉的變更（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2013）。

現有的常見探討往往會以「經濟轉型」來理解當時香港遇到的範式轉移，提出香港已由工業年代進入了後工業年代（羅金義、李劍明，2004）。因應這樣的概念區分，今日香港甚而廣被認定屬於一個後工業社會，並以此判別自身的基本特性及應要追尋的未來方向。然而，這樣的概念區分確實有效識別香港的新近社會經濟面貌嗎？若要藉此概念區分說明範式轉移之下的本土狀況，我們是否需要作出一些相應的批判修正？它適用的地方或不恰當的地方是哪些部分？若要更準確分析香港經驗之時，我們應要注意甚麼理論和現實的重點？現先追溯後工業社會一說的原有理論來源和含義，再從本土文獻及統計資料入手，參照香港社會經濟整體實況，試作說明。

何謂「後工業社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恢復發展，在持續增長之同時，亦湧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新的趨勢。可是，舊的理論已不足以用來說清講楚這些新的社會經濟現象，特別是當中包含的經濟生產方式對於當代社會造成的新型衝擊，因而需要發明新的理論來作出解釋。1962年，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首次提出了「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說，並在1973年寫成《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嘗試統稱並鑑識這些新的社會經濟現象及其主要特徵。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貝爾提出後工業社會一說之時，其研究基礎是以當時美國社會經濟情況作為依據，並進而跟其書名那樣，指出未來世界的一大趨勢將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與此同時，貝爾也有明言他的理論追求在於「未來學」（futurology）的社會探討。作為一門學術研究，未來學的主要目的就是預測未來大勢，尤其是未來科技發展對於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其後，在理論觀點及現實分析上，由「後工業社會」一說引發的許多爭議，都跟此說的研究基礎限於美國並有這種學術傾向相關。

貝爾選用「後工業社會」一詞在於他有意貫通當時不同的相近說法並提供一個適用統稱。他棄用「知識社會」、「資訊社會」、「專業社會」這類在他想法之中同樣適用的字眼來指稱這些新的社會經濟發展特徵，在於他還想以「後」（post-）這個字首凸顯一種仍在過渡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一種尚未完全擺脫工業但卻同時要以知識、資訊、專業、白領為主，已達臨界時刻的社會經濟狀態。從時間上而言，後工業社會約於1960年代開始在西方世界出現，香港要到1980年代，約20年之後才出現，相關探討則在1990年代之後方成為廣泛議題。

根據貝爾的理論見解，後工業社會勢將接替工業社會，成為主導世界各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徵有以下五點：

1. 經濟活動以服務生產為主；

2. 專業及技術人員階級地位提升；

3. 理論知識具有重要作用；

4. 追求科技發展；

5. 採用智能科技。

經濟活動以服務生產為主

一般來說，經濟活動可分為三大類別：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三項產業所指的主要經濟活動分別是漁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對應這樣的分類方式，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的首要特徵就是社會經濟已到了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狀態。為了作出更深入和清楚的理論說明，貝爾還對第三產業再作細分，把第三產業限指交通運輸和公用事業，然後列出第四產業為貿易、金融、保險、地產，以及第五產業為保健、教育、研究、政府、娛樂。在貝爾的理論中，這種細分所以重要在於他要指出，後工業社會作為未來社會經濟大勢並非單純以第三產業為主，更會由服務業中的第五產業來主導其力量發展。

專業及技術人員階級地位提升

既然社會經濟勢將由服務業中的第五產業為主，後工業社會的第二大特徵就是專業及技術人員的階級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就此，貝爾的基本見解認為，在工業社會中，由於以有形的產品生產活動為主，工人大部分時候都是對機器工作多於對人。相比之下，在後工業社會中，由於以提供無形的服務為主，工人大部分時候反而對人工作多於對機器。辦公室亦將取代工廠成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場所，白領工作及人數會壓倒工廠的藍領工作及人數。在白領工作之中，專業及技術人員的增加，他們在工作上的表現和貢獻，對於一個後工業社會來說，且是重中之重，屬於可以推動整體發展活力和路向的主要力量。

理論知識具有重要作用

因應服務、專業及技術工作的工作活動性質，後工業社會的第三個特徵就是理論知識具有重要作用，智力勞動例必凌駕體力勞動，工作重點由肌肉或手藝轉移到文字或設計創意，正如辦公室另一中文名稱「寫字樓」所示，屬於核心部分的勞動過程將是紙上創作而不是實物製造。因此，社會經濟發展是依據抽象的「知識集成」（codification）來運作或革新，常見的現實情況就是透過文字紀錄、資料分析、整編文件、書寫計劃，作為工作基礎，也為工作要務，從而掌握工作的細則和關鍵、確定具體工作編配，運作方式，以及事前或事後評估。引申所致，後工業社會對於自身的經濟生產，往往十分注重「研究與發展」或簡稱「研發」（R&D）。

追求科技發展

後工業社會每每需要着力「研發」部分，追求科技發展實乃後工業社會的另一主要特徵。在提升經濟生產實力和市場競爭力上，後工業社會務須有效掌握、評估及創新科技發展來確保生產效率更具效能、產品設計更為完善、服務質素更加優良。

採用智能科技

後工業社會的最後一項特徵就是在經濟活動中採用智能科技，即借助人工智能將現實化為數據或資訊，並建立分析系統或作業程式，來進行決策或完成工作。以今天經濟運作方式來說，這就意味在日常工作上廣泛使用電腦，以至更為新近的「資訊溝通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如：電子網絡、智能電話、社交網站，亦都在日常工作上被廣泛使用。只不過，貝爾提出這個觀點之時，這類智能科技仍是未如今日那般成熟而又普及。因此，貝爾確是作出了一項成功的推測。

概括來說，在貝爾筆下，後工業社會就是以各類服務業作為自身經濟發展核心，工作人口多為受過教育，甚或高等教育的白領文職僱員，並在工作上注重知識、專業技術、智能科技，以至新近的數碼資訊、溝通科技、電子網絡及創意設計。前頁表1為貝爾以列表展示出未來發展方向的整體理論模式，從中可見在貝爾的理解之中，前工業、工業及後工業社會的主要分別及其歷變軌跡。

貝爾學說的不足

現時沒有人會否定社會經濟確實出現第三產業擴張、文職人員比率大增，其中專業科技人員擔當的角色愈來愈舉足輕重，發展的命脈亦都愈來愈以知識、資訊、科技、電腦、數碼、創意作為動力。可是，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已被指出在許多方面都有過度推論，特別是他的未來推測，對於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過度樂觀的未來憧憬（promising future）。

忽略後工業轉向的有限程度

當中最常被人質疑的地方就是工業真的變得不再重要嗎？甚或後工業世界真的可以全面接替工業世界嗎？以個別社會來說，好像貝爾本人單以美國為例，工業活動確實可以逐漸消失而被後工業的服務業取代它的社會經濟貢獻。然而，只要把視線拉闊到個別社會之外，在此所言的工業消失其實僅在意味工業外移，工業不是真的消失，而是變得可以跑到經營成本較低、政府干預較少、利潤可以較多的地區尋求發展。長遠來說，這亦很難想像農業、工業及服務業，作為社會經濟三大部門的主要生產活動，可以毋須共生並行。因此，後工業社會根本不可能是真實的世界大勢。

高估服務業的工作狀況

雖然貝爾在講述服務業之時，並無把服務業內部多樣性混為一談，可是貝爾認定服務業就是白領工作，就是智力勞動，就是擁有較大的工作自主，實有不當。因為並不是所有服務行業都是如此。例如：運輸或時下流行的「物流」，都屬於服務業，但在工作性質上是需要體力勞動的。白領工作也不一定比起藍領工作對人多於對機器，例如：經常都要對着電腦工作就是現今白領工作最常有的勞動部分。白領工人比起藍領工人在工作生活上可以更為自在，也不見得完全跟現實相符，相反白領工人的智力勞動，例如：在工作上反覆處理或填寫相同文件，經常回覆或接聽相近查詢，可以跟藍領工人在工廠生產線旁的體力勞動同樣刻板乏味，令人勞累，陷入異化。

對知識與資本掌握不足

時至今天，我們確實不可否定知識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是，在許多時候，知識還是沒有能夠壓倒資本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反而知識本身可以受到資本所規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學校教育都愈來愈以提升學生「受僱能力」（employability）為傳授知識的重要目標。專業及技術人員始終仍是服務業中的一小部分，即使他們在一般情況下真的能以自己的知識獲得自主能力及優勝地位，這都沒有改變他們在生產關係上屬於受僱的工人，要聽從僱主的指令和安排，因而不應低估資本在決定經濟發展上的支配地位。

對科技欠缺批判

若然創新科技並作廣泛使用乃是後工業社會的一大追求，我們更有必要明白在生產上採用新的科技往往就是要把原先複雜的工作簡單化，甚而變成只需按幾個按鈕即可完成所有工序。例如，以前需要專門人才來研究資料，現在只需要將資料匯入電腦，使用現成的程式便可完成複雜的分析工作。故此，創新科技並作廣泛使用的一大真實目的或作用，就是要令工作可以更加不需要技術，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更低，因而工人的處境變得更為脆弱，所得的待遇更差，以及更易被取代。

歷史分析過度簡化

貝爾的後工業社會學說存在的最大毛病，就是他沒有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作為他的理論預設。雖然貝爾曾先旨聲明他的後工業社會學說並無這種理論含義，可是他在建立自己的學說之時，明顯就有按照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由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社會的進程，以這樣一種典型單向線性的社會演進觀念來概括並闡釋現實的歷史發展，並無認真處理歷史發展經常出現的現實分流、地方變異或特定脫變。相反，貝爾還要着迷於理性主義，認為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就是專業及技術階級終於成為社會經濟主導力量的時候。由於專業及技術階級講求知識，後工業社會定將更加恪守理性原則，更為考慮社會的整體褔祉而不是單純着重經濟利益。

重新串連後的工業社會學說

我們在此重溫貝爾的後工業社會學說，並扼要講述現有評論的主要異議，這不是要一再否定此一學說的參考價值。我們反而認為藉此現有學說來討論今日香港社會經濟狀況仍有它的用處。透過這樣的跟進研究，這亦可有效釐清後工業社會的真實含義，包括跟它相關的重要課題，如：白領生涯、知識經濟、資訊社會、以至專業及全球追求，在現實情況又是怎麼回事。我們有此想法在於由此一學說提供出來的未來想像，顯然展示了當前香港在繼續追求發展上的主要走向，甚或意識形態上的主要迷思，特別是官方在政策宣傳上的社會經濟願景及其論述的思想源流。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在引言中提到，後工業社會已是屬於概括香港現況的常見說法，因而只作抹殺，不作重新審議和詮釋，定將等如置之不理，無益在理解之上加深認識，增強反思，更無溫故知新之效。然而，由於貝爾的後工業社會學說本身有頗多理論錯漏，我們在使用後工業社會這個理論字眼之時，只會作出選擇性的有限使用，並汲取現有評論的教訓，作出以下五點主要修整：

1. 我們的後工業社會探討會把原有理論中的未來學傾向完全剔除，我們僅會論及現已發生的社會經濟狀況，並不帶有任何預測未來的研究意圖。

2. 在闡述後工業轉向之時，我們限指香港以內的社會經濟狀況，並會正視香港以內的後工業轉向跟香港以外的內地工業發展有何緊密關係。所以，我們並不排除在全球層面上，或個別地區之中，工業依然十分重要。

3. 我們同樣認為第三產業擴張是後工業轉向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衝擊，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意味着日常工作中存在的異化處境，甚而奴役狀態在後工業社會並不復存。

4. 雖然知識、資訊、科技、專業技術人員在後工業社會可以有重大作用，但我們相信還是不應低估資本及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支配。

5. 我們不會把後工業轉向等同社會進化或理性化，我們反而會按香港的特定狀況，就特定歷史格局之下誕生的特定後工業社會，試作一些理論詮釋，亦不排除別的地方或有別的後工業轉向。

以上是我們嘗試重新串連（re-articulating）後工業社會學說的理論部分，以下是我們對於香港社會經濟變遷的實況分析。

後工業社會在香港的現有概況

當前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確已徹底轉型兼而到了近乎全面後工業化的程度。一個可以在生活環境中直接觀察得到的例子就是昔日的工廠大廈，若不是繼續空置，已在政府活化計劃之下改建成為商廈、酒店、創意產業工作坊，或者藝術工作者的表演場地。在展示香港特有的後工業狀態之上，這些終被第三產業佔據的工業年代遺址可以說是甚有代表性的時代景觀，並以無言的空間清楚地說明了工業年代的慘淡下場，而後工業生產也總是要在權宜情況之下誕生。另一個值得提及的相近例子就是現時新界不少農場已把第一產業的農業生產變成第三產業的觀光景點，以田園生活作為賣點來吸引市民或團體入場，用作消閒、追求綠色生活或集體戶外活動的去處。這也足以證明後工業轉向在香港是一股統攝力量，可以把本屬其他類別的經濟活動吸入第三產業之內。大眾意識往往亦已廣被後工業轉向全面征服，因而普遍認為農業活動屬於甚為遙遠的事，只是部分綠色人士方會提出農業復耕，對於工業活動也是再無預期，以致比諸農業過之而無不及，總是好像再無空間提出香港應要重建工業。就連政府在2015年初終於提出了新的農業政策，但政府還是沒有跡象顯示有意提出復興工業的政策。這些香港內部對於自身經濟情況常有的一般印象並非沒有事實根據，但卻有需要弄清當中的一些重要詳情。

第三產業持續擴張

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本土漁農業發展一直都在萎縮，下及戰後，香港工業起飛，萎縮情況更為嚴重，從表2可見，1980年代之時，漁農業生產佔本土生產總值比重已不到1%，到了1990年代中，所佔比重更是低至0.1%，可以想像得到的是，現時比重已進而不及0.1%。香港的工業發展也在1980年代開始持續轉衰。在1980年初期，工業生產佔本土生產總值比重尚有30%左右，但到了1980年代後期已跌至約25%。下及1990年代更在10年之間，由24.3%減至僅有13.8%。服務業發展則有持續增長。在本土生產總值所佔比重上，1980年有68.3%，1985年超過70%，1990年已達75.4%，1995年升到84.7%，1999年再增至86.1%。約在每一個10年都有超過10%的增長比率。

由表3提供的官方統計數字可見，2000年後，服務業佔本土生產總值比重更為驚人，在十年間由87.2%增至93.0%，即在整體比重上繼續再增加約6%。香港整體的本土生產總值也接近全數從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得來，只剩下7%是由漁農業及工業所得。按官方對服務業所作的細分來說，大部分行業均在逐步增長。在區域生產總值所佔比重上，最多的行業為「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長期高出20%，其次為「公用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經常有近16至20%，再次為「金融及保險」，大部分時候都有12至16%左右。最少的行業為「住宿及膳食服務」和「資訊及通訊」，總是在4%之下。居中的行業為「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以及「樓宇業權」三類，分別是6.1至8.5%，8.4至11%，9.8至11.5%。故此，服務業的整體結構特徵還是以歷史較久的第三產業活動為重點，能夠作出的經濟貢獻也較大。

後工業工作人口激增

跟隨服務行業擴張同步出現的社會經濟狀況，就是服務業的從業人口數量在香港確已壓倒了漁農業和工業的從業人口數量。表4顯示，服務業從業人口所佔比重從1961年的41.6%上升至2006年的82.7%，在45年之間出現1倍增幅。在個別行業中，從業人口莫不都有可觀增幅：「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酒樓及酒店業」，從 14.4%上升至27.2%；「運輸、倉庫及通訊業」，從7.3%上升至11.6%；「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業」，從1.6%上升至17.0%；「社區、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從18.3%上升至26.9%。從業人口的增長狀況也跟服務業在本土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的增長狀況大致相同。

後工業轉向在香港的特有背景及性質

雖然香港現有的社會經濟形態確有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徵，視之為一個後工業社會也是無可厚非，可是後工業轉向在香港的出現跟貝爾的原有討論推測則極為不同。要清楚說明這點，就要略為回顧一下戰後香港經濟的發展狀況。

冷戰下的工業發展

眾所周知，香港本是以轉口貿易為主要的經濟活動，直到戰後始有急遽的工業發展，此轉變使得香港可以取得令人自豪的經濟成就，甚而被視為當代「經濟奇跡」，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一，還以「東方之珠」自居世上。然而，現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工業可以在戰後時期如此高速起飛，其實得力於大陸的南來工業資本，包括這些南來工業資本早在上海發展累積得來的豐富生產經驗。故此，戰後香港有工業發展並非單純屬於內部經濟能量累積所得的發展成果，也不是真如表面上來看那樣的速度驚人（吳仲賢，1997）。香港工業最終亦因中國在鄧小平帶領之下進行開放改革，大舉重回大陸發展而急遽消失。換而言之，戰後香港的工業發展乃是源於冷戰，由於華人內部逃避毛澤東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使得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在中國出現一出一入的歷史過程而意外地造就出來的經濟發展。

工業生產的脆弱基礎

在工業年代的時候，香港的工業生產方式也是沒有着力尋求升格的傾向，遑論有意識地進行具前瞻性的後工業化（Choi, 1997）。正如相關研究指出，當時香港在工業發展上一直都是以中小型、甚至山寨式工廠為主。這些工廠的生產方式長期維持在低科技水平的勞動密集生產，幾乎很少追求高科技發展。當時香港可以成為外國資本青睞的外判工廠，主要因為香港有很高的生產效率和生產彈性。但是這些效率和彈性是源自香港特有的「多重外判網」，而不是新科技的研究發展或科層化的組織管理。比方說，如有外國貨單需要香港的生產單位一天生產一百件貨品，香港的做法往往不是走去發明可以一日生產一百件貨品的機器或技術，而是將一百件貨品拆分成十張外判訂單，找十個包工頭來同時完成，然後包工頭再去找自己的工人班底完成貨單，甚或再找包工頭判上判，最後集齊一百件貨物在一日內交貨。這就是當時香港工廠的效率和彈性來源。這也是為甚麼當時的工廠一般都有多個包工頭。包工頭則會同時替多家工廠工作，個別工人也會同時追隨多個包工頭，甚至同時兼有包工頭身分，從而在運作上可以各有保障，在經濟收入上各有所得。這就是香港當時的「多重外判網」（梁漢柱，2001；蔡寶瓊，2008）。因此，學者曾經總結，當時香港工業發展的整體性質其實是「以網絡來製造」（manufacturing by networking）（Leung, 1997），屬於一種「沒有組織的工業主義」（unorganized industrialism）（Chiu & Lui, 1995），意即分散的、各自的、沒有統籌、沒有方向、維持原有狀態的低技術性勞動密集生產。

後工業年代就是沒有工業的社會經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