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1932－1936

意大利間諜為日本情報處工作5年的所見所聞，親證日本在偽滿洲國喪盡天良的血腥統治與滔天罪惡，生活在中國東北的中國人、白俄人等被日本法西斯統治者敲骨吸髓的悲慘往事。
真實記述了土肥原賢二、兩任偽滿洲國情報處處長等日軍高官的生活言行及所作所為。
可作為“偽滿洲國”歷史的第一手研究資料，更可從中窺見日本民族性之一斑。

多面間諜五年黑暗經歷
關東軍在“滿洲國”罪行紀實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在東北扶植“滿洲國”。原為張作霖工作的意大利人萬斯白，此後五年中被迫效力於哈爾濱的日本特務機關，本書便是他根據當時的親身經歷與見聞而寫成。書中披露了日本關東軍對偽滿洲國的中國人、白俄及猶太人的殘酷掠奪，為了徹底奴役東北，他們僱用盜匪、販賣婦女、縱容毒品、草菅人命；而其中日本軍官種種或無知或狂妄的言辭，更是徹底暴露了侵略者的本來面目。
本書一出版即為日本軍方極力否認、詆毀，但正如當時國際記者埃德加•斯諾所稱揚：“這是一本揭開重大秘密的書，有著毫無疑問的獨特價值”。
本書對於了解偽滿洲國的歷史及佐證日軍的罪行，有其獨特而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萬斯白（Amleto Vespa, 1888-1943），中國籍意大利人，國際間諜。1910年參加墨西哥戰爭，而後成為國際記者，一戰期間在遠東地區負責協約國之情報工作。1920年為張作霖招入麾下，“九一八事變”後為土肥原賢二所注意，被迫成為日本特務，其間屢次透露情報予東北抗日義勇軍。後為日軍所不容，於1936年逃至上海，1938年將此書寫成出版。1943年於菲律賓馬尼拉被日軍殺害。
康狄，本名范國平，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記者、編輯。曾先後任職於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已出版《辛亥革命》《最後的北洋三雄》《刺客：民國刺殺大案》《中國的脈動：近現代史名家講演錄》等著作，在中國內地《炎黃春秋》《環球時報》《讀者》《青年文摘》，台灣《傳記文學》等雜誌上發表文章共計100餘萬字。

序（一）

用扎實的史料還原歷史的真相

萬斯白此人，為20世紀20—30年代著名的國際間諜。原籍意大利、後來入籍中國的他，經歷非常複雜，曾經參加過多次戰爭，為很多國家的間諜機關效力過。這位冒險家在“一戰”期間在遠東地區為協約國情報機關工作，後來又被“東北王”張作霖招募，成為張作霖對付東北地區的白人異己分子的得力幹將。“九一八事變”後，他被日本特務機關脅迫，成為日本在東北的別動隊首領，專門替日本軍方搜刮東北的民脂民膏。日本人搜刮的對象，不僅僅是中國人，還包括在東北的白俄和猶太人。與其說本書是一部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史，不如說本書是一部活生生的日本巧取豪奪生活在東北的中國人民和他國僑民的掠奪史。

萬斯白在本書中披露的很多細節，讓人看到日本侵略者無所不用其極的罪惡面目，會令讀者怒髮衝冠。尤其是萬斯白的頂頭上司 ── 日本在東北的情報機構的負責人的赤裸裸的表述，更能讓讀者了解，日本軍方的高層是怎樣的用心險惡，他們使用一切手段對中國的東北居民和他國居留在中國的僑民進行了殘酷的掠奪 ── 他們綁票、販毒、敲詐、勒索、殺人越貨，縱容黃賭毒氾濫……國際公法在他們眼中形同廢紙，人性、人權在他們眼中更是一文不值。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無窮無盡地掠奪，用敲骨吸髓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是他們的卑劣手段還不止敲骨吸髓，他們為了達成手段，時常草菅人命 ── 不管他是窮人富人，也不管他是哪個國家的人。

萬斯白所做的工作就是幫日本軍方斂財，他的對象之一竟然是在東北的日本軍憲警員，因為他的上司告誡他，日本從東北搶掠到的財富是屬於天皇的，日本的軍憲警員如果從受害者那邊把錢弄到手，萬斯白也要從他們手中再把錢財榨出來。很多日本軍憲警員的中國和俄國協從人員，為此丟了命。

雖然萬斯白一直違心地為日本特務機關服務 ── 日本特務用他家人的生命安全來要挾他就範，他的工作也是非常“得力”，但是日本人對待他還是非常不好。日本特務機關長期拖欠他的薪餉，逼得萬斯白走投無路，只能出賣自己的房產，來獲取生活的費用，可是就是這樣，他還被日本法官和會計大敲竹槓，最後拿到手的錢少得可憐。

萬斯白一直是一個非常富於正義感的人。他在為日本特務機關工作的時候，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為東北抗聯服務。他總是力所能及地幫助受害者。在李頓調查團在東北調查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傳遞出了極有價值的情報。正是由於很多像萬斯白這樣的人，在秘密地為李頓調查團提供情報，調查團最終的報告書才令日本灰頭土臉，在國際上的形象大打折扣。萬斯白對日本特務始終充滿了痛恨，對於日本特務的幫兇也是同樣如此，他也曾巧妙地給予這些人教訓。

最後由於萬斯白與日軍的反對者走到了一起，日本特務準備對他下毒手。在朋友的幫助下，他潛逃到了上海，並開始撰文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將本書的內容公之於眾。萬斯白的書稿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畫，令當時的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日本軍方，這在當時是日本軍隊的巨大醜聞。最後在萬斯白的威脅和他的朋友的幫助下，他被日本軍方扣押的妻兒被解救出來，可是他妻子的全部積蓄和細軟被日本特務掠奪一空。

日本軍方對萬斯白的刻骨披露火冒三丈，處心積慮地想要除掉萬斯白，可是萬斯白這位資深的間諜卻遠渡重洋，跑到了海外。萬斯白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厄運，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偷襲菲律賓，並很快攻佔菲律賓。當時定居馬尼拉的萬斯白被日本特務發現，並於1943 年被殺害。萬斯白雖然被日軍殺害了，但是他的反戈一擊卻將與世長存。他的這部書稿對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東北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生動的揭露。抗戰勝利70週年即將到來，相信該書的出版對於讀者認清日本侵略者的本質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張憲文
2013.12.5 於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榮譽會長，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會長）

序（二）

不僅僅為了重提舊事

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雖然初版於76年前，今天看來仍具有獨特的意義與作用。

萬斯白所著《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是以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為內容所寫的一本紀實性作品，曾被當年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北京記者、《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作者H. J. 田伯烈先生（Harold John Timperley）及《紅星照耀中國》作者、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Edgar Snow）審讀推薦過，儘管日本人曾竭力否認並詆毀誣陷，但這本書內容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本書名為《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但仔細閱讀後我們就可發現，書中除了記載作者作為一個意大利人在偽滿洲國為日軍做情報工作的經歷外，充斥全書的就是日本人的各種在華陰謀暴行的記錄，這對於向世界揭露日本殘忍的戰爭暴行和在佔領區的法西斯統治，揭露日本軍閥內部的黑暗，具有實證性的作用。因為其所記錄的均為作者的親歷親聞，其真實可信性高，對日本法西斯的殺傷力強烈，故本書一經出版，作者就受到日方通緝追捕並加以連續刺殺，而日本外交官則甚至無恥地宣稱作者不存在。

雖然從個人歷史的角度全面分析，萬斯白是個經歷複雜的人物，但他寫的這本書能被日本法西斯這般敵視，就一定有其突出的優點與價值。

這本書的內容特色有以下幾點：一是揭露了若干歷史大事件的真相。如日本人在皇姑屯謀殺張作霖、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日方破壞李頓調查團在東北活動等，這對釐清這段日本侵略史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關於“皇姑屯事件”，萬斯白在敘述他所知道的內幕真相後，斷然寫道：“日軍是暗殺張氏的幕後操縱者，這是毫無疑問的。”他還揭露了在爆炸前，與張作霖同車的日本軍官找藉口躲到末節車廂去的一個細節，進一步證明日本人是製造事件的兇手。他指出：張作霖死後，張學良繼承了權位，他主張直接反抗日本人。“於是日本人實現他們的計劃（指發動‘九一八事變’）就近在眼前了。”這些論斷有理有據，令人信服。

萬斯白在書中揭露：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三省之後，為掩蓋侵略真相，曾策動在東北各地的俄國僑民上街歡迎日軍，製造侵略有理受到擁戴的假象。但可悲的是，歡迎儀式剛結束，這些俄僑還沒清醒過來，就遭到了日軍普遍的搶劫、強姦等暴行。如一對俄國母女被日軍輪姦後去找日本領事館控告，結果又被那裡的日軍輪姦，並關入“偽滿”監獄，“罪名是無照賣淫”。一個月後，當其丈夫“從中國人方面得知妻女的遭遇，他被迫出500元把她們贖了出來。日本人收了款⋯⋯對他說，若他再有一個字提到日軍，便要槍斃他”。也許，在一般的人看來，日軍的這種行徑已經是罪惡至極，但看完全書，你就可了解，對於日本軍隊來說，這件事只不過是太普通的一件小事。作者揭露說：“1932年2月10日早上，在離日本騎兵營不遠的地方，我看見兩具中國女孩子的屍體，她們是被絞死的。而一位中國先生很勇敢地去報告警察，說他看見有兩個日本兵在前一夜將這兩個女孩子帶走，結果這位先生就被捉住從此消失不見了。”萬斯白在書中還指出：“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為了實現永久佔領東三省的野心，在軍力一時難以達到的農村，有計劃地輸入帶武裝的民眾，即所謂“日本開拓團”，試圖同化滿洲，使日本人成為東北的主體民族。

關於日方如何阻撓國聯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該書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史實。作者寫道：“李頓調查團到滿洲來調查，當然是要想知道事變的真相。日本人當然不會讓調查團知道真相，於是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掩蓋真相，使調查團陷入他們所設的圈套。他們那種過火的做作，現在已經成為愚蠢的世界紀錄，成為許多人談笑的話柄了。”他揭露說，在調查團到達之前，“按照日本軍事當局的命令，這次所逮捕的社會不穩定分子，必須要待離開之後，方可釋放。這些所謂的不穩定分子全都被拘禁在土牢中，和一小窩土匪和其他兇犯關在同一地方。”

在迎接調查團儀式上，有一個在偽滿機構工作的朝鮮籍人士金谷，冒死送遞了一份請願書，要求調查團關注日本霸佔朝鮮的情況，解救水深火熱的朝鮮。他立即遭到日本憲兵的逮捕，“當調查團在哈爾濱盡情享受著日方安排的首次宴會的時候，可憐的金谷正在另外一個地方受著酷刑”。“在調查團留在哈爾濱的14天中，就有五個中國人和兩個俄國人因為想要呈遞信件給調查團而被槍殺。⋯⋯一共有一百五十多個中國青年和五十多個俄國人在馬迭爾飯店的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遞信，而可能只是有事路過，也被無處不在的密探跟蹤，乃至逮捕。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寧可多逮捕一些無辜的人，也不放過一個可疑的人。”

當國聯調查團破除阻力完成調查之後，萬斯白記載道：“處長⋯⋯高興地對我說，我們終於能透口氣了！那個蠢貨調查團已經走了。⋯⋯他們隨便怎樣報告，我們日本人是一點都不關心的。如果國聯承認了‘滿洲國’，那很好，如果他們不承認，我們也不承認國聯好了。我們已經用武力征服了滿洲，國聯的一切空話決不會動搖我們吞併滿洲的決心。為甚麼全世界對滿洲都這樣大驚小怪呢？真是一群蠢貨！當我們佔領了中國、西伯利亞、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等地，我們要讓全世界都大吃一驚，他們會看到日本人的偉大。”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隨後發表，明確承認東北三省為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否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合法自衛”，確認偽滿洲國是日本違背東北人民意願而炮製的工具。書中寫道：“日本人惱怒，是因為他們不懂為何整個文明世界都會一致宣佈日本人為侵略者。這怎麼可能呢？日本人不是天神的民族、神聖天皇的民族嗎？世界怎麼敢把罪名加於他們的身上？”

二是對日本在佔領區內實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瘋狂鎮壓抗日義勇軍以及推廣煙娼毒殘害中國人等罪惡行徑有深刻的揭露。

日本人對敢於反抗他們的中國東北抗日義勇軍及民眾進行了瘋狂的鎮壓，手段殘酷；另一方面，他們還謊報戰功，表現出虛偽的自大。“日本人把這些義勇軍叫作土匪，但這些‘土匪’的英勇心和愛國心，以及他們對敵人所做的種種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1935年，有323個義勇軍在黑龍江省離齊齊哈爾一百里的一個小村莊中，被2000多個日軍圍住了。義勇軍死守了三天，堅強地反抗著。日本的飛機往這座村莊裡投了100多枚炸彈，把大多數的居民都炸死了。這些中國守衛者的彈藥全部都用盡了的時候，60個受了傷的義勇軍戰士就帶了刺刀、佩刀和手榴彈半夜裡爬行到日軍的營裡，偷襲日軍。這場夜間的戰鬥結束後，所有的中國義勇軍全都犧牲了，日本兵死了157個，傷了200人以上。”“敵人戰得越長久，越勇敢，日本人就越加憤恨。因為他們是只以怨恨和輕蔑對待反對者的，不管這反對者在防禦或攻擊中是多麼勇敢。除日本的英雄之外，其他的民族不能再有英雄；除日本民族的勇敢之外，其他民族不能再有勇敢。”“日本的‘官報’一般都好大喜功，充斥著勝利與輝煌，但它們和事實及真相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日本軍人做報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竭力宣揚日本軍隊及士兵的勇敢和無敵。為達此目的，他們是不怕抹殺事實的，不管那有多誇張。比如說此次發生在橫道河子的襲擊案，我目睹了日軍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亡143 人，但在他們的‘捷報’裡，死亡人數降到了4個。明明是失敗，卻說成勝利，越是說得荒唐，軍事當局就越會歡喜。”“我發現，在一切說到和敵人會戰的日本官報中，一定是要加入一些一名武士殺死2000敵人的日本神話，這種連沒有頭腦的木偶都會發笑的誇大其詞，日本人竟會認真地相信，在他們的這種大言不慚中，我看到了日本真實的民族精神。”“在我為滿洲日軍工作的四年半中，我從未見過一篇是說日軍和土匪或義勇軍會戰中他們被打敗的，假使有人把日軍司令部的報告集合起來，這就是一本最可笑的笑話全集。”對於不滿與反抗日本的民眾，當局也進行了瘋狂的迫害與鎮壓，其例子不勝枚舉。“一位27歲的中國女性，叫曹義梅，他們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腳背用槍彈打成蜂巢一樣，但她依然說實在沒有甚麼可以招認的，他們便近距離地向她的頭部開槍，她腦漿迸裂，悲慘地死去了。還有一位蘇俄女性，在她40天的監禁中，每天被各種毒刑拷打，她雙手的指頭都已經被剁得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燒過，有時候他們還把她的腳倒懸起來，幾小時後把她放下來，再把傷痕斑斑的兩手綁住吊起來。日本人看到從她的嘴裡確實問不出甚麼了，才把她給釋放了。但她從此成了殘疾人。”

萬斯白在偽滿日本情報機關工作，接觸到許多日本殖民統治的黑暗內幕。最典型的是他們用大煙、妓院和毒品來殘害中國人。請看：

“在一本日軍司令部發給在滿日軍的小冊子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規則：‘第十五條：毒品是不配於日本人這樣的優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國人、歐洲人和東印度人這樣頹廢的劣等民族才會沉溺於毒品當中。這就是他們注定要成為我們的奴隸以及終將被消滅的原因。’”“朝鮮人將敗於惡行，中國人將成為鴉片及其他毒品的犧牲者，俄國人將為伏特加所滅。”“那些警察、軍官都得不到餉銀。所以有門路的警察和憲兵只能靠搶劫、走私、賭博、販毒、開妓院去弄錢。”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萬斯白的上述記載，對於讀者們全面了解日本在東北佔領區的行為是有很大作用的。

三是本書對於日本在東北淪陷區的大肆掠奪與殘害中俄朝人民有明確而深刻的記錄。這對於進一步徹底揭露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本質具有獨特的作用。

作者感慨道：“駐滿洲的日本軍官，在期滿之後不帶四五萬回日本去的是很少的。關於日本軍官斂財的情況，朝鮮、台灣和滿洲的無數受害人能夠提供許多證據。”本書中記載了哈爾濱馬迭爾飯店俄籍老闆約瑟．開斯普之子被日本憲兵綁架勒索巨款，因開斯普不肯低頭，其子最後在遭受割耳斬手酷刑後仍被殺害等許多事例，以及日本警局發明“戶籍調查”、製換“門牌”、在松花江上“取冰專賣權”、“打掃煙囪獨佔權”等林林總總敲詐勒索民眾的手段，攫取不義之財的事實，“不僅百姓聚會會被抓，甚至老百姓玩紙牌、打麻將、唱歌跳舞也被日本警察冠以擾亂治安的罪名，其目的，當然是要錢”。“綁票、拘禁、暗殺、搶奪，日本人用盡一切暴力的手段征服滿洲，現在滿洲似乎已經成為日本人口中的一塊肥肉了。”這就是在日本統治下所謂“大東亞共榮”、“王道樂土”的真相。

書的最後，萬斯白記述了他因日本人長期扣發他的薪金使他不得不賣房度日卻橫遭盤剝勒索的經過，以及他決定出逃被日方恐嚇追捕，截捕他的家眷關入牢房，直到他運用關係請求抗日義勇軍出兵以日俘交換才得以使家屬脫身的驚險經歷，為全書作了精彩的結束。

萬斯白最後總結說：“我在這本書裡所敘述的全部都是事實，我差不多都參與其中。不熟悉日本人的讀者讀到這些，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場可怕的噩夢，讓人難以置信。但對於曾經接觸過日本人且對他們很熟悉的讀者，一讀到這些就知道我所說的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世界對於日本的認識錯誤的記錄，可成巨帙。英國盛讚新興的日本民族雖矮小但勇敢，勤勉努力，世界各國也都為之迷惑。但我知道，日本以及日本的一切東西，都像是海市蜃樓，在騙人的光學作用下，五光十色，極為壯觀，但當你走近時，才發現這是一個幻覺。你越走近，越覺得這幻覺背後的虛假與可怕。”“日本人愛好鞠躬，看上去彬彬有禮，但很多人是在裝模作樣，他們的客氣像是包著一層紙。日本的武士道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拿來用，即使是說謊、詐騙、密謀、背叛、偽善，只要有利可圖都可以幹。而且，我認識的日本軍官，對於他們人性中的這種獸性，並不感覺卑劣，而是覺得再自然不過。⋯⋯日本還是一個‘抄襲’的民族。他們的文學、倫理、宗教、美術，全都是抄襲別的民族。⋯⋯至於道德這個方面，一個把數萬名少女賣給販奴者做娼妓的民族，還有甚麼道德可言呢？他們將少女的貞操‘租’給妓院老鴇數年，然後合約期滿後又讓少女們回家嫁人，裝作若無其事一般，除了日本，還有哪個民族能幹出這樣的事來呢？”

“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們把有一百萬士兵和巨量的軍火投放到中國的土地上，數百萬無辜的人民被屠殺，不可計數的財產被摧毀。但這個民族對中國人的暴行才剛剛開始，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人變成奴隸，就像他們已經把滿洲人民變成奴隸一樣。現在時間還不太晚，我向世界提出警告，我們要把日本民族的真實面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我希望中國大眾像我一樣，能在這本書裡親眼看到日本軍閥的醜惡形象，了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這是我寫這本書的根本目的。”

作者的上述結論，已經充分地說明了他寫這本書的目的與意義，而其價值至此自不必再加贅言。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萬斯白個人並不是一個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勇士，他經歷複雜，甚至違心地為日本侵略者做特務工作。可是日本人還是虧待了他，又要置他於死地。但無論如何，萬氏在這本書中所記述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可信的事實，並且通過這些史實揭露了日本軍閥的醜惡，暴露了日本人本質的陰暗面，這就體現了本書的重要價值，就這一點而言，是必須給予充分肯定的。

中國有句俗語，形容壞人之惡劣叫作“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然而看了這本書及其他記載日本侵略者暴行的資料後，我們只能評價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的行為是“謊惡說盡，壞事做絕”。

對於七十多年前的那段侵略歷史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如今的日本政府不僅不加反悔，反而蠢蠢欲動試圖翻案，在他們的大力鼓噪宣傳誤導下，整個日本社會急劇右轉，兩國老一輩領袖和人民努力培育起來的中日友好形勢發生逆轉，當年侵略軍的旗幟、軍歌、膜拜天皇儀式乃至被擊沉軍艦的名號，如幽靈般再現，種種惡行，令人作嘔，不禁使當年被害國人民義憤填膺，全世界為之愕然。

在這種時刻，萬斯白《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一書的再版，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回顧歷史與舊事重提，而更重要的還在於其以史為鑒的警示作用。

歷史已經證明，不接受教訓，悲劇就會重演。

馬振犢
2013年12月
（本文作者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民國特工史研究專家）

導讀 滿洲歹土

── 本書的歷史背景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的作者萬斯白是一個經歷相當豐富、背景也十分複雜的人物。而他在這本書中描述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東北，也是列強在那裡逐鹿爭奪，導致國際關係犬牙交錯的地方。譯者康狄囑我為本書寫一篇導讀，以方便讀者讀懂書中涉及的各種複雜的關係。在通讀本書的精彩內容之前，讀者朋友們預先了解一下那個時代的中國東北很有必要。

中國東北在地理位置上與俄羅斯交界，所以是沙皇俄國從17世紀以來就一直覬覦的地方。雖然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曾一度阻止了沙皇向東擴張的步伐，但隨著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打開國門，俄國的勢力也迅速地擴展到黑龍江、烏蘇里江一綫，俄國成為當時佔領中國領土面積最大的列強。越過那兩條江進入中國東北，對於俄國來說輕而易舉。當然，俄國在這一地區佔有的優勢地位自然也引起同樣覬覦中國東北的其他列強的擔心與不滿。開始，英、美也認為自己在中國東北有自己的利益，認為俄國的擴張是對其利益的威脅。而作為近鄰的日本則更視俄國為該地區競爭的勁敵。於是，圍繞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列強間的矛盾不斷，衝突頻仍。

1895年，日本在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後，迫使中國割地賠款。但是，由於開始的條款中涉及遼東半島，成為列強干涉的口實。俄羅斯聯合其盟友法國及德國先迫使日本退出對遼東半島的佔領，同時又借款給中國以償還對日賠款，取得了中國清政府的信賴，達成了“共同”修築中東鐵路的協議。

1903年開通的中東鐵路的綫路在地圖上呈丁字形，西起滿洲里，與俄羅斯境內自莫斯科開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東至綏芬河，接俄羅斯境內烏蘇里鐵路直抵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從滿洲里與綏芬河的中間位置的哈爾濱，鐵路開始向南到達大連。從地圖上可以看出，當時的中東鐵路構成了橫跨俄羅斯西部到東部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一部分，因為那時俄國的統治者認為中國東北地區像楔子一樣插入俄國的遠東地區，所以不想繞道黑龍江北部地區從俄國境內將西伯利亞延伸到海參崴，而要穿過中國東北走一條“捷徑”。這種將中國東北視為自己領地的做法顯然打破了列強在這一地區的平衡，英、美先是在鐵路建設方面與之對抗，而當俄國利用中國國內發生義和團運動的機會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後，日本更找到了藉口，通過1905年的日俄戰爭終於達到了與俄國分據中國東北南北部的抗衡局面。中東鐵路也相應地分為兩部分，日本控制了自長春到大連的縱向部分，即“南滿鐵路”，俄國保留了滿洲里到綏芬河的橫向部分，即“北滿鐵路”。

到1907年，日俄依據第一次密約，更明確地瓜分了中國東北及外蒙古和朝鮮。即中國東北南部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中國東北北部為俄國的勢力範圍。日本與俄國，以及與這片土地有千絲萬縷聯繫和利害關係的列強各國有勾結、有爭奪，這種局面就構成了本書作者在中國東北活動的歷史背景。這一歷史背景說明：列強之間圍繞中國東北的權益存在諸多的利益衝突與矛盾，這些衝突與矛盾的激化甚至導致了戰爭的發生。但是戰爭的結束，幾乎都是通過犧牲中國東北的利益得到實現的。

另一方面，在那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對列強在中國東北的為所欲為則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清末的改革雖然力圖振興東北，但在對外關係上官員們要麼主張“聯俄拒日”，要麼呼籲“聯日拒俄”，最後則提出“放任列強進入，在列強競爭的縫隙中尋找機會”的無奈的建言。雖然這些主張的思想與理論基礎都是千百年來形成的“以夷治夷”思想，但是，處於朝氣蓬勃的強盛的漢唐時期中國的“以夷治夷”，和沒落到對列強的進入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清末民初時期的“以夷治夷”，顯然不可能有同樣的結果。寄希望於列強競爭的“以夷治夷”，其結果必然是“為夷所制”。從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列強能夠真正考慮中國的利益。對於中國來說，這些列強只有獲取利益的多少之分，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東北的開放程度相對比較高。從地域上看，特別是中東鐵路沿綫，尤其是哈爾濱和大連這兩個城市，哈爾濱與俄羅斯的關係、大連與日本的關係，都是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

本書的許多事件在哈爾濱發生，因為哈爾濱自中東鐵路修建後，就成為很重要的中心城市。哈爾濱自1906年對外開放，從那時起，東正教傳入，先後建設了二十餘座教堂；大量僑民流入，先是來自俄國，繼而來自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

俄國僑民的流入伴隨鐵路的修建，由於中東鐵路公司設在哈爾濱，所以鐵路公司在這裡掌握有相當多的附屬地，開始有大量俄國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定居，然後是各種行業人員陸續進入。所以，中東鐵路公司提出在附屬地建立自治公會，即將該地作為“國中之國”的自治地區。當時主要分為道裡區、南崗區和道外區三大部分的哈爾濱市區中，前兩部分都屬於自治會管轄，可見其勢力很大。

日本僑民也不甘示弱，從中東鐵路建設開始也迅速進入，在俄國自治會控制的道裡區建立了僑民團體松花會。到1916年，共9萬人口的哈爾濱市內有俄國、日本、波蘭、英國等僑民4萬人。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大批俄國僑民遷居中國東北，特別是哈爾濱，形成俄國僑民遷居的高峰時期。1923年定居哈爾濱的俄國僑民竟然達到20萬人，甚至超過當地中國居民的數量，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俄國僑民聚居中心。

哈爾濱市自然成為重要的國際大都市，先後有二十多個國家在哈爾濱設立領事館，以照顧管理本國僑民，也充當了干涉中國正當權益的先鋒。大量居住在中國東北的外國僑民產生的種種需求促使東北社會各行各業的發展，其中很有特色的是外國報刊書籍的出版與發行，當然，大量外國僑民的流入呈現的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局面，也為許多不逞之徒提供了嶄露頭角的機會。這是作為國際間諜的萬斯白在當時的中國東北活動起來並不顯山露水，沒有絲毫障礙，甚至如魚得水的重要原因。

萬斯白在東北地區活動的那一時期，也是東北政局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趁其國內戰爭混亂無暇顧及周邊，並曾宣佈廢除沙皇俄國和一切國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北京政府有可能改變對蘇俄政策，解聘俄國的鐵路局長。但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很快改變了態度，不願將中東鐵路讓與中國，宣佈鐵路所有權屬於蘇聯，任命新的蘇聯方面的鐵路公司會辦和鐵路管理局局長。通過與中國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在哈爾濱臨時開設總領事館，蘇聯一方面繼承了沙皇時期奠定的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另一方面則要求在哈爾濱的俄僑選擇是否加入蘇聯國籍，導致在哈爾濱的俄國僑民大批南下遷居，留下的則面臨生活的艱辛，產生巨大動盪。這一動盪則直接影響了當時中國東北的社會環境，削弱了蘇聯在中國東北北部的影響。

民國初年，東北政局的混亂造就了各路軍閥勢力走馬燈式地上場下場，逐漸顯露出張作霖的能力與手腕，同時他也要應付來自國內外的種種壓力，特別是與各列強周旋。所以在他的周圍也聚攏了一批來自不同國家的各色人等，其中就包括萬斯白。萬斯白也得以近距離地觀察東北政局的變化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特別是東北地方當局與日本人之間的斡旋與交涉。

在這一過程中，從鐵道守備隊發展起來的關東軍代表了狂熱的以佔領“滿蒙”利益綫為目標的日本軍部少壯派的政治主張，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東北的政局。在東北三省逐步被日本軍隊佔領，並在日本的控制下成立了“滿洲國”傀儡政權的過程中，日本與蘇聯及各列強的關係也發生了相應變化。1935年3月，蘇聯把中蘇共同經營的中東鐵路北段（北滿鐵路）以1億4000萬日元賣給了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終於使東北成為日本完全排他的“一統天下”，包括萬斯白在內的長期生活在中國東北的外國政客、間諜及各色人等也失去了浪跡生活的空間。

對於研究這一時期的中國東北歷史，對於認識日本與列強在爭奪東北權益方面的種種手段，認識日本軍人和特務在東北的卑劣行為，萬斯白的這本書確實是值得一讀的。

步平
2014 年2 月
（本文作者是中國抗戰史學會會長，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代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教授）

初版序

我被邀為這本書寫序言，就冒昧地將此書出版的情形作一簡略說明，並敘述一點著者萬斯白君的情況。

我是1936年秋在上海初識萬君，他找我，是因為他的太太由大連乘船來上海與他會面，卻在青島被日本當局扣留了，要我幫他發佈這一消息。我寫了一個字條介紹他去見當地辦報的一位同業，過後我就不知道他到哪裡了。

1937年末，萬君又來見我，告訴我他已寫了一本書，敘述他在滿洲受雇於日軍特務機關的經歷，並讓我設法替他出版。我問他為甚麼要來和我商量這件事，他答道：“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更因為你也與日本人發生過糾紛（註：1937年的12月，我在和日本當局打官司，因為他們將我發給《曼徹斯特衛報》的電訊扣留了，而他們沒有權力這麼做），所以我相信你不會對這件事置之不理。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寫了這本書，他們會馬上置我於死地的。現在我已脫稿，我想儘快將它出版，然後我就可以帶家眷離開上海了。”

我答應他考慮一下，但這是隨口敷衍的，因為我自己也正有一本書在手頭，我知道我是分不出時間去閱讀萬先生所寫的稿子的。

過了一兩天，他將原稿送來給了我，我把它交給一位有批評能力的報界同業，請他給我一個坦白的答案。使我驚異的是，我接到了一個極其熱忱的回覆，但是我還是不滿意，決意再測驗一下。我對一位心腹朋友說明了情形，他是一位外國官員，因為地位的關係有便利的機會查明萬氏的敘述是否真確。讀完原稿後，那位官員問我能否約著者見面。他們見面後，經過幾次長談，他深信萬氏說的是實情。

那位外國官員寫信給我說：“對於書中所述的許多惡行，我雖然在調查中知道了事實，但讀到其中揭發出來的日軍在征服中國人所用的那些野蠻的方法時，還是感到非常震動。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是西方文明的保衛者，這書對他們乃是一種大大的譴責。我相信就是他們，倘若他們讀到這本書的話也將非常吃驚吧。

“因為保守主義籠罩英國，英國人習慣於綏靖政策，本書將給那些姑息養奸、養虎為患的人們一個教訓，如果英美等國還在太平洋地區實施孤立主義政策，坐視日本侵略亞洲而無所作為的話，日本軍國主義的炮口也定會轉向他們。日本的侵略暴行已經違背了西方國家的法律觀念，也侵犯了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秩序，如果他們任由日本肆行無忌，而不對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人民施以援手，他們在亞洲的利益也難以保障。”

“這是我讀過的一個民族對異族侵略的最有力的控訴狀。日本侵略者的少數頭目建立了一個非正義的掠奪財富的精密體系，中國東北數千萬民眾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們的血汗養肥了成千上萬的寄生蟲。日本侵略集團內部的傾軋也非常嚴重，大魚吃小魚的現象比比皆是。日本人在東北粉飾太平，可是廣大民眾在水深火熱中苦苦求生，生活在穢亂和飢餓之中。”

為得到第三個人的意見，我請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將原稿閱讀了一遍。他交還給我時附有下列評語：“據我所知，書中提及的幾樁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確的內幕實證。這是一本揭開重大秘密的書，有著毫無疑問的獨特價值。”

此後，我便親自逐字逐句閱讀那原稿，以我於1933年至1935年擔任《曼徹斯特衛報》 及《亞細亞雜誌》採訪記者遊歷滿洲所獲當地情況的知識為標準，我深信萬君的為人，大體上承認他寫的是真確的。

關於這本書本身已經說得夠了，讀者無疑想知道些著者的背景吧。

萬斯白於1888年生於意大利阿基拉。22歲服滿軍役後便加入墨西哥革命軍，在瑪德拉將軍部下當軍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內曾兩度受傷，並升至上尉軍銜。據萬君自述，他於1912年離開墨西哥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遍遊美國、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跡曾遠至中國的西藏、蒙古和俄國的東西伯利亞等邊地。

1916年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聯軍情報處看重他對於中國軍隊的了解，將其招募，在俄國貝加爾地區、濱海省和阿穆爾省、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工作。在這幾年內，萬君結識了許多中國要人，其中有時任東三省督辦的張作霖，並於1920年做了張作霖的幕僚。從那時起，他就成了滿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角色。

但是不久，萬君就與意大利當局發生衝突，因為有意大利軍火私運入滿洲，張作霖若要維持其轄境內治安的話，萬君因職務的關係就應當制止意大利軍火販賣。最後，在中東鐵路督辦朱慶瀾的引薦，並在東三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處長魏永興、中東鐵路路警處處長姚志曾的保證下，他改換國籍成為中國人。1932年，日本人做了滿洲的“主人”後，用威脅他家室人身安全的方法，迫使萬君為日軍在哈爾濱的特務機關效力。這也就是他這本書對世界產生影響的重要理由，他所言種種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而他有勇氣發表他這些驚人的經歷，也是讓我們欽佩的。

因家人的命運掌握在日本人手裡，所以他必須聽命於日本人，但他對日本人企圖壓服滿洲所用的方法非常反感，這種反感在字裡行間都流露出來了。萬君用他那別人模仿不來的風格敘述故事，他懷著憤怒記敘他痛恨的事情。但是注意，他在書中對於一兩個日本官員，如武藤大將與尾井大佐，因他們品性篤真，他也會盛加推崇。

在我個人看來日本民族大都是吃苦耐勞的，很像中國、印度或歐洲的農民。少數握大權的軍閥所幹的種種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負其咎責。日本人民對於這種種惡行，看上去似乎居於幫兇或唆使的地位，其實他們是被真相所蒙蔽。我真誠地期望人們在讀完這本書後，對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有一個更深的了解，也期望書中提及的種種暴行不要再重演。

H. J. 田伯烈
1938 年6 月22 日於倫敦

第一章　我為張作霖工作

入中國籍的意大利人

我從1916年開始在遠東做間諜，在工作的幾年時間裡我認識了許多中國軍政官員，其中一位是東三省的軍閥張作霖大帥。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質，好幾次要求我報告一些在俄國的中國人生活的實情，以及其他有用的情報，那些材料我是願意提供給他的。他又一再對我說，倘若我決意留在東方的話，那他邀請我去為他工作。他的條件很動人，巨大的物質優惠令我難以拒絕，我又想到了戰後歐洲慘象，決定接受邀約。所以在1920年9月24日，我加入了張作霖的特務機關，張氏那時在滿洲，是人所共知的東三省督辦。

大帥對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除了黑龍江督軍吳俊升之外，要我不得讓其他人知道我是在為他工作。因為吳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吳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級。對外，我仍應假裝著是為自己的政府或協約國列強工作的。在“一戰”期間，我是由聯軍情報處雇用在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處從事各種指定工作的。

我與張作霖大帥見面的次數不多。張大帥在瀋陽召見我的時候，通常都是在晚上，我得裝扮得像一個中國人，戴上黑眼鏡，頭上戴頂西式的呢帽，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由他的一個親信帶著我去。

我為大帥工作了八年，我覺得他是一個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言出如山，對忠心的下屬來說他絕對是一個好上司，但對犯錯誤的人以及那些企圖辜負、濫用他的信任的人來說，卻非常嚴厲，他不能容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在俄國、蒙古、朝鮮、中國的那幾年內，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護照去執行工作的。這是這套勾當中必要的一部分啊。

我的活兒很多，也很雜：搜集政治情報，監視別國特務人員的動靜，追捕土匪和偷運軍火毒品的人，密查販賣白俄青年女子的人販（白俄是因為俄國革命逃到中國東北的），以及時刻觀察、記錄、破壞日本和蘇聯方面的活動。

因為我的工作性質，我不能引起別人的懷疑，我需要經常變換身份。我的公開職業有很多身份，也以小生意人的身份掩護過自己。譬如，在蒙古我當過金礦或煤礦的調查專員，當過籌建俄滿間交通商務建設鐵道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秘書。這是一份我很喜歡的工作，正因得此便利，我在1911年3月7日搭乘了這條鐵路的首班車，遊歷了俄國。在1922年，我在滿洲里 ── 俄滿邊境鐵路的一個地方，在一家中俄文報館當編輯；此後，我又在庫倫做了好幾家報紙的通訊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