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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

系列名：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二
ISBN13：9789888340040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作者：鄭會欣
出版日：2015/07/20
裝訂／頁數：平裝／636頁
適性閱讀分級：678【十一年級】
關鍵字：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董浩、中國、遠洋、航運、分傳、香港中華書局、鄭會欣、中文書、社會人文、傳記、中國人物傳記、古代人物、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人物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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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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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董浩雲（1912－1982），浙江定海人。年僅十六歲即投身航運事業，從此他的一生便與遠洋航運事業結下不解之緣。他曾先後創辦中國航運公司、金山輪船公司、復興航業公司及東方海外貨櫃公司，開創中國遠洋貨輪及客輪橫渡大西洋、太平洋之先河。五十年代後董氏集團業務開始以香港為中心，並積極向海外發展，分支機構遍佈世界各重要商埠碼頭。與此同時，董氏還與時俱進，不斷在海外購買和建造新型巨輪，致力拓展全球航運業務，並採用先進的造船技術，實施科學的管理方法，終於建立起一個擁有各類巨輪百多艘、載重量超過1,100萬噸的航運王國，成為舉世聞名的國際船王。

本書作者數年前負責編注董浩雲上百萬字的日記，在這基礎上，再結合董氏後人提供的董浩雲生前保存的大量文件資料，以及各地檔案館保存甚董氏有關的資料，從而撰寫出一本全面而資料翔實的董浩雲傳記。

本書不只將董浩雲簡單地視為一個成功的商人，而是應將他與整個國家的強大、現代遠洋航運事業的發展聯繫在一起，本書書名定為《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就是希望通過敘述董浩雲傳奇的一生，讓讀者了解中國近代航運業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了解董浩雲等這一批老一輩企業家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作出的奮鬥和努力。

作者簡介

鄭會欣，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歷史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兼任）。長期從事民國檔案和民國史研究，代表著作包括《改革與困擾──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嘗試》、《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及其經營活動》、《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檔案中的民國政要》、《讀檔閱史──民國政事與家族利益》等，編注《董浩雲日記》（三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

書摘/試閱

第1章獻身航運

「天下寧波幫」

浙江的舟山群島位於長江口與杭州灣的交匯處，山明水秀，它的四周散落着一百多個大小島嶼，總面積為1,444平方公里，擁有400多公里海岸線。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耕田捕魚，繁衍生息，形成了與海洋密切聯繫的獨特文化。潮起潮落，漂流不息的東海之水將大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帶到了這裏，自唐開元二十六年（738）中央政府於此始設翁山縣，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名定海縣，使它成為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定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鴉片戰爭時這裏曾是著名的戰場，面對着英軍的入侵，定海縣令姚懷祥和三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英勇抗擊，為國捐軀，氣壯山河。

定海和鄞縣、鎮海、慈溪、奉化、象山六個縣舊屬寧波府，雖然今天的定海已改為舟山市的一個城區，不再隸屬於寧波市，但其「寧波人」的印記卻早已深入人心。早在唐宋時期，寧波就是中國對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沿海最繁忙的口岸之一，尤與對日本、高麗的通商最為頻繁，因而這裏的民眾具有悠久的通商傳統。寧波人以精明、抱團、恪守信義聞名於世，同時又具有強烈的冒險和進取精神。明清以後，江南地區人口發展迅速，生齒日繁，但耕地面積卻相對狹少。據統計，嘉慶二十五年（1820），寧波府總人口為2,765,845人，而土地卻只有4,066,059畝，人均僅1.47畝。地狹人稠的自然環境，培養出寧波人四方遊食的經商習慣，因此寧波人「見異思遷」的創新精神與中國傳統「安土重遷」的保守觀念是不盡相同的。

鴉片戰爭之後，寧波成為第一批開放通商的五個口岸之一，隨着外國資本的入侵，上海的地位日益重要，於是寧波府的商人便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發揮其歷史悠久的經商傳統，紛紛走向沿海發達城市經商，成為中國著名的商幫—「寧波幫」。若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上海取代了寧波，成了中國乃至遠東最大的金融和商業中心；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寧波人卻成為上海灘中勢力最為強大的一支力量。在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這裏走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如葉澄衷（鎮海人）、朱葆三（定海人）、虞洽卿（鎮海人）、嚴信厚（慈溪人）、傅筱庵（鎮海人）、劉鴻生（定海人）、袁履登（鄞縣人）等，他們或是充當買辦，或是經營金融、機械、貿易、輪船運輸，活躍於新興的各個行業之中。寧波商人目光敏銳，善於捕捉一切賺錢的機會，富於開拓和冒險精神，特別是在經營貿易和航運方面，稱得上是開一代風氣之先，這裏既有歷史淵源，也與現實的需要密切相連。

自北宋起，中央政府就在寧波府設有對外貿易機構，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時，寧波更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因此航運業便成為寧波人世代經營的一個重要行業。早年「寧波幫」經營運輸用的是沙船，這是一種用四明木材所製、航行於內陸河川及沿海為主的五桅帆船，可裝運兩三百噸貨物，以其船底平坦、於近海沙灘不易擱淺而著名，即「持沙行以寄泊，國底平稍擱無礙」。因為這種船多為寧波商人所經營，又被人稱為「寧波船」。寧波商人不斷擴大經商範圍，其中向北通商的叫北號，往南經營的稱南號，正如《鄞縣縣志》所說：寧波人「商旅遍於天下，如杭州、紹興、蘇州、上海、漢口、牛莊，蘇門答臘、錫蘭諸國，亦挾資以往」。

隨着蒸汽機的發明，科學家設計在船舶的兩舷裝置明輪，用蒸汽機帶動明輪旋轉，明輪上的葉片在水中划動，進而推動船隻前進。由於蒸汽機需要燃料發動，因此後來中國人就形象地將這種裝有明輪的機動船隻稱之為「輪船」或「火輪」，這也是航運事業進入近代化的重要標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着列強經濟的入侵，使用動力的機器輪船業亦傳入中國，其快速、多載的效率，「不倚風帆力，賴行水國天」的特點引起了國人的注意，但長期以來行駛在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輪船都是外國的公司，同治元年（1862）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在寧波修建碼頭，率先開闢了寧波至上海的客輪運輸，而直到清朝末年，政府才解除了航運業內民族資本「不准另樹一幟」的禁令。「寧波幫」立即抓住這一商機，大力發展輪船業，與列強相抗衡。清宣統元年（1909），寧波籍的虞洽卿與嚴義彬等招股創辦寧紹商輪公司，資本總額100萬元，購買寧紹輪，航行上海—寧波之間，載運客貨，隔日往返，方便滬甬乘客。後來公司發行股票時，乾脆在股票兩邊印上「愛國愛鄉，挽回航權」八個字，因而民謠稱之為「寧紹鬥太古，乘船不再苦」。其後虞洽卿又與朱葆三、方椒伯、袁履登等人集資，相繼成立長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輪船公司，經營寧波至上海及上海至漢口等沿海或沿江航運，1914年，虞洽卿更是獨資創辦三北輪埠公司，不斷擴充資本，並敢於同外資競爭。虞洽卿之子又創辦寧興輪船公司，虞洽卿本人也收購了英商的鴻安輪船公司。這樣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虞氏家族的輪船公司連同小輪和拖輪，共有各類船隻65隻，總噸位9萬餘噸。旗下船隊不但航行沿江沿海，還逐漸擴展至北洋南洋，並兼航上海至海參崴，上海至仰光、南洋群島乃至於上海至日本諸航線，位居中國三大民營輪船公司之首，並長期執民營航運業之牛耳。

歲月如梭，潮起潮落，但寧波人經營遠洋航運業的這一傳統卻不斷發揚光大，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舉世公認的七大世界船王中竟有兩人是中國人，而他們都來自寧波— 這就是生於鎮海的包玉剛和原籍定海的董浩雲。

家世與少年時代

關於董浩雲的家世及其出生時間、出生地點，均有各種傳說，浙江當地政府的宣傳刊物和相關網站資料都說董浩雲祖籍定海，生於定海縣城的將軍橋下六號，在家鄉唸完小學後再隨全家移居上海。但依董浩雲的大嫂姚芳英回憶，董氏的祖先世居福建，其曾祖乃盛公因病早逝，曾祖母林太夫人含辛茹苦，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由福建漂泊到浙江定海，長、次二子於貧病中相繼夭亡，只剩下三子呈叔（即董浩雲的祖父），母子二人便相依為命，遂在定海定居，並以裁縫製衣為業。呈叔年長後成婚，育有二子，長子瑞霖（1880－1939），次子瑞昌（1881－1932），即浩雲之父。

清朝末年，民不聊生，當時上海業已開埠，並漸漸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呈叔公也像他家鄉的許多人那樣，從定海舉家遷居上海碰碰運氣，先是定居閘北，後來又在南市大東門霸基橋邊租了間民房落下腳來，試圖尋找發財的機會。呈叔公仍操舊業，兩個兒子則改學石版印刷，師滿後各自成家立業。長子瑞霖娶妻龔氏，生子兆熊，畢生從事印刷行業；次子瑞昌娶妻陶翠夫人（1883－1981），生有三子二女：長女梅蘭、長子兆豐、次子兆榮（後改名浩雲）、次女梅鳳、幼子兆裕。按照董氏族譜所載，其排行順序則為「乃呈瑞兆，建立中華」。

1912年9月28日，農曆壬子年八月十八日，董浩雲生於上海，按照家譜排行為「兆」字輩，故原名為兆榮。步入社會後他則將其名改為浩雲，取「浩瀚如雲」之意，但他的英文名則仍按其原名拼寫，即Chao-Yung Tung，所以C. Y. Tung就成了日後世人所熟知的簡稱。董浩雲出生的這一年正好是中華民國元年，也就是說，董浩雲是與共和的旗號同一年誕生的。

董浩雲的父親節衣縮食，省吃儉用，陶太夫人極為賢慧，除相夫教子外，她還在繁重的家務之餘承接製作軍裝和學生裝，夫妻胼手胝足，艱苦創業，終於在上海南市的大東門一帶開設了一間五金店，取名為「源森號」，門面雖然不大，小本經營，日子倒也能過得下去。那一年，董浩雲只有六歲。

瑞昌公和陶太夫人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深知教育的重要，寧願自己吃苦，也要讓兒子接受教育，因此浩雲和哥哥都先後進了位於南市大東門內王氏家祠省園的育才書塾（即後來上海著名的育才學校）就學。育才書塾的創辦人是上海縣的恩貢生王維泰，早年他曾向兩江總督上呈中國的教育需要改革的條陳，其方法就是以原先的學塾為基礎，再加上洋文和算學等課程。總督雖然沒有親自接見他，卻也叫人傳話，同意讓他試辦。王維泰回到上海後即在自己的宅園開辦學堂，並引進人材，實施新學，時隔不久，特別是清末廢除科舉後，這所學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上海華界的著名學校。

然而少年時期的董浩雲身體羸弱，據說他連小學都沒有讀完。但是休學後的董浩雲不但沒有放棄學習，反而選擇了更加辛苦的自學之路，而且好學不倦這個良好的習慣陪伴着他走過了一生。事隔多年，當董浩雲事業有成、德高望重之時，他那一口流利的英文、淵博的專業知識、典雅的藝術修養，又有誰會想到他並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呢？

與航運結緣

1928年11月，年僅十六歲的董浩雲便投身社會，經大哥兆豐及朋友周漢楚介紹，他考進國際運輸株式會社任練習生，這是一家日本在上海開設的船務公司，主要經營航運和貿易方面的業務。雖然董浩雲在這家公司工作的時間很短，但他卻從此選擇了終身為之奮鬥的目標，與航運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為什麼董浩雲剛剛踏上社會，就會選擇航運事業並從一而終？這可能是與他生長的環境有關，浩瀚的海洋、巨大的輪船曾給他留下無盡的遐想；也可能是他耳濡目染，自幼便受到寧波先賢們對航運事業的追求及奮鬥的激勵和影響；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當時中國的局勢對他所產生的刺激。

此時國民政府剛剛在南京定都，雖然國家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但多年來中國航權旁落、列強操縱沿海、內河航運事業的狀況並未得到根本改善。就在董浩雲剛踏入社會之際，上海航業公會就曾針對當時局勢公開發表宣言，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喪失已久的航權。聲明指出：「我國航業尚在幼稚，其所以如此幼稚者，實以外輪侵佔航權為主要原因」；並呼籲「黨國諸公、全國同胞糾正而挽救之，誓死以力爭之」。多年以後，董浩雲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本人自幼即對海洋發生興趣，以船為第二生命」；然而嚴酷的政治與經濟局勢讓他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雖然是個亞洲大國，但近百年來卻受盡了來自海洋方面的侵襲。「這綿長八千餘公里的海岸線，加上台灣、海南島、香港及其他星羅棋佈的島嶼屏圍着它的外圍，試看每一港口，哪一處沒有它被襲擊底創痕！從那些港口輸入了西方文明，亦帶給我們多少耻辱；自鴉片戰爭，香港割讓，英法進攻天津，繼以五口通商，甲午戰敗，台灣澎湖被佔，馴至日、俄在我遼東半島進行戰爭，旅順、大連悉入他人掌中，於是法租廣州灣，德據膠州灣，英佔威海衛，山東半島遂亦體無完膚。不僅沿海如斯，當時外來海洋勢力，且曾登堂入室，侵進內河，在浩瀚揚子江，蜿蜒如珠江，春暖松花江，以及靜靜底白河，都有過外國輪船踪跡；心腹地帶，亦有過各國租界，大好錦繡河山，幾無一片淨土。」這段話充滿了激情、充滿了志氣，同時也應是他選擇職業、獻身航運的一個答案。

航運自古就是中國社會經濟中物資流通的主要手段，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獨木舟和船槳，就說明先民早就發現了船隻的作用。《周易》有言：「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論是內河還是近海，中國的水上交通都曾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然而到了近代，中國的航運事業早已被西方遠遠地拋到了後面。

戰前中國的航運事業從其資本來源上劃分，大致可分為外資、國營和民族資本三大類別。晚清以來，外商航運企業就一直是外國資本投資最早、資本最為密集的產業。外商輪船中尤以英國的實力最強，如太古洋行在華經營沿海和內河航運的船隻有60艘，總噸位達14.69萬噸，怡和洋行有船隻24艘，總噸位5.76萬噸；日本則後來居上，如日商的日清汽船會社行駛在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船隻就有18艘，總噸位近4萬噸。外商輪船不僅數量多，而且技術先進，更重要的是，列強依仗不平等條約所享受的特權，長期以來一直壟斷着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航運。據統計，戰前（1936 年）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於運輸業的資本大約為16,932萬美元，其中航運業就佔了11,172萬美元，就實力和規模而言，外資佔有絕對優勢。根據1930年的統計資料，往來中國各通商口岸的中外輪船總噸位為15,170萬噸，其中外商輪船噸位為12,556.2萬噸，佔據總數的82.8%。

1872年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是戰前最重要的國營航運公司。國民政府成立後不久，交通部就以管理混亂為由，對商辦的招商局予以實際性的接管，並於1932年11月以頒佈《招商局收歸國有令》的形式，正式將其收歸國有。其後政府曾不顧血本，多次注入資本，並動用中英庚款向英國訂造海輪，分別命名為「元」、「亨」、「利」、「貞」，行駛於沿海和長江航線，成為中國本國資本中最具實力的企業。1936年，輪船招商局擁有的船隊總噸位達8.6萬噸，佔本國輪船總噸位的15%。

戰前民營航運業主要分佈在沿海和沿江幾個大城市中，其中上海和天津更是民營輪船公司的集中地。譬如以上海為基地的三北輪埠公司、鴻安商輪公司、寧紹輪船公司，天津的北方航運公司、直東輪船公司，煙台的政記輪船公司以及營口的肇興輪船公司等就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民營航運企業。民營輪船公司為數雖然不少，船隻總數亦有4,717艘之多，但大多船小破舊，載重量輕，噸位在1,000－2,000噸者有120艘，總噸位為181,905.95噸；2,000－4,000噸者有42艘，110,617.97噸；4,000噸以上者只有8艘，37,464.37噸。噸位略大的船隻多為輪船招商局所有。截至1932年6月底的統計，華資在交通部註冊的船隻總噸數只有621,405.94噸，其中規模最大的幾家民營公司（船舶總噸數超過10,000噸）分別為：三北輪埠公司，註冊資本2,000,000元，輪船19艘，26,045噸；政記輪船公司，註冊資本2,500,000元，輪船26艘，26,388噸；肇興輪船公司，註冊資本250,000元，船隻7艘，10,059噸。

正是因為航運事業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國人長期以來一直都為爭取利權而奮鬥，就在董浩雲在上海剛剛進入社會、踏足航運業之時，北方的大港天津又成立了一家航運公司，這就是與董浩雲日後工作與事業具有密切關係的天津航業公司。

金城銀行與通成公司

董浩雲在國際運輸株式會社工作了大約半年左右，一天他無意中在報上看到金城銀行在上海的航業訓練班的招生消息，善於捕捉一切機會的董浩雲立即被它所吸引，並決定報名參加。於是，這個或許是非常偶然的機會，卻從此改變了董浩雲一生的命運。

金城銀行創立於1917年，總行設於天津，是當時中國、特別是北方最重要的銀行之一，與鹽業、中南、大陸銀行並列，號稱「北四行」。它的成立既適應了當時正蓬勃發展的民族工商業的需要，同時也與北洋政府當權人物的投資活動密切相關。金城銀行的發起人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軍閥、官僚或他們的代表人（主要是皖系軍閥），如安徽督軍倪嗣沖、安武軍後路局督辦王郅隆、陸軍部次長徐樹錚等人；另一類是與軍閥關係密切的交通銀行的當權人，如總行協理任振彩、北京分行經理胡筆江、總行稽核課主任周作民。在金城銀行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周作民的作用最為重要，金城銀行甫成立他就出任總經理，1936年總經理處南下遷至上海，周作民更以總經理的身份兼任董事長，集金城銀行之大權於一身。

周作民（1884－1955），江蘇淮安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學，民國成立後曾任財政部庫藏司司長，後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課主任兼國庫課主任。他在掌握了金城銀行經營大權後，有意模仿日本三井、三菱、大倉等財團的做法，通過投資參股等方式，將銀行資本逐漸滲入到工礦企業之中。金城銀行第一個投資興辦的企業是通成貨棧公司（後改名為通成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通成公司），最初的設想是與交通銀行合辦（「通」即指交通，「成」則表示金城），但因交通銀行對此不感興趣，原來所應允的投資亦遲遲未交，因而拖了二、三年，1920年11月通成公司最終成立時，還是由金城銀行投資30萬元獨力承辦。通成公司開辦之初，主要業務是堆存、包裝和運輸貨物及代辦押款押匯，並代客買賣貨物，重點則經營棉花、化工（製碱）、麵粉和煤炭（俗稱「三白一黑」）的採購和運銷，並先後在天津、上海、鄭州、漢口、陝州等通商要衢建立貨棧，設有分公司或辦事處。但由於運輸貨物手續繁雜，一時難以兼顧，主要業務還是委託其他運輸公司代為經理。

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定都南京後，政治中心南移，上海更成為全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對於這一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國內金融家都看得很清楚，金城銀行自然也不例外。同時，通成公司在幾年的經營實踐中也深深體會到運輸業的重要，委託別的運輸公司經營貨運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因而有計劃在國內發展航運事業。周作民等人意識到，發展航運業除了需要資本，更重要的是培養和網羅人材，於是金城銀行決定在上海舉辦航運業訓練班，計劃為本公司培養和造就一批專業人員。董浩雲年輕好學，資質聰慧，同時又在日本的船務公司工作過大半年，對於航運業務已具備一定的知識，因此很順利地便考入金城銀行的航業訓練班。

董浩雲深深地體會到，要想在日後的工作中做出成績，光靠自己以往在學校中學到的一點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他在訓練班中除了刻苦學習有關航運業的專業知識外，還特別重視對外語的學習，他那發音標準、書寫流利的英文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打下的。當多日不見的朋友們驚訝地發現董浩雲的英文水準突飛猛進、詢問他原因時，他卻自謙地回答這只不過是笨鳥先飛。而實際的情形卻是，為了學好英文，他甚至將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全書一字不差的全都加以背熟，以至於堅持不斷，水到渠成。

董浩雲自航業訓練班結業後，便被派到上海通成公司任職，由於他學習成績優異，聰明過人，深受上司的器重。此時，剛成立的天津航業公司（金城銀行的子公司）正在上海的大中華船廠訂製幾艘船隻，公司經理葉緒耕經常往返於津滬兩地，而他恰巧也是浙江慈溪人，正想找些年輕得力的職員北上。經通成公司史藹士先生的介紹和引薦，董浩雲和他的好友顧聯青一起前往三馬路的惠中飯店拜訪了葉緒耕，相互交談了大約一個小時。董浩雲既年輕又好學，而且還是寧波老鄉，葉緒耕對他十分滿意，當即拍板決定，並希望董浩雲和顧聯青盡快北上履新。就這樣，一項新的挑戰、也是董浩雲人生中一次重大機遇來到了他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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