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

本書重新考掘被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大敘述遮蔽的同志書寫（1849年至2001年），反思以父權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近現代中國男性建構如何支配中國的同志書寫和性別政治。本書指出曾經作為中國性愛藝術的「豔史」傳統敘事癖好，發展到近現代中國是如何被民族國家以「性科學」為名的「性史」病理敘事機制所邊緣化，而這些轉變也非常弔詭地正是與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男性建構並肩同行，並以民族國家男性建構的「同志」之名進行連結和互相詢喚。本書重新想像「同志」的系譜，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的男性建構，並提出以「『老同志』－新同志」範式來描述那些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或「社會性」論述的理論基礎上有所差異的不同男性建構表現。本書的分析對象主要是選取那些在中國大陸以男同性戀、「哥兒」或「兄弟」情誼或其他性／別議題作為敘事主軸的同志書寫，除了大量的舊報刊史料，其餘是自敘傳、私函、日記、筆記、小說、散文和詩詞，也包含從小說改編的同志電影、網路小說以及現有同志論述和反同志論述的再解讀。

許維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通過筆試和口試考進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先後得到新加坡陳嘉庚高級學位獎學金和北京大學優秀外國留學生全額獎學金。曾赴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進行訪學和研究。曾獲台灣青年文學論文獎。客座主編台灣國立台北電影資料館《電影欣賞學刊》（新馬電影專題）。論文見於《中外文學》、《文化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現代中國》、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和Queer Sinophone Cultures等等。與英美學者合編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Corporeality , Desire, and the Ethics of Failure。業餘以筆名翁弦尉創作，著有個人短篇小說集《遊走與沉溺》和詩集《不明生物》，曾在國內外榮獲數十項文學獎項。

推薦
本書探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男性欲望的流變以及其歷史意義。作者以同志論述角度切入議題，探索「豔史」與「性史」的辯證關係，以及其書寫與藝術創作的呈現。從王韜到王小波，從張競生到郭沫若，全書考證細膩，議論深刻，堪稱現代中國性別研究又一重要貢獻。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許維賢的大作《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審思男同性欲望論述從晚清至今在華語文化的發展。除了結合了淵博的全球理論和前現代中國論述外，此書的重要貢獻在於批駁一些認為酷兒理論僅為西方英語世界獨有現象的謬論，並在正值茁壯的華語學術世界裡，注入了深具生動原創性的研究和理論。
 
──裴開瑞（Chris Berry），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電影系教授
 
從男男情感和身體欲望為主的同性戀，到社會角色和氣質展現為主的男性建構，加上以革命情操和救國大業為主的國族打造，在許維賢精闢的歷史文學分析中編織成繁複而明確的軌跡，也寫出了「同志」概念在中國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中所形成的重要凝聚意義。
 
──何春蕤，台灣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一份非常具有重大價值的文獻記錄。
 
──韓依薇（Ari Larissa Heinrich），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副教授

自序
【致謝】
 
每天清晨醒來，總像一個遠遊回來的幽靈突然活過來一樣，心懷感激。我必須首先向那些活不下去的世人指出我的發現，世上縱然壞人很多，不好不壞的人更多，但好人也實在不少。在當下思想尚未完全解嚴的亞洲大陸，我們這些人能倖存下來，上蒼有好生之德，亦必須感激人類的仁慈與寬厚美德。這本書得以面世，首先要特別感激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何春蕤、丁乃非和甯應斌的啟蒙和指正、兩位匿名外審的寶貴意見、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的張翰璧和徐幸君的支持和協助，以及遠流出版公司的細心編製。
 
我要十分感激新加坡南大的陳金樑、劉宏、郭振羽、柯思仁、衣若芬和郭淑雲等人這些年來給予我的指點迷津和導航，能在雲南園教書和生活是充實的。北大中文系的陳曉明也是集一身美德和才識的好人，那些年在北京，如果沒有他的扶持和栽培，我不太能想像跌跌撞撞的自己還能走得多遠。我也要特別感謝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平原、戴錦華、溫儒敏、洪子誠、劉勇強、吳鷗、張頤武、李楊、曹文軒和計璧瑞等人給予我的諄諄善誘。北大教授們有些可能未必能完全苟同我那些走向偏鋒的想法，然而他們能容納或正視這些異見，非但沒有暗示我停止說下去，還激勵我什麼時候該說、怎麼說、不說、為什麼說和如何說下去的力量。我要特別感激陳平原在三次關鍵時刻，他都鼎力支持我，以及李楊對此研究議題的關照。
 
書稿裡的六章和部分其他內容，都曾以論文或報告在各種形式的研討會跟學界同仁討論和交流，較後發表於各學術期刊與專書。我要排名不分先後感謝美國哈佛大學的王德威、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書美、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韓依薇（Ari Larissa Hein-rich）、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桑梓蘭、英國倫敦大學的賀麥曉（Michel Hockx）、台灣中研院的李有成教授和彭小妍、台灣大學的劉亮雅和朱偉誠、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的劉人鵬、台灣交通大學的陳光興和林建國、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金觀濤和鄭文惠、香港中文大學的林松輝和彭麗君、香港浸會大學的羅貴祥和林幸謙、北京大學的蔣暉、北京師範大學的張檸、南京大學的周憲、沈衛威和劉俊等等，他們廣博的學識和卓見，都給予我無限的啟發和自我鞭策。
 
此書稿的資料收集和分析最耗時，我要感謝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裴開瑞（Chris Berry）、台灣大學的梅家玲，以及香港大學／浸會大學的朱耀偉，他們在我訪問期間都給予我照應和支持。當年首次踏足台灣，我要特別感謝王潤華及時的援手，以及李瑞騰、封德屏和陳鵬翔等人的照應。我也要排名不分先後感謝謝靜國、顏健富、孫松榮、高嘉謙、許慧琦和呂文翠等人在我近年訪台期間給予我的協助。此外，我也要謝謝Richard、Ewan、陳松全、林鼎瀚、王思揚、饒翔、史靜、明珊珊、劉孟哲和趙振興等人在資料的收集或校閱上曾提供給予我的協助。
 
我要感激父母賜予我一切血液中帶來的天賦，即使是天譴，我都會時刻把它們當作天賦來領受，亦要感恩兩位大姐和大哥多年付出的辛勞。特別感激姑姑打從我童年的時候從英國匯錢支援我們在馬來西亞園丘貧困的童年，她贈給我的童話書、筆、紙和橡皮擦，是我一生中可以佩戴在身上的財富。

【致謝】 5
 
【導論】 7
 
0.1 問題的提出：從豔史到性史 7
 
0.2 同志書寫：重新想像「同志」的系譜與罔兩問景 20
 
0.3 男色：從狹邪小說到同志書寫 34
 
0.4 男性建構：大寫的「同志」與「現代中國性」主體 38
 
0.5 同性愛：從民國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脈絡和討論 58
 
0.6 章節概述 79
 
【第一章】從越界之戀到男性建構：以王韜的豔史為個案 85
 
1.1 《性史》vs.《豔史》？ 85
 
1.2 豔史：品鑑女色和男色 86
 
1.3 漫遊：越界之戀與西方美人 92
 
1.4 言情：跨國之戀與男女形象的重構 97
 
1.5 追憶：戀物癖與現代性的震驚 100
 
1.6 男性建構與中國「屈辱的現代性」 103
 
【第二章】從《性史》到《新文化》：張競生的「社會性」論述和1920年代的同性戀譯述 109
 
2.1 從北京到上海的張競生 109
 
2.2 婦女解放：女性氣質、男性氣概與國民性的建構 113
 
2.3 從《性史》到《新文化》的「社會性」論述 120
 
2.4 中國1920年代的同性戀譯述 128
 
【第三章】同志的罔兩性，友愛的修辭學：現代中國的男同志書寫 137
 
3.1 誰的同志？如何友愛？ 137
 
3.2 〈茫茫夜〉、〈秋柳〉和〈男友〉：「友愛」和「情愛」 140
 
3.3 〈革命時期的愛情〉的「同志愛」 148
 
3.4 〈東宮．西宮〉的「我愛你」 154
 
3.5 .罔兩：丑角─崔子恩與「膠片同志」們 165
 
【第四章】從「同性戀愛」到「走向革命」：〈我的童年〉與郭沫若日後的「自我改造」 173
 
4.1 「昇華」論述、法西斯衝動和自我形塑 173
 
4.2 「同性戀愛」：偷營、遊蕩和奮飛 182
 
4.3 「走向革命」：「發現兒童」和「自我改造」 193
 
4.4 魚雁往返與互相唱和：陳明遠、郭沫若與毛澤東 209
 
4.5 革命論述：吸納與排除 217
 
【第五章】四面楚歌下的同志再現：李碧華和陳凱歌對梅蘭芳《霸王別姬》的改寫 219
 
5.1 《霸王別姬》在中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219
 
5.2 京劇《霸王別姬》：國族的自我理想與幕後的豔史 221
 
5.3 電影《霸王別姬》：男性依戀的恐懼和背叛 228
 
5.4 小說《霸王別姬》：女性自戀的偽裝和喋喋不休 236
 
5.5 程蝶衣 / 張國榮：優伶 / 幽靈─再現等於消失 244
 
【第六章】北京之夜的哥兒們：從《品花寶鑑》到《北京故事》的斷袖羅曼史 249
 
6.1 北京之夜的斷袖羅曼史 249
 
6.2 資本 / 階級命題：欲望與消費 251
 
6.3 政治 / 愛情命題：忠誠和背叛 257
 
6.4 哥兒們的「含蓄美學」與「情 / 欲」二分法 265
 
【餘論】 275
 
7.1 中國大陸同志書寫的敘事特色和弔詭 275
 
7.2 中國大陸當代同志書寫的走向 280
 
7.3 從「現代中國性」到中國後現代？ 293
 
7.4 從「老同志」到新同志的降生？ 299
 
7.5 「個人生活的民主化」和親密關係的變革 303
 
【引用文獻】 307
 
【索引】 337
 
【論文發表出處】 351

程蝶衣／張國榮：優伶／幽靈─再現等於消失
 
歷史與京劇《霸王別姬》的主題是一個女人（妃妾）對另一個男人（帝王）的絕對忠誠和奉獻，李碧華把它重寫成是一個現實生活中扮演虞姬的「（假）女人」對一個扮演霸王的男伶的忠誠和背叛，進一步把它置換成兩個男伶對京劇藝術的忠誠和背叛。陳凱歌則在李碧華的基礎上，突出菊仙的救贖性，展示了「男／女」的絕對忠誠和「男／男」的絕對背叛，重複了異性戀霸權的思維邏輯。《霸王別姬》無論在歷史，或京戲舞台上，它本來就是異性戀的經典模範版本，主題不外強調女人對男人的從一而終─「忠誠」是其亙古不變的教義。但京劇「男扮女裝」的表演方式，讓這個牢固不破的主題，在後人看來有了遐想的空間。在李碧華的「女性自戀」鏡像裡，它被改寫成是一個「（假）女人」對另一個男人的不得善終─「背叛」是小說一以貫之的命題，「文化自戀」被合法化成一種邊緣敘事，對抗國族的男性中心主義，同性愛敘事在那裡只是要達到消解國族話語的手段。陳凱歌以他的「男性依戀」，附著於國族的神話和歷史，雖然企圖打破了這個自戀鏡像，但小說《霸王別姬》裡國族歷史文化對傳統京劇藝術的改寫和否定，很多時候被陳凱歌倒轉回來，解釋成是蝶衣對小樓發生情感衝突的根源。
 
這一切導致蝶衣對小樓的欲望，不斷在這塊四面楚歌的歷史鏡像上無所遁形，殘存在敘事者和大部分觀者意識下的只是對同性愛的恐懼。飾演程蝶衣的一代香港巨星張國榮，他正是在世紀末的媒體聚焦下讓自己的同性愛傾向通過扮演一個優伶「現身」（come out）。廖炳惠在張國榮2004年自盡後重看《霸王別姬》，他覺得程蝶衣這個角色似乎早已預設張國榮在日後生活現實中所顯現的三角關係及其自我毀滅意志。姑且不論張國榮的感情是否受困於廖炳惠所言之鑿鑿的「三角關係」，僅就張國榮的同志身分而言，《霸王別姬》的敘事倒是預先書寫了世紀末巨星的預知死亡紀事。張國榮在生前的一場講稿透露，電影《霸王別姬》的結局不同於原著，包括程蝶衣的自盡，是他和張豐毅二人構思出來的（張國榮 2007: 30）；張國榮之所以安排蝶衣死亡，他的解釋概括下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虞姬個性執著，要死在霸王面前；其二，蝶衣想以自殺來完成原著故事的情節；其三，蝶衣不能接受自己和霸王的年華老去，當他發現在現實生活裡，他與師哥沒有了以往那種親密的感覺，他寧可選擇以虞姬來結束他的生命，做一場真正的《霸王別姬》。除了第二個原因是電影藝術效果上的考量，第一個和第三個原因顯而易見非常貼近張國榮最後選擇自殺的心理狀態，可見張國榮的自盡在當初處理《霸王別姬》的結局時就埋下了伏筆。這份講稿更重要的是洩露了張國榮在參演《霸王別姬》時，所遭受到的極度壓抑狀態：
 
陳凱歌改編的電影《霸王別姬》，卻充滿了極端的「恐同意識」，扭曲了同性戀獨立自主的選擇意向……我認為導演陳凱歌的取鏡很壓抑，過分壓抑……陳凱歌在電影裡一直不想清楚表明兩個男人的感情，而借鞏俐（筆者按：飾菊仙）來平衡故事裡同性關係的情節，這便提升了鞏俐在電影裡的地位。所以，作為一個演員，我只有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借著適當的眼神和動作，傳遞給觀眾……但在拍攝過程中，作為一個演員，我的演繹必得平衡導演對同性戀取材的避忌……（張國榮 2007: 32-33）
 
二十世紀末的罔兩主體在《霸王別姬》裡是以程蝶衣／張國榮，這兩個「優伶／藝人」的職業身分現身，他們都可被視為是晚清豔史脈絡下的《品花寶鑑》杜琴言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投胎轉世，一個投生於電影小說，另一個誕生於演藝界。程蝶衣生不逢時，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歷史把他打入牛馬鬼神的行列。即使革命還沒來到，段小樓新婚之夜，程蝶衣早已預感自己只是個「老了的小鬼」（李碧華 2006: 143）。十九世紀的優伶，投胎來到二十世紀不上五十年，已經是「幽靈」了，而且還是「蒼老的幽靈」。張國榮在二十世紀末要以年輕的肉身擔當扮演這一具「蒼老的幽靈」，其藝術的高難度可想而知。幸好張國榮是一名同志，投入角色不會太困難。但導演取鏡時卻刻意淡化了其中的同性愛再現政治，又在導演／編劇以「女人彩妝」的嚴格規訓下，張國榮的同性愛表演在主流觀眾眼中，很可能只能越顯得像一個小女人那樣小打小鬧，並沒有如張國榮所以為的「或許我的確是顛覆了《霸王別姬》這套電影的演繹」（張國榮 2007: 32）。況且1990年代初張國榮還未宣布「出櫃」，張國榮在《霸王別姬》的整個扮演，只變成了一個極度曲折和艱難的「現身」演習而已。17 雖然電影在萬眾矚目下開拍和上映，可是大部分普通的港台觀眾不想看到什麼同性愛，他們只看到一個現代香港的優伶如何不可思議糾纏上一個其貌不揚的大陸演員張豐毅。大陸的普通老百姓更看不到電影裡有什麼同性愛，它不過是一個演戲入魔的舊社會戲子愛上戲裡的男主角；而這一切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看不到或不願看到的，西方學者們卻自認看到了，但他們更多看到的似乎又只是同性愛的東方主義景觀，小說電影裡的中國歷史在某些論者的詮釋下全部變成同性愛主題的注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來說明更嚴肅的什麼？似乎程蝶衣／張國榮從幕前到幕後所實實在在面臨四面楚歌的同志再現／生存問題都是次要問題。一些西方學者用它來診斷中國革命歷史的病態和變態（張高山 2004: 146-149）。台灣學者廖炳惠利用它來說明台灣、香港和大陸三個地區所構成的緊張關係，台灣像個同性戀者（蝶衣）曾經一心一意想與大陸師兄（小樓）門戶相通，卻被迫於情勢而獨立門戶，香港就如一個煙花女（菊仙）因不經意的誓約，而導致被大陸明媒正娶（廖炳惠 2004: 35）。18 有些大陸學者卻利用它來說明第五代導演如何崇洋媚外進行東方主義和全球化的勾結。香港作家梁秉鈞利用它來闡釋香港如何在大中國導演的掌鏡下，曖昧的香港被邊緣化以至成了一個不能表白自我的主體（2003: 107-108），但梁秉鈞大概沒想到的是，霸王南來香港的那一段被刪，要追究下來也不是大陸導演陳凱歌的主意，這是張國榮和張豐毅的決定，因為他們有感在大時代的浪濤中，電影是難以安排霸王渡江南來（張國榮 2007: 30）。
 
電影《霸王別姬》從拍攝到放映的前前後後，似乎只有全世界的八卦記者和讀者對程蝶衣／張國榮的性傾向感興趣，但他們大多數在進行的活動不是去瞭解或改善優伶／藝人面對著的罔兩再現／生存問題，而是持續偷窺著這兩具為了滿足觀者視覺效果而被導演／編劇「極度陰性化」的同志主體，以進一步「證實」和強化各自對同性愛的刻板印象。
 
這一切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霸王別姬》雖然熱烘烘進入1990年代華語小說和電影的議論之中，可是文本裡的罔兩主體和性欲卻被政治歷史、流行文化符號和性史敘事機制迅速「轉喻」、「剪接」或「刪剪」。在政治歷史和性史敘事機制話語過於強大的舞台螢幕上，大家只能透過歷史的刀光劍影，對同志主體被商品化的在場給予捕風捉影的描繪。張國榮一如程蝶衣那樣或許當年過於天真，他們倆以為自己的現身和「獻身」於表演藝術，可以讓自己與觀眾更接近同性愛的真相，最後一幕他們倆才意識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除了自盡「謝罪」，他們還有什麼更好可以成全自己同性愛欲望的方式？現在人們連歷史的真相都已經放棄去釐清，過量的「歷史化」話語傷害了生活本身，歷史也緊隨其後同樣退化（尼采 2007: 11）。我們似乎很難希翼人們去瞭解兩個男人是否相愛的真相。因而在這種「女性自戀」和「男性依戀」聯手打造的時代光影裡，在四面楚歌的政治歷史和性史敘事被商品化的噪音中，人們始終不可能看見同志完整的罔兩主體，因為這些優伶／幽靈的出場和再現，等於他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