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明傳奇小說選(二版)

一

傳奇是唐代興起的一種小說體裁，其名稱得之於晚唐裴鉶的傳奇小說集《傳奇》。所謂「傳奇」，就是傳述奇聞異事的意思，同以往略述故事梗概的筆記體小說相比，唐代傳奇具有敘事詳盡、想像飛騰、情致婉曲、文采華茂等特徵，它是我國古代文言小說高度成熟的標誌。

宋代傳奇小說有其自身獨具的特色，也產生了一些較好的作品，但總體來看，多數作品過於平淡質實，想像力和創造性明顯不足，傳奇創作呈現了一種衰頹的趨勢，這與宋代理學盛行、文人思想拘謹內向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聯繫。傳奇小說這種衰頹的趨勢直至明初方被扭轉過來。

宋濂、高啟都是明初執文壇牛耳的人物，同被列入「明初三大家」。他們雖無意於作傳奇小說，但宋濂的〈王冕傳〉、〈秦士錄〉、〈杜環小傳〉，高啟的〈南宮生傳〉、〈書縛鷄者事〉等人物傳記，著力描繪了一些具有卓異特行的人物，展示他們超群蓋世的才藝、狂傲不羈的個性或豪俠仗義的品格，在寫奇人時以奇氣灌注其中，體現了元明之際崇揚個性的時代精神和呼喚英豪的社會心理，這對後代的傳奇小說創作是有啟迪作用的。

瞿佑的《剪燈新話》是文言小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書中所記多為「好事者」提供的「近事」，「遠不出百年，近祇在數載」，這就扭轉了宋代傳奇小說假託歷史、迴避時事的偏向；《新話》追摹唐人傳奇的風韻情致，所記多為婚戀故事和靈異故事，「涉于語怪，近于誨淫」，追奇述異，著意虛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代傳奇小說崇實尚質的町畦，從而開創了明代傳奇小說創作的新格局。

《新話》靈異類作品大多通過譎詭幻怪的故事，表達元末明初的社會心理和文人們複雜而痛切的現實感受。如〈太虛司法傳〉寫恃才傲物的書生馮大異在荒野之中先後被群屍、夜叉和無頭惡鬼圍攻追打，躲進佛像腹中，又險一點兒成了佛像的點心。大異失足墜入鬼谷，鬼王對他濫施酷刑，時而把他拉成三丈長的「長竿怪」，時而將他壓成一尺高的「蟛蜞怪」，最後眾鬼又讓他變成獸角鳥嘴、朱髮碧眼的怪物。小說中陰森恐怖的描寫透射著元末的黑暗與險惡，馮大異所受到的種種折磨和摧殘，則喻示著亂世百姓所經受的深重災難，篇末馮大異天庭訴訟獲勝、群鬼夷滅無遺、鬼谷陷為巨澤的描寫，折射著久亂思治、渴望有正義的力量來鏟除邪惡的社會心理。〈申陽洞記〉中的猴妖搶占他人地盤，擄掠良家美女，則象徵著元末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的社會狀況。在李德逢這個憑藉著智慧和勇武除妖滅怪的人物身上，也寄託了人民對見義勇為、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的企盼和崇拜之情。

最能反映元明之際文士心態和命運的，當屬〈華亭逢故人記〉。元末松江士人全某、賈某豪放不羈，抱負非凡，企望在風雲開闔的年代乘時而動，立身揚名，自信「袖中一把龍泉劍，撐住東南半壁天」。兩人為起兵支援張士誠的錢鶴皋出謀劃策，兵敗後投水自殺。他們的鬼魂與故人相遇，縱論古代謀求功名富貴之人的種種不同的結局。其中有兵敗被殺前為貪圖富貴而喪身感到後悔的劉黑闥，有不願投降稱臣而寧可自盡的田橫，有反隋有功但因為嫌官小而叛唐遭殺的李密，有功高蓋主而卒受誅夷的韓信、劉文靜，也有失敗後遁入空門而全身的駱賓王、黃巢。「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之語，深刻揭示了富貴與危機的關係，對士人的尷尬處境和兩難心理作了準確的概括。「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則反映了某些士人為攫取名利而不顧道義、不擇手段的人生態度。作者對韓信、劉文靜等開國名臣功成受戮深有感慨，這在朱元璋大開殺戒的明初，顯然有深意存焉。

瞿佑在元明鼎革之際的社會大動亂中飽受流離顛沛之苦，入明後又切身體驗到獨裁專制和政治高壓政策的嚴酷可懼。潦倒落拓，滿腹窮愁，於是藉小說來馳騁才思，哀窮悼屈，為抱才遭困的寒士鳴不平。〈修文舍人傳〉中的震澤書生夏顏，「博學多聞，性氣英邁」，卻過著「日不暇給」的生活，最後因窮愁困苦而客死他鄉，他傾注畢生心血寫下的文章也無錢刊印，遭盜賊偷竊和蟲鼠毀傷，十不存一。〈永州野廟記〉中的寒儒畢應祥路過永州野廟時，因無錢設奠敬獻，便遭到妖蟒追殺，幾陷死地，這實際上是貪官酷吏壓榨和迫害文士的隱喻。在〈令狐生冥夢錄〉中，剛直之士令狐生寫詩諷刺冥府受財曲法，觸怒了冥府，被加上「敢為狂辭，誣我官府」的罪名打入「犁舌獄」，這實際上是明初文字獄的寫照。

《新話》中有不少作品通過文士在幽冥世界的奇遇來彰揚文士的才學和品格，反襯陽世的吏治腐敗和賢愚倒置。在〈水宮慶會錄〉中，潮州士人余善文為南海龍王廣利新建的靈德殿作〈上梁文〉而被奉為上賓，得以與四海龍王平起平坐。東海龍王的隨從輕賤斯文、藐視「白衣」、反對讓余善文與龍王共席，遭到了廣利等龍王的呵斥。事後余善文還得到了一大筆「潤筆之資」。瞿佑將本篇置於《剪燈新話》全書之首，大有為寒士吐氣揚眉的意思。〈令狐生冥夢錄〉中的令狐生，在冥王殿受審時據理力爭，拉斷殿檻也不肯入獄。他藉寫供狀之機吐冤泄憤，揭露冥府的媚富欺貧和不明不公，連冥王也不得不承認他「持論頗正」，將他放還。像令狐生這樣傲骨嶙峋、富有抗爭精神的文士，在文言小說中還不甚多見。〈修文舍人傳〉中的夏顏在陽世坎坷困頓，死後在陰間卻受到重用，擔任修文舍人之職，「頗極清要」。夏顏的鬼魂與故人相見，極力稱讚冥間的清廉公正，用人「必當其才，必稱其職」，「黜陟必明，賞罰必公」，「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躐取也」。該篇借陰諷陽，用冥司反襯人間官場，對當時社會在取士用人方面的種種弊端惡習作了深入骨髓的鞭撻，作者憤世嫉邪的情緒也傾瀉而出。《新話》被視為「邪說異端」而橫遭禁毀，這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話》中婚戀類的作品較多地反映了市民階層的世俗願望，這是彰揚個性的人文主義思潮在小說中的反映。元末是一個思想控制相對鬆弛的時期，特別是蘇州、杭州一帶，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市民意識顯得較為活躍。個體的世俗情感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承認和肯定。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個性狂狷放達，他用詩寫世俗享樂生活，表現了一種反禮教、非道德的傾向。當時有人攻擊他是「以淫詞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的「文妖」（王彝《王徵士集‧文妖》）。瞿佑少年時代就與楊維楨多有接觸，曾當場和楊維楨的〈香奩八 〉，並按楊的要求，以「鞋杯」為題填〈沁園春〉詞一曲，深得楊的賞識，被楊譽為瞿家的「千里駒」。瞿佑受楊維楨的影響，是十分自然的事。在《剪燈新話》的婚戀故事中，雖然也有一些勸善懲惡的道德說教，但表現得更多的是市民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如〈聯芳樓記〉中蘇州富商之女薛蘭英、薛蕙英在小樓上窺見年青的商人鄭生在船上洗澡，便投下一對荔枝表達愛慕之情。夜晚，二女又用竹兜將鄭生吊上樓去私會，二女一男，「盡繾綣之意」。薛商知道後也並沒有加以訓斥和制止，而是順水推舟地將兩個女兒嫁給了鄭生。〈渭塘奇遇記〉中的酒店店主女兒見到來店飲酒的王生年少英俊，頓生愛心，「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非禮莫視，非禮莫動」的戒律對她似乎不起作用。在〈秋香亭記〉中，商生與表妹楊采采自幼相愛，後遭逢戰亂而天各一方。亂平之後，商生在金陵找到采采，采采已嫁給一個開彩帛鋪的王某為妻。采采寄詩給商生，詩末有「安得神靈如倩女，芳魂容易到君邊」之句，希望自己能像〈離魂記〉中的張倩女那樣靈魂出走，飛到意中人身邊。作者在所作的〈滿庭芳〉詞和篇末的議論中，連用唐傳奇〈崑崙奴〉和〈無雙傳〉中的典故，盼望能有磨勒、古押衙那樣具有奇謀神術的俠義之士出現，將有夫之婦采采從她丈夫那裡奪過來，讓她與商生結為眷屬。這充分體現了新興市民重情不重禮的婚戀觀，明顯帶有離經叛道的思想特徵。〈金鳳釵記〉、〈滕穆醉遊聚景園記〉、〈綠衣人傳〉等寫人鬼相戀的作品，則通過淒美幽怨的故事表現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生死不渝的真摯愛情，宣揚情具有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其異端傾向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