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講中國社會經濟史

由歷史大師錢穆的講稿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脈絡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一生致力於研究和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對於中國的史學、經學及文化思想等都有不可或缺的學術貢獻，其所著之《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仍是現代學術思想的楷模。儘管錢師著述甚豐，甚至超過八十本，亦曾在著述中提及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性，卻從沒有一本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專著。

葉龍先生曾師從錢賓四先生多年，於五十年代先後修讀錢穆之“中國經濟史”、“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等課。雖錢師之風采我輩已無緣目睹，幸有葉龍先生一直保存當年課堂之筆記，並加以整理補遺，使我輩於六十年後仍然可以感受錢師的孜孜教誨，讀到他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真知灼見。

往時學歷史的人，比較不注意社會和經濟，錢穆先生把傳疑時代至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面貌娓娓道來，深入淺出地剖析中國歷代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其中諸多見解頗具開創性意義，至今仍影響匪淺。

本書特色：
1 本書輯錄錢穆講課的內容，扼要地講述中國由遠古時代至清朝的社會制度及經濟發展，當中不時引經據典，讀來饒有趣味。
2 講稿內容以點題式編排，討論範圍廣，主題包括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科舉制度、民間手工業、貿易交通等，涉及傳統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
3 錢穆講稿得學生葉龍整理，加入手繪圖、補充引經據典的出處，盡量還原錢穆當年授課的原貌。

自序

余在新亞書院就讀期間，曾修讀錢穆老師的講授的六門課程，在研究所時之兩課不計，計有一九五三年的“中國經濟史”和“中國通史”；一九五四年的“莊子”和“中國文化史”；一九五五年的“中國文學史”；和一九五六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一共六門課，其中除了“莊子”以外，都是史，除了“通史”，其他都是專門史。

錢師曾言：

“穆意大陸終為今日吾等在香港者一歸宿之所，此事已在前年與弟及新亞同人談及，盼能常存心懷，並在學業上好作準備，先憂後樂，書生報國，惟在此，弟此行感觸，即是做學問一大方向，如何轉移風氣人心？乃屬學人大責任所在，千幸勿忽。穆雖老，亦當追隨努力也。”

照錢師此函所言，錢師與其弟子輩均應負此責任，即是讓吾等先做好學問，以備將來將學識傳往內地，以作轉移風氣人心之用。今吾將錢師講授各課逐本傳入中國大陸，由後浪、新華諸書店刊印發行全國，且余又撰寫多篇萬字長文刊登於《深圳商報》，以介紹錢師著述上述各書稿之內容，凡此種種，亦即符合錢師生前期望，相信錢師若泉下有知，亦必內心感慰無已也。

今余手頭尚有錢師所謂“中國通史”筆記稿一冊，及未及找到之“中國文化史”稿本，二稿如能接續整理出版，則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再說，余整理錢師“中國社會經濟史”講稿，不及兩周已完成，此乃因錢師當時所講，出口成章，故使余整理費時不多。由於原稿寫於一甲子前，墨水褪色已淡，余又年近米壽，得賴放大鏡看清字跡，遇有潦草褪色之字，得用兩鏡重疊，始能照明看清，惟全稿仍有一些句未能查明，只得割愛捨棄，且余當年缺“漕運”一堂之講課，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也，一切惟有順其自然，望讀者諒之，自信記錄差可準確，但難免有所疏誤之處，再次懇請各界恕宥為感。是為序。

葉龍序於二○一五年

四月四日上午於香港青衣寓廬

自序

緒論

第一篇 古代氏族社會與農業概況

第二篇 古代封建社會

第三篇 春秋與戰國時期土地與工商業

第四篇 古代四民社會

第五篇 漢代經濟

第六篇 魏晉時期門第社會

第七篇 魏晉南北朝制度

第八篇 魏晉南北朝佛教傳播

第九篇 中古時期城市

第十篇 唐代海內外交通和貿易

第十一篇 唐宋科舉社會

第十二篇 宋代興起的新制度

第十三篇 元代統治狀況

第十四篇 明代經濟狀況

第十五篇 宋元明三代民間手工業

第十六篇 宋以後的市場形式

第十七篇 從井田制談到唐代賦稅制

第十八篇 明代稅制

第十九篇 清代稅制與民生

第二十篇 民國時代的賦稅

緒論

向來學歷史的人，比較不注意社會和經濟。西方人講社會學也不過只是兩百年之久而已。後來開始講經濟和社會學時，並不牽入歷史，要到後來才知有連帶關係。

社會與經濟兩者可合講，亦可分講。所謂“唯物史觀”，即是“經濟史觀”，他們認為由經濟形態來決定社會形態，再由社會形態來決定一切歷史，遂有社會的分期。中國人講歷史比較有系統，是按朝代來講；西方人講歷史則較紊亂，故只分為上古、中古及近古等來講。由“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的學者來分期的話，則稱政治跟社會、社會跟經濟。封建主義是農業，資本主義是商業，共產主義社會則仍是工商業，這樣分法，可以說部分是對的，但是對東方歷史來說，則不能如此分法來講。因為人類歷史演進並不是照馬克思所講的。人類歷史的演進，有無共同的軌道，是一個大問題，對各個不同的民族來說，意義極為重大，這要用歸納法來講。中國人的歷史演進，歐洲人的⋯⋯回教人民的⋯⋯歷史演進，將各民族的歷史演進加以匯通，可以看出是否有共同軌道。

今天講理論的，蘇聯的有講錯，但卻講得有聲有色；此點為英美各國所不及。今天如果英美各國要想用真理來駁倒共產黨的理論，這就得要獻身於真理。

今天要用政治或宗教等來解決問題，卻解決不了，因此，西方人就漸漸注意到東方的歷史了。今天，中共推行的政策較傾向於蘇聯，力量很大；大陸青年須學習“唯物史觀”，影響很大，因其政府想用“唯物史觀”來溝通中國歷史。

最近，法國的巴黎正在召開漢學家會議，提出中國歷史如何分期。今日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土耳其、埃及等等國家的歷史都不完整，唯有中國的歷史，才可以來研究人類的歷史如何來演進。這便是今日歐美已注意到的文化問題。

從前的西方人，總認為不信上帝的民族是不開化的。但今日他們改進這種錯誤觀點。今日來談這問題仍是一個知識的歷史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要求，是書上沒有的新知識。

共產黨有一套根據歷史的大理論，因此看不起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職業性的小問題。將來對世界學術有大貢獻的，最好是研究中國歷史。

今日世界人類已經覺醒，自己各有一套文化，不願佩服他人的。今日我們來講世界人類歷史共同演進的方法，就要用歷史的科學的歸納法。

第一篇 古代氏族社會與農業概況

一、古代北方農作物考

最古的中國社會並非原始共產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中國古代的經濟以農業為始。世界各國文化的開始都是如此。

所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即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及中國，文明發源地都是從農業開始，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底格勒斯兩河；印度有恆河；中國有黃河，其實中國不同上述三國，因農業發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國的農業發展並非單靠一條河。今舉例言之，埃及、巴比倫和印度均區於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緯度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與巴比倫面積小，印度較大，但比較單純；而中國卻幅員大，是大面積的，此點亦與上述諸國有別。

再者，中國古代的北方農作物並非種稻麥。向來有所謂五穀，即黍、稷、稻、粱、麥，再加上豆，則稱六穀，再加上別的，則稱九穀。農作物的品種，照理是由一處散佈至各地，各種生物學均然。所謂生物一源，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我人如要研究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應根據歷史來研究。

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應是黍與稷，最早產於北方的便是黍與稷，我國的《詩經》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講到占卜年成好壞，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甲骨文，但未見有“求麥”，因為黍賤易種，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人求豐年只求黍，這是歷史材料，當我人研究此種甲骨文之史料時，應該發生問題，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麥，原因如上所說，因黍是不值錢而易種，是商代人的主要農業作物，這證據可在《詩經》中找到，因黍稷兩字很多。

我國古代農業發明者有后稷，有神農。后者，上帝也，“后”與“神”都是形容詞，神農姓姜，后稷姓姬，此兩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后稻、后麥，而稱后稷呢？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最古的農作物是稷。

甲骨文是盤庚後之文物，是我國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藉傳說而來，這也不一定不可靠，此假說乃由推想而來。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農作物，因為鄭玄說：“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日北方以麥為主，種麥處即是種稻處，我國南方以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的水份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份少，故生在高地為宜。

今提出另一證據，束皙〈補亡詩〉云：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陵是指山地，丘陵之意，即黍開花於山上，長江流域地區的山上可種稻，有田，但在黃河流域的陝西地區山上則種麥，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種高地山上的農作物，是旱地作物。

另一證據是《史記》〈五帝本紀〉云：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這是說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魚。

又一證明：后稷發明叫人種田就在山西的稷山（並非陝西），自古就有此傳說。

再一證明：神農一名烈山氏，意即神農氏發明農業，將山上的樹木燒掉作肥料來耕種作田，並非用水利灌溉來種田，所以又稱為烈山氏。

又如夏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齊俗訓〉云：

“堯之治天下也，⋯⋯澤皋織網，陵阪耕田。”

所謂陵阪，即在山上耕田；澤皋者，即在平原之湖泊地區捕魚。淮南子是今安徽人，知古代人低地捕魚，高地種田，可見他懂得歷史。

又一證明：《吳越春秋》〈吳太伯傳〉道：

“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即后稷）使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

《吳越春秋》的作者是東漢時的浙江人。此處所謂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種田。

由上述各種證明，古代人種田均在山坡上，種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麥作物。

四、氏與族的分別

我們可稱古代為氏族社會。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所謂禹會萬國，在古代無國只有氏，故此處稱防風氏，而不叫防風國，一個氏即一個部落，這部落是住在山坡上，故名叫“氏”。

“族”者，即在一面旗幟下面，大家拿着一支矢，這是遊牧民族，所遊過之處，他人不得侵犯。“物”字從牛從勿（勿即旗也）。物有多種，神怪亦叫物，《康熙字典》解物字有七八種說法。物本來是分別之意，何以又作神怪解？滬語“勃相”，即是“物相”，物可讀作勃，考察之意。故“物”者是在旗上畫一個手，這證明古代是圖騰社會。

今由“物”講到“族”，族是到處去打獵，帶着弓矢，是個遊牧社會。“族”是可遷徙的，“氏”是較安定的。

至商代時，人民已遷居至低地。但種麥者仍稀少，此時亦沒有稻。由氏族兩字來看，我國古代社會是遊牧兼耕稼。可能遊牧民族住在平地，而較高的耕稼民族反而住在山坡上。要待人住在平地耕種時，需要有堡壘防禦，但當時仍無城牆，相傳鯀發明築城以防洪水，但待考。

我人可根據“黃帝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一句，來說明當時是否有城？

農業民族與商業遊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長住的、無爭的；後者則是戰爭掠奪的、流動的、爭奪的。

農業民族沒有防禦的必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故沒有國家和團體觀念。西洋人有悲劇，有驚險，因為是商業的；中國的農業則平淡無奇，亦無驚險。

氏有地域觀念，後來轉而為家族觀念。因此由氏族社會轉而為宗法社會。侯字有矢，是用矢射中酷的封侯，這是遊牧社會的制度。

古代的中國人是平鋪的，散漫的，物質是貧弱的，但可自供給足，因為窮，因此沒有奢侈，西洋社會是吃了奢侈的虧。中國則否。中國社會是散漫而不團結，但相安無事；自小處講，多成家庭觀念；自大處講，則變成國家觀念。

我在以上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氏族社會”；一是“黍稷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