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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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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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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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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探討香港高等教育近二十年的發展概況,並就三個範疇進行梳理和分析,包括:
一、國際化與區域教育樞紐的願景,着眼於認識現行策略背後視高等教育為推動經濟發展工具的理念之局限性,並透過探討國際化的非工具性元素,從而闡析教育樞紐的豐富含義及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二、新自由主義與普及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闡述了香港政府如何以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方式,推動高等教育擴展與普及化,並分析隨之而來有關課程收費、課程質素、畢業生前景等問題,與政府的應對方法;
三、問責與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關係,闡述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管理主義與績效文化興起,與之相應的評審工作及大學排名日漸普及,藉此反思如何加強對大專院校問責的同時,保障它們的自主和學者的學術自由。

作者簡介

盧一威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哲學博士,主修社會政策。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和國際教育及東亞地區高等教育政策。學術論文見於Comparative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Compare等國際期刊。曾任香港教育研究學會執委及常務秘書、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副主編,現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編委。近期著作University Rankings: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Springer, 2014)。

伍世傑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哲學碩士,主修社會發展及社會理論,曾於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以及澳洲昆士蘭大學社會科學系訪學,現任職於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除了高等教育政策外,現時專注研究世界主義及綠色運動等課題。

韓笑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在讀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跨國教育及高等教育政策。

目次

【香港經驗叢書】出版說明

【香港經驗叢書】序

序言

 

第一部分 緒論

第一章 香港高等教育制度

一、歷史背景

二、相關機構

三、香港高等教育院校

 

第二部分 全球化下香港高等教育轉型的脈絡

第二章 高等教育國際化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概念

二、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策

三、與中國內地的關係

四、小結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與高等教育改革

一、新自由主義市場模式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

三、以市場模式推動高等教育普及化

四、擴充副學位課程的爭議

五、小結

 

第四章 高等教育問責

一、何謂高等教育問責

二、教資會和評審局的質素保證機制

三、大學排名

四、小結

 

第三部分 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現況與變革趨勢

第五章 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願景

一、何謂教育樞紐

二、香港高等教育產業化

三、發展跨境高等教育

四、全球高等教育中香港的定位與角色

五、小結

 

第六章 後普及化時代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轉變

一、香港高等教育的監管體制

二、高等教育問題與政策回應

三、高等教育政策轉變

四、高等教育議程設定

五、小結

 

第七章 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

一、何謂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

二、問責與自主

三、香港的學術文化

四、當前的社會轉變和大學面對的挑戰

五、小結

 

第四部分 結論

第八章 與鄰近國家和地區比較

一、香港

二、中國內地

三、台灣

四、新加坡

五、小結

 

第九章 挑戰與機遇

一、區域主義與大中華概念

二、香港高等教育的挑戰與機遇

三、結語

書摘/試閱

第一章 香港高等教育制度

一、歷史背景

香港有超過150年的英國殖民歷史。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及後清廷於1860年再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並於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界及一系列島嶼租借英國,為期99年。直至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與英國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規定英國於199771日將三條條約割讓及借租的領土一併交還中國,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管治方針下,香港可繼續沿用資本主義制度,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式運作,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變,讓香港平穩過渡。

殖民地的背景為香港帶來了與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面貌,於英治時期剛好避過了中國大陸地區動盪的時代。二戰過後的社會福利改革,特別是教育、房屋、醫療、社會保障政策等,促進了香港的工商業發展,使其成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和都市化的城市,並奠定其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故香港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亦被視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香港現時擁有七百萬人口,超過九成為華人,大部分人以廣東話作為母語,而英語亦為官方語言。

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始於英殖時期。最早的高等院校為1887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該校於1907年更名為香港西醫書院,及後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1911年,香港大學(港大)成立,為香港第一所大學。其成立由多個歷史因素促使。首先,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學生大多嚮往西式科技以自強救國,加上當時香港已有30多所政府及教會團體中學,培養了不少中學畢業生,所以社會對大學教育需求大增。其次,英國亦希望透過大學教育爭取華人精英階層支持殖民地政府統治。再者,在西方列強割據的背景下,英國有意擴展其文化影響力到中國及亞洲地區。故此,當時的香港總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力主成立港大,並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制度為藍圖。此辦學計劃迅速得到包括英國政府、英商、省港工商界的捐助及支持。不過,儘管港大有為「中國而立」的創校精神,但並不重視培養華人精英階層的國家與民族認同等觀念,反而強調鞏固英國的殖民管治及其在東亞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影響力,而其開辦的課程亦以實用學科為主,着重理工科目而較輕視人文學科。港大成立初期,雖然當時學生大多來自本地及中國內地,但大部分講師及教授均來自英國,故港大以英語授課,這意味着只有少數能通過英語入學試的學生才能考入港大。由於當時只有極少數人能入讀港大,加上學費高昂,所以港大學生皆被視為社會精英,而出身草根階層、憑着優異成績獲頒獎學金入讀港大的學生尤為難得。

國共內戰後,中國大陸的政局變化令香港人口急速上升,但房屋、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資源卻嚴重不足。另外,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淪陷,港大的校舍被日軍徵用,並被大肆破壞,其後在1948年雖然能勉強復課,惟已無法應付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需求,加上當時社會百廢待興,政府財政資源有限,高等教育相對而言並不是最重要的一環。事實上,港府於1951年成立祈士域委員會(Keswick Committee),對當時的大學教育進行了檢討,其中就包括了將學制由四年縮減為三年的建議,以減省開支,並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祈士域報告雖然不建議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成立一所中文大學,但提出學位課程應由英語授課轉為中文,以滿足當時大量逃難至香港的內地移民的高教需求。儘管港大堅決反對建議,但該報告卻催生了華文私立大專百花齊放的局面。由於當時南下的移民當中,不乏年輕學者及知識分子,他們當中不少人希望能夠在香港成立華文授課的私立大學,但由於當時的法例所限,所以最終只能成立大專學院或書院。故此,不少華文書院在這段時期成立,較廣為人知的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三所成員書院──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浸大)的前身浸會書院、葛量洪教育學院(後併入香港教育學院)、珠海學院的前身珠海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的前身能仁書院,還有中華民國(台灣)教育部成立的新亞研究所、華夏書院、德明書院等。儘管這些院校在當時被譏諷為難民書院,教育質素亦備受質疑,但私立華文書院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大專學位,彌補了當時高教資源不足,也間接促成了第二所公立大學之成立,並奠定了高等教育擴張的基礎。

由於這些私立華文大專院校的迅速發展,不少更有中國內地及台灣背景,因此港英政府擔心這些院校會培養反殖民主義思想,故對其發展頗有戒心。1950年代,雖然英文中學(英中)比中文中學(中中)多,但中中的畢業生數目卻比英中多,加上大學學位始終不足,因而港英政府也開始注意中中及華文大專畢業生的動向。事實上,當時有相當數量的中中及華文大專畢業生會到中國內地或台灣升學,接受親中或親台的教育。由於這些學生有可能受反殖民和國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這些出路並不利於港英殖民政府對香港的統治。故此,1950年代末期,港府開始意識到成立一所中文大學將有助把中國文化納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統,以遏止當時社會上的反殖民思想。1957年,新亞、崇基、聯合三院組成「中文專上學校栛會」,向港英政府提出認可和資助的申請,直至19596月,新上任的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宣佈考慮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聯邦制大學,並撥出馬料水地段作為校舍,於同年8月開始向這三間書院提供撥款資助。經過一輪磋商,港府於1962年委任由富爾敦(John

Scott Fulton)出任主席的委員會,研究成立一所中文聯邦制大學的可行性,富爾敦委員會於19634月發表報告,同意成立中文聯邦制大學的建議,並提到該制度有效保留三所院校各有特色的傳統,並主張:「每一所書院的各學部認真地研讀中國文學作品,並學習中國的歷史、文明與文化。」報告書發表不到半年,政府就立法通過成立這所大學,定名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於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於中大一向以中文授課,所以過去大學的教職員絕大多數是華人,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一直受到抨擊,而這爭議並沒有因為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而消失。

雖然中大的成立有助吸納更多中學畢業生,但大學學額仍然相當有限,其時只有約1%的適齡人口能入讀大學學位課程,而入學資格主要是以公開試成績為準則,所以大學仍然被視為培養精英的場所,高等教育仍然發展緩慢。不過,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香港的工商業發展逐漸由勞工密集的輕工業轉型到以技術為本的工業及製造業,1950年代的小學教育擴展政策產生大批小學畢業生,也增加了中學教育的需求,促成了1960年代的中學教育擴展政策。而港英政府於1965年發表的《香港教育政策白皮書》、1966年的《高教特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書》,以及1966年的《香港高等教育特別委員會第二號中期報告書》均反眏了港府開始將高等教育政策聯繫到經濟發展和人力需求。在院校發展方面,政府於1967年將三所師範學院易名為教育學院,同年批准了嶺南書院註冊成大專院校,於1972年在香港工業專門學院的基礎上成立香港理工學院,於1970年代亦分別批准了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樹仁學院的註冊,為其後資助大學教育擴張奠下基礎。

1980年,由當時教育司陶建(Kenneth Topley)主持的香港高等及技術教育委員會,對香港高等教育發展進行了一次全面檢討,次年6月發表《陶建報告書》。這份報告書被視為影響1980-90年代高等教育擴張的極重要官方文件,因其內容涉及多方面,包括:討論第三所大學的可行性;成立第二所理工大學;成立小組監察師範大學;試驗成人教育設備;興建第七及第八所工業學院;擴大兩所大學的研究生學額;資助嶺南學院;讓香港理工學院及浸會學院開辦學位課程;增加專上學額來取代港生到英國升學等。港英政府亦隨即邀請一些國際學者全面檢討教育發展,並委任約翰素倫(John Llewelyn)為檢討工作委員會主席。

19841月,第二所理工學院,即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的前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成立,同年,香港浸會學院亦獲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即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前身)撥款資助。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於1982年取代香港訓練會後,政府於1984年決定興建第七及第八間工業學院,港府亦於同年成立香港演藝學院(下稱演藝學院),及後於1989年成立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香港公開大學的前身),令大專教育進一步擴展。

1980年代香港經濟進一步轉型為以商業為主,而當時亞洲地區在相同領域存在不少競爭對手,因此工商界要求政府積極培訓人才,以加強香港的競爭力。最後,港督尤德(Edward Youde)於1987年決定批出位於新界大埔仔的前軍營興建第三所大學,定名為香港科技大學(科大)。1991年,科大正式成立,為1990年代資助大學教育擴張揭開序幕。港府為了擴張大學教育提出不少措施,首次於1990年增加資助院校(港大、中大、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香港浸會學院)的學額,於1992年將中大學士學位課程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而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浸會學院分別通過香港學術評審局的評估,取得自行評審資格,於1994年升格為大學。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亦於1991年決定資助嶺南學院,其後於1999年升格為大學。私立大學教育亦取得新進展,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獲得學位頒授權,於1997年升格為香港公開大學(公大),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港府於1992年將五所師範學院,即羅富國師範學院、葛量洪教育學院、柏立基教育學院、香港工商師範學院及語文教育學院,合併成為香港教育學院(教院),並於1996年成為教資會的資助院校之一,於1998年成功開設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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