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哈伯馬斯

哈伯馬斯以一種地道的德國方式、一種現在看來已不太合潮流的方式堅持並傳播着自己的宏大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的本質、現代社會面臨的問題，以及語言、道德、倫理、政治、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等，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而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由多個學科的知識精心編織在一起的，是錯綜複雜又包羅萬象的複合體。他的理論著作篇幅長、術語多，令人望而生畏。哈伯馬斯並不為初入門者寫作，第一次讀到他著作的讀者往往會產生挫敗感。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想為讀者簡明地勾劃出哈伯馬斯理論的主要脈絡，將其著述的不同部分置於一個整體化的背景中。

作者 芬利森（James Gordon Finlayson）
英國塞西克斯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社會與政治思想學科召集人。

vii 致　謝
ix 前　言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1 第一章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19 第二章　哈伯馬斯研究社會理論的新方法
35 第三章　語用意義專題
59 第四章　社會理論專題
77 第五章　哈伯馬斯的現代性理論
93 第六章　商談倫理學 I：道德的商談理論
111 第七章　商談倫理學II：倫理商談與政治轉向
129 第八章　政治、民主與法律
149 第九章　德國、歐洲以及後民族公民身份
169 附　錄　哈伯馬斯的五個主要研究專題概要
173 推薦閱讀書目

第一章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
在英語國家，哈伯馬斯為人熟稔的作品有《交往行為理論》、關於商談倫理學的各類文章以及《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籠統地講，他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理論都已經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各自闡發。哈伯馬斯還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理論家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也應被看成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的批判理論進行不斷反思的結晶。
二戰之前和之後的一段時間，一群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文化批評家，在法蘭克福由私人資助的社會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由來。這些思想者在學院一本名為《社會研究雜誌》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寬泛地說，他們遵從
共同的學術範式：他們作同樣的理論假設，提出類似的問題，都受到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 )和馬克思( 1818–1883 ) 辯證哲學的影響。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所追隨的當代德國辯證哲學的傳統，有時又被稱為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它遠不是社會思潮的主流。作為知識份子中的少數派，他們同當時佔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義歐洲傳統和邏輯經驗主義盎格魯—奧地利傳統針鋒相對。後來人談到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時，這個認識是不可少的。
霍克海默( 1895–1973 )，法蘭克福研究院名譽院長，對於1930年代「批判理論」範式的發展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霍克海默看來，批判理論將成為新的跨學科理論活動，它補充並改造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哲學，在其中注入了來自精神分析這一相對新生的學科，以及來自德國社會學、人類學與非主流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的敏銳洞見。所以，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具有四個主要特點：跨學科性、反思性、辯證性和批判性。
法蘭克福學派率先將多視角、多學科的方法同時運用於道德、宗教、科學、理性和合理性研究。他們認為，不同學科視角的交叉能夠產生新的洞見，這樣的見識在一個視閾狹隘、日趨專業化的學術領域內則無法獲得。這樣，他們便挑戰了當時盛行的想當然的
看法，即唯有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方法具有有效性。與幾乎包括了從數學、形式邏輯到自然科學的所有方面、霍克海默所謂的「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具有反思特徵，即內在的自我意識特徵。批判理論反思其自身產生的社會背景，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作用，反思其實踐者的意圖和利益，等等。批判理論同這樣的反思密不可分。
與跨學科性相結合，批判理論的反思特徵有望揭開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困擾着傳統理論(比如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幻象；也就是說，批判理論就是對於獨立的事實王國的正確反映。
知識的二元圖景加深了一種觀點，即事實是固定的、給定的、無法更改的、獨立於理論的。批判理論家摒棄了這種圖景，支持更為黑格爾式、辯證的知識觀。這種知識觀認為，事實和我們的理論都是變動不居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看待世
界的方式( 理論地或實踐地)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之間是相互決定的。
最後，霍克海默認為批判理論應當具有批判性。這一要求包含了幾個明確的主張。總的來說，這一要求意味着理論的目標應該具有實踐性，而不能是純理論的；也就是說理論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正確的理解，還應該是創造出比現有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更有利於人類發展繁榮的局面。再具體一些，即理論應該有兩種不同的規範性目標：診斷和治療。理論的目的不僅限於為當代社會診斷病情，還應該通過指明社會進步的方面和發展的趨勢，來為改造社會助一臂之力。
當納粹主義盛行的政治氛圍使得學派成員( 他們幾乎都是猶太血統) 無法在法蘭克福繼續工作時，研究院不得不暫時遷址。先是移到了日內瓦，然後是美國。在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直接遭遇了對他們來說聞所未聞的社會現象，一個深陷於福特式工業資本主義
和大規模生產的消費社會。在美國，好萊塢的大製片公司、廣播公司、出版公司已經實現了文化的工業化生產，這尤其讓他們深感震驚。這些壟斷巨頭採用巧妙的操縱手段，使大眾接受甚至支持一種隱藏在生活背後、干預乃至壓制人們的基本興趣的社會系統。例
如，好萊塢制作的低成本商業電影，往往以俗套的大團圓結局為大眾提供廉價的滿足感。觀看這樣的電影，大眾對阻礙他們追求真正幸福的社會制度不再批判，而是融入銀幕偶像的虛構幸福。這樣，文化便無意中充當了真實世界的廣告。霍克海默和比他年輕的同事
阿多諾(1903–1969)，稱這類現象為「文化工業」。
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整體傾向的一個關鍵部分，這種傾向將創造、改變人們的需要與慾望，直至使他們真正欲求批量製造的垃圾，不再追求有價值的生活。分析這樣的現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廣告和其他形式的媒介如何操控主體的意識，製造出法蘭
克福學派所稱的「虛假的和諧狀態」。虛假的和諧之所以產生，乃在於人們認為社會具有理性、可以促進人類自由和幸福，並且社會無法改變，而實際上，社會是徹底非理性的，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礙，也是可以改變的。一百年前，在與當今社會狀況迥異的普魯士，黑格爾曾聲稱社會已經達到了真正的和諧，即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理性的主體能夠接受並贊同的狀態，因為在權衡一切因素之後，理性主體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最深層次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而法蘭克福學派，在馬克思的影響
下，基於他們在20世紀的經歷，把黑格爾的樂觀主義
徹底顛覆。
1949年霍克海默回到了法蘭克福，對於實現批判理論的實踐目標——促成社會的巨大轉變，他和阿多諾都更為悲觀了。在兩人合寫的名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出版，1944年曾以《哲學斷片》為名出版過油印本)一書的分析中，這種悲觀主義已經得到了理論化。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的分析，為批判理論的後續發展確立了日程表。他們的理論始於黑格爾的假設(馬克思也同意)：人類以精神和物質活動( 或者如馬克思所言，通過腦力或體力勞動) 塑造或決定了他們身邊的世界。然後他們加上了一條歷史命題：到18世
紀，工具理性，即對於完成既定目標或滿足既定慾望的最有效方法的思考，已經成為主要的知識形式。啟蒙的歷史進程，賦予了自然科學和技術上可用的認知形式比其他知識形式更高的地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聲稱，自然科學對外部世界作出了可驗證的歸納和預言，它是手段/目的推理的一種隱蔽形式。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科學不過是深化人類掌握和控制環境的根本需要的一種工具。技術和工業就是這種工具的延伸和應用。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宣稱，工業化和官僚化的現代世界形成於一種合理化進程中。20世紀的社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人類的理性能力已經退化，變成僅僅是對如何以最有效方式達成既定目標的一種計算。世界的日益數學化和客觀化，造成了神話世界觀和宗教
世界觀的終結。同時，人類賴以認識世界的概念又來自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制度化的生活愈加受到科學和技術，即工具理性的形塑。社會性的各種現代形式( 工具理性的制度化形式)，依次引發了工具性概念、表現形式以及思考世界
的方式：它們造成了一種科學的、計算的、實用的思想傾向。繼之而來的便是工具理性地位的惡性螺旋式上升，它逐漸取得了獨一無二的排他性地位。
科學和理性服務於人類操縱、控制外部世界的基礎性需要——這樣一個假設有其陰暗的一面，即承認支配和統治這兩者與理性具有非常相近的同源關係。不僅是科學和技術，理性本身與支配就有牽連。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來，即使是原始的理性形式，例如魔法，也是人支配自然和他人的雛形。魔法師施法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自然界，由於手握魔法力量，他們便成為了社會中的統治階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盧梭(Rousseau )、伏爾泰(Voltaire )、狄德羅(Diderot ) 、康德( Immanuel Kant )等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觀點，啟蒙運動就是要將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並將人類引入自由與繁榮狀態，現在看來，這一運動事與願違。隨着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強盛，人類逐漸受到更為廣泛的行政力量的約束和管制，逐漸受制於日益強大、難以駕馭的經濟體系。啟蒙不僅沒有把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相反，它禁錮了作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想要經濟繁榮、物質豐富，得到的卻是貧窮和苦難；想要道德進步，得到的卻是向野蠻、暴力與褊狹的退化。這就是「啟蒙辯證法」，它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社會，並影響了他們對於那個社會的弊端的分析。
在年輕的哈伯馬斯眼中，這種無法求證的悲觀主義削弱了社會理論的批判指向。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的解讀是正確的，如果旨在帶給人類自由和富足的啟蒙自肇始就注定要把人類推入不自由和悲慘的境地，那麼批判的社會理論就陷入了困境。社會理論自身就是一種啟蒙形式，因此按照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社會理論的廣義理解，它就是一種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良社會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序言中所承認的，啟蒙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實現的。之
所以必要，是因為若沒有啟蒙，人類就會繼續滑向自我毀滅與不自由；之所以不可能實現，是因為啟蒙的實現有賴於人類的理性活動，而理性又恰恰是問題之所在。這樣一個疑難( aporia )，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論及批判理論的現實政治目標時更加慎重。( aporia是一個希臘詞，字面上的意思是「無路可通」，喻指「困惑混亂」。) 阿多諾最初對於理論可以指引社會、政治或道德解放所懷有的信仰，很快就潰散了，他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的集體政治行動都草率、專斷、徒勞。哈伯馬斯和他的師長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認為疑難實際存在，而哈伯馬斯認為疑難只是後者理論分析中的一個缺陷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