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嶄新的國際社會:探索二十一世紀的和平、經濟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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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遵義,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第六任校長( 2004 年至2010 年)。1944 年生於中國貴州省,於香港接受初高中教育,其後留學史丹福大學,並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曾任史丹福大學經濟系教授、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共同主任、經濟政策研究所主任。專研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1966 年建立最早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其後加以改良及進行精緻化。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及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曾被選為計量經濟學會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Conference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會員、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資深研究員,以及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投身於學問發展。著有專書六種,也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一百八十多篇論文。
目次
第一章 創造未來的教育
一:學問之光 信念之道 3
二:回歸後的香港 教育的改革 25
三:新時代的大學 香港的活力 43
四:史觀與人學 人生之寶 65
第二章 世界和平與亞洲
一:教育的師弟 中日關係的展望 89
二:東亞的共榮 合作與團結 113
三:學習的力量 今後的中國經濟 133
四:為人類幸福的經濟學 對青年的期待 157
第三章 教訓與展望
一:締造永遠中日友好的紐帶 池田大作 179
二:全球金融風暴的教訓 劉遵義 205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創造未來的教育
信念之道 學問之光 池田:池田大作 劉:劉遵義
香港中文大學與創價大學的交流
池田
有機會與
劉
謝謝池田會長。有機會與你對談,從而學習你的睿智與豐富經驗,是我莫大的榮耀。早在我尚未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任教之時,雖然未能有幸與你會面,但已聽聞你的大名與貴團體─創價學會的名字,還瞭解到你在各個領域的成就。你長年貫徹呼籲裁軍,尤其是裁減核軍備;還有對世界和平不懈的追求,以及堅定地率先開拓及促進中日人民之間、甚至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友好和理解。對我而言,這些行動十分令人感銘。我亦知道你與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之間,還有你所創辦的創價大學與中大之間悠久而密切友好的關係,這早在我們的創校校長
池田
中大是首間與創價大學(以下簡稱創大)簽訂交流協定的大學。自1975年、即創大創校五週年時,中大已為我們打開了大學交流的大門。對這大恩,我沒齒難忘。時至今日,創大已經與全球超過140所大學簽訂交流協定(2014年1月為止),而追溯這交流的淵源,榮幸地是始自中大對我們的認同。
除了教員及學生之間的交流,中大和創大於學術、文化及其它領域上也刻下深遠友好的交流歷史。我分別在1974、1983、1992及2000年四度訪問中大,不但與教職員,亦有機會和學生們交談,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2006年,有幸獲貴大學俞允,與我創辦的東洋哲學研究所,以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術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在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總合文化中心合辦了「法華經─和平與共生的啟示」展覽會,引起廣泛的反響。據我所知,劉教授抽出寶貴時間前往觀賞展覽,並把外祖父─草書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的書法作品集《一代草聖》贈送給我。我至今仍將之視為偉大的文化瑰寶。于右任先生是著名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的盟友;同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家、教育家、詩人。據聞于先生跟孫中山先生的首次見面也是于先生身在日本之時。劉教授,請問你首次到訪日本是什麼時候呢?
為亞洲人民開創幸福與恒久和平之路
劉
我仍然清楚記得首次到訪日本的情景。那是1961年的夏天,在啟程前赴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之際。當時,我與家人(母親不幸於早一年離世)一同於台北逗留了數個月。祖父劉侯武與外祖父于右任都前來台北機場送行,那亦是我最後一次與外祖父見面。
之後,家父住在東京的好友邀請我於前往美國途中順道到日本與他們小住數周。他們居於新宿區,我隱約記得當時新宿區一帶都是平房,尚未有高樓大廈。家父的好友帶我到日本各地旅遊,包括箱根、鎌倉、日光,當然還有富士山。我對日本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彬彬有禮,奉公守法(或者是循規蹈矩),以極為盡責的態度任事,即使別人看來十分瑣碎的工作也悉力以赴,專心致志,完全投入於自己的職守之中,從不抄捷徑(曾體驗茶道的人自能瞭解我的意思)。他們亦持有其它地方罕見的高度公民及國民意識。之後每次到訪,都會加深我初訪日本的印象。不僅是我,很多人都對日本人民於大災難後,例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後所表現的社會秩序與凝聚力,留有深刻的印象。
池田
我們日本人民深深感謝在地震和海嘯後,來自貴國及世界各地的慰問與物資援助,這給予我們無盡的勇氣和力量,我要再次由衷表示謝意。在3月(2014年),東日本大地震已發生了三年,我們重新下決心,要珍視心與心的連繫以及互相扶持的精神,來加強重建的步伐。教授首次前往日本是在1961年,可真湊巧,我亦在同一年首次訪問香港。那時我32歲,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之後一年,每天都東奔西走,十分繁忙。我在
1961年,當我抵達香港啟德機場時,約十名當地的創價學會會員前來迎接。當晚,我出席了座談會,這標誌着今日香港國際創價學會(HKSGI)踏出以佛法為基調,推進和平、文化、教育活動的第一步。繼香港之後,我前往訪問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印度、緬甸、泰國及柬埔寨,再回到香港,然後飛返日本。日後的亞洲和平之旅,我經常以香港為起點,亦以香港為終點。對我來說,香港是個別具意義的城市。得悉令尊的朋友也居住在新宿區,沒想到
劉
日本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能將大部分珍貴的文化和社會價值完整無缺地保留下來,我認為這標誌着日本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成功。事實上,日本是唯一一個國家能夠做到這點。中國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雖嘗試「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至今仍未能真正成功。我們在2007年1月於東京的首次會面,我也記憶猶新。當時我感受最深的,是你對於世界大事的透徹掌握;還有,除了宗教,連歷史、藝術、經濟、文學、詩歌、科技,以至其它社會科學,你也有深邃的認識。你真是世界的知識巨人。此外,我也為在當年榮獲創價大學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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