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八：高速增長

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1、《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著
2、《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著
3、《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著
4、《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著
5、《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著
6、《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著
7、《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著
8、《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著
9、《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著
10、《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　編

第八卷《高速增長》：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贏得了世界的矚目，也使日本邁入了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如何誕生，又如何深入人心？到了九十年代前後，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在近乎於零的超低增長率下，如何回首那段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歷史呢？
本書作者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實現高度經濟增長，一是歸功於日本的戰後改革，二是日本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吸收先進國家的技術與經驗。本書內容通俗易懂、觀點鮮明具有衝擊力，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武田晴人（Haruhito Takeda）
1949年生人，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研究科完成博士課程，現為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研究科、經濟學部教授，專攻經濟史，主要著作包括《日本的歷史19 帝國主義與民本主義》、《圍標的經濟學》、《日本經濟案例集》、《財閥的時代》、《日本人的經濟觀念》、《工作與日本人》等。

譯者簡介
賀平
國際政治學博士，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專業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著有《貿易政治學研究》等。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經濟高速增長神話的誕生

如今，在各種媒體對日本經濟情況的報道中，以「經濟增長」為主題，因「經濟增長率」的高低起伏而時喜時憂的景象已是家常便飯，並不稀罕。然而，僅僅六十年前，在剛脫離戰敗不久的日本卻難覓此景。

這倒並不是因為戰敗的混亂使經濟增長尚屬「遙遠的夢想」，而是因為當時尚無「經濟增長」這一說法。在當時，人們也用「經濟發展」形容經濟狀態表現出的歷史性變化，但幾乎無人使用「增長」一詞，即便是專家也是如此。

經濟增長的理論

在經濟學的專業書籍中，一九五五年前後才首次出現了書名中包含「經濟增長」一詞的書籍。在國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檢索中檢索「經濟增長」一詞可知，書名中最早使用「經濟增長」一詞的是一九五四年有斐閣出版、高田保馬主編的《經濟增長的研究》第一卷，書中收錄了森嶋通夫的《關於增長經濟的完全雇傭政策》等文。此外，同年，中山伊知郎主編的《日本經濟的結構分析》上下卷由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發行，荒憲治郎的《日本經濟的增長率》等論文則在題目中使用了「增長」一詞。由此可以窺見，「經濟增長」在專業人士的討論中正逐漸變成一個關鍵詞彙。

到了第二年，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經濟增長的過程》由東洋經濟新報社翻譯出版（原著出版於一九五二年）。羅斯托之後還曾寫過《經濟增長的諸階段 ── 一項非共產主義的宣言》（原著出版於一九六〇年）這樣題目略帶轟動效應的著作。在經濟學家等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趣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過程》從歷史的視角對經濟增長與景氣循環的過程作了描述。

引入「國民收入」的概念

在這一系列變化的推動下，官廳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對經濟增長表現出明確的興趣。

而在此之前，《經濟白皮書》等政府出版物在說明日本經濟狀況時，只言及工礦業生產指數的增長率，或者通過物價變動情況，給予讀者以日本經濟活動的整體形象。都留重人作為第一本經濟白皮書《經濟實相報告書》（一九四七年）的執筆者而廣為人知。他在留學美國期間適逢凱恩斯經濟學，很早開始就向日本全力介紹這一理論。但是，即便是都留本人，也尚未在這一白皮書中使用經濟增長一詞。當時說明經濟概況時，通常使用的是「工礦業生產十分低迷……物價持續攀升」等老套的表述。

這種情況並非不可思議。因為如果不具備將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以附加值來計算每年經濟活動的總生產量這樣一種經濟統計方式，以增長率來表現經濟增長就無從談起。如工礦業生產指數、物價指數等所示，人們在相當長時期以前就已開始嘗試進行統計性觀察，但如果要把握服務的生產量、政府經濟活動總量等，就需要凱恩斯經濟學需求管理政策等所提倡的經濟學的新發展，以及新開發的經濟學認知手段。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們開始關注並利用這些剛剛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新方法。日本也很快借鑒起這一新的潮流。

經濟安定本部（即之後的經濟企劃廳）於一九五〇年前後開始，著手推算國民經濟的總額。在一九五一年版《白皮書》中首次採用了國民收入調查室的估算，在以「國民收入與生活水平」為題的項目中第一次提及該室的推算結果。但問題在於，他們只是做了消費支出與戰前水平的對比。因此，儘管這一統計逐年積累，但在一九五五年之前的《白皮書》中，關於這一推算也只能作如下的說明，「（昭和）二十九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前一年增長了約百分之三，約兩千億日元，除去物價變動因素，實際增長額也達到百分之二……但二十七年度和二十八年度曾分別實現百分之十一點六、百分之十五點八的急速膨脹，與之相比，增長顯著放緩」（《昭和二十九年度的年度經濟報告書》）。雖然這時已經有了「與前一年度相比出現增加」等表述，但是在此前後「經濟增長」的說法也好，「增長率」的說法也好，都還難覓蹤影。

預測「未來景象」

一九五六年的《白皮書》第一次使用了「高度增長率的秘密」、「增長率放緩與投資誘因的減退」等表述。《白皮書》的結語，在那句家喻戶曉的「已不是戰後」之後，緊接著指出，「我們如今面臨業已變化的事態。通過恢復而實現的增長已經終結。今後的增長將由現代化加以支撐」。一九五六年的《白皮書》以「日本經濟的增長與現代化」為副標題，正是基於這一判斷。就這樣，「經濟增長」這一描述經濟活動實際情況的重要詞彙，與那句深刻在人們腦海中的「已不是戰後」的表述一起，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白皮書》的這番表述一向被視為是與戰後訣別的宣言，但實際上其強烈的意圖在於預告：要實現現代化這一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將是一大困難課題。

《經濟白皮書》中「已不是戰後」這一表述被認為不過是借用了中野好夫的評論。中野在評論中更為清晰地強調了上述預想中的困難。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號的《文藝春秋》上投稿的《已不是「戰後」》一文中，他著眼於當時正在進行的保守聯合，敲響警鐘，告誡世人舊世代有可能復活，並呼籲應該迎來一個擺脫戰後意識、有著明確未來願景的時代。（《高速增長與日本人》三）

以保守聯合為基礎而成立的第三屆鳩山一郎內閣中，十八名閣僚中有十三名曾被開除公職。所謂「舊世代的復活」正是指以此為象徵的、戰前政治領導階層回歸極為顯著的背景。（增田弘《解除開除公職的影響》）曾被開除公職的政界回歸者在歷任內閣閣僚中佔的比例逐漸上升，到了第五屆吉田茂內閣（一九五三年五月成立）時已超過一半。保守聯合之後，鳩山內閣中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七成，舊世代復權的印象可謂眾目昭彰。因此中野提出「已不是『戰後』」，大概也含有與戰前訣別之意，要把未來託付給新的一代。

當時，直面日本在戰敗後成為小國這一現實，中野主張應向亞洲、非洲的「小國」學習，作為小國朝著實現人人幸福的理想努力。這樣，在中野描繪的未來景象中，戰後的終結固然有追求時代新精神的革新意味，但也意味著，日本作為小國，正站在朝著建設理想中的國家前進的起點上，前途困難重重。預測在走向必經的未來時，路上會遇到的種種艱難險阻，在這一點上，《白皮書》和中野好夫之間可謂不謀而合。

但是，儘管與作者的意圖有出入，「已不是戰後」這一說法卻只被接受為是與戰敗後經濟復興苦難的訣別。無論如何，《白皮書》以「經濟增長」這一適用於新時代的新思路來描繪必經的未來，預告了時代的轉換。

就這樣，「經濟增長」一詞成為戰後日本經濟社會的象徵性表述。但與中野「已不是『戰後』」中所包含想法大不相同，日本開始邁上了不停奔向經濟「大國」之路。

急速狂飆的時代

關於「經濟增長」一詞的含義，大多數的國民並不理解這是與國民收入相關的推算。幾乎無人知道，雖然這是表示經濟活動總量的概念，卻無法完全反映生活水平的質量，在推算時還遺漏了家庭勞動等重要的經濟活動等。每個人都只是持著對「增長」一詞的固有印象做出直觀反應，就好比是通過家中柱子上畫的刻痕來測量孩子身高那樣來看待所測得的日本經濟擴大的規模。

正因如此，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表時，在很多國民看來，所謂「收入」就是工資袋的袋中之物，而所謂「倍增」大概就是工資翻番。這也表現了當時將國民收入倍增與「工資翻番論」混淆、對其期待不斷高漲的時代狀況。

一九六〇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表兩年後，林周二所寫的《流通革命》（中公新書）一時洛陽紙貴。在該書中，林周二將流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用「世態的加速化」加以形容。林周二以加速化的衣食住為例，強調日用商品與時代一起高速變化。通過訴諸每個人都實際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加速變化，林巧妙地描繪了高速增長時期的時代特徵。這是因為，不管增長根據甚麼計算，不管這些統計數值為何物，在人們對經濟增長的認識中，總是最關心變化的大小和快慢（變化率）。因此，這一認識也經常會伴有對於生活質量的關心漸漸退居二線等被視為發展經濟所導致的弊端等問題。

這點姑且不談，《流通革命》一書之所以傳閱甚廣，顯示出「經濟增長」一詞在《白皮書》首次使用僅僅六年之後，在對其內容仍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很多人已開始以肯定的態度接受這一概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泡沫崩潰後，在近乎於零的超低增長率下，人們以「高速增長經濟」時代為衡量標準，對眼前蔓延的經濟事態頗感異常。「增長率的恢復比甚麼都不可或缺」，幾乎沒有人對這一說法心存異議。雖有恍若隔世之感，但也真的說明「經濟增長」一詞自誕生四十餘年來已深深滲透至我們的日常經濟觀念中，並牢牢佔據了中心位置。

本書所要講述的正是這一「經濟增長的神話」深深滲透到每一個日本人心中的時代。

後記
本書的基本觀點在於「高速經濟增長」這一概念不過是時代的產物。借用一九五六年《經濟白皮書》的表述，應該認識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我們「已不再是高速增長的時代。我們正在直面不同的事態。通過增長追求富裕的餘地已使用殆盡。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保護環境、維持有節制的生活，就需要分配的公正」。但為甚麼又做不到這些？這是今後也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為系列叢書中的一本，「您能否寫寫高速增長期？」受此邀約之時，我就覺得機會難得，甚為感激，想著反正就是把戰後經濟史整理一下，便以這種輕鬆的心情接受了邀請。

但是，這一想法太天真了。我向初次作者會議所提交的關於戰後經濟史設想的大綱被編輯委員會的各位一口回絕。說既然是通史，建議在政治史、社會史等更為廣闊的視野中重新思考。因此，本書對我而言是基於「備選方案」，對於諸多門外的事項盡力提及所成之結果。

儘管如此，要求的範圍實在太過寬泛。我的專業領域是現代經濟史，而非戰後史，即便是經濟內容，也無十足把握。不管怎樣，按照順序把《朝日年鑒》一路讀下去，邊讀邊記筆記吧。沒想到這活卻挺有意思。流行語也好，輿論調查也好，暢銷書也好，做了一堆筆記。遺憾的是，我最終卻沒能用盡這些筆記，絕大多數被束之高閣。結果，下筆的範圍只停留於政治和經濟史。對公害問題等的論述仍不充分，孩子們與時俱變的樣子等其他內容也留下了眾多想寫而未寫的題材。

在這一有限的範圍內，本書有太多部分參考了大量的已有研究，儘管如此，註解卻難言充分。沒有一一標記的部分，可參閱參考文獻中列舉的研究。各位讀者，哪怕只有其中的一冊在手，亦可獲益匪淺。

在後記的結尾，總希望可以不用寫上「我拖稿了，給大家添了不少麻煩」之類的話，但本書卻做不到這一點。編輯部的上田麻里女士始終耐心等待不知何時才能完成的初稿，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武田晴人
二〇〇八年三月

前言—經濟高速增長神話的誕生

第1章 一九五五年與一九六○年：政治的季節
一、轉機的一九五五年
二、獨立後的政治不安
三、保守聯合與五五年體制
四、回歸國際社會
五、春鬥與三池爭議
六、《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問題
七、五五年體制與戰後民主主義

第2章 投資競爭與技術革新—經濟的季節
一、從經濟自立到收入倍增
二、投資及其制約因素
三、「技術革新」與培育新產業
四、「炫耀性消費」的時代

第3章 向著開放經濟體制轉移—經濟大國日本
一、越南戰爭下的亞洲
二、轉向開放體制
三、證券恐慌與大型合併
四、大型合併與企業體系
五、對「增長志向」提出異議

第4章 物價暴漲與權錢交易的政治—增長的終結
一、兩次尼克遜衝擊
二、沖繩返還
三、列島改造與物價暴漲
四、兩次石油危機
五、企業的社會責任與權錢交易的政治

結語—經濟大國的陷阱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第1章 一九五五年與一九六〇年：政治的季節

一、轉機的一九五五年

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經濟增長」一詞獲得國民認同的一九五五年前後，國際局勢也好，日本國內的政治體制也好，抑或是日本的經濟社會狀況，在各種意義上都面臨著轉機。

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休戰後，國際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上述變化正是這一趨勢下產生的結果。翌年一九五四年通過了《印度支那戰爭休戰協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召開美、英、法、蘇四大國領導人會談，被認為在冷戰時期開啟了緊張局勢緩和的大幕，宣示了以抑制嚴重軍事對立為要旨的「日內瓦精神」。在會談中，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提議，四大國在任何時候都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此回應，提議各國應避免採取突然襲擊。這一會談被認為開啟了冷戰的「解凍」，會談後歸國的英國外務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提出現在「已沒有戰爭」，直率地傳達出會談的友好氣氛。

藉著這一「解凍」的東風，同年六月日蘇已開始在倫敦談判，九月蘇聯和西德兩國也召開了恢復邦交的莫斯科談判。

然而，這一抑制對立的努力並未立刻產生具體、有效的成果。裁軍談判逡巡不前，而且正是在談判的最高潮中，以開發核武器為核心的激烈的軍備競賽有增無減。即便是外務大臣提出「已沒有戰爭」的英國，在其《國防白皮書》中也表明將積極製造氫彈。此外，備受期待的關於德國統一的外交部長會議也沒有取得足夠的成果。

即便如此，在召開領導人會議的日內瓦，後續的各種會談接踵而至，繼續進行著緩和緊張局勢的各種嘗試。比如一九五五年八月，首次召開了由世界七十二個國家的科學家參加的和平利用核能國際會議，與會者在廣泛範圍內交換了與核科學技術相關的信息和意見。人們期待，這或許是預示變化的徵兆。

萬隆精神

東西對立是冷戰的主角，在這一對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曾經淪為那些國家的殖民地而受到支配的亞非各國，也作為第三種勢力不斷增強其存在感。這是這一時期的世界局勢中不容忽視的新動向。

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休戰會議期間，中國的周恩來總理與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發表了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同聲明，即，第一，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第二，互不侵犯；第三，互不干涉內政；第四，平等互利；第五，和平共處。尼赫魯總理謀求以上述原則為基礎，擴大冷戰的中立地區。

基於這一考慮，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第一屆亞非會議。與會的二十九個國家通過了在共同聲明基礎上修訂的「和平十項原則」。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體制的選擇上展示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立主義等多樣性，但它們卻齊聚一堂，就反殖民主義、民族自決、完全獨立等問題達成一致，共同誓言彼此合作。此次會議的基調象徵著第三方勢力的登場，被稱為「萬隆精神」。這顯示了國際格局多極化的進展，同時也讓人切身感受到，在經濟上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各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擁有不容忽視的話語權。「前言」中所介紹的中野好夫的「小國」理想，正是基於對這些亞非國家的存在方式的一種共鳴。

二、獨立後的政治不安

《和平條約》的背景

在此之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前後經歷八年的對日佔領終於打上了終止符。但是，在一片批判其為片面講和的聲音中，日本如何終結與多數交戰國的戰爭狀態這一課題仍懸而未決。

直到一九五五年迎來轉換期之前，朝鮮半島經歷了包括熱戰在內的東西對立，上述遺留問題正是這一對立所產生的後果。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和平條約》簽字前後，西方各國以冷戰體制為前提，積極強化軍備，明確同盟紐帶。九月十一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美、英、法外長會議同意西德重新武裝，決定了用和平協定取代正式和平條約的方針；十五日，於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第九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理事會決定了土耳其和希臘的加盟。在這種形勢下，又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下旬分別在波恩和巴黎簽署了《和平協定》和《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這樣，西德確定歸屬西方一側，與德國統一的道路漸行漸遠。

日美之間也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是美國基於「中國威脅論」在太平洋地區締結相互防衛協定的系列舉動中的一環。日美條約締結前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檀香山召開了澳新美安全條約（ANZUS）理事會會議，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就其意義進行了說明：「基於中共對太平洋地區所造成的安全威脅這一觀點，我們討論了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與關係。」這是美國第一次言及「中共的威脅」，並強調太平洋地區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美國進而與菲律賓締結了《相互防衛條約》，增加了對法國的援助，後者正為應對越南民族獨立運動焦頭爛額。這些舉動都反映出，美國對於朝鮮半島休戰協定難以取得進展越來越具有危機意識。

總之，日本的獨立，也只不過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一個環節。因此，針對未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會的中國，日本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統一步調，選擇了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台灣政府）締結《日華和平條約》。但在談判中，吉田茂首相向國務卿特別顧問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交了《吉田書簡》，《吉田書簡》提出「日本對大陸政府頗感興趣，我們認為，從日本的地理條件來看，不可能無視大陸而生存」，因此，「只是將國民政府作為有限政府與之締結條約」。這被視為「是吉田首相所能想到的極限」，「首相心中有著強烈的想法，將來在適當的時機尋求與大陸再啟邦交」（《朝日年鑒》一九五三年版）。然而，恢復邦交在此後二十餘年都未實現。

關於締結《日華和平條約》，《華盛頓郵報》寫道，「台灣國民政府的治國無方、獨裁政府和腐敗在世界上可謂臭名昭著……日本政府與這一政府締結條約，承認其為中國的正統政府，實在是自絕於亞洲各國之友，無異於自行將亞洲各民族置於不友好關係之中」（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日本政府的決定儘管是追隨美國的外交戰略而做出的，但卻在美國內部也飽受批判。（笹子勝哉《政治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