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恭親王分別於1861至1884年及1894至他離世的1898年兩段期間,任總理衙門(後來的外務部,今天的外交部之前身)的最高負責人。
赫德爵士這位愛爾蘭人自1863年起,直至1911年他辭世止,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接近半世紀。他在中國的事業歷程,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主理的海關機器,每年為大清政府提供的收入平均佔政府庫房歲入超過20%;他創設大清郵政;他在中國沿海建立燈塔制度;他代表中國採購英國戰船,為現代中國海軍奠下基礎;他參與結束中法戰爭(1884至1885年)和約的談判,為消弭戰禍作出貢獻。赫德爵士是清政府高層信任、可以交心的智囊,他們常就如何應對得寸進尺甚至插手干政的外國人,諮詢赫德。
長達55天的義和團之亂中,赫德作了迎接死神的準備。那段經歷,對在華洋人而言是磨難,卻也讓赫德閃耀光芒。城圍既解,列強有關瓜分中國或扶植新朝之議,甚囂塵上,但赫德清醒地指出,拳亂的形成,洋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赫德的私人生活同樣精彩。他在華的早年有一位女性密友──阿姚,她為赫德誕下3名子女。對這些非婚子女,赫德沒有置之不顧,倒是把他們送往倫敦一個家庭寄養。其後,他與一位來自愛爾蘭的同鄉女子成婚,妻子同樣為他誕下3名子女。他竭盡所能,防止兩邊的家庭成員有任何機會走在一起。
作者馬克.奧尼爾廣泛搜集中英史料,把赫德這位性格豐富的人物引人入勝的一生,娓娓道來。
作者簡介
著作包括《慈濟:慈悲濟世》(Tzu Chi: Serving with Compassion)、《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Frederick, the Life of My Missionary Grandfather in Manchuria)、《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The Chinese Labour Corps)、《從沙皇鐵路到蘇聯紅軍》(From the Tsar’s Railway to the Red Army)及《唐家王朝:改變中國的十二位香山子弟》(The Second Tang Dynasty - The 12 Sons of Fragrant Mountain Who Changed China)、《兩岸故宮的世紀傳奇》(The Miraculous Story of China’s Two Palace Museums)以及本書。上述著作大部分兼有中文版(繁體和簡體)和英文版。
序
前言
在中國的歷史中,從未有過像赫德爵士般的外國人,相信將來也不會有。
赫德是1864至1908年間的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是清政府中官階最高的洋人。總部設於北京的海關體系,為清政府帶來的歲入,佔其國庫總收入的相當比例(有幾年更佔三分之一)。這筆常規收入,足可充當清政府欠下數以百萬計英鎊的債務之抵押物──那是外國銀行和政府唯一願意接受的抵押物;這筆常規收入,支持了國家最重要的現代化計劃,包括建立兵工廠、船廠、採購組成中國首支現代海軍的戰艦;這筆常規收入,還用以培訓中國的外語、科學和數學人才,包括派遣首批120名學生遠赴美國,進入當地的院校學習。赫德深度參與這些計劃,例如,他代表清政府親自與英國軍火製造商阿姆斯特朗洽談採購戰船的事宜。赫德於1908年離開中國,而兩年後(1910年),海關向清政府貢獻3,450萬兩白銀的關稅收入,是1861年時(503.6萬両)的七倍。
赫德實質上已是清政府的一名外交官。他與英國談判《天津條約》的修訂;他嘗試以100萬兩白銀的代價,從葡萄牙手上要回澳門;他與法國洽談和平條約,結束中法戰爭;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以清兵慘敗告終,清廷被迫於1895年簽字的《馬關條約》中,包括了對日巨額「賠款」的內容,赫德於1896年為清廷向英國和德國的銀行洽商一筆1,600萬英鎊的貸款,以應付該筆賠款;大清首個走出國門的外交代表團,由赫德率領;赫德為清政府組織了多個國際博覽會的參展團等等。
為改善中國沿海航行,赫德以清政府之名,創設了一支巡邏船隊、興建了多個燈塔。他在1896年創辦了中國首個現代郵政系統(2016年剛好是它的120周年誌慶)。
赫德創辦的大清海關,可謂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今天聯合國的前身。大清海關成立之後半個世紀,它才誕生)的「縮小版」,因為它是一個匯聚了來自20個國家從事公共服務的公務員的體系;到1895年,在這個體系工作的,共有外國人700名、華人3,500名。由於有嚴格的招聘考核制度,有赫德親自制定、公佈和監督的規章、條例,海關體系運作高效,貪污絕跡。海關體系使用兩種官方語言──中文和英文;外籍僱員必須懂中文、通官話(國語)。因著他的貢獻,赫德獲清廷和外國政府頒授多項榮譽;他好幾次獲慈禧太后(1861至1908年間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接見,沒有第二位洋人曾得享此殊榮。孫中山先生稱他「是『中國人』中最具影響力的,因而也是最得信任的」。
赫德能夠完成上述任務,皆因他得到總理衙門——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的上司們的信任和支持,特別是領導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與赫德同時期在中國生活的「老外」中,絕大部份不能駕馭中國話,而赫德不單說得一口漂亮中國話,待人接物亦甚有禮得體,又嫺熟於中國人社會應有的舉止和禮儀。清政府也延聘了其他外國人擔任民事、軍事顧問,但幾十年來,沒有哪位洋顧問在清廷心目中的地位能比得上赫德。清政府內不少官員都很保守、都有排外情緒;他們對一位洋人能盤踞如此高位,相當反感,但是,赫德居然能穩坐其位長達47年,究其原因,其一,是清政府實在找不到更佳替代人選;其二,作為一個外國人,赫德與地方或黨派勢力無涉,完全可以置身清政府複雜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之外。然而,清廷一直留住赫德、保留他創辦的大清海關最具說服力的理由,莫過於海關對大清國庫每年豐厚收入的貢獻。
明清兩朝,來自歐洲耶穌會的牧師來到中國傳教,他們在北京定居的數十年間,就科學、天文學等西方知識充當中國皇帝的顧問,但他們不曾被授予行政權力。清皇帝於1724年驅逐所有耶穌會牧師出國境,又將所有基督聖像付諸一炬。自此之後幾個世紀,無數外國人來華長期定居,擔任教師、傳教士、商人、士兵、探險家、外交官、銀行家、企業和政府顧問等工作。是善是惡,他們成就良多,但他們當中沒有誰的成就,能望赫德的建樹之項背。
赫德的建樹,在他死後仍存活著:1912年正式成立的中華民國,繼續聘用外國人主理海關機構(直至1950年);總理衙門搖身變成外交部,派出的駐外使館遍佈全球;大清郵政繼續擴充,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龐大的郵政系統;赫德參與建立的中國軍火工業和中國海軍持續發展;今天數以萬計華人學子踏著當年由赫德開創、公費出國留學的腳步,負笈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吸收新知。
赫德的私人生活也值得大書一筆:他有兩個家庭。首先,是他與寧波商人女兒阿姚所生的3個孩子。赫德和阿姚有過一段激情、持久的情慾關係;客觀上,經歷過這段關係,大大增進了赫德對中國的語言、中國的人民之了解。然而,為了追求事業的發展,赫德選擇了一次性給阿姚支付3,000元,算是了結這段關係的表示;另把3個孩子交托給倫敦友人,以監護人身份代為照顧,如此一來,他便可以和來自愛爾蘭的同鄉女子結婚,真正組織家庭。正式妻子共為他誕下3個「正式」孩子,可是(我們將讀到),他妻子和赫德在北京共同生活了僅僅14年,便帶同孩子返英定居,結果,赫德在中國餘下的26年孑然一身,獨自在北京生活。
赫德留下的另一個寶藏──他的日記和來往信函(有賴這個寶藏,本書得以面世)。整理起自1854年、下迄1907年的這些寶藏,我們可以瞥見赫德這個人:他的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他的情感和面對戲劇性事件時的思想反應等等。他寫那些信,僅為與大清海關駐倫敦代表互通情況和想法,斷無終有一天要發表的想法。絕少有如他這般重要的歷史人物,會圍繞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留下如此詳細、全面的記錄。
我們在書中加進了其他人(包括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對赫德的看法。當然,他們對赫德的觀感,有別於赫德自己和他在海關的同事的觀感。例如,中國內地一位歷史學家王宏斌在他撰寫有關赫德的完整傳記(2010年出版)中說:「赫德是一個代表英國利益的主要侵略者,他把英國的利益置於中國利益之上。」通過這樣的安排,我們希望能就赫德一生和他的事業,向讀者呈現一個全面的、平衡的圖像,讓讀者自己下結論。
赫德的故事,留給今天的我們一些啟示:歷來從未有過像今天般,有那麼多外國人湧到中國居住、找生活。他們有些是大公司的行政人員,有些教外語,有些成立互聯網公司創業,也有些在酒吧、酒店和餐館謀職。初來乍到,他們都會面對當年(1854)年方十九的赫德初到寧波時所面對的挑戰:我要學中國話嗎?要學的話,怎麼學?在這個複雜而古老的國度裡,應如何自處?在改變自己、適應中國的習俗和文化方面,我能走多遠?我會多大程度會變成中國人、多大程度仍是一個「老外」?我可否和一位中國女子(或男子)相戀,甚至和她(或他)結成異國夫妻?我應該只在這裡待幾年,還是終身與這個國家共命運?如果是後者,那我必須放棄英國(或別的國家)的生活和家庭嗎?
但願本書既是有關中國歷史上一位獨一無二的人物引人入勝的史實鋪陳,又是數以萬計踏著與赫德當年相似足跡的讀者們一部可資參考的指南書。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詠讚主 詠讚皇上
第二章 前赴中國:學華語、獲擢升、談戀愛
第三章 建設海關機構
第四章 成家立室 收回澳門
第五章 創立中國海軍 為現代化籌資
第六章 握手法國言和 結束鴉片走私
第七章 創辦帝國郵政 痛失愛子
第八章 義和團之亂──赫德的加略山
第九章 慈禧太后的禮物 繼承問題的糾結
第十章 「現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機構」
參考書目
鳴謝
書摘/試閱
第二章 前赴中國:學華語、獲擢升、談戀愛(節錄)
這規則有其理由:首先,西方人有一種民族優越感,認為自己高於其他民族,「混有其他民族血液的下一代」是西方人家族萬萬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赫德來到中國的那個年代,華人社會仍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子女的,對自己的嫁娶無權置喙!華人父母輩和西人父母輩有一點倒是一致的:他們對混族「苟合」和隨之而來的混血「孽種」,既恐懼又鄙視。不通婚的第三個理由,與英國外交部和主要銀行、商號的內部規則有關。年輕僱員如欲成家,須先徵得上司同意;上司要求下屬到海外國家履任新職,如欲結婚,妻子必須是當地社會能接受的女子。若不肯接受這約束條件,就休想得到奉派往海外工作的機會。對年輕人來說,外派可是一份美差啊!海外旅遊、種種津貼、留在國內無法享受的特權和生活方式等等。直到1980年代初,我的一位在一家大型銀行供職的英國友人向行方申請與華人女同事結婚。「沒錯你可以」,上司為他鋪陳利害,「但你會因此失去『國際部事務官』的身份,而僅僅是在香港工作的一名本地僱員。」上司向我朋友明言:若要在銀行平步青雲,並獲派遣周遊亞洲列國,他的妻子必須為白種人。當時,除了英國人以外,來自北美、非共產歐洲國家以及英國殖民地的女子,都入於可選之列。最後,我朋友放棄了理想事業,選擇了異國情緣。(我們當然願這雙異國情鴛能雙宿雙棲、甜蜜終老。)這裡的「我」是誰?
住在赫德隔壁的一位同事就是犯了「婚姻大事」的這種禁忌。麥都士不單有華人女性密友並視之為妻,甚至準備了一份遺囑──身後將財產全數饋贈該女子,並委託赫德為遺囑執行人。那女子完全不通英語,這意味著當麥都士邀友人到家中飯聚時,女主人無法應酬來客。但麥都士的外交官生涯很快就結束了,1854年的聖誕日,一個叫Vulpino的葡萄牙人揍了英國領事館一名華人僱員一頓,麥都士無法忍受,帶同手下到Vulpino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命令手下要抽打Vulpino 35鞭,才能放過他。事件惹來葡萄牙領事館的抗議,麥都士為此付出了代價。他被降職。意興闌珊之下,麥都士不久乾脆辭去領事館的工作。他移居天津,選擇從商。從此,再沒有人管他跟誰結婚。
抵達寧波的最初幾個月裡,赫德也認識了當地另一批外國人社群──傳教士。這批人有男有女,佔寧波外國人的大部份。通過每個禮拜日的崇拜聚會和不定期的社交活動,赫德與他們保持密切交往。在當地外籍人口中,他們在很多方面都獨樹一幟、別具一格。首先,按照他們來華的初衷,他們是打算長居的,或許有的還打算在此終老;其次,他們能否達成傳播福音的初衷,端視他們能否成功駕馭當地語言和文化;其三,他們在私德上的自我約束,較大部份在華洋人男性來得嚴謹;最後,他們的妻子和他們本人同樣投入傳教事業。這與其他在華洋人的妻子大相徑庭,後者因為丈夫的社會地位,沒有人會預期她們到社會去工作;有不少對老遠跑到這既偏遠,條件又差劣的地方生活,很不習慣。(赫德後來發現,他的太太屬於後一類。)為方便工作,傳教士必須和傳福音的對象,也就是當地華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這正正是大部份西方人避之猶恐不及的。每當華人洋人起衝突,傳教士往往同情華人看法多於洋人觀點。他們的同胞批評道:「他們不再像自己人,他們跟那些土包子已經沒什麼兩樣!」
當時,赫德經常在想,自己是不是也該走傳教這條路?主日崇拜加上與教會傳教士在一起,是他社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一位傳教士鼓勵他離開公務員系統,到教會侍奉。赫德在
由愛爾蘭寄出的書信往往需時三四個月才抵達寧波,赫德感到和家鄉的親友彼此隔絕。
赫德的中國語言學習進展良好;因勤奮、(與貨物進出口有關的)工作效率高,給上司們留下好印象。副領事溫徹斯特(Charles Winchester)在
1855年7月,赫德獲委任為助理領事,取代麥都士的位置;由於交出出色的工作報告,薪俸也獲調升至270英鎊。1856年冬,他首次親身經歷作為居於中國的洋人所面臨的危險。那是1542年事件的翻版,只是規模小一點──葡萄牙海盜在寧波周邊地區的所作所為,在廣泛範圍內激怒了民眾。寧波當地政府招羅地方海盜以暴易暴,驅逐洋匪。在西方報章稱為「寧波大屠殺」的事件中,約有40名葡萄牙人被殺。法國政府派遣一艘軍艦前赴當地,防止攻擊對象蔓延至其他外國人。赫德床榻下放著一枝手槍、睡房窗戶敞開著,以便萬一出現緊急情況,他可以奪窗而逃,找機會到上海避難。幸好,結果他無須動用「緊急逃生通道」。
對赫德而言,這些在寧波的早年經歷,是他讀懂中國這部巨著難能可貴的第一章。他有充裕時間,讓他可集中精力學習中文和中國官話。這正正是英外交部「見習傳譯員課程」的設計意圖。他有與商品進出口相關的正式工作任務,這讓他有機會了解和他日後仕途有關的細節,以及了解清廷與其他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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