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論人生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封2009年給兩個兒子的信。這封信其實是應招商銀行的《財商雜誌》所寫的。這時候兩個兒子早已成年，並已成家，只欠還未當上父親，我的角色亦從“為父”、“為師”轉到“為友”的階段。我亦脫離了金融界足足七年，在上海置了一個家。每年只在城市大學開講時，才回香港短住。生活亦由“絢爛”轉為“我行我素”，只見想見的人，只說想說的事，是退休人士的專利。周遊列國，看盡人世滄桑。互聯網的急劇發展，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大災難，令人感慨萬千。能給兒子的意見（不敢說忠告），是“聚福緣”──“受得富貴，耐得貧賤”，“受得成功，耐得失敗”。如何發展，確也是看他們的福與緣。

不知不覺間，已退休14年，在上海體驗了中國的“野蠻生長”多年，看着樓價上升和人民幣升值，亦成為“既得利益”的一群。也不必玩甚麼投資，選擇對了地點就夠了。真的有“發達秘方”，誰會公諸於眾？這是常識。所以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十四年來，讀當代“四大歷史名家”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書，沒有白讀。將所得公諸同好，亦是理所當然。《信報》“毋枉管”專欄的讀者應有所得。但集之為書，有系統地讀，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歷史是殘酷而公正的，歷代君主大多數是“有命無運”，有貢獻的極少，為害的卻不少，本書舉了不少例子。

過去150年，是中國的亂世，只有最近三十年為小安。我們的前輩又怎麼看？最精彩的是牟宗三《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的文章，筆者不厭其煩，替老師續了六十年，直到2016年。看來青年期仍是一個“能破不能立”的局面，這是一個教育的大問題。教育本應是教育社會而不是社會反過來教育如何教育。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孰優孰劣，值得討論。本書包括一些美國人的另類意見，看看能不能東西方互補，亦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筆者在本書編輯後，再給兩個兒子一封信，闡釋“天命”和“運程”的道理，與坊間的迷信無關，人生就是確定自己是甚麼“命”，準備好自己，得“運程”一到，乘機而起。又知道及時下車，能過一些平淡而從容的生活，等待下一個“運”，不必急躁。當然，知道“天命”，而能“天人合一”，那就是最幸福。這個過程不假外求，不是算命就得。是為序。

張建雄

序

1. 錢穆論人生和歷史

2. 人生路向和素養

3. 歷代青年和教育

4. 近代人物的見解

5. 歷史的殘酷和公正

6. 歷代君王的功過和命運

7. 美國的另類思維

結語

歷史上秀才教與改革派宿命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首倡的，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純摯的信仰”，並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尊崇“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府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秀才教”的領頭羊是范仲淹，亦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秀才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OK了，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了，這還了得？“暗潮明浪，層叠打來”，范仲淹做了11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了。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范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才教”第一個挫折。但不到三十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出熙寧新法，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擁有偉大的理想，但所獲評價不同，范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獎人才”，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譭譽參半。而不可否認的是，二人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因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范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只能反對；而王安石只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千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

性格執拗的王安石

王安石第一次執政先後5年，第二次執政僅20個月。下台後，宋神宗依然照王安石所定新法推行，先後17年，到宋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是行政技術有問題，中國古人不識何謂現代管理是大弱點，連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亦指出：“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來，積弊不可頓革。”如要事功急就，必為奸人所乘。老實說，17年間，王安石只開個頭，做了7年，其餘10年宋神宗要負責，他用了甚麼人，當時史學家當然又為尊者諱了。

王安石一是“自視過高”，二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人事即是吏治，但范仲淹前例在前，一講吏治，便要下台，只能不講，但澄清吏治是“寬養民力，厚培國本”的本錢，沒有本錢，談不上武功，所以到現世，先要加稅，才能講增加軍備，哪一個國家不如此？看看日本。王安石的大毛病是“固執不受人言”，但現世哪一個大政治家是不固執的？“受人言”既是重要的，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錢穆稱之為狂論。王安石的確好罵人不讀書，但唐宋八大家，讀書最多莫過王安石，只是不必如此沙塵而已。王安石與全天下讀書人為敵，不管是不是有志“以天下為己任”，都視為流俗，王安石勸宋神宗不必顧群情，說：“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宋神宗當然認同權在自己之手。范仲淹、王安石的共同理想是實現“裁抑兼併，上下俱足的社會”，亦是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為法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錢穆結論：“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新法失敗，北宋繼續東漢以來，“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呂思勉所言的政治上的金科玉律），天下讀書人與“秀才教”之人不同處就在此。“成敗不足以論英雄，因為事之成否，多半決之於外來的因素。”（亦呂思勉語）王安石變法失敗，但錢穆說，即使變法由名重一時的張載來推行，當較王安石更為迂闊。即使反對新法的程顥，亦不看好舊派的司馬光，說他“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是“才不負當時的艱難”。換了蘇東坡和二程，大概結果差不多，人說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但司馬光居然大大賞識蔡京，看來亦無知人之明。司馬光是一流史學家，卻無知人和執行力則是無疑的，亦是追求“温良恭儉讓”者的通病。

誰說中國近代改革無人

宋清之間還有一場張居正的十年變法，亦人亡政息，張居正死後還獲罪，可見改革之難，但張居正亦延續了大明壽命半個世紀。在清末還有一場戊戌“百日維新”，錢穆所說的“最近期的中國”，可能指這一場變法。這一代人最佔有學術地位是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人，康有為主君主立憲，章太炎主民主革命，梁啟超則是先從康，後從章。呂思勉在其書中，將三人比諸北宋士大夫，康有為最像王安石，性格極執拗，王安石號為“拗相公”，“其偉大在此，其不能盡善亦在此”（呂思勉語）。戊戌變法若竟茁然有成，成績大概亦和王安石新法相仿的。梁啟超最像蘇東坡，是個冰雪聰明的人，對人情世故見得極通透，但亦是一個只能“坐而言不是起而行的人”，所以梁啟超當官並無成績，反而“講學遺其餘生”和寫作最有成就。章太炎則似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是個“講究實際，反對徒鶩其名的人”。范純仁深知“新法雖受人攻擊，其中自有是處，舊法亦非無弊”，所以算個新舊二派中的折衷派，蘇東坡亦如此。但政治總是一派的勢力壓倒另一派勢力，兩派總不能折衷。如今的美國民主、共和兩派，亦不過是重複北宋黨爭的宿路，不是甚麼新聞。民主已開到荼蘼，亦是本世紀的大事，中國人深知矣。錢穆和呂思勉遠在1943年就深知了，誰說民國無人？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家，王、蘇位列“唐宋八大家”，司馬光則以《資治通鑒》得名，王、蘇二人比較，“王之潔、蘇之博”各成一家，但梁啟超的看法，是“荊公，學人之文也”，唐宋其他七家則是“文人之文”，“其理則博大而精辟，其氣之淵懿而樸茂”，是王安石特色，而非七子之所能也。至於民國的三人，呂思勉的評語是：“康有為代表着陽剛之類，章太炎則代表陰柔之類。”文學中陰柔者多，陽剛者少，物以稀為貴，所以呂思勉評康有為第一，章太炎次之，梁啟超只能排第三了。大文學家的的定義是，“以最雅馴的語言，表現出現代的思想”，兩者缺其一就不能算偉大，文字雅馴而思想有限，平庸膚淺的思想，求其文字的雅馴，本來是不難的，確是的論，後學者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