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乃透過女性角色的變化，企圖重新啟問日本對台灣統治的社會史意義。同時以「新女性」世代的誕生過程及其社會定位為對象，具體進行分析；並透過1895至1945年日治時期新女性的形成，考察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依此，本書將避免單以台灣女性為對象的通史性敘述，而是以新女性為主體所開展的殖民社會結構變動為直接研究對象。

作者並著重殖民地的台灣新女性，如何在帝國政府的統治權力，與台灣社會的家族倫理複雜交錯中生長，且透過文獻資料勾勒出殖民地台灣的社會斷面。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洪郁如
東京大學博士，現任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台灣社會史及性別研究。論文散見於台灣及日本各學術期刊中，譯作包括《戰後臺灣政治史》（合譯，臺大出版中心）。

【譯者簡介】

吳佩珍（序章、第一至三章）
日本筑波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近代文學、台日殖民文學、文化比較。著作包括《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譯作有《帝國的太陽下》、《太過野蠻的》、《低聲假唱君之代》等書。另有導讀、隨筆散見於學術專書、翻譯小說與文學雜誌等。

吳亦昕（第四至六章、終章、後記）
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殖民地文學、台日比較文學。譯作有《戴國煇全集24 採訪與對談卷七》等。

名人/編輯推薦

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游鑑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楊　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洪郁如教授的這本「近代台灣女性史」，對台灣史或台灣的性別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作品。全書呈現所謂的「新女性」的形成，以及她們與當時的性別體制及台灣的社會政治的關係。作者透過這群受日本新式教育的台灣女性，不但呈現了殖民現代性與女性的關係，也指出了在這些可以流利使用日本語的新女性之外，還有廣大的其他台灣女性的歷史等待被挖掘。本書值得肯定與推薦，而本書之後，期待有更多台灣女性史的作品出現。
──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本書既是目前已有的台灣女性史研究的歸納、統整、辯證，同時也是新觀點的發散，以及新取徑的延展。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女性主體出發，扣緊殖民地社會結構變動，開展新的研究視域，並從具體生活現場，而非既有的、特定的「女性解放」概念，重新定義「新女性」。全書分成兩大部分，首先從「新女性」的主體出發，敘寫她們的誕生與形成；其次，扣緊殖民地家族與政治的歷史場域，速寫新女性的生活形態與生命實踐，並由此為「新女性」重新定位。簡單來說，本書並非以固定意義的「新女性」概念，來為台灣女性史構圖；恰恰相反，作者是通過具體的女性生活、思想、行動，來定義「新女性」，從而賦予「台灣新女性」複數多元的有機主體性。
──楊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序

中文版序

《近代台灣女性史》中文版即將問世之此時，距離2001年本書在日本出版已有十六載。做為本書底稿的博士論文，撰寫於1990年代戰爭責任與慰安婦問題在日本引起高度矚目的時期，當時，主張日本官方應為加害行為道歉負責的論者，和保守右翼人士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從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史研究的我，始終認為這樣的論述並沒有真正察覺到，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問題背後，對台灣、朝鮮社會整體產生的結構性制約與影響。然而，這個面向在日本社會並不容易被省察。日本戰敗後面對緊接而來的美軍占領，從舊帝國領地數百萬人流回歸本土產生的社會問題，並隨即進入了冷戰體制，內外政治因素的交錯影響下，使得戰後日本，一再錯過正面清算舊殖民地歷史問題的時機。即使曾經統治台灣半世紀，戰後日本社會對台灣做為殖民地的過去其實極為陌生，長久以來，蔣介石與中華民國，始終是戰後日本人想像台灣的重要代名詞。90年代日本的時代氛圍，不斷促使我對近代台灣社會變遷進行思考，特別是屬於人的部分；而女性群體經歷的變化，在殖民與近代化的議題上，又格外具有啟示性。

近代，到底意味著什麼？就台灣而言，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遭受割讓的命運，轉使台灣的近代與帝國日本的殖民統治史緊密相連，但卻也不時與對岸中國變革遙遙相應。1945年脫離日本統治至今超過半世紀，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圖像，依然如霧中之花，似近還遠，熟悉又陌生。學界稱之「重層近代化」，正表現出它多重變數下的複雜性格。

「彼時」殖民地台灣近代圖像如何呈現，往往制約於戰後每個歷史時間所駐足的「現在」。二十一世紀之後關注近代台灣的焦點，多集中於可視層面，也就是屬於硬體的「物」。誠然，從鐵道、百貨公司、咖啡廳，到唱片，啤酒，洋裝等，無一不是近代台灣的摩登場景；但過於把物聚焦放大，卻可能模糊了當時置身殖民地近代化現場的台灣「人」，也忽略了台灣人面對外在環境變遷時，思考與苦惱的心路歷程。本書關注對象在於人，尤其是觀念與價值體系的變遷。從新女性的出現，考察與統治當局，台灣家庭與兩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期盼拙作能提供台灣讀者一個觀察點，理解上個世紀前半，在台灣社會的個人與家庭經歷的近代變革，女性如何被期待，以及她們的自我期許。

為何選擇「新女性」做為考察對象？本書序章和後記中，對研究課題的意義、作者在詞彙使用上採取的價值立場、以及源自個人生活經驗的問題意識都已經有詳細說明。即使如此，本書在日本出版後仍有讀者反應內容偏向社會上層，或認為欠缺對原住民等族群的敘述。事實上，一個鉅細靡遺，涵蓋各族群與階層的女性「通史」敘述，本非此書之寫作動機。跨越半世紀追溯新女性的形成與定位，目的是為了解析日本統治下近代台灣的社會變遷，究竟如何呈現於個人、家庭與在地社會。在階層問題上，無可諱言，新女性集團呈現之社會位階屬於中上，但本書所試圖建構的，是一個具有批判觀點的新菁英階層文化之實證研究，釐清殖民地政治結構與在地傳統規範產生的複數推力與制約下，它所呈現的集團特徵與局限性。我所極力關切的是，它被賦予與代表的社會價值指標性。完成描劃新女性之後，我們才能藉由她的界線，理解到社會階層與菁英文化的交集與流動關係，進一步思考殖民地近代化情境下，女性學歷與菁英文化取得的可能／不可能性。至於族群議題，本書雖著墨不多，但考察過程已確認到，「新女性」形成過程與特徵，普遍見於福佬、客家與原住民新菁英階層，價值指標性的意義亦為各族群
所共有，今後若有機會再以專文討論。

2001年之後，我的研究大致朝三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本書「新女性」延伸線上的問題群，首先針對台北女子高等學院進行實證研究，指出殖民地女子高等教育的跛行性；另一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流行時尚」的歷史意義，近代摩登與殖民地政治之間錯雜的關係。

第二個方向是屬於勞動階層的社會史，主要處理本書未完的課題，即被排除在知識邊緣的廣大台灣民眾如何面對殖民地近代化，我分別從識字問題、勞動問題、媳婦仔習俗等人口買賣問題，探討了勞動階層對外在變遷的理解與對應。

第三個方向主要關照的是戰爭與歷史記憶，一是針對日本社會普遍流傳的「親日台灣」之說詞，從世代、階層、戰後東亞政治結構的角度，提出批判性的見解。二在思考「灣生」與在台日人台灣經驗的意義。三則分析戰爭與歷史記憶在台灣社會呈現的斷裂現象，並進一步思考文學與教育在重構歷史記憶傳承上的可能性。

本書在日本出版之後，生活中增添了許多廣結善緣的機會。首先是本書主角的「新女性」長輩們，在閱讀拙著後主動與我聯繫，如1925年基隆出身的簡淑循女士，她是基隆高等女學校畢業生，1941年留學於昭和女子藥學專門學校，戰後移居東京至今，由於住家鄰近，我們成了無所不談的好友。經由她的介紹，我又結識了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同窗會成員，如楊千鶴、杜潘芳格、羅陳惠、黃采霞（穎川霞）、姜蘭英、姜蕙英、黃秋燕等各位女士。當我繼續從事「新女性」延伸線上的研究時，她們都爽朗熱心地接受訪談，並給予許多資料上的協助，實際接觸這一世代的台灣女性們，讓我有了更深的體會與感受。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杜祖健（Anthony Tu）教授，他是本書屢次提到的林雙隨女士與杜聰明博士的三男，他在從東京準備返美之際讀到本書，並主動經過出版社與我取得聯繫，之後每次杜教授來日演講的緊湊行程中，都特別抽空會晤賜教。承蒙杜教授推薦，本書在2010年榮獲林誠道先生主持的財團法人林宗毅博士文教基金會頒發文化獎章。也透過杜教授引薦，有幸先後認識本書第四章所提到韓石泉醫師與莊綉鸞女士的後代，即旅美數學權威的韓良信教授、成大醫學院韓良誠教授、台大牙醫專業學院韓良俊教授、台南第二高女畢業的韓淑馨女士、以及旅居夏威夷的韓良憲醫師等。這十幾年來研究上的相關疑問，得以直接求教於上述前輩，可謂受益良多。

本人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吳亦昕教授，在研究、教學與校務繁忙之中，不吝撥冗進行拙著的翻譯計畫。2014年6月，吳佩珍教授蒞臨一橋大學，我和敝校100多名師生一起聆聽她的精彩演講，在會後寒暄短敘中，吳教授忽然問起拙著是否有中譯計畫，並表示願意擔任翻譯相關工作。當時我又驚又喜，但心底又提醒自己也許只是一種禮貌性的學術問候，出乎意料地，數週後即收到吳教授來信商議，本書的中譯計畫於是逐一展開。她言之必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與敬業精神，一直是我尊敬與學習的榜樣。再次向吳佩珍教授表達我衷心的謝意，由於她的努力，本書才能順利在台出版與各位讀者結緣。

記得當年本書在日本出版時，母親笑著說：「沒有中文翻譯看不懂啦。」而中譯本即將刊行的此刻，母親卻已離開了好多年，哼唱〈紅蜻蜓〉的外祖母也在2016年辭世。但是她們的身影與足跡，依然陪伴著我，不斷去思考二十世紀台灣民眾所經歷的社會變遷。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母親魏阿雲、父親洪武俊，把我從小帶大的外祖母魏江香，以及不斷關愛我的家人們。

導讀
蘭心慧質美韶容：台灣近代「女學生」／「新女性」的誕生

吳佩珍（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日文版《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史發展最重要的專書之一，2001年於日本出版後，廣受台日兩地學界好評。出版至今已逾十數載，仍是目前一窺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教育發展過程以及當時婚姻、家庭、社會中女性角色變化最具系統性的介紹專書。

此書共分二部八章，第一部「『新女性』的形成」，介紹日本領台之後，在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化進程中，台灣女性從「前近代」至「近代」的變遷。台灣近代化的一環：解纏足運動，讓女性「身體」從束縛獲得解放，在身體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得以從家庭的「私領域」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這個契機不僅開啟了台灣新式女子教育，也宣告台灣「新女性」的誕生。由於統治者與台灣仕紳階層積極形塑「文明」女性形象，讓台灣的解纏足運動在十五年內獲得了成功。

日本於1895年領台時，新統治者將帶有「前朝」政治意涵的男性的辮髮以及女性的纏足，視為首要的廢除目標。「新領土」人民身體殘存「前朝」記號，不僅有損「日本帝國」國威，同時也威脅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正當性。為了改革陋習，日治初期總督府所展開的大型誘導政策，便是讓台灣仕紳到日本「內地」進行目的性的觀光，同時獎勵其中勢力者實際參觀女子師範學校以及女子職工訓練所，讓這些台灣仕紳在日本的女子教育以及勞動現場見識日本「新女性」形象。台灣仕紳對於如此的「文明」女性形象，開始心生憧憬，進而轉向台灣內部尋求台灣自己的「新女性」。這不僅加快廢除至今為止中、上流階層象徵的女子纏足舊習的腳步，也催生了台灣的新式女子教育。然而，日本統治下的女子教育偏重日式的生活禮儀與「國語」教育，讓台灣的「高女文化」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這意味著統治者預見這群高女生即將成為台灣新世代菁英階層的妻子，進而企圖透過新式女子教育強化台灣女性對日本「宗主國」在文化層面的認同與忠誠度。

第二部「『新女性』的定位」，主要論述「新女性」的出現，對婚姻樣式、社會運動與家庭組成等層面所帶來的變化。當「戀愛結婚」論在東亞流行，也逐漸傳入台灣，進而重新形塑兩性關係以及婚姻樣式。「戀愛結婚」成為台灣新世代男性與女性理想的結婚樣式。第四章便以台灣的菁英階層為例，觀察在「戀愛結婚」論述的影響下，婚姻樣式在傳統與新式之間尋求折衷的道路，逐漸演變的過程。

此時期的「戀愛結婚」概念來自瑞典的女性思想家與女性運動者愛倫凱（Ellen Key）的主張，主要根據其著作《戀愛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1903）的相關論述。愛倫凱著重自由主義的自我啟發，因此提出戀愛以及婚姻必須建構於各自獨立的人格之上，同時倡導兩性不僅應該擁有「戀愛的自由」，同時也需具有「離婚的自由」。愛倫凱的「戀愛結婚」論述隨著推動日本第一波女性解放運動的「青鞜」集團進入日本，「青鞜」創始人平塚雷鳥（明子）在其機關雜誌《青鞜》譯介《戀愛與結婚》（1913年1月-1914 年12月）之後，「戀愛結婚」的概念便以日本為發信地，向中國、當時的朝鮮半島以及台灣等東亞諸地域擴散。進入台灣的途徑，除了中國之外，主要透過台灣的在日留學生。由在日留學生所創刊的《台灣青年》（1920-1922）、《台灣》（1922-1924）以及《台灣民報》（1923-1930），不僅刊登了台灣最早的「戀愛結婚」論述，也是重要的傳播媒介。

「戀愛結婚」論述傳入日本、中國等地之後的發酵效應，不僅引起各地新式知識分子熱烈的討論，同時也對女性解放運動興起推波助瀾的作用。「戀愛結婚」的魅力讓新世代青年男女不惜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與至今為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代表的舊勢力進行對決。對男性知識分子而言，「戀愛結婚」實踐的可能性，取決於對女性的啟蒙，及「新女性」型塑的成功與否。因此，戀愛論述經常是女性解放運動以及女性的社會參與的一體兩面。新舊勢力交鋒下，當女性主動爭取「戀愛」自由以及「婚姻」自主時，經常遭受舊勢力從「道德」與「貞操」的觀點進行批判。以日本為例，1899年文部省頒布《高等女學校令》之後，各縣市府開始設置「高等女學校」，高校女學生開始大量出現於公領域。從窮鄉僻壤遠赴都市求學的女學生，在遠離家父長監控下，便被視為有「墮落」危險的預備軍。「女學生」因自由戀愛而發生的悲劇，成為聳動的社會新聞，「墮落女學生」的負面形象在報章雜誌的渲染下，逐漸成形，同時也成為文學作品的熱門題材，甚至形成所謂的「墮落女學生」作品群。如小杉天外的《魔風戀風》（1904）、小栗風葉的《青春》（1905-1906）等，都以男女學生之間的「自由戀愛」為主題，女主人公最後的命運不是喪失性命，便是因失去貞操而走上毀滅一途。特別在1911 年女性解放運動團體「青鞜」創立之後，認為家父長權威受到挑戰而動搖的守舊勢力，對於等同女學生代名詞的「新女性」（新しい女）開始極盡抹黑與詆毀之能事。

「戀愛結婚」論述與婦女運動的發展，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與前述日本1900至1920年代的發展構圖有類似之處，但由於身為殖民地，尚有不平等壓迫的另一層桎梏。作者在第五章「社會運動的參與」中指出，日治時期台灣的婦女運動不僅要受到日本統治當局的警戒與壓制，同時也因台灣人社會內部的對立而面臨制約。台灣人社會內部的新舊衝突，則是來自新、舊兩派對於自由戀愛、女性解放的見解存有歧異。1926年2月爆發的「彰化戀愛事件」可說是雙方之間衝突的象徵性事件。事件經過是彰化街長的子息楊英奇與林士乾帶領潘珍等5 名女性，密謀搭船前往廈門，但中途事跡敗露，僅林士乾與楊金環這對情侶成功渡航。這群年輕男女多為台灣中部名門子弟，5名女性均為彰化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其中還有公學校的教員。此外，其中4名還是台灣第一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的成員，是所謂的「新女性」。藉由彰化戀愛事件，舊文人歸咎新知識分子倡導的自由戀愛導致性道德秩序崩壞，新知識分子則將此事件定位為男女的「淫奔」，而非自由戀愛。二者之間攻防之激烈，從1926年2至6月之間，《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民報》的戀愛論爭相關報導以及論文達60篇之多，可見一斑。此外台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與彰化婦女共勵會的密切關係，以及文化協會機關雜誌《台灣民報》倡導「戀愛結婚」與「戀愛自由」論述，不僅舊文人，日本統治當局也藉機透過《台灣日日新報》批判文協，讓此一論爭增添殖民地統治樣態複雜的政治因素。

1899年頒布《高等女學校令》時，當時樺山資紀文相（曾任第一任台灣總督）即明示高等女子教育目的：「在於養成賢母良妻之素養，故需涵養優美高尚之風氣、溫良貞淑之資性，同時須習得中流階級以上生活必須之學術技藝」。換言之，即是為將來中流階級以上家庭所打造的「賢妻良母」教育。觀察第六章「新菁英家庭的形成」，新菁英階層家庭中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正與日本「賢妻良母」教育的目標不謀而合。即使如此，但仍存在與當時日本「內地」的顯著差異，即這些新女性與殖民地政治的關係。身為台灣殖民地菁英的伴侶，這些「新女性」為了輔佐丈夫或者保障自己子女與日本人具同等的受教權，以日語以及日本文化為中心所習得的知識與技能，進行所謂的「夫人外交」，與統治集團往來、交流。此外，這些新世代女性在戰爭時期成為統治者動員的主要對象，除了需利用她們在當地社會的影響力以動員庶民層的女性，也透過將其編入體制之下，以便掌控台灣菁英階層家庭。但是當這些新女性對殖民統治動員產生抗拒時，作者舉例指出，這股企圖被動員的領導力量便有轉變成為危機的可能。

日治時期受日本國家的殖民統治戰略與台灣社會的家族戰略而養成的「新女性」，同時也成為當時台灣新文學所欲召喚的謬思。正如夏目漱石《三四郎》（1908）的女主人公里見美彌子，當時台灣男性作家描摹的「新女性」，是男主人公們憧憬的「自由戀愛」對象。即使如此，作品世界的男女主人公卻總在婚姻道上每每失之交臂，彼此成為永恆的過客。如林煇焜《命運難違》（爭へぬ運命，1933）中與李金池陰錯陽差擦身而過的鳳鶯，張文環〈父親的要求〉（1935）中阿義暗戀的賀津子小姐，翁鬧〈天亮前的愛情故事〉（夜明け前の戀物語，1937）中男主人公單戀的女學生，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趙夫人の戲画，1939）中女校畢業後便嫁與紈褲子弟趙駿馬的趙夫人，台灣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只能是男主人公戀愛憧憬的幻影，最終依舊只能進入父母之命的婚姻。這些作品凸顯男女主人公受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社會，畸形的近代化發展，暗藏太多的不確定性與不對等要素，讓「戀愛結婚」之路只能是荊棘重重。

反觀「新女性」世代的自我書寫，會發現她們開始摸索婚姻、家庭之外，獨立自主的可能性。日本第一位女學生出身的職業女作家田村俊子的《斷念》（あきらめ，1911）主要描寫女學生世代積極尋求婚戀以外，屬於自己人生的可能性，這也暗示「新女性」不再安於「賢母良妻」教育的最終目標。台灣女作家楊千鶴其〈花開時節〉（花咲く季節，1941）中的女主人公惠英，女校畢業後，眼見同儕女伴一個個走向婚姻然後生兒育女的道路，即使對未來人生目標一片茫然，但對如此非自主的人生，仍不由自主發出抗拒。惠英的抗拒、茫然與叩問，可說是當時台灣「新女性」世代正走向下一階段的旅程碑，也象徵正逐漸萌芽甦醒，但仍不知名狀的主體性！

書摘/試閱

第四章　婚姻模式的轉變（摘錄）

在日治初期解纏足運動與女子教育的展開過程中，台灣人菁英階層敏銳地掌握到外部環境的變化，使其女性觀有了轉變。如同第一部中所示，總督府的政策和台灣人菁英階層的對應產生交互作用，在日治初期島內、島外的時勢變化之下，不纏足且受過新式教育的台灣人「新女性」應運而生。至1920年代，台灣傳統的兩性關係與女性規範更是面臨必須做出新變革的需求。新世代女性在此時期進入青年期，而同樣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們對於兩性關係及理想的女性形象也寄予新期待。本章將以知識青年所提出的戀愛結婚的問題為探討中心，檢視有關新女性的兩性關係的轉變。

戀愛結婚論的登場

背景

台灣社會於1920年代接觸到戀愛結婚的新觀念，在追求以「西方」為範本的「文明」和「進步」過程當中，台灣知識青年就如同近代日本和中國的青年一樣，都對戀愛結婚展現高度關注，這個傾向在站在最前端追求文明的留學生身上最為顯著。「戀愛的發現」使得年輕世代對現行婚姻制度的關注一口氣升高。

接受世界新思潮的洗禮而得知戀愛結婚理念的新世代青年，開始對以往的結婚方式感到苦惱與不滿。對他們而言，比起消極地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無權選擇生涯伴侶的傳統結婚方式，能夠自己選擇對象交往，以男女雙方同意為基礎的結婚要顯得有魅力得多。

由於台灣當時處於與中國大陸斷絕往來的狀況下，所以戀愛論理念的主要輸入途徑，最初是經由日本內地而來。置身於做為日本殖民地這樣的政治、社會環境之中，近代台灣人對於戀愛的發現，不管在輸入過程或是展開方式上，都受到日本與中國雙方的影響，並呈現出獨自的樣貌。也就是說，台灣一方面經由日本接收以西洋為模範的戀愛結婚的理念，一方面也受到同時代中國接受方式的影響。

那麼，在留學內地的台灣人學生人數達到相當規模的1920年代，他們每日所接觸的日本社會思潮是怎樣的情況呢？

近代日本的「戀愛」概念，是明治初期由歐美傳播而來，經過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的解釋與提倡，至1920年代已然成為都市中較為耳熟能詳的語彙之一。當台灣人留學生在日本內地對「戀愛」理念開始產生興趣的大正時期，有關戀愛的各種討論與實踐已在日本社會反覆進行多年，容許以未婚男女為對象的戀愛與戀愛結婚的社會風潮也以都市部為中心逐漸成形（井上輝子〔1998:237〕）。

在明治時期，可以看到以北村透谷為首的青年們對戀愛的禮讚。其中，1897年1月至1902年5月斷斷續續在《讀賣新聞》上連載的尾崎紅葉〈金色夜叉〉，以及1898年11月至1899年5月在《國民新聞》上連載的德富蘆花〈不如歸〉均成為明治小說的暢銷作品（井上輝子〔1998:228〕）。

不只思想和出版物，青年男女之間實際發生過的所謂「戀愛事件」也引起社會注目。明治末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日後成為青鞜社中心成員的平塚明子（雷鳥）與夏目漱石的弟子森田草平之間的「殉情未遂事件」（1908）。到了大正時期，名門貴族出身的男女之間一連串戀愛、離婚、殉情等事件更是轟動社會。例如樞密院副議長芳川顯正伯爵的三女鎌子與青年司機的殉情事件（1917）、女演員松井須磨子在老師島村抱月病逝後跟著自殺的事件（1919）等，而華族出身的柳原白蓮主動與丈夫伊藤傳右衛門離婚，改與戀人宮崎龍介結婚的「白蓮事件」（1921），更是讓「戀愛事件」達到最高潮。「白蓮事件」發生大約一個月前，正好廚川白村的〈近代的戀愛觀〉於9月30日至10月29日期間分二十回在《朝日新聞》上連載。事件與廚川的戀愛論說的偶然重疊產生相乘效果，在事件被報導的10 月22日起至31日為止的短短幾天之內，就有400封以上的讀者投書湧入報社，其引起的巨大迴響可見一斑。

留學生對戀愛的關注

讓新世代知識分子著迷的戀愛結婚論的出現，在1920年代台灣社會的思想脈絡中具有何種意義呢？同一時期，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邁入新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殖民地解放的風潮逐漸擴大，日本國內充滿著大正民主時期的自由空氣。又受到中國的民族與救國運動及朝鮮三一運動的刺激，台灣人留學生之間對於台灣的殖民地問題的關注也隨之升高，並由前期的武裝抗日運動路線，轉為提出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中心的政治要求。新思潮的接觸及其影響本來就不只限於政治、社會的問題，然而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研究向來特別重視政治活動的層面，對於其他領域，尤其是時代風潮對於台灣人留學生的日常生活、思考模式的影響，則幾乎沒有顧及。有鑒於此，本節將針對1920年代新知識分子之間最具代表性的流行語「戀愛」進行檢視。

新知識分子對於台灣傳統婚姻制度的批判，是站在視戀愛為結婚必要基礎的認識上而展開的。站在台灣人社會自身的文化改革的立場上，新知識分子首先就是求「婚姻自主」，展開對戀愛結婚的討論。也就是不再只停留在戀愛是青年特有的煩惱或人生問題的程度上，而是將婚姻問題視為台灣人自己著手進行社會改革的中心課題。

最早接觸到戀愛結婚的概念並敏感反應的，就是大正時期在日本內地直接接觸到時代新思潮的台灣人留學生們。台灣人的日本內地留學風潮始於1910年左右，1908年的留學生數僅東京一地就約60人，之後呈現持續成長，至1915年留學生總數達300人，1922年更增加至2,400多人。另一方面，赴中國的留學生數至
1920年末為止僅19人，不過後來受到當時世界的民族自決風潮以及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影響，1923年10月增加至273人。如上所述，做為吸收新思潮媒介的留學生以留學日本內地者占壓倒性多數；因此，至1925年為止的台灣新知識分子的戀愛結婚主張中，日本的影響自然要比中國來得大。順帶一提，赴中國的台灣人留學生大多是在島內完成初等或中等教育，具有日語的基礎。對他們而言，日語和中國話同為習得知識的工具。1925年以後，受到中國社會思潮影響的台灣人留學生，開始展開與1925年以前不同的戀愛結婚論，大大改變往後台灣社會對於戀愛結婚論的進展方向。

深受戀愛思潮吸引的台灣人留學生，年齡大致以20多歲為中心，也包括30多歲的青年。例如在1920年當時，彭華英、杜聰明、陳逢源是27歲，黃朝琴是23歲，之後成為1920年代中期戀愛論掌旗手的謝春木、張我軍則是18歲。不管是未婚、已婚或是有無婚約者，他們都正處於對異性關係與婚姻問題最為關注的年紀。

隔離未婚男女的社會風俗約束力，對於離開台灣社會的留學生自然鞭長莫及。年輕男女相識的機會出現在各種集會活動中，每年春天總督府以台灣人留學生為對象所舉辦的宴會，也是其中一個管道。例如1920年4月的例會是由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下村宏主持，假小石川植物園舉辦，舊制中學、大學在學中的台灣人男女學生約200至300人出席（吳三連、蔡培火等〔1987:88-89〕；吳三連口述，吳豐山記錄〔1911:38〕）。出席的留學生大多數是男性，女留學生的人數不多。這類宴會原本是台灣總督府為了招撫留學生而每年租借貴族庭園來舉辦的活動，但也意外提供不同學校的男女留學生相識的空間（東方白〔1996:503-514〕）。此外，留學生自主主辦的各種活動也多少具備同樣功能。其中，1923年5月的東京台灣青年會的例會在西川洋食店召開。當時有20多名女學生出席，其中也有人站上講台。

1921至1926年期間，台灣人女性留學生數停留在20人上下。單身赴日者甚少，大多是與父兄同行。她們主要住在學校宿舍，僅少數在外租屋或寄宿親戚、友人家（游鑑明〔1987:194, 201〕）。在為數不多的校外活動中，台灣各地名門望族出身的留學生男女可以不經由父母而結識異性、與之交談，這是在台灣島內社會規範之下無法想像的事情。

舉例來說，成為第一位台灣人博士的杜聰明於京都帝國大學醫科大學留學期間，在暑假返鄉途中的船上對出身台灣名門霧峰林家、當時就讀青山女學院的林雙隨一見鍾情。之後，杜得到其摯友，也就是台灣抗日社會運動核心成員蔡培火的協助，取得林所寄宿的清和女塾舍監山東泰女士之許可，開始與林通信（杜聰明〔1983:219, 227-229〕）。留學中男女的邂逅，也出現在同時代的小說之中。追風（謝春木）的小說〈她往何處去？〉，情節就設定為在父母安排下已有未婚妻的男留學生，到東京留學的期間因為教導好友的妹妹課業而與之墜入情網，而女方的哥哥守護其戀情發展。

與後期非武裝抗日運動的啟動大約同時間，台灣人留學生對自由戀愛的新思潮展現出強烈關注。1923年，以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為主體的言論雜誌《台灣》上刊載〈滑稽問答〉一文，採一問一答的形式，其中一題為「留學生第一生命？」解答被設為「自由戀愛新生活」，顯示留學生們對於戀愛思潮的高度關心。留學生團體的活動及以留學生為主體發行的《民報》系列雜誌內容，也反映出他們吸收大正時期日本的戀愛思潮的方式。

新知識分子的戀愛關注也可從留學生團體的活動看出。1923年5月19日明治大學舉辦的春季例會與新生歡迎會上，決議於每月第一個星期六召開例行討論會，第一回的討論主題即訂為「戀愛」。而於翌日5月20日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春季例會宴會上，留學生們也演出舞台劇〈自由戀愛〉。

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政策造成台灣人菁英階層的青年世代主要以日語做為學習與書寫文章的使用語言。使用漢文＝文言文的人越來越少，能理解白話文的人更是稀少（吳三連、蔡培火等〔1987:550〕）。因此，新知識分子的戀愛論吸收幾乎都是根據日本的書籍而來。若考察《民報》系列雜誌，可以發現新知識分子所接觸的戀愛相關書籍大致分為三類：第一，愛倫凱（Ellen Key）等歐美名著的日語翻譯；第二，廚川白村、安部磯雄等名人的論述；第三，日本文學中的戀愛論的影響。這些言論常為新知識分子的論文所引用，在白話文提倡時期也被譯成中文。來自中國的台灣留學生投稿中，也有不少日本戀愛相關書籍的引用。

新知識分子的戀愛相關論述的數量，根據楊翠（1993:170-171,179）的研究，在《民報》系列雜誌當中，1920至1930年期間有關「婚姻或家庭」的就有235本以上。內容包含婚姻制度的批判、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及社交等各種問題。

戀愛結婚論的使用語言方面，《民報》系列雜誌中，最早發行的是1920年創刊的《台灣青年》，翌年改題為《台灣》，兩本雜誌都號稱和漢文並用，但實際上日語的使用頻率明顯較高。而且雜誌上有關戀愛結婚的討論分析，幾乎都是使用日語。從內容來看，一面介紹新概念，一面藉此批判台灣舊有婚姻制度的論調則占極大比重。1923年4月，漢文的白話文雜誌《台灣民報》創刊，由於月刊
《台灣》曾遭遇多次禁止發行的處分，因此同年10月《台灣》和文部分移至《台灣民報》，於是《台灣民報》有三分之一篇幅是和文的報導。之後，隨著《台灣民報》的急速發展，1924年6月《台灣》廢刊，翌年7月《台灣民報》由季刊改為週刊，發行數突破一萬份（楊肇嘉〔1970:418, 422〕）。雜誌經過數次更動之後，漢文的篇幅逐漸增加，留學中國的台灣學生的投稿也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島內的展開

一、思潮接納的基底
新世代之間已形成接納戀愛結婚思潮的基底。1920年代起，日語教育已確實滲透至台灣菁英階層的青年世代之間，因此他們已經可以不用透過翻譯，直接經由內地的雜誌、小說、報紙等情報來源，以日語接收日本內地的戀愛言論與相關的事件報導等訊息。

當時在台灣接觸戀愛思潮的途徑非常多。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及高等學校的學生與畢業生為日語書籍的基本讀者，特別是1900年以降出生的菁英階層的年輕世代，很多都是自中學校開始就透過日語廣泛閱讀日本內地和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賴香吟〔1996:18-21〕）。根據一項以高等女學校的台灣人學生為對象所進行的問卷調查（高等女學校研究會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1995〕），有關課外讀物的調查結果，已見不到中文書名，取而代之的是《少女俱樂部》、《婦人新聞》等日本內地的各種女性雜誌，或是《不如歸》等文學作品。除此之外，被稱為台灣總督府機關報紙的《台日》對於戀愛思潮傳播所做出的不經意貢獻也值得注意。《台日》在全島各地的公所、警察駐在所，以及保正住所都有放置，對於一般的台灣人學生而言，是日語學習上最便於利用的報紙。值得玩味的是，《台日》的漢文欄對於新知識分子主張的戀愛結婚論持否定的立場，相對於此，和文欄則不只大肆報導島內島外的戀愛事件、殉情事件等，其文藝欄中更是充滿讚美戀愛、以戀愛為主題的詩、小說及論述，熱鬧喧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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