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

時間的流逝一般難以察覺，
但自從科技將我們的社會快轉，
生活就彷如縮時攝影一般快得可怕。

「現代化就是『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環境，保證帶給我們冒險、權力、喜悅、成長、自我轉變和全世界──同時也威脅摧毀我們擁有、知道且身為的一切』。」
──哲學家馬歇爾‧博曼（Marshall Berman）

一百年前的經濟學家認為，因為科技進展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會讓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每天只要工作三小時，而能從事更多愉悅的休閒活動。這個預測完全失準，現代人簡直像是在兩分半鐘內快轉壓進二十四小時那樣的緊張忙碌，我們處在加速度的「縮時社會」，幾乎是失速狂奔著。

「只有快還不夠，我還要更快！」人類對速度的追求沒有停歇的時候。汽車在二十世紀的初登場就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不同於電報和電話消弭的時空距離，汽車所能帶來的速度是人類不曾品嘗的快感。從汽車的奔馳感一路延伸，現今人們追求的速度是快速且大量的資訊流通。

一個對 iPhone 上癮的人物形象，就可以輕鬆解釋被技術箝制這個概念。我們大多數人抱怨每天的時間不夠，太多電郵、訊息從我們掌上跳出，人們普遍認為生活步調比以前更快，絕大多數得歸咎於智能手機與網際網路。但是，智能手機原來的本意，不是讓我們能更快速與人溝通、處理資訊，然後讓我們取得自由去做其他事情嗎？科技不是應該讓我們生活得更容易些嗎？

社會科學家循著歷史與理論出發，從工作、家庭、社交各方面探究「時間」以及「時間感」的感變歷程，讓我們深思科技對當代生活的影響，以及解放之道。如何減少工時、在時間運用與勞動力密集度的拉鋸戰中獲勝？省時的家居科技卻沒有替家人騰出時間，該如何改變？社交媒體可以跨越時空的限制，讓我們的社交生活更豐富，但它也悄悄地將工作偷渡進我們的自由時間……

工作
將近一百年前，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想像，二十一世紀初的西方人一天只要工作三小時，就能滿足我們所有需求；他預測科技進展帶來的生產力提升，使得最終只需投入現存勞動的一小部分，就能解決人類的物質供應需求。事實不然。人們不但工作時間更長，感受到的時間壓力與緊張感更是數倍於過往；科技似乎將我們帶向了永無止盡的忙碌。

家事
洗衣機、烘衣機和微波爐等等家居科技原先的用意是要讓我們節省時間，但其實不然。這些家事設備多半是給家中的女性操作，自古以來潛在的法則就是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中做家事、帶小孩。但在家居科技的興起後，消滅了做這些雜務所需的時間，因此現在部分的母親也開始利用多出來的時間，成為勞動力的一員，總體算來，母親的有薪加上無薪工時仍比父親多，更遑論單親媽媽的壓力有多大了。

社交
科技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省時？新媒體可就不這麼想。電視、電腦、手機或各種社交媒體的存在都是為了打發多餘時間，而非減省你的時間。即使家居科技為你省下時間，很快也會被社交媒體給填滿，就算下班了，也許也會透過手機或電腦取得工作的消息，等於說你根本沒有真正獲得掌控時間的自由。

在《縮時社會》一書中，作者茱蒂．威吉曼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將科技體驗視為生活加速的主因，人們成了新興溝通裝置的人質，我們自己設定的優先順序與參數在追著我們，卻沒有善用機器能幫助我們的設定。這本書點出了現代人忙得沒有覺察到的現實：就算科技再方便，資訊再容易取得，若你無法擁有時間的自主權，你終究得不到自由，甚至覺得時間被剝奪。但此書的宗旨並非要人類開始排斥和杜絕科技，而是擁抱科學潛在的解放威力，好創造出新意義與新世界，但同時仍身為科學的最主要批判者。

一本傑出的新書……挑戰並幾乎殲滅了數位世界加速生活的傳統觀點。
──《觀察家報》（Observer）

偶爾會有一本書出現，它會改變社會科學家對我們生活的年代、以及這年代如何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看法。不見得是因為這本書具備理論深度或紮實證據，甚至是因為具備原創性，而是作者如此出色地將一群重點問題集結在一起；假如我們想增進對當代生活的了解，這些問題就需要更深入研究的解答。茱蒂‧威吉曼的《縮時社會》就是這樣的書──這本清晰、有趣、文筆也非常容易理解的作品，探討了我們日益數位化社會中時間加速的諸多面向。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威吉曼刺破一個接一個針對周遭科技變遷的僵化闡述，讓讀者明白理解，我們之所以會被保證解放我們時間的設備困住，不是科技本身的因素，而是來自未受過挑戰的習慣與態度……《縮時社會》幫忙闡明事物如何被塑造成現有面貌。乍看這似乎是種病症而非矛盾，不過威吉曼也告訴我們，事情其實並不需發展成如此。
──史考特‧麥克勒摩（Scott McLemee），《高校情報》（Inside Higher Ed）

將近一百年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想像，二十一世紀初的西方人一天只要工作三小時，就能滿足我們所有需求；他預測科技進展帶來的生產力提升，使得最終只需投入現存勞動的一小部分，就能解決人類的物質供應需求。凱因斯希望，釋放出來的大量時間能帶來自發、愉快的人生態度，把這種原本限於藝術家跟樂天派人士的態度擴散到整個社會。
但實際上似乎是顛倒的情況：機器並沒有像凱因斯預測的，把我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電腦化、電信通訊和交通工具具備的前所未見速度，本來預期能替人類騰出時間，卻很矛盾地帶來日益增長的時間壓力感；我們的世界非但沒有用不完的時間，日常生活還感覺更匆忙了。儘管時間匱乏現象在各個社會經濟群體之間差異很大，這仍是我們的共同文化感受。這就是我要探索的謎題─我們活在一個加速社會裡，可是科技加速沒有產生更多休閒和休息時間，反而令生活步調更加快速。
我在本章感興趣的點是，我們如何能騰出更多時間。你不可能直接製造時間，比如在一天裡多加一個小時；為了理解科技和時間之間緊繃、複雜的關係，關鍵就在時間主權的概念，即你有能力選擇如何分配時間。我已經主張，在某些正面自由概念中，其核心就是對時間擁有任意控制權或自主權。超高效率的資訊通訊科技激增，本應幫助我們控制時間，卻似乎反過來控制我們；這就像經典的《科學怪人》神話，人們經常哀嘆我們創造了機器，然後拱手把控制權讓給它們。我們想知道，一個更快速、充滿各種小玩意的人生，一個每小時似乎都在時間和金錢相互拉鋸之下而變得忙碌的生活，是不是必然更好。
很顯然，若想把我們人生中發生的深遠社會變遷跟與科技系統密切相關的變遷分割開來，就會非常困難。不過唯有檢驗加速社會論點的辯論細節，我們才能看出生活哪些方面加快，哪些又變慢了，以及是誰體驗到這些效果。我的社會塑造框架推翻了傳統觀點，也就是科技直接造成工作、育兒和休閒的加速；我除了探討科技變遷，也展示工作本質、家庭組成、育兒理念和消費模式都讓我們有世界比前一刻更快的感覺。
那麼，時間壓力或倉促感並非只取決於機器速度，它並不能單純靠著戒除數位癮頭來解決：「定期關掉那些支配我們世界與生活的電子『義肢』……關閉手機、忽略電郵、拔掉電話答錄機和隱藏來電號碼。」無論如何，我不認同某些人鼓吹的，緩慢時間的王道就是抱著懷舊心態、欲回歸更自然和沒那麼多科技存在的昔日。我反而想和唐娜．哈洛威一樣，擁抱科學潛在的解放威力，好創造出新意義與新世界，但同時仍身為科學的最主要批判者。
在本書最後這章，我想提醒各位讀者，科技重新安排時間的方式十分多元，我也想指出幾個能騰出更多時間的可能方向。這個時間任務有兩個大方向，而且都需要把焦點從「數位裝置如何殖民我們的時間」轉到更政治導向的領域，意即時間如何分配、又如何被評估價值。第一個問題是家庭問題，如何減少工時來換取休閒時間；這領域越來越難探討，因為資訊通訊科技消滅了家庭與工作界線。第二個問題則稍微偏向揣測性，而且得檢驗我們是否能改變生活的本質和節奏、還有科技在這領域可能扮演何等角色。我會依次討論這兩部分。

重整工作時間
我的一位年輕同事提到他在用一個時間管理app，好讓他能更有效率運用時間。很顯然，這個手機應用程式能讓你追蹤每天每分鐘該做什麼事；就我所知他並沒有加入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運動，這運動的成員會用個人追蹤科技監督自己的一舉一動。不消說，這種自我審查形式是針對一個集體問題的高度個人化回應，但對我這位同事而言，最新科技設備是個強大資源，讓他有能力掌控時間。這類app都是根基於陳舊的時間管理信念，相信科技加速具有無限優點，認為我們所有事情都應該做得更快。換言之，這信念將所有時間簡化成標準度量時間；浪費時間是惡行，我們也應該把生產力最大化。
我們如何運用時間，基本上受到工時的時間參數影響，但我們的工作方式已非依循常理或具有無可避免性。我們已經在第二章看到，用時鐘時間衡量和管控勞動的概念，是工業社會較新的特質；人們追求最大化速度和效率的任務，想要有紀律和節約地運用時間，只有在時間即金錢的市場經濟裡才具有支配性。如今已經沒有那麼多員工會打卡上下班，但工業時間邏輯依舊滴答走著，影響了我們如今對自己人生的理解。
不過，這種縮短工時的趨勢已經停擺，對某些人而言甚至是倒過來的。羅伯特與愛德華．史紀德斯基（Robert and Edward Skidelsky）在他們的書《多少才滿足？》（How Much Is Enough?）接受凱因斯的挑戰並探討這個問題：「我們活在一個富饒世界裡，比一九三○年代好上四到五倍，可是從那時到現在的平均工時只下降了五分之一。」
對於長工時現象的持續，他們的解釋包括兩部分：資本主義經濟使僱主有權力支配工時和工作條件，而這種經濟燃起了我們追求消費商品貪得無厭的慾望。然而追根究柢，我們之所以對工作與過度消費上癮，是因為人們不再公開討論重視休閒的優質生活。同樣地，社會學家茱麗葉．修爾在《新富餘：人類未來20年的生活新路徑》（Plenitude: 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一書中，也把新分配的時間當成討論核心，和前面的作者們一樣責備漫長工時文化、無限制的生產成長及過度消費。修爾說，我們應該重新評估福祉的價值，畢竟數百萬美國人已經喪失日常生活的基本節奏：「他們做太多工作、吃得太快、社交過少、花太多時間在開車和坐在車陣中、睡眠不足，然後絕大多數時間感到倉促。」
想要減少工作動機的論點，都是建立在平均工時數字上。作者們很清楚，工作多、時間少的人和幾乎不用工作的人，兩者差距越來越大；他們基於想要更公平分配工時的理由，最後便採取二分法，一邊是被迫工作更長時間的人，另一塊則是找不到足夠工作的人。不論如何，他們大體上的論點依舊成立：今日富饒社會的文化是更倉促而非更悠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