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的網路科技──雖然還不到成熟階段，但現在的非洲，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科技產品「市場」。在肯亞，你可以用肯亞自己發展出來的銀行工具M-Pesa透過手機進行轉帳，光在非洲就有高達1800萬名用戶。M-Pesa此時也已經走出非洲，連在印度都有100萬人使用它。2014起，M-Pesa成功進軍歐洲。
這並不是獨屬於肯亞的成功，事實上，迦納與Google展開合作，奈及利亞開始發展遊戲產業。整個非洲，正在準備要蛻變。

?全球成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自2008年到2013年間，奢侈品在撒哈拉以南的銷量成長了百分之三十五，在未來的五年內可望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為什麼？因為根據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所做的市場調查顯示，非洲目前的經濟成長是全世界第二快的，僅次於亞太地區。

?非洲已經有了中產階級──除了南非之外，肯亞、衣索比亞、安哥拉……我們過去認定的窮國，他們或者還沒有完全脫貧，或許舉國還有一半是窮人。但已經出現中產階級。安哥拉的羅安達甚至曾經榮膺全球生活最昂貴的都市榜首，市中心一間兩房兩廳的高級公寓月租金可達6700美金。而非洲的中產階級關心的也不僅只是經濟，政治人物的能力與操守也是他們在意的重點。

◎中國為什麼能拔得頭籌？美國與歐洲做錯什麼事？

歐巴馬甫上任時，美國一度被認為有與非洲加強發展的機會。然而，這樣的機會卻在歐巴馬的顧慮下被推後，非洲被排在亞洲與中東之後。幾乎是在此同時，習近平把非洲當作是他上任的第一個出訪地點。在此之前，中國則早就已經開始深入非洲。
相對歐美諸國的輕忽與包袱，中國不但成功開拓非洲市場，非洲諸國更從市場變成中國的投資與合作對象。此時的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與發展更已經從「中國化」進展到「在地化」。有別於歐美各國的在19世紀時的剝削印象，中國樂於與非洲諸國分享發展經驗，不論是基礎建設、民間企業的活動甚至是醫療資源──於是在非洲人可選擇的時候，中國自然成為非洲挑選夥伴的首選。

◎在中國得到非洲的入場券後，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台灣普遍認為中國靠銀彈攻勢搶走台灣的「非州友邦」。但事實上，早在中華民國仍是聯合國會員時，中國便已經開始進入非洲。在非洲耕耘的結果，讓中國成功爭取到為數可觀的非洲盟友。對中國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在非洲勢力的開發，日後藉由非洲盟友的支持替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其實只是連帶的收獲。

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非洲也被納入中國「一帶一路」的一環。中國是否能夠從中取得更多收獲，目前不得而知。但能夠設計這樣的布局，也象徵中國在非洲的開發已經獲得相當的成果。

◎非洲的挑戰在哪裡？

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其實沒有那麼被重視？內戰的影響力正在減低之中？基礎設施的規劃與建設仍需要時間？本書中除了說明非洲的發展外，作者並憑藉其對非洲的深刻了解，解析非洲真正的挑戰依舊在「人」身上，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

推薦
「作者們熱情地投入在非洲巨大的經濟希望之中…，並指出非洲在世界未來的走向中將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如同至今許多人所認定的可能性。」─Andreas Eckert法蘭克福廣訊報

「應該讀這本書…，絕對要讀。它不只以全新的觀點來描繪非洲，更質疑西方不知變通的自信感，同時也使讀者更加瞭解中國的視角。」─Antje Korsmeier商業日報

作者簡介

法蘭克‧席蘭（Frank Sieren）

生於 1967 年，身兼暢銷書作家與德國資深的中國議題專家雙重身分。在暢銷書《中國衝擊》（Der China-Schock）中就曾探究中國在非洲當地所進行的活動，為德國電視二台（ZDF）所拍攝的紀錄片《原油永恆的吸引力：中國對非洲的掠奪》(Und ewig lockt das Ö l – Chinas Griff nach Afrika)則是國際影壇第一部探討雙邊經貿合作的專題影片。

安德列亞斯‧席蘭（Andreas Sieren）

生於 1970 年。定居非洲十多年，先是波札那，後搬到南非。除了聯合國的工作外，也是一位自由記者，為多家媒體撰文，包括德國《經濟週刊》、南非《星期日泰晤士報》、新加坡《海峽時報》與印度《商業標準報》

譯者
張綱麟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前往慕尼黑大學就讀日耳曼語言學系，畢業後繼續深造，目前就讀於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翻譯學系。精通中英德三國語言。

彼得‧謝拉圖的訃聞
21世紀的大驚奇
第一章一切都再好不過了
非洲新的中產階級產生
第二章坦克中的老虎
非洲將是能源輸出國
第三章打造出大城市
非洲的基礎建設
第四章無償的公益服務
告別貧窮
第五章麻煩地帶
非洲的弱點
第六章遺失之子
端看中國和美國如何爭奪非洲商機
第七章鐵絲網築起的藩籬
歐盟及非洲
第八章沒有金磚五國行不通
不靠西方國界的崛起

綜述
謝辭

書摘/試閱

二十一世紀大驚奇

非洲的面積幾乎與月球一樣，比美國、中國、印度、日本及整個歐洲大陸都來得大。現今居住在非洲的人口有十一億人，到了二○五○年，非洲人口很可能上看二十億。

與此同時，當中約莫有三億人的中產階級產生了，他們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產階級一樣消費，甚至比印度相同階級者的消費力大上許多。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洲的行動通訊產業，能讓顧客人數如非洲般飛速成長。

現代化大城市也隨之誕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當中，十個有六個位在非洲。目前，非洲幾個經濟發展先驅國家，已經比亞洲經濟成長更加活躍，過去十年以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以每年超過百分之五的速度讓經濟成長持續攀升。到了二○一四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憑藉負債適當佔據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點九以及百分之六的平穩通貨膨脹指數，使得當年度的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六。自二○○五年的債務大減免之後，國外負債也不再壓得非洲喘不過氣來，其中原因如下：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天然資源倉庫之一，不光是會受到價格劇烈波動影響的石油，非洲還擁有十分豐足的黃金、鑽石、白金、鈾、鎳及銅等天然資源，其中幾項天然資源的全球主產區就在非洲，而這些原料都是亞洲工業想邁向世界級工廠所急需的。不過，西方國家很少人知道，當今全球尚未被使用的農業用地中，高達百分之六十都在非洲。這些尚未開發的農地，有哪些合適的種植栽培方法？背後又隱含什麼樣的秘密？讓我們舉一個更直接的例子，讓各位感受一下非洲的驚人潛力：從一九六○年起，全球每畝田地的平均農產量成長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而在同一時期的非洲，卻萎縮了百分之十。

簡而言之，這股非洲熱潮出現得比預期要晚，對於那些至今仍然不願意正視非洲潛在價值的人來說，它只是一個歷史性的驚奇，但他們再也不能忽略非洲了。「我認為全球下一個成功故事的主角就是非洲，」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就曾這麼說過。出於對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的考量，這個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要說出這樣的話，必然是經過審慎評估的，因為保守的白人勢力很快就會自信滿滿地出面譴責他在「內舉不避親」。

事實上，絕大多數西方人至今仍然無法相信非洲能有繁榮的一天，大部份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仍然將這塊黑色大陸與貧窮、愛滋病、伊波拉病毒、內戰及恐怖主義結合在一起。他們還不把非洲現今的發展當一回事，殊不知亞洲人老早就和非洲人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以及生意上的往來，其中以中國人最多，當然還有印度人和南韓人。

亞洲人看待非洲，是沒有那些白人容易湧上心頭的、後殖民屈尊情緒的，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也是來自被殖民過的國家，所以更能包容非洲的弱勢，因為他們的國家也仍然處於不完美的成長期，所以這些新興市場對於非洲來說要比西方社會來得更加親近。也由於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到達了巔峰，債台高築、社會福利制度昂貴，經濟逐漸疲軟到讓他們不願再張開雙臂歡迎新事物，就算新事物能賦予他們大好機會也是枉然。

然而，中國人及印度人卻能從自身經驗中了解非洲現在所經歷的一切，因為身處亞洲的他們有著相同的興起模式，絕大部份是由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過程。他們清楚地知道這當中的意義為何，並且明白人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裡達到何種境界。光是中國這二十年在非洲的投資就遠遠超過西方國家半世紀以來對他們在經濟發展上的協助。

就這樣，西方世界與這股非洲熱潮失之交臂，不僅媒體上缺乏報導，導致歐洲人及美國人鮮少關注，就連經濟上大部份的消息也都錯過了，德國就是如此。「驚奇」這個詞用在小孩生日派對上可以帶來歡樂，但在地緣戰略的角力遊戲中卻讓人感覺不適；無知一旦結合了傲慢，可以讓原本訝異的人惱羞成怒，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進而在心中築起了防衛之牆。在幫助非洲開發的例子之中，這些身處歐美的惱怒者現在必須承認，非洲崛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只是姍姍來遲罷了。

非洲無法讓人一眼看透：無一例外地，全球二十個擁有最複雜族群多樣性的國家都在非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洲比非洲的宗教及語言種類還多。儘管如此，非洲並不像多數西方人認為的那樣，是歷史上無可救藥的特例，比地球上其他地區更沒有資格迎接興盛繁榮；事實上，非洲人僅需要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的、那些使國家得以繁榮的先決條件就可以了。歷史上也不乏值得我們一探究竟的相似經驗：當初，全球幾乎一面倒的認定，一九八○年代的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經濟不可能有所成長；早在一九七○年代，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經濟是否能夠成長已經拋出巨大的懷疑過，當時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像，有一天世界上最好的高科技產品會在這個國家生產，而西方企業則大排長龍等著要將他們的產品銷入中國。

看過中國崛起的例子之後，還對非洲抱有懷疑的人不應該忘記這一點：除了像五○年代加納(Ghana)的特殊情況以外，非洲有好長一段時間處在比世界其他地區更不利的情勢中，西方國家的殖民與後殖民政策應該對這樣的景況負起承擔責難的責任。非洲的繁榮也許會比亞洲持續更久，但是相較於中國那效率更高的管理機制，非洲將會因為有五十四個國家而導致繁榮過程更加複雜。不過，無論如何，非洲經濟起飛的未來都不會改變。在目前的經濟成長與隨之而來的投資熱潮下，非洲出現了這樣的思維模式：我們正處在脫困期，因為家族中最年輕、最受寵、同時也最聰明機靈的一個世代出現了，他們被視為提昇國家繁榮與競爭力的一部份。

在緊密相連的世界經濟中，非洲佔據這張網絡的一部份，新興大城市逐一產生：南非大都會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莫德方丹(Modderfontein)就有為其中十萬人口所挹注的八十億美元投資；肯亞的孔札科技城(Konza Techno City)亦有為其中十八點五萬人所投資的一百五十億美元開發計畫，從首都奈洛比(Nairobi)開車到此僅需半個鐘頭。截至目前為止，非洲已經有四十六座人口達到百萬的大城市，反觀歐洲則僅有二十三座。非洲的鐵路也終將被好好整頓，例如於一百二十年前建造、因電影〈遠離非洲〉而聲名大噪，介於蒙巴薩(Mombasa)與奈洛比間的鐵道就是其中之一。又如位於南非德爾班(Durban)以及坦尚尼亞(Tansania)的巴加莫約(Bagamoyo)港口也將會耗資數十億美元投資興建。

現階段，非洲那些自信滿滿的中產階級正把經濟繁榮的主導權握在自己手裡，他們慶祝著經濟成長的同時，也正以比西方國家中產階級還高的物質慾望刺激著消費市場。此外，他們也對執政者有所要求，在上位者最好能遵守普遍的遊戲規則，並且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獨厚自己、私營舞弊。非洲的新中產階級不再被動地等待西方國家援助，而是自行研發出能加速他們生活步調，並且增加發展機會的高科技產品。

另外，至少有一千八百萬人在利用肯亞發展出來的銀行工具M-Pesa透過手機進行轉帳，這個功能沒有規定使用者一定要有常規下的銀行帳戶。這群把佔了肯亞國內生產毛額總值二分之一的金額藉由 M-Pesa 轉來轉去的使用者，超過成年人口數的三分之二。現在，這項先進科技所賜的轉帳工具不僅在非洲被廣泛使用，走出肯亞的M-Pesa也在全世界敲響了勝利的鐘聲，在阿富汗已經可以利用它來付款。無獨有偶，這項程式在印度的顧客也已超過一百萬人，自二○一四年起，M-Pesa成功進軍歐洲，被引進到羅馬尼亞(Rumänien)。M-Pesa不是單一成功案例：奈及利亞(Nigeria)有一套類似的系統，早在二○一四年就已經有超過一百三十萬使用者了；在蘇丹(Sudan)及加彭共和國(Gabun)，每兩人之中就有一位會使用移動支付平台來處裡個人財務。這些與經濟起飛息息相關的生活習慣都為非洲的歷史寫上新的一頁，就像這個來自加納，即將成為醫師的二十八歲年輕人布萊特・賽門(Bright Simon)一樣，他發明了一套陽春的簡訊系統，人們可以透過它辨識出偽造的藥品。所有藥物都會印上密封式編號，人們刮開封條之後，將編號輸入手機便能檢視藥物的真偽。根據世界銀行(Weltbank)的統計，非洲將近有三分之一的藥物都是偽造的，「十年之內，手機在非洲將會從奢侈品變成基本的日常生活工具，」盧安達(Ruanda)的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說。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對非洲的報導多半仍偏向既有的負面印象，而不是紀錄非洲的改變：船上難民、恐怖主義、戰爭衝突等陳腔濫調一直在新聞版面中重複著。

二○一四年有關伊波拉病毒的報導即是如此。這次疫情並非德國媒體所敘述的，會使非洲整體情況倒退數十年；事實上，這場流行病未曾對成長中的非洲經濟帶來令人震撼的影響，就連一些受到病毒波及比較嚴重的國家，其經濟成長也僅是短暫下滑而已。肆虐在二○一四年秋天的伊波拉病毒，在南非新聞媒體中完全不是一個重要的話題，這一點與伊波拉疫情在德國及美國受到熱烈討論的程度大相逕庭。對非洲這樣每年起碼有五十萬人死於瘧疾的廣大地區而言，自一九七六年來僅有一萬人死於伊波拉病毒這個事實，對他們來講只是普通程度的困擾罷了。伊波拉疫情的發展當然堪稱悲慘，因為這原是他們可以想方設法避免的事，這一點倒是應該檢討。

恐怖主義也不能被視為非洲無法創造經濟奇蹟的指標；相反地，是因為政府無能，無法讓民眾基本生活不虞匱乏，導致激進份子有機會崛起，對無辜民眾做出殘忍行為，但這種情況同時也在現代化早已成功的國家發生。還好非洲與世界的經濟並沒有讓恐怖主義新聞報導牽著鼻子走。在全球脈動信心指數(Die Global Pulse Confidence Index) 針對全世界超過兩千四百位企業領導人(其中有一百五十二人來自非洲) 所做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儘管亞洲、歐洲及美國的經濟表現不盡理想，他們對於非洲經濟在二○一四年第三季的表現依舊十分看好。恐怖份子在非洲幾個以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的國家為非作歹，例如肯亞與奈及利亞。主張「西方教育有罪」的博科聖地運動(Boko-Haram-Bewegung)甚至不惜綁架了大批學童，進而在奈及利亞全面引進伊斯蘭教法，達到嚴格禁止西方教育的目的。這些恐怖份子的出現就是為了對抗現代化，他們要的是黑暗、沒有電及遍布文盲的非洲大陸，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才可以輕鬆為了自己的狂熱信仰網羅信徒。

非洲的內戰也早已不再如同以往具有主導性。毋庸置疑，非洲地區的戰爭殘暴、冗長又讓人霧裡看花，二○○八年結束的烏干達(Uganda)游擊隊之戰就是世界公認最血腥殘暴的戰爭之一。還有一些衝突，例如在馬利共和國(Mali)的戰爭，在其尚未成為殖民地以前就已經開始，持續到現在都還沒結束，馬利共和國中的圖瓦雷克族(Tuareg)甚至還引發了內戰，主要是遊牧民族與當地居民間的衝突。儘管如此，還是有百分之九十的非洲人生活在和平之中。至於非洲哪些地區會有戰爭？像是南蘇丹及蘇丹的邊境衝突，則早已不再是西方國家介入所能影響的，因為「和平」其實從來不是西方國家對非洲政策的首要目標。

此外，非洲也早就不是「貧窮代言人」了，即使速度不夠快到可以完全達成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sziele der Vereinten Nationen) ，它的貧窮指數還是在穩定下滑中。千年發展目標裡記載著，從一九九○年至二○一五年間，每日靠不到一點二五美元維生的人口數必須減半，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儘管如此，還是有些許成功的案例：在一九九○年，非洲有百分之五十六的極度貧窮人口；到了二○一○年，已經下降為百分之四十八；二○○○年接受國小教育的非洲孩童佔百分之六十，至今已經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八，而這股趨勢還在持續上升當中。非洲孩童的死亡率在一九九○年至二○一二年間下降為百分之十，幾乎減少一半，就連愛滋病感染率也在二○○一年至二○一二年間降低了一半，大型傳染病更較以往少了許多(詳情請見第五章)。

非洲雖然不再與貧窮劃上等號，卻也還不是完美的非洲。橡皮艇上的難民和移民前仆後繼，賭上性命試著爬上義大利海岸的現象清楚地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非洲大陸的成長。非洲和「發展中國家之首」的中國之間，還存有極大的差距，中國的經濟體是整個非洲的四倍，但已經不再有人試著從中國逃亡。然而，非洲難民並不能描繪出整個非洲大陸的發展趨勢，因為二○一四年的難民數劇烈成長，總數超過五萬人，主要是和北非的發展以及非法移民偷渡組織所散布、關於歐洲的錯誤消息有關；這些消息讓人以為歐洲是一片富饒的樂土，忽略了歐洲大陸每況愈下的局勢。

整體而言，經濟的繁榮是為了讓多數非洲人一年比一年過得更好。用發展經濟、擴大投資取代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應該是歐洲在非洲政策上要著手進行的重點，這也是為了歐洲自身的利益著想。光和電、發展和繁榮是對抗疾病、恐怖主義及難民潮的最佳武器，西方國家應該用盡全力幫助非洲解決這些問題。美籍韓裔的世界銀行總裁金墉(Jim Yong Kim)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演說時，提出非洲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能源種族隔離」(Engergieapartheid)，全體居民的能源消耗總量加起來僅僅只有比利時居民的總和；這話說得有點過頭了，因為這暗示著全世界都在故意忽略非洲。不過，金墉的發言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因為已發展國家對非洲事務草率、無關緊要的態度，加上當地腐敗的執政黨長期忽略人民權益，已經導致今日非洲黑暗得出乎意料。十億以上的非洲人口，擁有的電量消耗竟然只和比利時一千一百萬人口的用電量一樣多；更糟的是，像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kratische Republik Kongo)這樣的國家，其基礎建設早已不堪長年內戰的摧殘，一般居民家中的插座只能產生接近之百分之五十的電力。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用木柴及其他天然材料來生火煮飯；他們的光線來自油燈，有時候則用需要填入昂貴柴油的發電機來得到電力。這些窘境當然也必須歸咎於過去幾十年來，非洲各國政府在公共基礎建設經營上的無能及腐敗。非洲的外來投資少得可憐，尤其西方國家對此地出奇保守，幸好這個現象已經慢慢在改變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六千億美元的國外資金投入非洲基礎建設中，一馬當先的投資者是中國，其次是印度和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中的馬格布里(Maghreb den Golfstaaten)。現在，西方國家想趕上中國在非洲投資的規模，偏偏中國人是不等人的。

中國在二○一四年十一月簽署了一份奈及利亞沿岸的鐵路建案合約，以近一百二十億美元的金額，成為投資非洲的最大公共基礎建設計畫。這條將近一千四百公里長的鐵路建案，被預期可以替奈及利亞在興建期間創造出二十萬個工作職缺，以及三萬份的固定工作。

少數夠機靈的德國人也來參與其中。德國首屈一指的建築公司KSP (KSP Jürgen Engel Architekten)，自二○一三年起便與中國建築(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簡稱CSECE)一同在阿爾及利亞(Algerien)興建非洲最大的清真寺，這是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en)的麥加(Mecca)及麥迪那 (Medina)之後，世界第三大的清真寺。中國人在競標的過程中，分別擊退了一家黎巴嫩與義大利跨國公司、以及一家阿爾及利亞與西班牙的跨國公司而贏得建案。這個為十二萬人所打造的清真寺，興建費用超過十三億歐元，計畫在二○一七年完工。

單靠經濟成長數字和單一建案工程計畫，並不足以讓我們強烈感受到這股爭相搶奪非洲投資機會的熱潮。為了具體感受到這股「錢潮」的力量，我們應該攤開非洲地圖，從南到北重點式的檢視一遍，看看在這片土地上的國家，分別做了哪些努力來解決電量供應問題。這同時也會讓我們清楚明白「南南合作」(Süd-Süd-Kooperation)*究竟已經取代「南北依賴」(Nord-Süd-Abhängigkeit)到了何種程度(詳情請見第六章)。

到二○一七年為止，阿爾及利亞的供電量將會是現在的三倍，這是因為多了六座以天然氣為燃料的火力發電廠，其中五座由韓國企業興建；另外一座則由西班牙的製造商負責。

埃及政府打算在二○二○年前，讓全國供量電達到三十吉瓦(Gigawatt)，那裡最重要的計畫是由中東地區國家籌資進行的，他們打算建設發電能力達一點九吉瓦的赫爾萬(Helwan)發電廠。
塞內加爾(Senegal)在德國協助下得以拓展再生能源，不過，最重要的建造計畫是一座造價六億美元、將於二○一五年啟動運轉的燃煤火力發電廠，由韓國人負責興建。

受到戰火摧殘並於四年前分裂的蘇丹已經有了新的水力發電廠，發電能力達到三點七吉瓦，由中國建造並由科威特(Kuwait)及沙烏地阿拉伯出資興建。在中國對蘇丹的投資當中，興建麥洛維大壩(der Merowe-Staudamm)最為重要，它是非洲最大的堤壩之一，投資金額高達十二億美元，其中的渦輪發動機技術則來自法國。

衣索比亞(Äthiopien)野心勃勃，想要成為非洲興建發電廠的主力國家之一，並且想在二○四○年之前達到六十吉瓦的供電量；其中最重要的計畫之一為投資金額高達五十億美元的復興大壩(Grand-Renaissance-Staudamm)。一旦與埃及達成協議，預計能從二○一七年開始生產六吉瓦的電力。這項計畫由中國出資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則由衣索比亞政府靠發行國債來支援。
人口只有兩千萬的小國喀麥隆(Kamerun)投資了十億美元在一座裝機容量為四百五十兆瓦(Megawatt)的水力發電廠上，由美國負責興建。

與此同時，剛果民主共和國正計劃興建世界最大的堤壩–因加大壩(Grand-Inga-Damm)，所需的資金來自世界銀行、非洲發展銀行(die Afrikanische Entwicklungsbank)以及其他投資者。到二○二○年結束的第一階段中，因加大壩估計能生產四點六吉瓦的電量，所需花費高達一百四十億美元。如果所有階段都順利結束的話，這座大壩加上電力傳輸網，將耗資八百億美元。
加彭共和國亦致力於水力發電，因為它可以提供總用電量的一半；這裡最大的計畫就是由中國興建的一座近四億美元的水力發電廠。

肯亞人投資了十二億美元在太陽能上，並且搭建了大型風力發電設備；一座新的核電廠也在他們的計畫中，光是興建這座核電廠，就要花費超過十億美元。不過，新能源絕大多數還是來自煤礦，二○一四年中，就有許多大型燃煤火力發電廠公開招標，投資者來自亞洲。
烏干達主要的投資是水力發電，一共有三座總和一點三八吉瓦裝機容量的水力發電廠，已經在興建計劃之中，最會談生意的依然是中國人。

尚比亞(Sambia)的情況也一樣，在二○一○年已經耗資了十五億美元在卡富埃發電廠(Kafue-Gorge-Kraftwerk)，而這只是中國在非洲眾多建案的其中之一。

奈及利亞人也想要強勢拓展能源，他們最大的建案就是三吉瓦的曼比拉大壩(Mambilla-Damm)，於二○一四年由某中國人領導的財團開始興建。

安哥拉(Angola)想要在二○一七年前投資近二百三十億美元到發電計畫中，至於接下來會不會有後續的投資，端看電量生產能否由原本的二吉瓦提高到九吉瓦而定，其中又以中國人和巴西人參與得最多。最重要一項計畫是位於北廣薩省的(Kwanza Norte)的羅卡大壩(Lauca-Damm)，在近四十億美元的投資之下，預估它能在二○一七年擁有二吉瓦的容量。這座大壩由提供超過二十億美元貸款的巴西負責興建。

莫三比克(Mosambik)主要致力於發展水力、煤礦及天然氣上，其中有兩座水力發電廠的工程在二○一四年的夏天委託給了巴西，這兩座發電廠一共可以生產八百兆瓦的電量，到了二○二○年，應該能額外增加超過五吉瓦的電量。

南非是非洲最大的能源生產地，百分之九十的發電來自煤礦。南非想要在二○二○年之前將能源產量提高一倍，也因為如此，有兩座新的燃煤火力發電廠正在計劃興建當中，其中一座還有世界上最大的乾式冷卻發電廠。興建過程中將會使用十二萬噸的鋼鐵，這個耗資九十五億美元的設備會在二○一五年開始運作。同時，南非也強烈地考慮運用水力壓裂法來開採天然氣，並且將投資近六十億美元於再生能源上：風力、太陽能及水。正當西方國家使用制裁向俄羅斯施壓的同時，南非總統雅各・祖瑪(Jacob Zuma)於二○一四年底前往莫斯科(Moskau)，簽署了超過一百億美元的八座引進俄羅斯技術的核電廠建案；至於和北京的合作依然還在協商當中。國際上預估，儘管南非有這麼大量的投資計畫，但其在二○一五年的國家赤字仍然只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四點九。和像阿根廷(Argentinien)這樣的國家相比，非洲國家目前就只是贏在外債較少而已。

簡短介紹了正在發光發熱的非洲之後，就算無法一一檢視每個國家，我們仍不禁要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這些看似龐大的興建計畫只有一半成功，非洲還能夠繁榮嗎？西方國家在其中又將扮演何種角色？

截至目前為止，歐洲軍事力量介入非洲內部衝突的現象與日俱增。非洲聯盟(Afrikanische Union)不時會向歐洲求助，希望能平息內部紛亂的衝突，歐洲各國便會在國人面前展現外交長處，藉此逃避自己的內政問題；法國政府自二○一三年開始，企圖利用介入馬利共和國與中非共和國(Zentralafrikanische Republik)的事務來迴避內政問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法國為了對抗在薩赫勒地帶(Sahel-Zone)的國際恐怖主義，在八個前法屬殖民地的非洲國家中仍有軍隊駐紮；另一方面，許多法國政治家開始認為該國在非洲的軍事行動(法文稱之為Franceafrique)花費過於高昂。

德國人也希望能夠再次在國際事務上發聲。總統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在二○一四年初時曾說：「德國必須有做更多事的準備。」在政治方面，最快又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非洲開始。德國軍人自二○一四年初開始，給予馬利共和國的軍隊比以往更多的協助，長年在這個沙漠國家北部對抗伊斯蘭叛軍。

二○○三年起，歐盟在非洲參與了七次軍事行動。外界盛傳，歐巴馬為了協助非洲對抗伊波拉病毒而派遣至西非的三千名美國士兵，實際上是要增強美國在非洲薄弱的軍事戰力。
不過，以上這一切和非洲逐漸繁榮並沒有太大的關聯。連中國人也開始注重他們在非洲的駐軍策略，這是有原因的：他們想要保護自己的投資。

二○一五年初，北京當局派遣七百名中國士兵駐紮到蘇丹南部，以便加強聯合國在那裡的軍隊戰力。中國從來沒有派遣過任何步兵單位參與聯合國的任務，而這支軍隊還配備了無人機、步兵戰車以及裝甲武器。沒有意外的話，蘇丹南部至少三分之二的石油應該都是輸出到中國了。非洲對於外國軍隊駐紮並無異議，要是沒有這些外國軍隊，光靠非洲自己的軍力，恐怕無法撐到現在。只不過，德國該在非洲做的絕對不能只有這樣，而外國軍隊駐紮非洲一事，更不能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與非洲做生意的良機並不在五年以後，而是現在。」歐巴馬政府的商務部長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說了這麼句公道話。美國能源巨頭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宣佈，即日起至二○一八年，在非洲的投資總額將達到十五億歐元。「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成長地區之一」，通用電氣的執行長傑夫・伊梅特(Jeffrey Immelt)在二○一四年夏天曾這麼說。同年，美國人便與世界銀行聯手進行了一項非洲電氣化的大型計畫：世界銀行想在六個重點國家投資七十億美元，加上先前已經通過的三十三億美元，這些計畫當然主要由美國企業來落實執行。
就這樣，美國緊跟在中國之後，開始爭奪非洲的投資機會。而當美國於二○一四年舉辦第一次的美非高峰會，歐洲和非洲還僅止於不定期地舉辦領導人會面時，中國的政治人物早就從十五年前，就開始每三年一次的與非洲所有國家領導人見面了。中國在非洲深耕時間的久遠，只有日本能夠超越；不過，國際上的壓力是從中國開始出頭之後才產生的。

歐盟最重要的非洲事務外交官尼克・威斯考(Nick Westcott)曾說：「是中國迫使歐盟和美國與非洲增加往來。」光是二○○五年至二○一二年，中國就在非洲的公共基礎建設上投資了三百四十億美元；到了二○一五年底，還會再增加二百億美元，北京就這樣建立起與非洲之間的信賴關係。

二○一二年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eba)成立的非洲聯盟總部也是中國捐贈兩億美元所建造的；許多非洲國家的首都都有孔子學院(Konfuzius-Institute)，從二○一五年開始，中國將從奈洛比發射他們的國家電視台--央視--的衛星訊號，讓全非洲二十四小時都能收看。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簡稱ICBC)更在二○○七年就買下了南非標準銀行(Standard Bank of South Africa)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四十三億歐元成為非洲最大金額的外國單一投資者。就連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把上任後的第一次國外出訪給了非洲；相對於中國，歐巴馬雖然有個來自肯亞的父親，但他還是在上任七年後才第一次出訪非洲。

德國至今最致力於非洲事務的政治人物非前總統霍斯特・科勒(Horst Köhler)莫屬。他在二○○○年剛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總長之際，就首度造訪非洲。即便在二○○四年成為德國聯邦總統後，他也將非洲事務視為任內最重要的議題。當時是非洲議題在德國外交政治圈的高峰期，但對於德國而言似乎言之過早。

「我們真的有把非洲視為一個重要議題並且認真處理嗎？」二○一四年三月，人在納米比亞(Namibia)的科勒不禁這麼問。聯邦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九年來四度造訪非洲，她早了歐巴馬幾個月公開表示對歐洲的看法：「我們應該看見的是非洲的機會，而不只是問題。我們的鄰洲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她在二○一四年春天如此說道。

現在，就連外交部長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也對非洲議題表示意見：「若要把我們對於非洲內戰衝突不斷的印象完全移除，可不是一、兩天就能達成的事，正因如此，非洲的經濟成長自然在我們眼中失焦了。」他在二○一四年訪問非洲時，以自我批判的語氣說道。同年秋天，史坦麥爾任命格奧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為非洲特派員；施密特曾在科勒總統任內共同參與發展非洲外交策略，任命他的好處在於能夠瞭解德國在非洲策略上有何弱點。

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和其他國家相比，德國政府是有能力一肩扛起沒有任何人能單獨承擔的風險的。德國政府評估非洲存在的風險比絕大多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都來得高上許多。即便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估計，這些非洲國家距離最大負債上限還很遙遠，德國最終仍不願意承擔這項風險；這項決定抑止了德國的出口經濟成長。身為西方的出口大國，在處理非洲問題上竟然如此小家子氣，著實令人意外。

與非洲各國生意往來的準備金預算提案，總在所謂的內政委員會(Interministerieller Ausschuss)被財政部駁回，必須要難得地在經濟、外交及財政部決定一致的情況下才得以通過。外交部時常提出一些正面的評鑒計劃書，大部份來自當地的大使館；但也有來自經濟部的。難道財政部在非洲有過不好的經驗嗎？「肯定不是在公共產業上。」在非洲有五十年經驗、諮詢超過四十個國家公共基礎建案的建築師赫姆・ P. ・高夫(Helmut P. Gauff)這麼認為，八十三歲高齡的他可說是德國在非洲經濟議題上資歷最深的專家。「毋庸置疑，非洲人繳帳單的能力從沒有像今天那麼良好過。」一位財政部的決策者帶著非企業家思維說出了他的想法：「硬要對非洲說出什麼評語的話，只能說他們就是在原地停滯不動了一個世紀吧。」

二○一四年中，總算出現了一點改變對非洲保守想法的跡象。德國政府允諾未來將提供國家出口擔保，給在非洲南部從事貿易的德國企業，這也是外交部長史坦麥爾的施壓所形成的決策。當財政部的管員證實，國家在信貸保險方面甚至有一年八億歐元的營收時，財政部長蕭伯樂(Schäuble)也不得不讓步。這個決定無疑是德國處理非洲議題的高峰，因為德國經濟總算進入了這筆非洲生意的競爭當中。

此時，勢力龐大的團體出來說話了。誰想得到會在二○一四年初的德國，讀到這樣的新聞：「非洲是德國機械製造業在二○一三年唯一的曙光。」德國機械工程協會(Deutscher Maschine- und Anlagenbau, 簡稱VDMA)這樣表示。在亞洲的投資需求減少了百分之三點七的同時，非洲的需求卻上升了十七個百分點。「在非洲，正在改變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VDMA的主席萊賀・費斯格(Reinhold Festge)說。「我們德國人很久沒看到過這樣的發展了。」雖然現在發展的步伐還很緩慢，但費斯格看到了「一個經濟長期成長階段的開始」。德國工業聯盟(Der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簡稱BDI)於二○一四年秋季宣佈，百分之八十九的會員將會加強參與非洲事務。BDI把非洲稱為「希望之陸」，並將之視為重點議題，同時推出一套針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廣泛策略。BDI的目標是向德國政府施壓，進而催生出可以為非洲及德國企業帶來好處的基本架構。

其實，對非洲的貿易僅佔德國對外貿易量的百分之二，「這是絕對可以拓展的機會。」發展部長吉德・穆勒(Gerd Müller)也這麼認為。「很多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很驚人，非洲大陸與他們的年輕族群帶給我們絕佳的投資機會。」一向是經濟發展領先指標的法蘭克福展覽會，在二○一四年春天就成功購買了南非的展覽業務。「現在終於輪到我們嶄露頭角了。」德國經濟非洲聯盟(Der Afrika-Vere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主席克里斯多夫・康基瑟(Christoph Kannengießer)說。

歐洲人對於非洲經濟越來越好的現況應該最津津樂道。因為一旦非洲成長停滯，會產生最大負擔的不是中國、印度或美國，而是歐洲；因為非洲難民將會為了逃離家園，蜂擁到歐洲大陸。
然而，西方國家想迎頭趕上在非洲的投資規模實屬困難；那些舊有的工業國家在非洲事務上可以發揮的財務空間比亞洲或阿拉伯國家明顯地小了許多。雖然以國家聯盟之姿，歐洲仍舊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非洲和中國間的貿易往來飛速成長，甚至將在這一個世紀就取代歐洲。
千禧年以來，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往來平均每年上升百分之三十二，西方國家勢必得對此有所警覺。大家可以埋怨中國人用不公平的手段來競爭，因為在他們眼裡，經濟協議和良好的執政是兩碼子事。但若由此得出「西方國家傳統來講比較優越，中國人行事肆無忌憚」的結論則是錯誤的。

中國和歐洲國家在非洲目前的發展階段中有不同的重點：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共同決定比穩定性來得重要；北京則認為穩定性至關緊要，就連在自己國內也是如此；這一點和印度比起來要好上許多。更重要的是：在一段合作關係中，語氣與態度是決定性的因素；許多西方國家必須先弄清楚他們並不是非洲的「教養者」；大多數的中國人、印度人或巴西人根本沒有這種想法，在建立與非洲各國的合作關係時，就會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糾紛。不過，西方國家也不是全然無法提供有價值的建設經驗。非洲各國對於法律安全、透明度及共同決定權的興趣會越來愈濃厚，對政治人物亦是如此。無論是否如同我們曾經講過的，他們受到新中產階級的逼迫也好，或者是他們認為這能視為未來招攬投資者的一大優勢也罷，非洲人已經不再甘心乖順地屈就於「善治」(Good Governance)之下了。

所以，在與非洲各國談合作時，那些謙遜及標榜理想的文字遊戲便不再管用，好比告訴我們的非洲合作對象「只有當你們這樣做，在共同決定及自由競爭時才會得到先驅國家的資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新的夥伴關係，一種存在於多元化世界秩序中的關係：「你看，我們過去一百年來在這裡建立了什麼，也許這一項或其他項目發展對非洲也會有用處，短期之內這也許會對你們的發揮空間產生限制，但長期來看卻會讓你們更加茁壯。」

可以這麼說：現在已經來到人類史上第三次為了非洲而競爭的關鍵時期。一百三十年前，西方列強在此爭奪殖民勢力，想方設法瓜分非洲；冷戰時期，非洲國家只能在高度理想化的蘇聯、西方國家及「不結盟」的中國之間做出選擇；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新一波的競爭則與前兩次截然不同。有興趣參與的隊伍早已排成長列，而「新殖民主義來臨」的說法倒是無稽之談；因為殖民主義意味著被殖民的人沒有任何選擇權，可是在世界各國這波搶著與非洲建立合作關係的，熱潮裡，情況卻正好相反。

若以戀愛為喻，非洲目前炙手可熱的情況，就好比在眾多追求者中，能夠自由選擇與誰發展親密關係。這是近代非洲史中，非洲人首度可以自行決定他們要與誰合作、以什麼樣的方式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光榮時刻。當然，非洲諸國也必須承擔風險，自行為選擇合作對象的各種可能結果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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