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

前大英博物館館長、「洪堡論壇」主持人、《看得見的世界史》作者
尼爾・麥葛瑞格 透過
紙上博物館《德意志：一個國族的記憶》
向我們展現
一個國家如何從歷史裡找到自我認同
以及國家的意義？

過去一百五十年以來，德國躍升成為歐陸強國，如今他們承擔歐盟東道主的身分，負責維繫歐洲分歧複雜的運作。作者麥葛瑞格回顧了德國歷史上的神聖羅馬帝國，下了這樣的註腳：「那些碎片知道它們屬於彼此，是一個整體當中的小部分。唯一的問題僅僅在於，它們應該緊密結合到什麼程度，而且應該由誰來主導整合的進程。這些都不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所擅長提出或回答的問題。多虧了神聖羅馬帝國，德國人已經有過一千年的實務經驗。」
 
作者試圖從德國人對「物件」的創造、挪用、棄用與再利用，編織一部數百年來的德意志歷史。他視野所及包括：雕塑、繪畫、瓷器、紀念碑、建物大門，還有啤酒、香腸、汽車、代用貨幣、字體、潛水衣、馬路上圓孔蓋、塗鴉等等。每件物品背後的歷史，都勾勒出德國的追尋、挫敗與重生，都是集體歷史記憶的一個篇章，也是當權者的意志（見「被納粹貼上墮落藝術的標籤」）和人民重新詮釋（見「柯爾維茨」）的權力爭奪場。
 
歷經「大浩劫」之後，許多猶太人仍回到德國，德國統一之後，更有二十萬猶太人移居原本傷害他們的國度（見「猶太會堂」）。德國人將罪愆背在自己身上，想要彌補過去的錯誤，但「集體的罪責」之外，他們的一般老百姓如何面對戰爭帶來的傷痛？（見「巴爾拉赫的〈懸停的天使〉」）這裡沒有英雄，只有多元的價值。過去，德國人從歷史裡找尋自我，現在，則要從歷史裡望向未來。
*************************************
本書特色
1.紙上博物館、以物件為主的歷史敘事。
2.環環相扣的物件關係，全面性勾勒對德國精神的理解。
3.「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計畫最初是大英博物館的特展，後來製作成BBC Radio 4的節目（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4dwbwz），最後落筆成書。
*******************************
試舉例書內物件：
 
＠啤酒：
除了大家熟知的慕尼黑啤酒節可以盡情暢飲啤酒，啤酒的製作方法也是認證夠不夠德意志的入場券。一八七一年進行德國統一談判的時候，巴伐利亞加入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的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實施《啤酒純淨法》。所謂《純淨法》就是確保只有無污染的水可以使用於釀造啤酒，以維護這種國民飲料的完好性。不過為什麼製酒一定要用純淨的方法？事實上，無關健康與否，而是間接禁止人們用可以製作麵包的小麥與黑麥來釀造啤酒。
 
＠情治人員訓練用的「腓特烈大街車站」模型：
東、西德分裂的時候，兩方之間若有人員要進出邊防，必須在「斯塔西」的監控下進行。這個物件是柏林「腓特烈大街車站」的空間模型，如果把模型翻轉過來，可以看見背面有一個開關和一些按鈕，用意是要訓練「斯塔西」，若有人試圖非法離開東德時應當如何處置。
 
＠國會大廈：由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負責國會大廈的修建，他設計了玻璃透明圓頂，可供市民觀看議事的進行，象徵公民對政治的控制。不過，國會大廈的命運不是一直都很順遂。十九世紀設立的時候，保王派並不尊重議會；而希特勒根本就移往別的地方舉行議會；到了二戰，國會大廈被俄軍攻陷，士兵還在牆上塗鴉。福斯特重建時，並沒有洗刷乾淨，在巍巍的議會殿堂留下了「希特勒完蛋了」（Hitler Kaputt）的穢語。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鐵門的內側，裝設了「JEDEM DAS SEINE」的標語，每年重新油漆一次，它不是給路過的人看，而是讓囚犯每天經過大門時，都會看到這句古羅馬法律格言「各得其所」。很諷刺的是，設計字體的法朗茲・埃爾利希（Franz Ehrlich）是包浩斯的藝術家，也是這裡面的犯人。包浩斯卻是納粹所欲肅清的一種藝術風格。而「各得其所」不只提醒犯人國家囚禁他們的正當性，事後看來，這句話充滿玄機，某位囚犯做了一首詩，透露：黨衛軍有天也將被繩之以法。
 
＠柯尼斯堡的人孔蓋：
長久以來，德意志的地理疆界和歷史發展一直都是變動不拘，因此，沒有所謂內在一致、可統攝所有德國人的德國史，這種情況在歐洲國家裡面，算是很特別的。例如哲學家康德的故鄉――柯尼斯堡，如今不再屬於德國，而是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文學家歌德發現德國偉大藝術和歷史之泉源――斯特拉斯堡，如今屬於法國。如今在加里寧格勒已不復見任何德國的痕跡，除了地上的人孔蓋。
 
＠慕尼黑「勝利門」：「勝利門」應該是為了紀念自己的軍隊打了勝仗，凱旋而返。但在慕尼黑，「勝利門」被獻給「巴伐利亞軍隊」，卻避開了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那支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的大多數時候，是跟法軍並肩攻打其他的德意志邦國。「勝利門」因而是一座具有雙重模糊性的紀念建築，它顯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敵人很容易就從外國人變成德國人。
 
@巴爾拉赫的天使塑像
德國沒有年年舉辦紀念活動來追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什麼樣的儀式能夠用來紀念德國不但打輸了，而且還被宣布有罪的一場戰爭呢？一般國家都有高聳入雲的紀念柱或者熠熠生輝的陵墓，但德國反而只有一尊真人大小、水平飄浮的青銅人像，從大教堂的天花板垂掛下來。這是巴爾拉赫（Ernst Barlach）的作品，代表的是「一個紀念而非告誡」，他曾經表示過：我們面對戰爭時的態度應該是回憶與內省。

作者從「記憶」切入。透過物件與人、地方與建築、繪畫、玩具和紙鈔、森林和孤獨的橡樹……向世人展現全方位重要的研究成果。――Rebecca K. Morrison，《英國獨立報》
 
抓住讀者的情緒，如羽毛般地輕描淡寫，卻懷著深刻的遠見。――Jackie Wullschlager，《金融時報》年度選書
 
成功展現了德國文化、歷史和記憶各方面複雜而豐富的面貌。――Richard J. Evans，《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年度選書
 
如同一條鑲著拋光寶石的項鍊，敘事安排精心設計，充滿狡黠智慧，可讀性高。――《紐約時報》年度選書
 
這是一部書市引頸期待…具高度原創性的著作，為英國讀者介紹了最具影響力的鄰居――德國。非常樂意推薦給任何想認識除了「第三帝國」之外，其他德國歷史面向的讀者。――Ritchie Robertson，《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在作者的帶領下，讀者對德國歷史的瞭解意外地到達了原先所到不了的深度。在收斂的文字風格、公允的歷史定位之間，隱藏著真正的熱情。――David Wootton，《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年度選書
 
這部傾全力製作的系列，從展覽到廣播，再到書籍，都經得起眾人的檢視。這個計畫非常具有渲染力，整體架構非常仔細，不只為當今德國寫下註腳，也描繪出今日歐洲的面貌。――《經濟學人》
 
一部有關德國歷史記憶的歷史，不論是讀（書）、聽（廣播）、看（展覽）和討論，都是一場盛宴。――Ulinka Rublack，《時代雜誌》

本書特色
1.紙上博物館、以物件為主的故事
2.環環相扣的物件關係，勾勒全面性對德國精神的理解。
作者簡介

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 1946~

曾於牛津修習過法語、德語，法國高等師範學校修習哲學，最後於英國考陶爾德藝術學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取得藝術史博士，1987~2002年擔任英國國家藝廊館長，2002~2015年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大英博物館在其領導下，短短時間內業績蒸蒸日上，參觀人次倍數成長。
著有《看得見的世界史》《莎士比亞變動的世界》，皆被翻譯成多國版本。而其《德意志：一個國族的記憶》，分別由不同媒介傳達其理念，包括BBC Radio 4廣播節目、大英博物館展覽和這本書。為此，他獲得英國和德國所授與的獎項：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為鼓勵跨文化的理解，所頒發的納耶夫．艾爾－羅德漢獎（Nayef Al-Rodhan Prize），德國的岡道爾夫獎（Friedrich Gundolf Prize）、歌德獎章（Goethe Medal）和德國國家獎（German National Prize）。目前和藝術史家赫爾曼·帕辛格（Hermann Parzinger）、人類學家霍斯特．布雷德康普（Horst Bredekamp）共同主持柏林的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

譯者
周全
民國四十四年出生於台北市，台大歷史系畢業、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通六國語言，曾旅居歐美二十年，親身經歷了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先後擔任德國高中及大學教師、俄國高科技公司總經理、美國和巴哈馬高科技公司行銷總經理，現從事撰著與歷史書籍翻譯。譯作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庇里牛斯山的城堡》、《書中的秘境》、《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蘇聯的最後一天》、《說謊者雅各》《俄羅斯一千年》等。

導言
第一部　德國在哪裡？
第一章　從布蘭登堡門開始
第二章　分裂的天空
第三章　失落的都城
第四章　浮動的城市
第五章　權力的散落
第二部　想望德國
第六章　全體德國人的語言
第七章　白雪公主對抗拿破崙
第八章　歌德的國度
第九章　英雄的殿堂
第十章　一個民族，許多種香腸
第三部　綿延不絕的過去
第十一章　查理曼之爭
第十二章　雕刻出來的精神
第十三章　波羅的海兄弟們
第十四章　鐵的國度
第十五章　一八四八年之後的兩條路徑
第四部　德國製造
第十六章　太初有印刷機
第十七章　全體德國人的藝術家
第十八章　薩克森的白色金子
第十九章　金屬大師群像
第二十章　現代的搖籃
第五部　急轉直下
第二十一章　鐵匠俾斯麥
第二十二章　受苦受難的見證者
第二十三章　金錢陷入危機
第二十四章　肅清頹廢藝術
第二十五章　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門口
第六部　與歷史一起生活
第二十六章　被驅逐的德國人
第二十七章　另起爐灶
第二十八章　新的德國猶太人
第二十九章　巴爾拉赫的天使
第三十章　德國的重生
後 記
銘 謝

共有1.導言與 2.第二章部分節錄
【導言：紀念碑與記憶】
 
德國的紀念碑截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紀念碑。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前往巴黎、倫敦和慕尼黑的訪客，分別會在各市內受到凱旋門的迎接。這些凱旋門都具有壯麗的古羅馬風格，各自紀念本國於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之間，在那些把歐洲攪得天翻地覆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英國人在「海德公園角」樹立起威靈頓拱門，接著時隔將近一百年之後，又在其頂端放上了那尊巨大的四馬雙輪戰車銅像。它不只是矗立在當時倫敦市區的西部邊緣而已，甚至就位於滑鐵盧戰役勝利者威靈頓公爵自己的家門口。法國的凱旋門尺寸龐大、比例誇張，描繪著士兵出征的情景。它被設置在一條條星狀輻射出去的寬闊馬路之中心點，而其中三條馬路就是以拿破崙擊敗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三場大勝仗來命名的。
慕尼黑的「勝利門」（Siegestor）興建於一八四○年代，用來表彰巴伐利亞在「法國大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期間的英勇表現。正如同它所參考的古羅馬「君士坦丁凱旋門」那般，「勝利門」也裝飾得富麗堂皇，北面的橫額兩側並有人物浮雕做為點綴。其頂端矗立著擬人化的巴伐利亞銅像，她站在由獅群拖曳的戰車上，傲然面對北方──也就是大多數訪客會從那裡進城的方向。她的下方有題字寫著「Dem Bayerischen Heere」（獻給巴伐利亞軍隊），藉此榮耀巴伐利亞軍隊的功勳。
 
截至目前為止，一切都全然中規中矩。乍看之下您可能會認為，威靈頓拱門、凱旋門和勝利門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出完全相同的事情。不過讓慕尼黑那座拱門變得如此意味深長的地方，是它的另外一側，那裡講述著一個大不相同的故事。勝利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嚴重受損，但後來進行修復的時候，未曾設法重建已被炸彈摧毀的古典風格雕塑細節。拱門這一側的橫楣就只有一大片空蕩蕩的石壁。在這片了無一物的空白表面下方，則出現了「獻給勝利、毀於戰火、勸誡和平」的字樣──「Dem Sieg geweiht, vom Krieg zerstört, zum Frieden mahnend」。
倫敦和巴黎的拱門只是在那邊回望豐功偉績的時刻，怡然自得地甚至是選擇性地呈現出國家的勝利故事。慕尼黑的拱門卻同時娓娓講述當初是基於何種光榮理由建造了它，以及後來它受到毀壞時的情況。不同於另外兩座拱門之處在於，它原有的慶祝功能已被一句煞風景、提醒著失敗和罪過的警語壓抑下去。慕尼黑拱門傳達出一個道德訊息：過去所提供的教訓，必須用於塑造未來。或許歷史在今日德國所扮演的最醒目角色就和這座拱門一樣，不僅闡明了對過去的看法，進而堅定不移地和耳提面命地把過去導引向前。
 
──
 
若說德國的紀念碑截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紀念碑，那是因為德國歷史本身就與眾不同的緣故。英法兩國幾百年來歷經強大中央政權的形塑之後，能夠用（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方式，將自己的歷史呈現為單一的國家敘事。德國卻長期在政治上陷入自主邦國林立的狀態，使得那種歷史敘述變成不可能：大多數時候的德國歷史都絕對不會只是一個國家的故事。「神聖羅馬帝國」固然涵蓋著絕大多數的歐洲德語地區（參見地圖1），並且為德國歸屬感提供了一個框架，它卻難得有能力讓那許許多多共同組成帝國的政治單元體協調一致，更別說是指揮它們了。其結果為，德國歷史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彼此大異其趣，時而相互衝突的各種地方敘事結合而成。
那種矛盾現象的最明顯例證，或許就是腓特烈大帝這號人物，1十八世紀中葉的普魯士國王。若在其他國家的話，他的軍事成就一定能夠確保其民族英雄地位。然而腓特烈的勝利，尤其他所征服的大部分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他德意志邦國的損失為代價。他在柏林是一位英雄，在德勒斯登2卻是個惡棍。「七年戰爭」期間（1756-1763），普魯士徹底擊潰了薩克森；一七六○年的時候，腓特烈的部隊更給薩克森首都帶來巨大損害。貝爾納多．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描繪巴洛克時代德勒斯登的畫作裡，除了呈現出那座歐洲美麗的城市（參見第18章），也記錄了市內「聖十字教堂」被腓特烈的砲擊夷為廢墟後的慘狀。
身為「七年戰爭」時期對抗法國的主要盟友，腓特烈大帝在英國既聲名大噪又備受推崇：伍斯特（Worcester）瓷器廠曾經製作一整個系列的產品來向他致敬，遲至一九一四年的時候，英國各地仍有一些酒館大剌剌地叫做「普魯士國王」（The King of Prussia）。德國各地卻不可能形成對腓特烈大帝的一致觀點：例如不出所料的是，德勒斯登從未以瓷器向腓特烈致敬，而且沒有任何薩克森的客棧是以他來命名。
在慕尼黑「勝利門」的背後也存在著類似矛盾。它被精心奉獻給「巴伐利亞軍隊」，卻避開了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那支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的大多數時候，是跟法軍並肩攻打其他的德意志邦國。「勝利門」因而是一座具有雙重模糊性的紀念建築，它不僅是一個沒有凱旋的凱旋門，以記錄勝利的方式同樣記錄了失敗，而且更顯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敵人很容易就從外國人變成德國人。
德國的歷史是如此支離破碎，因而不可避免地既多彩多姿又令人困惑。儘管人們對共同歸屬的大家庭有著強烈的意識，可是直到德國在一八七一年獲得統一為止，對共同的目標卻只有過一種閃爍不定的感覺。但即便如此，德國人的作為與經歷仍然大量帶來了廣泛共享的記憶：本書的目的便在於喚起其中的一些，並且對之進行探討。但本書並不打算（同時也不可能）在任何意義上成為一部關於德國歷史的著作，而是嘗試藉由各種物品、建築、人物和地點，來探究一些建構了現代德國民族身分的因素。時間最早的探究對象是來自一四五○年代的《古騰堡聖經》，那或許是德國對世界歷史進程發揮決定性影響的第一個時刻──事實上，那更為所有的現代歐洲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礎。為時最晚的探究對象則是最近被整修得煥然一新的「Reichstag」──德國國會大廈。
記憶的形成永無止境，而我設法挑選出來的對象是，那些在我看來特別強而有力、可被大多數德國人共享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對非德國人來說或許比較陌生的事項。
瑞士人和奧地利人當然也共享了其中的許多記憶，不過本書所探討的是二十五年前應運而生的那個德國，以及今日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記憶。瑞士很早便開始在政治上脫離了德國的其餘部分；它在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中立，更使得它具有一種極不相同的過去。奧地利的故事固然更緊密地與鄰居德國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在許多關鍵因素方面卻有所不同。奧地利不曾遭到宗教改革永遠的撕裂；它針對拿破崙入侵所做出的反應並非強調民族獨特性，反而是努力鞏固哈布斯堡家族歷代祖傳的領地；況且它未曾經歷過冷戰時代的國家長期分裂，以及從此在德國的故事中所發生的一切，尤其奧地利沒有像現代德國那般痛定思痛，嚴厲而真誠地公開檢討自己在納粹帝國時代的記憶與責任。一本同時也涵蓋了奧地利記憶的書籍，將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
 
所有主要國家都設法建構一套解讀本國歷史的方式，以便讓他們篤定而充滿信心地立足於自己當前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美國極力強調「山上的城」（City upon a hill）這種自我觀點，於是很早便認定了自己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英國和法國則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演進過程看成是全世界的典範，並且透過帝國主義擴張行動慷慨地與他人共同分享。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將四分五裂的邦國鍛造成德意志帝國，接著使得它成為歐陸首屈一指的工業與經濟強權之後，德國說不定也會有辦法炮製出某種類似的國家神話。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敗績、威瑪共和國的崩潰，以及「第三帝國」的謀殺罪行，已經使得此類具有一致連貫性的論述變成不可能。德國學者們徒勞無功地想把一塊拼圖的不同部分組合在一起，但沒有人能夠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十八、十九世紀德國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偉大成就與納粹的道德淪喪連接起來，拼湊出一個可讓人理解的圖像。就深層意義而言，這種歷史已經滿目瘡痍到了無法修復的地步，以致必須不斷地重新審視──此種構想已被格奧爾格．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那一面破爛不堪、混亂倒置的國旗，強而有力地加以視覺化。
 
──
 
無論德意志各個地區和各個邦國的遭遇再怎麼分歧，其民族記憶當中都銘刻著四大創傷。
首先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每一個德意志邦國都經歷過它，而且來自每一個主要歐洲大國的軍隊都曾經在德境作戰。它對平民百姓和民生經濟造成了嚴重摧殘。當各方軍隊在國境內縱橫穿梭的時候，便不斷傳播著恐怖和災難。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曾經刻畫出來，一支恣意劫掠的部隊抵達之後，如何給洛林的鄉間百姓帶來殘酷衝擊（當時洛林還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德國全境都出現過類似的可怕遭遇，並且讓人永遠難以忘懷。一般普遍認為，那場戰爭所產生的經濟後果甚至直到十九世紀都還清晰可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的時候，希特勒的繼任者鄧尼茨海軍上將（Admiral Dönitz）命令德國武裝部隊停止戰鬥。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希特勒的建築師和軍備部長，曾針對投降的決定做出解釋如下：
 德國迄今所承受的破壞，只有三十年戰爭才能夠相提並論。絕不可以讓飢餓和困頓對我國百姓造成的人命損失，達到那個時代的規模。
歐洲在一七九二年爆發了戰爭，導致法國革命軍入侵萊茵蘭，占領德國西部的大片地區。包括美因茲、阿亨3和科隆在內的許多歷史名城相繼被併入法國，於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成為法蘭西的城市。一八○六年時，拿破崙在「耶拿」與「奧爾施泰特」兩場戰役中擊潰普魯士軍隊後，勝利地進入柏林市。到了一八一二年，法國人實際上已經占據萊茵蘭至俄羅斯之間的整個德國。德意志的土地上已不復存在任何有效的軍事抵抗力量。每一個主要的德國統治者都被迫派兵參加法國攻打俄羅斯的行動。那種丟臉的事情令人刻骨銘心，最後卻激起全民以一種嶄新的方式來定義自己，進而團結一致挺身反抗侵略者。一八○六年的奇恥大辱所帶來的記憶，已經烙印到所有德國人的意識當中，而且此事不斷延續到十九世紀末，甚至還遠超於此。
四大創傷當中最具破壞性和最為棘手的一個，則是「第三帝國」。此處兒童人像剪貼畫中的「希特勒檢閱納粹褐衫隊」便體現出，納粹政權對德國社會每個方面的滲透和汙染已經到了何種地步。「第三帝國」在德國境內和歐洲各地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幾乎每個德國家庭皆有成員涉入此類罪行一事，都屬於廣泛共享的記憶（在許多情況下是共同的沉默），直到今天依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仍然讓人久久無法釋懷。德國百姓付出的可怕代價、逃難和在東方遭到驅逐，以及諸如漢堡和德勒斯登之類城市所受的摧殘（參見第27章），則是「第三帝國」留給幾乎所有德國人的第二種記憶。
納粹侵略行動所帶來的最終結果，就是德國全境遭到四個同盟國入侵和占領，繼而長年分裂成西方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東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那導致東德繼續接受了四十年的獨裁統治和高壓迫害。兩德分裂所產生的人力成本（這體現於那些拼死試圖穿越柏林圍牆而失去自己生命的人們），迄今仍在評估中。
 
──
 
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以來，已經過了二十五個年頭，一個新的德國也已誕生了將近二十五年。德國人在此期間內做出巨大的努力，明確而勇敢地對自己國家的歷史進行省思。德國的重新統一，與一種目光更加清晰的歷史調查齊頭並進，探究了許多德國百姓涉入那些罪行的程度，長久以來這些罪行只被歸咎給「納粹」。在重新建設柏林的同時，也有意識地設法將一些最痛苦的記憶公諸於世，其中極為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用於悼念歐洲被殺害猶太人的「浩劫紀念碑」。4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表示：德國的紀念碑截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紀念碑。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國家會在自己首都的心臟地帶為自己的恥辱樹立紀念碑。正如同慕尼黑的「勝利門」，那些努力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要記住過去，同時也是（或許更重要的是）為了要確保將來會變得不一樣。就像傑出的政治評論家米夏埃爾．施圖爾默（Michael Stürmer）所指出的：「在德國，歷史長久以來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歷史永遠不會重演。」
接下來兩頁的照片，呈現出今日柏林市中心的三大紀念建築物。在右側中景的部分是布蘭登堡門，我第一章的主題。它的後面是德國國會大廈，我最後一章的主題。前景部分則是「浩劫紀念碑」，用於追憶在本書稍後幾個章節所討論的那些事件。這三座紀念建築物及其共同蘊含的意義，多方面傳達出現代德國做出的獨特嘗試，來坦然面對自己的歷史傳承，以及自己既複雜萬分又變化多端的記憶。
 
【第二章 分裂的天空（節錄）】
 
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八九年之間，它幾乎防止了所有從東柏林移居西柏林的行動。技術工人的大量流失已被阻擋下來，東德經濟於是穩定了一段時間。儘管普遍認為柏林圍牆既無法穿透又難以踰越，但卻總共大約有五千人從它的上方、下方，或者繞過它而成功脫逃。然而，據估計僅僅在柏林市區就有將近一百人死於非命。
 
在柏林北方約莫一百英里外的地方，還有另一個受到偏好的西逃途徑：波羅的海。對頁照片上那件以淺藍色合成纖維製成、無袖、在前方和腿部兩側裝設白色拉鍊的潛水衣，適合一個身高六英尺左右的人穿著。即便它如今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並被陳列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它看起來卻彷彿從來都沒有被人穿上過。該博物館的一位部門主管，雷吉娜．法爾肯貝格博士，講解了它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之後，有五千六百零九位東德公民試圖經由波羅的海逃跑。其中只有九百一十三人成功抵達西德、丹麥或瑞典。有一百七十四人死於精疲力竭或體溫過低，要不然就是淹死在海裡。此外有四千五百二十二名脫逃未遂者入獄服刑數月，而這件潛水衣的主人便是其中之一。這件和另一件完全相同的潛水衣屬於兩名年輕男子所有，二人是來自萊比錫的好朋友。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他們打算划著一艘塗成黑色來偽裝的充氣橡皮艇，從呂貝克東方三十公里外一個名叫「博爾騰哈根」的海濱度假勝地逃往西方。他們希望自己的緊身潛水衣能夠起保護作用，避免他們體溫過低。可是二人在登上橡皮艇之前就已經遭到逮捕。一九八八年三月的時候，他們因為企圖非法越過邊界的「加重罪名」，被萊比錫地方法院判處十八個月有期徒刑。其中較年長的那個人當時三十五歲，剛剛離婚不久，渴望在西方展開新生活。＆
 
對法爾肯貝格博士來說，每當重建此類物品背後的故事時，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就是該如何破譯東德的官方記錄：
 
＃想要呈現或解釋像東德那樣的極權主義國家時，困難的地方在於：儘管找得到各種書面記錄，可是它們都刻意拐彎抹角、遮掩事實真相，而且非常平淡乏味。歷史學家們如今面臨的一個大難題，就是必須繞過那些看似無關痛癢的字眼，來察覺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殘酷和壓迫，而且這絕非易事。儘管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平靜、非常清楚、非常明確，其用字遣詞卻造成了誤導。那麼我們到底該如何藉著運用當時的資料和字眼，來還原那個高壓極權國家的實務呢？＆
 
幸好潛水衣本身就是個毫不含糊的證據，表明曾經有兩個人在一九八七年得出結論，認為東德的生活是那麼乏善可陳，因而值得冒死離開。但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令人扼腕的辛酸事。那不僅僅是因為潛水衣從來沒被使用過，或者因為它意味著厚望落空的緣故，而是它由如此劣等、廉價的材質製成，根本不足以應付十一月的波羅的海夜晚。要不是因為二人計畫得那麼外行，以致在岸上就被捕的話，他們一進入海中之後恐怕會凍死、淹死，或者遭到射殺。他們很容易就可能變成了白色小十字架上的另外兩個人名。但最令人扼腕的當然還是：他們原本只需要再等候兩年，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合法穿越布蘭登堡門，一路往西邊閒逛過去。
 
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八九年之間，有若干東德公民正式獲准前往西方旅行──他們主要是因為政治立場堅定，或者有家庭牽累可確保他們一定返國，要不然就是他們已經上了年紀（那些人被視為經濟負擔，不管回來與否都無所謂）。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四個占領國在柏林達成的一項協議，使得西德百姓稍微比較容易前往東德。但其過程從來都不簡單，而且對東柏林人來說，西柏林依舊遙不可及。柏林圍牆的修建，導致大多數百姓實際上已不可能從他們城市的一邊前往另一邊。不過某些方面的聯繫仍然不得不繼續下去。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在於，自從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市內的交通系統是以整合為一（而非一分為二）的空間做為規劃基礎。地下鐵路和地上鐵路相互交叉連貫，尤其在「腓特烈大街車站」更是如此。大多數德國人從柏林的一邊穿越到另一邊的時候，通常就必須使用這個車站。那整個過程都受到嚴格控管，在東邊除了一心一意防堵人們脫逃，還嚴密監視被允許入境的那些人。對一整個世代的德國人來說，通過「腓特烈大街車站」離開或進入東柏林的經驗，都伴隨著既難忘又痛苦的情緒反應。「腓特烈大街車站」於是在全德國各地被稱呼為「淚宮」（Tränenpalast）。
 
若想明白穿越邊界的過程如何受到規劃和控制，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觀看如今在「德國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一件車站模型。該館的主任薩賓娜．貝內克博士，解說了那個車站的運作方式。
 
＃我曾經多次從西柏林旅行前往東柏林。每次我都必須把二十西德馬克兌換成東德馬克，那是每一個從西邊前往東邊的人都必須做的事情，被稱做「強制兌換」（Zwangsumtausch）。我通常是從腓特烈大街進出。你能夠從這件模型清楚地看出來，那個車站的建構方式刻意被弄得十分複雜。那裡有高聳的牆壁將各個空間切割開來，藉此產生迷宮般的效果。那裡讓人摸不清方向。你會看見不同的鐵軌被完全區隔開來，使得東德國內線的軌道與通往西德等地的軌道彼此保持分離。當你走下火車朝著出口移動的時候，必須不斷地變換方向和樓層。你走進一扇扇小門，然後是先大後小的一個個空間。在模型上面到處都能夠看見高高的窗戶，而監控人員或攝影機就置身其中。通關檢查室裡面則看得到架設於天花板的鏡子，這表示查驗你證件的那個人有辦法瞧見你的背部。你始終被你所看不見的人窺探。你在每一個階段都受到監視。那真的叫做危機四伏。我們相信，製作這個模型的用意是要訓練「斯塔西」工作人員，因為「斯塔西」的培訓中心之一就在這裡。如果把模型翻轉過來，可以看見背面有一個開關和一些按鈕。例如其中的一組按鈕負責照亮燈光來模擬警報。「斯塔西」可藉此指導自己的學員，若有人試圖非法離開東德的時候應當如何處置。＆
 
這是個介於鐵路模型和玩具屋之間的混搭組合。其中格外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便是它乍看之下宛如一件供人把玩的物品，要等到過了若干時間才會讓人領悟到，原來它非常適合成年人的用途：供使用於訓練邊防人員如何值勤。特別引人注目的則是吊掛在橫樑之間的電線，它們連接著攝影機，讓月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躲不過監控。那裡有縱橫交錯的隔板和牆壁、不斷變換的方向、不斷變換的空間、若干單獨的檢查室，以及架設在高處的反射鏡。如此下來以後，旅行者在每一個階段都遭到監視，而且搞不清楚他們究竟走向哪裡、不確定下一個空間會在何方，或者他們已經把整個步驟完成了多少。就故布疑陣而言，很難有別的方式能夠凌駕其上。這種監視人們如何在壓力和恐懼之下移動的做法，或許從來都沒有更進一步改善的必要。這是警察國家的極致。凡是打從那個車站走過的人都忘記不了這種經歷。
 
在控管邊界的時候，僅僅監視出境者──或者準備脫逃者──仍然不夠完備。最理想的做法還是防患於未然，早先預見並防止有人試圖闖關。在一九八○年代，隨著東西方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企圖非法移民出去的人數持續增加。雷吉娜．法爾肯貝格博士解釋了「斯塔西」如何採取應對措施：
 
＃由於試圖脫逃者的數目激增，從一九八五年的二千二百人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三千七百人，「斯塔西」成立了一個特別部門來因應各種驚人的脫逃嘗試──像是強行穿越邊界障礙、設法用土製飛機和各式各樣的船隻逃跑。想要移民出去的人數在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之間繼續攀升，「斯塔西」於是擴充了它所監視的「犯罪嫌疑人」類別，尤其是年齡在十八至三十五歲之間的未婚和離婚男子，以及遭到駁回的申請移民者。「斯塔西」有一個部門專注於收集五花八門的飛行器，然後從一九八九年初開始舉辦常設展覽，把被準備使用於非法通過邊界的各種物件和材料拿來進行培訓人員的工作。這就是我們現在擁有那兩件潛水衣的原因。它們和那次逃跑嘗試中使用的橡皮艇都被移送到萊比錫的東德人民警察，然後轉交給東柏林的國家安全部（「斯塔西」）。
 
「斯塔西」收集此類物品，首先是為了明白它們如何製作、必須使用哪些材料，以及需要怎樣的技巧才能夠把它們組裝起來。那麼做的目的，是要確保他們的線民和他們的同僚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有人打算做出哪些逃跑嘗試、使用了哪些物品。然後那些告密者就可以察看有誰在購買什麼樣的材料、多少數量的橡膠，以及何種關於航空方面的書籍等等。類似這件潛水衣的各種物品被使用於教學，讓「斯塔西」的線民曉得：當其他國民正準備犯罪脫逃的時候，他們應該如何洞燭機先。＆
 
潛水衣和車站模型不只是展現出任何離開東德的企圖──無論合法或非法──所伴隨的苦惱和危險而已。它們更成為訓練器材，用於提高「斯塔西」窺探本國公民的能力，並且強化它那個擁有數十萬線民的監視網絡。據估計有三分之一的東德公民涉及向「斯塔西」通風報信，提供關於自己的同事、鄰居，有時甚至是關於他們自己家人的消息。
 
那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情蒐行動所帶來的經驗，成為克里斯塔．沃爾夫一九七九年一部中篇小說《留下了什麼》的主題。它記錄了一位曉得自己被監視的女作家一天的生活：停在她屋門外的汽車裡面有人坐著、她受到跟蹤和刺探、她的電話遭到竊聽。書中精心刻畫出這種狀況所引起的緊張和痛苦、隨之而來充滿絕望與妄想的時刻，再加上因為不知道是誰在這麼做，甚至連爭論的對象都沒有，於是產生的挫折感。德國再統一以後首先獲得的收益之一，就是去除了這種壓迫機制。對此壓迫機制的記憶則深深形塑了現代德國的主要風貌。
 
讓人記憶猶新的「斯塔西」無孔不入監視體系，結合了之前對納粹時代窺探活動的記憶，再再使得東邊和西邊的德國人一致保持警惕，極力拒絕讓他們的國家在沒有國會授權與監督的情況下察看其行動。今日前往「腓特烈大街車站」的時候，已經完全感受不到讓人摸不清方向的迷宮和持續進行的監控，即便它們曾經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令人心生畏懼。在各個購物商店和咖啡館已經找不到任何線索，能夠讓人看出為何這裡曾經是久負惡名的「淚宮」。看見攜帶著飲料和點心的通勤族熙來攘往，人們可能會再次覺得自己置身在倫敦或巴黎。不過如同施普瑞河畔岸邊的那些白色十字架一般，在這裡因為某種東西的缺乏，說明這裡只可能是柏林，這缺少的東西就是攝影機。在「腓特烈大街車站」，無論在月台邊、在天花板下面、在售貨亭或者在支架上，到處都看不見任何監視攝影機。而這個車站肯定不在英國。
 
對監控的記憶所產生的強大力道，也明顯展現於英德兩國政府看待愛德華．史諾登的不同方式（他曾在二○一三年六月揭露，美國政府大規模進行監聽和情蒐，甚至連最親密的盟友也無法倖免）。英國的官方反應通常是對他充滿敵意或者不屑一顧；德國則對他嚴肅以對，而且輿論普遍贊同史諾登的主張──他僅僅希望「告訴公眾，在他們的名義之下做出了什麼事情，以及做出了什麼對他們自己不利的事情」。以萊茵蘭的美因茲市為例，史諾登這號人物曾經是「玫瑰星期一」（Rosenmontag）街頭花車遊行的英雄人物（在舉行於「四旬節前的星期一」的那個嘉年華會上，政治話題往往成為討論或諷刺的對象）。對史諾登的敬佩既明確又響亮，於是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梅克爾總理在聯邦議院向齊聚一堂的議員們發表演說時，特別強調必須嚴正看待這一類的問題：
 
＃全面數位監控的可能性觸及了我們生活的核心。由此衍生的道德責任，因而遠遠凌駕於安全政策的考量之上。數十億生活在不民主國家中的百姓正在密切注視著，民主世界如何因應自身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它是否優雅而自信地審慎行事，抑或正好摧殘了在那數十億人眼中如此具有吸引力的事物──摧殘了自由與個人尊嚴。＆
 
或許只有德國的政治領袖，而且是一位成長於東德的政治領袖，才會有辦法以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表達出這種論點。
 
「斯塔西」的監控，以及涉足其中的龐大人數，引發了至今始終不衰的激烈爭辯。這又把我們帶回到克里斯塔．沃爾夫那邊，呼應這一章正是以她的《分裂的天空》做為開場白。該書初版於一九六三年，以驚人坦白的方式面對了東德的種種缺失，以及介於「崇高理想」與日常「妥協和逃避」之間的鴻溝。沃爾夫後來並以持續處於監視下的惱人經歷為題材，在一九七九年寫出她的回憶錄：《留下了什麼》。可是她直到一九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為止，都不曾把它對外公開發表，結果出版後掀起了一場文學風暴。主要來自西德的批評者們以「怯懦」或更惡毒的字眼來指責她，因為她沒有在東德政府和「斯塔西」仍然掌權的時候發表那本小說，而該書的出版原本或許多少有助於約束國家的濫權行為。他們怪罪她沒有那麼做，反而選擇保持沉默共謀，樂享自己以國際知名作家身分所擁有的優待，獲准對該政權做出溫和的批評。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克里斯塔．沃爾夫說出了──並且白紙黑字寫下了──她對東德國家監控系統的厭惡與不滿之後，在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瀏覽「斯塔西」所蒐集有關她的四十二卷資料（它們如今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供人查閱）。讓她大吃一驚，甚至極為不悅的是，她在裡面發現了她本人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之間交付給「斯塔西」的一些報告。她曾經是一名通報者，屬於公民們相互向官方打小報告的那個巨大網絡之一環。她曾經與「斯塔西」的特工有所往來，而她完全忘記了那回事。
 
再度被批評為「偽善」和「勾結東德政權」之後，克里斯塔．沃爾夫於前往洛杉磯「蓋蒂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時候，寫下《天使之城》一書詳細探討了那個事件。她得出結論，表示自己與「斯塔西」特工的接觸為時十分短暫，並且微不足道。此外她能夠看出來，她寫給他們的少數幾篇報告是如此平淡乏味，他們想必早已失去對她的興趣。一九六一年修築柏林圍牆以後，雙方就再也沒有了聯繫。
 
然而她沒有讓自己搪塞過去。她強調，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她的「行動」。她的「遺忘」才是關鍵。她怎麼會有辦法完完全全壓抑相關的記憶，以致忘記了那回事呢？她怎麼會那麼容易上當受騙，以致心甘情願地順從威權呢？她的結論是：那種一心順從、願意按照所要求的任何方式來為國效勞的態度，根源自她在納粹統治下度過的童年。她跟她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早就已經習慣於遷就。她的心靈有能力把可恥的記憶壓抑下去，這是她雖然可以承認，但始終無法原諒的事情。
 
從克里斯塔．沃爾夫的行文態度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斷：她是以難得一見的方式寫得既清晰又誠懇，讓人沒有理由懷疑她回憶中的真實性。想針對其他許多問題產生任何明確的看法，卻是難上加難的事情。克里斯塔．沃爾夫的故事以精確而令人困窘的方式，刻畫出德國現代歷史的關鍵問題之一。我們每個人都十分熟悉一種情況：有些記憶是如此的痛苦、如此的可恥，以至於我們一心想要壓抑它們，而挖瘡疤的做法只會讓人不知所措和坐立不安。這一位女作家的案例體現出來，為什麼有許多圍繞著猶太人大浩劫打轉的巨大問題（以及許多德國人在其中扮演過的加害者角色），直到一九九○年代都還沒有答案，甚至不曾被問起。
 
這導致德國政府最近二、三十年來決定採取非常激進的措施，藉由檔案研究、藉由推行強有力的公共教育方案，以及藉由修造「浩劫紀念碑」之類的紀念建築，迫使人們記憶往事。絕非巧合的是，於德國再統一之後主持「斯塔西檔案管理委員會」的約阿希姆．高克，如今擔任國家元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總統。在德國針對記憶所進行的辯論，同時涉及了「不被記得」和「被記得」的事情。許多國家於回顧自己的戰爭、失敗和損失之際，喜歡套用一句警語：「以免我們忘記」（Lest we forget）。這個警語如今在德國或許比在其他任何國家產生了更深的共鳴。